“因為我們社會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那麼清清白白的，可以說清楚的。也不是所有的事情，政府都會給你講道理的。因為和政府講道理本身就要花很高的成本。就像我當時沒有辦法把上海的房子賣掉，把錢轉到美國來投資一樣，因為我懼怕這些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