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勒和布希亞在不同的討論中提醒我們，自我和他者不是一個簡單的對立關係，「我」和「他」不是被困在一個互相爭奪控制權的機制裏：服從可能還包括對他者的尊重，以及改變現狀的可能。依賴和服從外國人對香港文化的期待可能有自我東方化之嫌，但結果不一定是對這種意識形態的絕對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