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香港主體時，陳果最忽略的可能就是個人和他者之間複雜微妙的關係，太着眼於逃避服從，會令我們忽視服從的積極性和自覺性。 正是這份自覺把巴特勒和阿爾都塞的主體分別出來，因為前者的主體可以通過對「愛／服從」的不斷表演和運作中引申出「改變」的可能，而阿爾都塞的主體只能無意識地被主流意識形態所構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