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確: 扭轉十大直覺偏誤，發現事情比你想的美好

by Hans Rosling

這在1960年還不甚明顯。當時，世界只有40個國家的女性平均生子數少於3.5個，而且全為基督徒占多數的國家，僅日本例外，彷彿只有基督徒和日本人小孩生的比較少。（即使在那時，其實稍微多想一下就能發現這論點不太對勁：在許多基督徒占多數的國家，比方墨西哥和衣索比亞，女性依然生許多孩子。）

無論是信哪種宗教，第一級的赤貧女性都生下更多孩子。 如今伊斯蘭婦女平均生3.1個小孩，基督教婦女生2.7個小孩。世上大宗教之間的生子率並無顯著差異。

這種認為某個宗教的女性會生更多小孩的例子，我們能看到世人傾向於認為某種價值觀或行為關乎文化，不會改變亦無從改變。這認知並不對。價值觀時時在變。

我跟學生說1960年代我還是學生時的瑞典是多麼不同，大家聽得下巴都快掉了。那時墮胎在瑞典仍屬違法，僅少數情況下獲准。在大學裡，我們私下募款讓女性能到國外安全墮胎。我跟學生說她們是去哪裡墮胎時，大家更是下巴掉到地上：她們是去波蘭墮胎。信奉天主教的波蘭耶！然而五年後，波蘭立法禁止墮胎，瑞典倒合法了。年輕女性反過來從波蘭赴瑞典。重點在於，文化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時常改變。

現今許多亞洲與非洲國家的大男人價值觀不是亞洲價值，不是非洲價值，不是穆斯林價值，不是東方價值，而是區區60年前瑞典也有的父權價值觀，日後也會像當年的瑞典那樣，隨社會與經濟發展而消失，不是根深蒂固永不改變。

如何扭轉宿命型直覺偏誤？ 我們怎麼讓頭腦明白石頭會動？又怎麼讓頭腦明白，現在事情是這個樣子，但過去可能是別種樣子，未來也可能是別種樣子？ 緩慢改變不是沒有改變 社會與文化始終在變動。即使只是很小的改變，也能慢慢滴水穿石：每年1％的成長率看似很慢，在70年後等於翻倍；每年2％的成長率，在35年後翻倍；每年3％的成長率，在24年後翻倍。

在西元前三世紀，斯里蘭卡的天愛帝須王設立全球第一座自然保護區，由國家保護那片森林。2000多年後，西約克郡的一個歐洲人才想到類似點子。再隔50年，美國設立黃石國家公園。1900年，地球上0.003％的土地獲得保護。到了1930年，0.2％的土地受保護。10年再10年，一次增加一座森林，這個數字緩緩慢慢增加。每年的增幅微乎其微，幾乎感覺不到，但如今地球上竟然高達15％的土地受保護，而且數字仍在變高。

為了扭轉宿命型直覺偏誤，別把緩慢改變當成沒有改變，別對每年的微小改...

我們很希望知識永不過期：學到就永遠適用，無須再學一遍。在數學與物理等科學領域，還有在藝術領域，這通常沒錯，我們當年在學校學的（2＋2＝4）大概依然正確。然而在社會科學領域，連最基本的知識都轉眼過時，就像牛奶和蔬菜無法長期保鮮。一切都會變。

有些美國人認為瑞典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價值觀會變。幾十年前，瑞典替公立學校系統進行相當極端的鬆綁，現在學校可以完全商業導向，自由賺取獲利（這可謂很大膽的資本主義實驗）。

「2063年非洲復興大計研討會」，向全非洲500位女性領袖演講，這真是無上的榮耀，無比的興奮，堪稱我此生的演講代表作。非洲聯盟的總部位於阿迪斯阿貝巴，我在那裡的大會議廳進行一場30分鐘的演講，把數十年間對女性小農的研究做了歸納，向全場位高權重的領袖們說明非洲如何在20年內終結赤貧。

但是我的50年願景是，非洲人會成為歐洲所歡迎的觀光客，而不是歐洲所排斥的難民。」接著她綻出溫暖的燦笑：「可是圖表真的很棒。我們去喝杯咖啡吧。」

看一看遠方的那座城市，8萬人就住在那裡，等於有4萬個孩子，但在這個週末只有40個孩子能來海邊，1000個裡面只有1個。我在東德學礦的時候，週末去羅斯托克的沙灘，滿滿都是人，上千個孩子在享受美好的時光。我希望納卡拉能像是羅斯托克。我希望每個孩子禮拜天能來海邊，而不是在爸媽的田裡工作，不是枯坐在貧民窟裡。這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但我是這麼希望的。」然後他鬆開我的手臂，幫忙我的孩子把游泳用具從車裡拿出來。

33年後，經過一輩子和非洲學者與機構在專業領域上的合作，我自認和他們有完全相同的遠大願景，自認是少數看見改變確有可能的歐洲人，但在講完這場今生最珍惜的演講之後，才發覺我還是困在古老僵固的殖民心態。雖然多年來一個個非洲友人和同仁教了我許多東西，我仍然沒有真正想像「他們」可以迎頭趕上「我們」。我仍然沒看到所有個人、家庭與孩子會努力達成這個目標，所以他們也可以上沙灘玩。

單一觀點直覺

Confirmafion bias?

我們覺得簡單的概念很迷人，喜歡洞悉的那一刻，喜歡感到自己確實了解某個事物，而這就像一座滑溜溜的斜坡，我們很容易就往下滑，認為這個耀眼的簡單概念可以漂亮解釋許多其他事情，不然就是可以漂亮解決許多其他問題。世界變得簡單。所有問題都有一個肇因──我們該永遠反對之；所有問題都有一個解方──我們該永遠支持之。一切都很簡單。然而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完全誤解了世界。我把這種對單一肇因與解方的喜好稱為單一觀點型直覺。

自由市場是個簡單漂亮的概念，並可以推導到另一個簡單概念，那就是所有問題都有一個肇因：政府干預──對此我們絕對要永遠反對。至於所有問題的解方就是減少稅收，鬆綁法規，從而釋放市場的力量──對此我們絕對要永遠支持。 同理，平等是個簡單漂亮的概念，並可以推導到另一個簡單概念，那就是所有問題都源自不平等──我們...

這種思考省下許多時間。你不必從頭了解一個問題就能提出見解與答案，然後就能把頭腦用在其他事情上。然而如果你想了解世界，這招可沒那麼好用。如果你永遠固守或反對某個特定概念，你會看不到...

比方說，當我得知所有人口專家都認為人口最終達到100億至120億即不再成長，我就信了這個數據。當我得知歷史學家、古人口學家和考古學家一致認為，在1800年以前女性平均生5個以上的孩子，但只有2個會活下來──我也就信了這個數據。當我得知經濟學家對經濟成長的原因莫衷一是，這也是個有用資訊，告訴我務必當心：也許目前有用的數據不足，也許就是沒有一套簡單解釋。

產婦死亡率專家要是懂槌子與釘子的道理就會明白，拯救赤貧產婦的方法不是訓練當地醫護人員如何剖腹產，不是訓練當地醫護人員如何處理嚴重血崩與感染，而是讓產婦有辦法到當地醫院。如果產婦根本到不了醫院，救護車不足，甚至連救護車能開的馬路都付之闕如，醫院再好也沒用。同理，教育專家要是懂槌子與釘子的道理就會明白，最能提升學習表現的方法通常不是出更多課本，甚至不是讓教室裡有更多老師，而是讓家家戶戶有電，學生才能在日落後讀書。

可以跟你講我在古巴所見到的無數狗屁倒灶事，三天三夜講不完：當地私釀的酒是釀在螢亮的電視映像管裡，加進水、糖和帶糞的尿布來發酵；旅館想說反正不會有客人，所以沒半點食物，我們只好開車到一個有配給糧食的老頭家，吃他剩下的廚餘；我的古巴同仁知道，如果寄聖誕卡給在邁阿密的表親，小孩會被大學開除；我的研究如果想獲得批准，我得當面向卡斯楚解釋研究內容。好了，我不再嘮叨了，只說我去那裡的原因與發現就好。

我們不是最健康的窮人，是最窮的健康人。」

美國民眾不該拿自己跟極端的社會主義政體相比，而是要問為什麼他們不能像資源相近的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醫療花費較低，醫療水準卻高。話說答案並不難：美國沒有其他第四級國家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公共健保。在美國的現行制度下，有錢的保戶看太多不必要的診，占用醫療花費，而沒錢的病患連最簡單便宜的診療都付不起，過早失去性命。醫生把懸壺救命擱在一邊，卻提供並無必要的醫療服務，實在是很可惜的浪費。

還是有幾個富國的平均壽命跟美國一樣低：阿曼、沙烏地阿拉伯、巴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科威特等波斯灣富國。然而這些國家有著截然不同的過去，人民原本大多貧困且不識字，直到1960年代國家才因石油致富，醫療系統只靠二個世代匆匆發展。這些國家不像美國那麼對政府的干預抱持疑慮，所以如果平均壽命在幾年後迎頭趕上，我可不會訝異。美國現在不願向西歐國家看齊，但屆時也許不得不比較肯跟這些產油國學習。

古巴的共產制度反映囿於單一觀點有什麼危險：認為中央政府能解決人民所有問題的觀點乍看有理但其實古怪。我能明白為什麼有些人看到古巴的貧窮、不自由和效率低落，進而認為政府永遠不得替社會做規畫。

美國的健保系統同樣囿於單一觀點型直覺：認為市場能解決人民所有問題的觀點乍看有理卻其實古怪。我能明白為什麼有些人看到美國的不公與顢頇醫療，進而認為私人市場與競爭永遠不得染指公共財。 正如多數有關公部門和私部門的討論，答案不是只能擇一，而是視情形而定，而且要兩者並行。重點是在法規與自由之間取得平衡。

我堅信自由民主是國家運作的最佳方式。像我這樣相信的人往往想宣稱，民主會帶來其他美好事物，例如和平、社會進步、健康提升與經濟成長，甚至認為民主是這些美好事物的前提。然而我得說一件難以接受的事情：現有證據並不支持這論點。

許多非民主國家也在經濟與社會上取得長足進步。南韓從第一級邁向第三級的速度快過所有國家（產油國不算），但那段期間始終採軍事獨裁。在2012年到2016年經濟成長最快的前10名國家中，有九個國家在民主程度方面得分偏低。

任何人如果說民主是經濟成長與健康提升的前提，只怕會被現實反駁。較佳說法是把民主本身當作...

作其他目...

任何單一指標的進步都不能保證其他方面的進步，人均GDP不能，兒童生存率不能（如古巴），個人自由不能（如美國），甚至連民主也不能。我們無法只靠...

不靠數字不能了解世界，單靠數字同樣不能。國家少了政府就不能運作，但政府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公部門或私部門同樣不會永遠是答案。沒有單一指標能帶來所有各種...

大藥廠的股東是何方神聖？」 「有錢人。」他聳聳肩。 「不對。這其實很有趣，因為藥廠的股價很穩定。股市漲漲跌跌，油價高高低低，但藥廠的股票還是穩穩帶來報酬。許多別種企業的股價是跟著經濟走，大家大肆消費就跟著漲，大家勒緊褲帶就跟著跌，不像癌症病患永遠需要治療。那麼這些穩定公司的股東到底是誰呢？」 學生們看著我，臉上畫著大大的問號。 「是退休基金。」 鴉雀無聲。 「所以也許我不必揍誰，反正也遇不到股東，可是你們會遇到。這個禮拜六過去奶奶家，揍奶奶一拳吧。如果你想找個對象怪罪，找個對象揍一揍，禍首就是老人們，還有他們對穩定股票的貪婪需求。」

怪罪型直覺是替某件壞事找出一個簡單清楚的元凶。最近我就有過怪罪型直覺，那時我在旅館沖澡，把熱水調到最大，但沒反應，接著幾秒後滾燙的水把我燙得哇哇叫，我不禁很氣水管工，然後很氣旅館經理，然後很氣某個也許在隔壁房間開冷水的房客。然而沒有人該被怪罪，沒有人故意想燙死我，沒有人怠忽職守，如果真要怪誰，大概該怪我，是我沒耐心把熱水慢慢調大。

出狀況的時候，我們似乎很自然會認為是某個可惡鬼故意為之。我們愛認為壞事必有因，是某個有權有勢的惡人在搞鬼：否則世界會無從預料，令人困惑與膽寒。 出於怪罪型直覺，我們往往誇大特定個人或群體的重要性，無法妥善依事實理解世界：我們滿心想找出禍首，一旦自認找出就只想揍那人一拳，不再設法在別處找解釋。出於怪罪型直覺，我們沉溺在過於簡單的指控，沒看見更複雜的真相，沒留意對的地方，也就很難解決問題，防止壞事重演。

怪罪遊戲時常洩漏我們的偏好。我們常會找出壞人來驗證既有認知。現在我們來看幾種我們愛怪罪的對象：奸商、記者與外國人。

沒錯，匈牙利人讓我們可以晚30天付款，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只要4天就把錢付給我們，所以我們有26天可以把錢放在戶頭裡生利息。」 哇，我簡直說不出話來，完全沒想過有這一招。 先前我滿心想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是好人，藥廠是懷著奸計的壞人，但原來我對小企業的創新力量非常無知，到頭來他們也是好人，只是有找出便宜方案的超強本事。

我無意探討刻意製造的假新聞，那完全是另一個議題，和新聞無關。順帶一提，我不認為假新聞是導致種種扭曲世界觀的主犯：我們不是才剛誤解世界，而是一向誤解世界。）

記者和紀錄片導演會誇張報導一個分歧的世界、「大自然在反撲」或人口爆炸危機，在陰鬱的鋼琴伴奏下以嚴肅語氣侃侃而談，但他們並不是在說謊，不是在刻意誤導我們。他們不見得包藏惡意，指責他們並無意義。多數向我們介紹世界的記者和紀錄片導演自己都被誤導了，所以別把記者給妖魔化：他們跟所有人一樣對世界有著大誤解。 我們的媒體也許自由，也許專業，也許追求真相，但獨立報導不代表能呈現真相：即使每則報導本身完全真實，我們仍可能因記者對報導的選擇而產生錯誤認知。媒體不是中立，無法中立，我們也不該期望媒體中立。

責怪記者無濟於事，就像責怪想睡的機師也無濟於事，我們該做的是設法了解為什麼記者對世界抱持扭曲的認知（答案：因為他們是有著誇大直覺的人類），設法了解哪些系統性因素鼓勵他們做偏頗與誇大的報導（部分答案：他們如果無法吸引消費者注意就得回家吃自己）。

我們很快就明白禍首是殘酷而貪婪的走私販，一個個鋌而走險的家庭付每人1000歐元的錢給他們，只求在橡皮艇能有個位子，卻落入死亡的圈套。既然禍首有了，我們不再想下去，改為看歐洲救生艇在洶湧大海上搭救性命的畫面，替自己尋些慰藉。

航空公司櫃台人員哪有那麼神通廣大，在45秒內能知道某個人是不是符合日內瓦公約的難民？連大使館要查明都得花至少8個月，櫃台哪辦得到？因此，這條指令乍聽合理，其實不然，航空公司實務上只好不讓任何沒有簽證的人登機，而難民要拿到簽證又幾近不可能，原因是歐洲國家在土耳其和利比亞的大使館無法處理這種簽證申請。結果敘利亞難民理論上依日內瓦公約有權進入歐洲，但實際上無法循空路，只得走海路。

結果敘利亞難民理論上依日內瓦公約有權進入歐洲，但實際上無法循空路，只得走海路。

歐盟會在船隻抵達時予以扣押，所以一艘船只能載一趟。即使走私販心有餘也力不足，無法採用1943年靠幾天把7220個猶太難民從丹麥載到瑞典的那種漁船。 我們這些歐洲國家的政府宣稱會信守日內瓦公約，難民只要是來自戰火蹂躪的國家就能尋求庇護。然而移民政策卻讓這種宣稱淪為不可行的笑話，直接催生這個走私販有利可圖的市場。這不是什麼秘密，要看不見其實很難。 我們直覺上想找人怪罪，卻絕少照一照鏡子。我想聰明善良的人往往沒得出這個令人愧疚的可怕結論：正是我們自己的移民政策導致難民在大海殞命。

這件事很驚人：西方相當認為中國、印度與其他向上晉升的國家該為氣候變遷負責，那些國家的人民該過窮日子以緩和氣候變遷。我記得在溫哥華科技大學一場有關全球趨勢的演講上，一個直率學生語帶絕望的說：「他們不能過我們這種生活，我們不能讓他們繼續這樣發展下去，否則這星球會被他們排放的廢氣給毀掉。」我經常愕然聽到西方人這樣說，彷彿他們拿著遙控器，只要按下按鍵就能決定數十億人的命運。那時我看著全場，其他同學沒有反應，默默同意她的看法。

窮的10億人要從第一級升到第二級得努力至少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約2％。他們還得再花數十年才能晉升到第三和第四級。 這反映我們西方人是多麼容易基於怪罪型直覺把責任從自己推給別人。我們說「他們」不能過我們這種生活，但其實真正該說的是「我們不能過我們這種生活」。

找代罪羔羊的習慣深植於人類天性，我們很難想像瑞典人說這是瑞典病，俄國人說是俄國病。那不符人的習性。我們需要找人怪罪，而如果有外國人帶著這種病來到我國，我們樂於怪罪給那人的國家，不必再費神多想。

一般認為教宗能大幅影響全球10億名天主教徒的性行為，但儘管接連數任教宗明確譴責避孕措施，數據指出天主教徒為主的國家的避孕措施使用率為60％，其餘國家則為58％。換言之，並無不同。教宗是全球舉足輕重的道德領袖，但看來教宗們和毛澤東們都沒有能操控閨房之事的遙控器。

更可能的英雄 我在前面說過，當壞事發生，我們該把矛頭指向系統而非個人。當好事發生，我們也該把更多功勞歸給兩個系統。與光鮮亮麗的領袖相比，這更是在無趣與乏味下默默推動人類多數成功的幕後功臣，值得我們辦場致謝遊行。現在且讓我讚揚這兩個推動全球發展的無名英雄：機構與科技。

1981年8月21日晚上8點，我靠這個發現從當地醫生搖身一變為研究人員，接下來10年都在研究經濟、社會、毒素和食物之間的關係。 14年後，1995年，剛果民主共和國首都金夏沙的官員得知基奎特市爆發伊波拉疫情，也嚇得認為得做點什麼才行，於是設置了路障。 這措施再次造成意料之外的後果。原先一向替首都供應大多數加工樹薯的農業地區如今列為疫區，被擋在另一邊，首都民眾面臨糧食短缺，開始向第二大的糧食產區大量購買糧食，有什麼就買，價格一飛衝天。接著你猜怎麼了？一種會導致雙腿麻痺與失明的怪病爆發流行。 19年後，2014年，賴比瑞亞的北方鄉間爆發伊波拉疫情。來自富裕國家的人員缺乏經驗，大驚失色，統統想到同一個點子：設置路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