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国史

by 吕思勉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开化极早之国，历史一类的书，真是汗牛充栋；其余各种材料，却也

可惜科学不甚发达，没有能够将之严密整理罢了。这就是今后学者的责任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这一篇说话，尤可见得井田制度的破坏，全由于贵族的侵占自私。井田制度，是古代共产社会的根本，井田制度一破，共产社会的组织就从根本上打消

国革命时代，革了命，谁应当做皇帝是一定的（譬如夏亡之后，做皇帝的当然是汤，商亡之后，做皇帝的当然是武王。断没有伊尹、太公出来和他竞争的道理）；平民革命时代就不然了，你好做，我也好做。项羽虽灭，韩信、彭越……一个个和汉高祖资格平等的，怎教他不生心？做皇帝的如何不要疑心他？疑心他，他如何不要自卫？这班人又都是身经百战的，如何不可怕？

原来把科学家的眼光看起来，人是差不多的——在科学上，是不承认有什么非常之人，也不承认有什么太善极恶之人的。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而观其会通。

而且专制政体的官吏，都是对于君主一个人而负责任的；君主监察所不及，就无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固然也有好的官吏，然而政治上不能只凭希望）。

不但办不好，而且总是有弊，倒不如一事不做，还好希望苟且偷安，“汉文式”政治所以成功，其原因就在乎此；“反汉文式”政治的所以失败，其理由也在乎此。王莽也是其中的一个人（所以中国一切事情的停滞不进，和君主专制政体是有很深的关系

儒家之学，利于专制，是到后世才看出来的；

而荆、襄一方面，受北方的压迫较重；荆、襄设或不保，从上游顺流而下，下游也是不能自保的。所以自来立国南方的，没有不以荆、襄为命脉。三国吴要力争荆州，也是这个道理。

因为军阀政府大抵是不知政治为何事的。所以行不出一点好政治来，而且本有的好政治，还要给它败坏。

不过一种爱慕文化的心理，实在能够教人消灭种族之见罢了。这也可见得文化是天下的公物，实在有益于

于是周齐以来北方的强敌，就算给隋朝的外交政策战胜。然而这种手段，毕竟是卑劣的，所以也不能

中国和印度，发生兵争的关系，在历史上就只

军阀和国家的关系，可谓大了。然而还有一班人，说立国于现在的世界，军备是不能没有的。因而颇怀疑于现在的军人，不能全去。我却拿什么话同他说呢？立国于世界，军备原是不能全去的，然而须要晓得，军备有种种的不同。若依然是“从今以前的军人”，可说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莫说保护国家，国家本没有外侮，有这班人，就引起来了；外侮本可以抵御，有这班人，就无从抵御了。这不是一时愤激之谈，请看

北宋为什么不能抵御辽金，以至于给元朝灭掉？这个根是五代种下来的。五代时候，为什么要去勾结异族，请它进来？这个根是唐朝种下来的。唐朝怎样会种下这个根？是起于有天下者好大喜功的一念，和奢侈淫欲的行为。专制政体和国家的关系，可谓大

公元1043年，仁宗以范仲淹为宰相，富弼为枢密使。范仲淹是王荆公以前一个有心改革的人。《宋史》上说他锐意裁抑徼幸，考核官吏。然而不便者多，不过几个月，就罢去。

而其最可痛心的，就是民穷财尽。原来从藩镇擅土以后，就多用武人做地方官，管收税机关；又创设了无数麻烦的杂税。这种苛税，无有不是拣着地方上贫弱的人欺的（因为豪强的人，都是有势力，能和官府相结托的）。于是贫弱的人，就只得献其所有，以托庇于豪强；有产的人，就逐渐变为无产者。这么一来，豪强的力量更大了，就更可以兼并贫弱的人。

总而言之：宋朝的百姓，是苦极不堪的。

青苗一事，读史的人，大都以为诟病，然而所谓害民的话，都出在反对党的口里。

然而宋朝人的党见，闹得太凶了。不论什么事情，都几乎只有意气，并无是非。

大金国志》：“金国，本名珠里真，后讹为女真，亦作虑真。”

近来日本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说：清朝改号称清以前，实曾自号其国曰金。至于“满洲”二字，则明人和朝鲜人，都书作“满柱”，乃最大酋长之称，既非国名，并非部族之名。

臧往以知来”。

得了这种好的家产，并不能勤垦治生。大抵是不自耕垦，尽行租给汉人。有“一家百口，陇无一苗”的，“有伐桑为薪”的。“富室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多慕效之。”于是汉族长于殖产的好处，并没学到；本族耐苦善战的特质，倒先已失掉

大抵一个民族，总要往物质供给丰富的地方走的。

蒙古人除掉聚敛之外，始终并没晓得什么叫做

好大喜功之念，又是蒙古帝国所特有

成祖篡位，更疑心惠帝逃在海外，要派人去踪迹他，于是有郑和下西洋之举。

终李朝一朝，始终没用清朝的年号，奉清朝的正朔。天下最可贵的是人情！这种深厚的感情，在历史上遗传下来；将来中国人和朝鲜人，总有互相提携的一天的，历史上的年代长着哩，数十百年，算得什么？看的人请等着

清朝的祖先，实在是明朝的建州女真。

大凡民族的强盛，总是从统一同族起的。清太祖之兴，也是如此。

而一朝开创之初，宗族之中，又总是个个都想觊觎非分的。倘使拥兵相争，始终不能得一个解决，那就祸乱相寻，没有安稳的日子了。元朝就是个适例，清朝却不是

这种政策，是康、雍、乾三朝一贯的。他们想把这种刚柔并用的政策，压服汉族——然则到底曾收多少效果呢？我敢说是丝毫的效果也不曾收到。

原来开拓进步了，移居的人就多。移居和往来的人多了，就不免发生冲突。冲突发生了，有时不免要用兵。这也是无可如何的。

高宗是个侈欲无度的人。他明察不及世宗，而偏喜欢师心自用。并不能学圣祖的克勤克俭，而形式上偏事事要模仿圣祖（譬如开博学鸿词科等）。

而最荒谬的，就是任用和

承平了数十百年，生齿渐渐地繁起来；一部分人的生活，渐渐地奢侈起来；那贫富也就渐渐地不均起来，这种现象，一天甚似一天就要酿成大乱为止。

推翻王室，改良政治，这件事，在大家都抱着君主思想的时代，谈何容易办到。

而且他初起兵时，军纪严肃，军中的重要人物，也都是朝气。后来始起诸王，互相屠戮。洪秀全也渐渐荒淫，一切军事政事，都出于他的兄弟仁发、仁达之手，日益腐败。奸淫抢掠的事情，也一天天多了，自然人民就反对他。这是太平军所以失败的

琉球自明以来，即两属于中日间。日本废藩置县之后，把他的王废掉，以其地为冲绳县（公元1879年，光绪五年）。中国和他交涉无效，亦遂置之，是为日本夺我藩属之

1885年，日本差伊藤博文到中国来，和李鸿章在天津订约，约明中日两国驻扎朝鲜的兵，同时裁撤。以后如要派兵，必须互相照会。中国和日本，对于朝鲜，就立于同一的地位了。

这一次，却是处心积虑，打算来同中国开衅的了。而李鸿章仍一味托大，靠着英俄调停，以为可以无事。战端一开，事事皆落人后。胜负之数，就不待言而可决了。

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军舰降敌，而自己服毒身死。

光绪一朝的朝局（内而练兵，外而交涉），差不多是李鸿章一个人主持的（参看第十三章第二节）。所以中日之战，有人说：日本人不是和中国打仗，简直是和李鸿章一个人打仗。

德宗是个英明的君主，加以这时候，外交迭次失败；至中日之战，而形势大变；更加以俄订密约，德据胶州，形势更为紧急，不得不愤然英断，以定变法之计。而戊戌、庚子种种的变故，就要相因而至

公元1898年，恭亲王死了，德宗乃决计变法。

幸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各省，不奉伪命；且和各国领事，订保护东南的条约。所以东南得以无事）。

所以谋“独占土地”（以及“世界上一切利源”），总是最大的

国权丧失愈多，国势危险愈甚，民心的愤激，也日甚一日，这也是胜清颠覆的一个大原因。而铁路借款一事，竟直接做了清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