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奧地利出生的經濟學家暨哲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一八九九—一九九二）指出，任何想要促進經濟平等的嘗試都必然具有脅迫性，而且會對自由社會造成毀滅性的後果[3]。在《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九六二）當中，美國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一九一二—二〇〇六）主張許多廣獲接受的國家活動其實是對個人自由的不正當侵犯。諸如社會保障，或者任何由政府施行的強制性退休方案等，都是他最著重的例子：「一個人如果在知情的狀況下偏好只為今天而活，把自己的資源投注於當下的娛樂，刻意選擇窮困潦倒的老年生活，我們有什麼權利可以禁止他這麼做？」傅利曼問道。我們也許可以敦促這麼一個人為退休儲蓄，「但我們是不是有權利使用強制力禁止他去做自己選擇的行為[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