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y in Russia: From Herzen to Lenin and Berdyaev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10

by Frederick Charles Copleston

Book by Copleston, Frederick Charles

Genres: Philosophy, History, Nonfiction, Russia

445 pages, Paperback

First published December 31, 1986

About the author

Frederick (Freddie) Charles Copleston was raised an Anglican and educated at Marlborough College from 1920 to 1925. Shortly after his eighteenth birthday h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and his father subsequently almost disowned him. After the initial shock, however, his father saw fit to help Copleston through his education and he attended St. John’s in Oxford in 1925, only managing a disappointing third in classical moderations. He redeemed himself somewhat with a good second at Greats in 1929.

In 1930 Copleston became a Jesuit, and, after two years at the Jesuit novitiate in Roehampton, he moved to Heythrop. He was ordained a Jesuit priest at Heythrop College in 1937 and soon after went to Germany (1938) to complete his training. Fortunately he made it back to Britai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war in 1939. The war made it impossible for him to study for his doctorate, as once intended, at the Gregorian University in Rome, and instead Copleston was invited to return to Heythrop to teach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o the few remaining Jesuits there.

While in Heythrop Copleston had time and interest to begin the work he is most famous for, his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 a textbook that originally set out to deliver a clear account of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philosophy in three volumes, which was instead completed in nine volumes (1975). To this day Copleston’s history remains a monumental achievement and stays true to the authors it discusses, being very much a work in exposition.

Copleston adopted a number of honorary roles throughout the remainder of his career. He was appointed Visiting Professor at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in Rome, spending half of each year lecturing there from 1952 to 1968. He was made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FBA) in 1970, given a personal professorship from his own university (Heythrop, now re-established in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in 1972 and made an Honorary Fellow of St. John’s College, Oxford, in 1975. He was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Santa Clara between 1974 and 1982, and he delivered the Gifford Lectures at the University of Aberdeen between 1979 and 1981. His lectures were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Religion and the One, and were largely a metaphysical tract attempting to express themes perennial in his thinking and more personal than in his history. Gerard J. Hughes notes Copleston as remarking "large doses of metaphysics like that certainly don’t boost one’s sales".

He received honorary doctorates from a number of institutions, notably, Santa Clara Universit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Uppsala and 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D.Litt) in later years. He was selected for membership i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in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and in 1993 he was made CBE.

Copleston’s personality saw him engage in the many responsibilities bestowed upon him with generous commitment and good humour.

Reviews

[Lingling · Rating 4 out of 5]

Russian Philosophy by Frederick Copleston
第十卷俄国哲学。基辅时期的俄国十世纪末接受了基督教义，农业和艺术在东正教的影响下得到发展。11世纪中叶开始衰落，面临外敌入侵。蒙古1240到1480间入侵并统治俄国（1380后蒙古控制有所减弱），表现在要俄国王公贵族缴纳税收贡品。此期间文化发展停滞。蒙古人没有对东正教会收税，使得教会得以敛财。俄国四分五裂，莫斯科从12世纪开始逐渐壮大，后来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政权并赶走了蒙古人。

第一任沙皇（1547-84）把俄国一分为二，一半是他的私人财产（由他的仆人统治）一半延续旧制度。后来整个国家归他统治。通过农奴制来加强中央集权。俄国历史对恐怖的伊凡评价不一。除斯大林外不少俄国史学家都认为伊凡的政策（中央集权，加强国家对人民的经济控制，农奴制）是进步的。苏联有一股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潮。另一些史学家认为伊凡阻止了俄国的欧化进程，农民和原始资产阶级深受其害。

彼得大帝（1672-1725）之前俄国也有限度地受到西欧影响。彼得十岁登基死时俄国已成为中央集权国家，教会受制于国家，帝国形成。他重视教育，医疗，文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他的西化主要受惠者是贵族和官僚阶层，普通农民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善。

17世纪开始东正教神学家们为了对抗天主教的影响，开始学习天主教著作以及希腊拉丁文。创办了多所神学院，产生了不少学者。但西方的理性主义由于有悖东正教教义而被质疑，后来基督徒Wolff的思想影响较大。第一个被西方哲学家称为宗教思想家/道德家的是Skovoroda，他自称想成为俄国的苏格拉底，他的思想异于正统东正教。

凯瑟琳二世代表了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俄国贵族，自称伏尔泰的弟子。她改革了律法，重视教育，鼓励地方政府自我管理。1825年的十二月政变就是由进步贵族领导的。凯瑟琳还送了两个俄国人去当亚当斯密的学生。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影响了女皇和史学家比如Karamzin对卢梭等人的态度。Karamzin认为共和制度虽然比君主制好但不适合俄国的传统，也不符合俄国的需要。

18世纪末德国哲学开始传入俄国，包括康德。但俄国哲学界更感兴趣的是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比如谢林，费希特到后来的黑格尔。

Chaadaev（1794-1856）183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惹恼了沙皇，结果被关进了疯人院（据说是俄国统治者对异见者的一贯作风）。他由王子公主Shcherbatov抚养长大，上过莫斯科大学。同情革命党人但本身不是革命者。他的哲学书信比较了俄国和西方，他认为俄国对世界毫无贡献。如果说俄国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是来自西方。西方社会有盛行的“职责，公正，法律和秩序”等信念，而俄国缺乏这种统一意识。俄国人也许对生活的困苦无动于衷，但他们也对“善和恶，真理和谬误”无动于衷。他更强调天主教会在整合中世纪欧洲和激励西方社会进步中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基督教在俄国没能开花结果，农奴制反而是在俄国接受基督教后开始建立并变本加厉。东正教没有把基督教的原则用于改善社会。只注重个人虔诚，而忽略了推动社会进步。

他把俄国比作一张白纸（彼得大帝可以书写“the West”）。他的意思是俄国没有历史，没有像西方那样有过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以及文艺复兴。俄国什么也没有，所以充满了无限潜能，可以走一条（没有历史负担）独特的道路。他的观点不同于后来的“西化学者”，因为他的理想社会仍然是个宗教（基督教）社会，而后来的“西化学者”视宗教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是无神论者。他的书信观点黑白分明，一方面确认了西化派的观点（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另一方面促进了斯拉夫派（Slavophiles）试图从历史上寻找属于俄国的精神/价值观/传统。

Chaadaev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他的观点可以放在更广阔的人天地合一（unity）背景下，尽管他没有发展unity的思想。有评论家认为他的哲学起点和中心都围绕着俄国的问题。但作者认为他把问题放在了人类和人类历史的大框架下。

Ivan Kireevsky（1806-1856）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虽然跟Chaadaev一样他也承认西方对俄国的影响，但他更注重俄国相比欧洲在继承希腊罗马文化上的缺失，而不是强调天主教会的重要影响。在讨论欧洲发展时他着眼于精神生活。他视启蒙运动为破坏性的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每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拥有各自的使命，但在人类进步的征程中都有一席之地。

他办的杂志the European被禁后，娶了个非常虔诚的妻子。在妻子的影响下重新皈依了东正教，为他的斯拉夫意识形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试图重回古希腊神父们的思想，号召（以谢林后期思想为基石）重新建立一个俄国的哲学体系（尽管他自己没建起来）：在东正教的框架下把理性上升到与信仰融合的高度。在他看来黑格尔和亚氏学院派一脉相承，都视理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他们试图融合哲学和信仰，但信仰仍是外在的，一旦这种外在的教会权威被动摇后，理性完全独立。

斯拉夫派学者认为东正教（统一和自由）优于天主教（虽然具备统一性，但人不够自由，因为要臣服于教皇的权威）和新教（不具备统一性，太个人主义）。这种通过人与人之间兄弟般情义联系在一起的有机整体也体现在俄国的农村社区（彼得大帝西化前）。通过美化东正教和农村生活，这些学者找到了俄国优于西方的文化立足点。为后来发展成个性化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马克思的集体主义）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彼得大帝的西化把俄国分成了两层：小部分欧化的精英阶层和剩下的普通民众。

西化派的代表Herzen曾经这样说俄国的农民“They are indifferent to individual freedom, to freedom of speech; the masses love authority…the masses desire a social government which will govern them, and not, like the existing one, against them. To govern themselves - this does not enter their heads.” (这个用来形容中国民众也很合适）。

19世纪中叶俄国出现了大批从新兴中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前知识分子多出身贵族），包括神父，医生，商人和小职员家庭。当时思想界的口号是现实主义，科学和效用（utility）。虚无主义代表人物Pisarev批判文学艺术比如普希金的诗，莫扎特的音乐毫无用处。他倡导把文艺从曲高和寡拉低到通俗的大众水平，而不是试图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欣赏水平。Chernyshevsky虽然比Pisarev更像一个哲学家，但其哲学思想缺乏深度（比起德国人）。两人都对所有不能被理性（科学）证明的（比如宗教，形而上，伦理学）嗤之以鼻，都倾向于实用性。虚无主义者把科学进展看作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民粹主义（Populist ideology）希望俄国能够利用西方的科技但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一部分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深入群众，向农民学习；另一部分人认为知识分子走到群众中去是要教育他们。实践表面两派的做法都不成功。到群众中去这一行动是年轻的知识分子自发组织的试图“偿债”（填充精英阶层和农民之间的巨大鸿沟）。

民粹主义温和派代表Peter Lavrov（1823-1900）差点当上大学哲学教授。开始时是个学者，流亡后主办进步期刊。号召知识分子走到群众中去。1874年学生们的下乡运动失败后他们试图寻找新的精神领袖。1870年后Lavrov流亡欧洲，结识了马恩克斯，思想逐渐被马克思主义影响。

Lavrov不像虚无主义那样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主张主观方法：人是自主的个体，可以自由选择和追求目标。他不认为进步是必然的。他的历史观：否认历史定律(比如资本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的存在（取决于历史学家的取舍和观点），史学家应是人为自由选择和追求理想的主体。

Dostoevsky(1821-81)伟大的小说家，洞察人心。其小说影响了很多思想家/哲学家。小说中呈现了很多世界观。现实中他认为社会主义太乌托邦（吸引他的地方在于对不公正的仇恨），对于社会主义用人性（Humanity）来代替上帝他也不认同（批判无神论）。他的思想里有些沙文主义（俄国的优越性使命是领导全世界人民）。他把社会主义视为天主教（教皇已经教廷的绝对权威）的后代，他在这一点上（预测社会主义将是精英统治大众）具有前瞻性。他肯定东正教的优越性，但个人始终挣扎于信不信上帝。

Count Leo Nikolayevich Tolstoy (1828-1910)15岁学哲学后抛弃了东正教，相信进步。弟弟的死亡让他质疑进步是否可以作为生活的信仰和指南。西欧游学了两次后在自己的庄园办学，但迷惑于教什么怎么教。一直在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作者的结论是爱和家庭是活着的意义。后期经历精神危机，重回宗教的怀抱（信仰基督，但批判东正教）。

卢梭和叔本华对他都有影响。但主要灵感来源于新约。他对上帝的信仰很模糊，强调基督教中的爱（the law of love），认为爱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暴力强权所以也不支持革命）。科学（从知识层面）和艺术（从感情层面）虽然都对统一人类做出贡献，但这两者都从属于道德（宗教意识）。他认为历史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某些大人物的思想观念，事业和决定。

20世纪初很多俄国知识分子转向教会，并认为其应致力于推动社会公正。这一转变部分由于Vladimir Solovyev（1853-1900）19世纪下半叶的巨大影响。Solovyev父亲是莫斯科大学的历史教授，祖父是神父。成长于东正教家庭，14岁时转向无神论，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18岁时重新信仰基督教直至生命终结。16岁时读到Spinoza，从宗教方向影响了他。一个把上帝，人类和世界结合在一起的统一体贯穿着他的思想。他也受到康德，叔本华以及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的影响。

他并不认为东正教会或是天主教会才是唯一真正的教会，精神上同属于基督教，是一体的。他曾建议教皇和沙皇一起实现统一，教皇对此回应哲学家的想法很美但除非奇迹发生否则不切实际。他生命的最后10年开始批判（任何）教会（作为一个机构）。

他试图融合科学，哲学和宗教。哲学第一个问题是生命的目的（the goal of life）是什么。最终目标是在生活（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建立一个统一体。传统神学缺乏真理（full knowledge of truth）必要的两个特征：其一排斥了理性和宗教内容间的自由关联（通过理性来掌控发展宗教内容）；其二没有用经验知识来发展宗教内容。也就是说传统神学缺乏自由思想和关于宇宙自然界的充分知识。他被视为俄国第一位真正的系统哲学家。

Solovyev指出两种认知：外在的，从现象的分离性角度，经验和理性的相对知识；内在的，从绝对存在角度，无条件的神秘的知识。他的道德哲学中善（good）是首位的，其次是责任（obligation）。人的终点是到达完整（wholeness of man，total-unity）。“Just as the Church is collectively organized piety, so the State is collectively organized pity.”这里“pity”指的是政权对人民的基本责任（照顾老弱病残，普及教育等）。

《资本论》在俄国通过了审查，因为当局认为书太晦涩难懂没啥危险🫢俄国马克思主义有被当局批准的legals，也有一些地下的（成员往往逃亡到欧洲，列宁本人属于地下，但他时常在legal的杂志上发表文章）。“Legal Marxists”属于温和派，主张社会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

George Plekhanov（1857-1918）”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认同辩证唯物主义。物质是独立于意识存在的物自体，虽然他用了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但他不认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伦理观上他认为康德的道德观是资产阶级的道德观，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道德准则的社会条件（阶级性）。历史观：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经济和上层建筑。但在特定的框架下人仍然可以自由选择。人类历史发展从必要性（necessity）发展到自由，自由再到必要性，再到更高层次的自由。“自由”意味着对必要性的意识和渴望。有人说他的自由受到斯宾诺莎的影响，但他把自由定义为对必要的意识，而斯宾诺莎定义为对原因的无知。

Plekhanov视自己为维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持谨慎批判态度。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劳动条件福利等得到改善，是不会有自发的阶级意识；农民更不用说了，只想得到土地，对社会主义没兴趣，所以只能通过一小部分精英来领导革命，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实际上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dictatorship over the proletariat）。

列宁（1870-1924）妈妈有德国血统。哥哥21岁因参与刺杀沙皇行动而被绞死。列宁大学时参与学生组织而被要求退学，后通过考试当了律师。1893年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致力于革命。Trotsky 1903年国会上反对列宁，支持Mensheviks。1917年布尔什维克作为俄社会民主党一个很小的分支夺权成功（军事上得益于Trotsky的帮助）。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列宁虽然对印象派，未来派等艺术形式嗤之以鼻（他喜欢古典，比如普希金）但不像斯大林那么疯狂镇压一切异见人士。

量变引起质变。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

苏联把党性加进了马列主义哲学，哲学就变味了。后来把逻辑学加入教材，鼓励心理学研究。

苏联时期逃亡在外的俄哲学家思想强调人的宗教性。共产主义用“面包”换取了人的自由，精���生活和创造性，是一种新形式的奴役。人类社会的转变最终还是要从精神上回到上帝的怀抱，内在的转变影响外在的（经济生活等）。

[شفيق · Rating 3 out of 5]

قراءت هذا الكتاب بعد ان انتهيت من كتاب تاريخ الفلسفة الروسية لنيقولاي لوسكي واستطيع ان اؤكد ان الفلسفة الروسية اصدق وأكثر سوداوية لكنها حقيقية تدعو الي الامل ومعرفه الانسان بحدوده ووجوده وفلاسفتها بسطاء جدا
لكت اكثر ما أحببت منهم سولوڤييڤ وبليخانوف ابو الماركسية الروسية و لا فروڤ

[Frans Bless · Rating 5 out of 5]

Special Opi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