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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le Agrarian Studies Series
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
二十世紀全球死於饑荒的人中，有80%喪命於中國和蘇聯。基於對這個問題的大量和深入的研究，文浩教授在這本書中對這些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的饑荒及其歷史和政治根源進行了剖析。他指出，斯大林和毛澤東所主導的過於雄心勃勃的工業發展計劃比革命之前的饑荒給蘇聯和中國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名人推薦
作者聚焦於以饑荒作為「政治工具」這個問題，系統地分析了農民、城市人口和政府之間在糧食問題上的衝突如何造成了幾百萬人的死亡。這個具有挑戰性的發現是對中國和蘇聯歷史研究的重大貢獻，提醒社會正視大饑荒對國家與其公民關係的長期影響。他還指出，正是因為中國和蘇聯政府從這兩場災難中吸取了教訓，使他們能夠在後來幾十年的執政中避免了饑荒的再次發生。
本書是相關研究領域的一項重大成果。作者詳細對比了兩個國情複雜的國家，分析了分別在中蘇發生的兩次「大躍進」的戰略、策略和失誤。—— 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作者開創了全面而系統分析中蘇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饑荒及其影響的先河……對於這兩場二十世紀最大規模的饑荒，本書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具權威性的比較研究。—— 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美國耶魯大學）
文浩的這本書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的大躍進和大饑荒極有幫助，它有力地證明了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饑荒問題進行比較研究的重要性。—— 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美國聖地亞哥州立大學）
這是一部重要、勇敢而及時的著作。作者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對人為造成的饑荒進行評估，其方法可能頗具爭議，但論據合理，分析合乎邏輯，絕對值得關注。—— 科馬克．歐．格拉達（Cormac Ó Gráda，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學院）
文浩對饑荒和「食物政治」作了大膽而創新式的研究。他探討重大問題，為當下的辯論帶入冷靜客觀的學術精神，既有知識分子的無畏，同時完全沒有忽視本書主題的沉重感。—— 史蒂夫．史密斯（ Steve Smith，英國牛津大學）
文浩教授對發生在二十世紀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大饑荒的比較研究，是前無古人的大膽且成功的嘗試，將兩次饑荒概括為「饑荒政治」更是神來之筆！本書建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戰略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必然催發鄉村大饑荒的分析框架與敘事邏輯，挖掘了大饑荒發生的制度性、結構性成因，展示了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對蘇聯和中國歷史的貫通。—— 辛逸（中國人民大學）
名人推薦
作者聚焦於以饑荒作為「政治工具」這個問題，系統地分析了農民、城市人口和政府之間在糧食問題上的衝突如何造成了幾百萬人的死亡。這個具有挑戰性的發現是對中國和蘇聯歷史研究的重大貢獻，提醒社會正視大饑荒對國家與其公民關係的長期影響。他還指出，正是因為中國和蘇聯政府從這兩場災難中吸取了教訓，使他們能夠在後來幾十年的執政中避免了饑荒的再次發生。
本書是相關研究領域的一項重大成果。作者詳細對比了兩個國情複雜的國家，分析了分別在中蘇發生的兩次「大躍進」的戰略、策略和失誤。—— 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作者開創了全面而系統分析中蘇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饑荒及其影響的先河……對於這兩場二十世紀最大規模的饑荒，本書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具權威性的比較研究。—— 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美國耶魯大學）
文浩的這本書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的大躍進和大饑荒極有幫助，它有力地證明了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饑荒問題進行比較研究的重要性。—— 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美國聖地亞哥州立大學）
這是一部重要、勇敢而及時的著作。作者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對人為造成的饑荒進行評估，其方法可能頗具爭議，但論據合理，分析合乎邏輯，絕對值得關注。—— 科馬克．歐．格拉達（Cormac Ó Gráda，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學院）
文浩對饑荒和「食物政治」作了大膽而創新式的研究。他探討重大問題，為當下的辯論帶入冷靜客觀的學術精神，既有知識分子的無畏，同時完全沒有忽視本書主題的沉重感。—— 史蒂夫．史密斯（ Steve Smith，英國牛津大學）
文浩教授對發生在二十世紀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大饑荒的比較研究，是前無古人的大膽且成功的嘗試，將兩次饑荒概括為「饑荒政治」更是神來之筆！本書建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戰略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必然催發鄉村大饑荒的分析框架與敘事邏輯，挖掘了大饑荒發生的制度性、結構性成因，展示了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對蘇聯和中國歷史的貫通。—— 辛逸（中國人民大學）
304 pages, Kindl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January 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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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Reviews
Displaying 1 - 5 of 5 reviews
June 26, 2018
much more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than Frank Dikotter's work. Elaborating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result of China famine in early 1960s on the basis of many official archives. Although this book aims to do a comparative research, the main body focuses on China rather than Stalinist famine.
October 24, 2021
《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读后感
Felix Wemheuer 文浩 著 Jiagu Richter 项佳谷 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4 英文第一版 2017 繁体中文第一版
这本书让我理清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刚刚建国之后，也无法像神仙一样变出一个海晏河清的社会。亡国灭种的压力撤掉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开始。要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就要工业化；要工业化，就无法逃离罪恶的原始积累。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殖民地是不能有的，只能从自家人下手：从农民下手。
无论姓“资”还是姓“社”，都无法逃脱经济规律，即建立工业化必须依托“剪刀差”：国家低价从农民收购粮食，高价将工业产品卖给农民。农民种地产出都要交税，但工人只要收入不达标就无需交税。这些付出，在中苏叫做为国家所做的“贡献”，但农民没有选择。
毛泽东曾经批评过苏联对农民的压迫“竭泽而渔”，但是从后来发展来看，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毛的重点一直是短期内发展重工业，而对农业的风险性估计不足。1959-61年的大灾荒，是一个警钟，让政府意识到计划经济的算盘是多么容易崩盘。
1959-61年发生的大饥荒，与苏联1931-33的大饥荒有很多相似性：发生的时间都是在两个年轻的国在和平稳定一定时间后；发生前都激进地进行了集体化；在粮食产出突然下降后，国家无力大规模救灾；这次灾荒没有导致疫病（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但仍造成了大规模因饥饿而死亡的现象。作者区别于因长期贫困而导致“静止式的饥荒”，称其为“发展式的饥荒”——因期望在短期内摆脱贫困所采取的过于野心勃勃的激进政策所导致的饥荒。
为什么要激进性集体化？因为建国初期，秩序不稳定，农民想留够自己的口粮。而新政权把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现代化与工业化之上，要最大程度获取农民的口粮去供养城市、工厂中大量不事粮食生产的人口。而集体化和国家统一销售，则能够最大程度杜绝自留粮，一切听从国家调配。
亚马特亚·森《饥荒与贫困》总结道：大批老百姓挨饿的原因并非这个国家缺乏粮食，而是只有一部分人有权获得粮食。市场绝不是自动将粮食分配给需要的人。（p121）这对种粮的农民尤其适用。他们是粮食的天然获得者，但是获得权被国家夺走了。而当自然灾害突然来临的时候，没有系统性救灾储备的新兴国家，只能通过有限资源的再分配解决问题。
保住谁？城市，尤其是京、沪、津、辽等中央直属的重工业城市，军人，高级知识分子，党的干部。
牺牲谁？农村，农业区，种粮食的人。
共产党革命中的“农村包围城市”在饥荒时期变成了“紧农村，保城市”。（p113）
然而，到此为止，苏共与中共与其他国家政权一样，只不过做出了有限资源再分配时的选择。只不过这种分配额度依靠的不是财权，而是政府制定的政策。
但这无法为共产党提供决定的合理性。他们甚至因为其代表的理念先天有亏。其一，其立党根本是工农阶级，但它牺牲了农民。再者，毛泽东要在1960年末才决定进口粮食，改变对外贸易关系，把本可以拯救生命的机会拒之门外。三，因为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影响，地方干部怕扣帽子，按照夸大的数据征收粮食，造成“信阳事件”中100万人非正常死亡，相当于1/10死亡率，而事实上，当地粮仓仍是满的。这说明中央对地方调配能力低下，且那个时期发展运动加剧了饿殍的人数。也难怪作者在书中批评毛、周在那个时期反应太慢，努力不够。
现在回看这场大饥荒，就像是政府在试探农民的底线。政府要最大程度榨取农民的利益供给工业化，但是不知节制。在农业生产崩溃之后，在几百万人的生命作为代价后，中共被迫停止大跃进，开放自留地，接受混合所有制，并让城市人口上山下乡，减少农民的压力。自此，中国再没有出现大饥荒，困局稍显缓解。
但直到2004年，我国才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二元社会”强调有历史政策造成的城乡差异，到2006年，才全面取消农业税。半个世纪以来，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农民所受到政策上的压迫（即非农业人口政策上的优待）很少有人宣传。以这种逻辑，2020年中国全面解决小康是在去补偿之前的因。
本书作者看问题比较中立，几次强调“这些问题在只有民主与专制这样两个问题的框架内不可能找到答案”，并深度分析了那个时代的背景，比如来自外部政权的威胁。书中对苏联当时的饥荒也有一定分析，还有一个章节涉及饥荒被民族分子反用，以塑造民族共同“伤痕”，增强凝聚力。这里不提及。
治理是一门冷酷而残忍的群体实验，代价是人民的福祉。再热切的口号，再完美的理念，也不能敌过历史发展的规律。年轻的政权摸着石头过河，溅湿了衣裳，也别忘记背后付出代价的人。
Felix Wemheuer 文浩 著 Jiagu Richter 项佳谷 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4 英文第一版 2017 繁体中文第一版
这本书让我理清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刚刚建国之后，也无法像神仙一样变出一个海晏河清的社会。亡国灭种的压力撤掉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开始。要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就要工业化；要工业化，就无法逃离罪恶的原始积累。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殖民地是不能有的，只能从自家人下手：从农民下手。
无论姓“资”还是姓“社”，都无法逃脱经济规律，即建立工业化必须依托“剪刀差”：国家低价从农民收购粮食，高价将工业产品卖给农民。农民种地产出都要交税，但工人只要收入不达标就无需交税。这些付出，在中苏叫做为国家所做的“贡献”，但农民没有选择。
毛泽东曾经批评过苏联对农民的压迫“竭泽而渔”，但是从后来发展来看，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毛的重点一直是短期内发展重工业，而对农业的风险性估计不足。1959-61年的大灾荒，是一个警钟，让政府意识到计划经济的算盘是多么容易崩盘。
1959-61年发生的大饥荒，与苏联1931-33的大饥荒有很多相似性：发生的时间都是在两个年轻的国在和平稳定一定时间后；发生前都激进地进行了集体化；在粮食产出突然下降后，国家无力大规模救灾；这次灾荒没有导致疫病（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但仍造成了大规模因饥饿而死亡的现象。作者区别于因长期贫困而导致“静止式的饥荒”，称其为“发展式的饥荒”——因期望在短期内摆脱贫困所采取的过于野心勃勃的激进政策所导致的饥荒。
为什么要激进性集体化？因为建国初期，秩序不稳定，农民想留够自己的口粮。而新政权把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现代化与工业化之上，要最大程度获取农民的口粮去供养城市、工厂中大量不事粮食生产的人口。而集体化和国家统一销售，则能够最大程度杜绝自留粮，一切听从国家调配。
亚马特亚·森《饥荒与贫困》总结道：大批老百姓挨饿的原因并非这个国家缺乏粮食，而是只有一部分人有权获得粮食。市场绝不是自动将粮食分配给需要的人。（p121）这对种粮的农民尤其适用。他们是粮食的天然获得者，但是获得权被国家夺走了。而当自然灾害突然来临的时候，没有系统性救灾储备的新兴国家，只能通过有限资源的再分配解决问题。
保住谁？城市，尤其是京、沪、津、辽等中央直属的重工业城市，军人，高级知识分子，党的干部。
牺牲谁？农村，农业区，种粮食的人。
共产党革命中的“农村包围城市”在饥荒时期变成了“紧农村，保城市”。（p113）
然而，到此为止，苏共与中共与其他国家政权一样，只不过做出了有限资源再分配时的选择。只不过这种分配额度依靠的不是财权，而是政府制定的政策。
但这无法为共产党提供决定的合理性。他们甚至因为其代表的理念先天有亏。其一，其立党根本是工农阶级，但它牺牲了农民。再者，毛泽东要在1960年末才决定进口粮食，改变对外贸易关系，把本可以拯救生命的机会拒之门外。三，因为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影响，地方干部怕扣帽子，按照夸大的数据征收粮食，造成“信阳事件”中100万人非正常死亡，相当于1/10死亡率，而事实上，当地粮仓仍是满的。这说明中央对地方调配能力低下，且那个时期发展运动加剧了饿殍的人数。也难怪作者在书中批评毛、周在那个时期反应太慢，努力不够。
现在回看这场大饥荒，就像是政府在试探农民的底线。政府要最大程度榨取农民的利益供给工业化，但是不知节制。在农业生产崩溃之后，在几百万人的生命作为代价后，中共被迫停止大跃进，开放自留地，接受混合所有制，并让城市人口上山下乡，减少农民的压力。自此，中国再没有出现大饥荒，困局稍显缓解。
但直到2004年，我国才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二元社会”强调有历史政策造成的城乡差异，到2006年，才全面取消农业税。半个世纪以来，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农民所受到政策上的压迫（即非农业人口政策上的优待）很少有人宣传。以这种逻辑，2020年中国全面解决小康是在去补偿之前的因。
本书作者看问题比较中立，几次强调“这些问题在只有民主与专制这样两个问题的框架内不可能找到答案”，并深度分析了那个时代的背景，比如来自外部政权的威胁。书中对苏联当时的饥荒也有一定分析，还有一个章节涉及饥荒被民族分子反用，以塑造民族共同“伤痕”，增强凝聚力。这里不提及。
治理是一门冷酷而残忍的群体实验，代价是人民的福祉。再热切的口号，再完美的理念，也不能敌过历史发展的规律。年轻的政权摸着石头过河，溅湿了衣裳，也别忘记背后付出代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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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26, 2022
饥荒是政治造成的，饥荒历史也被政治利用建构集体记忆。饥荒的发生和消失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国家一开始就做好了牺牲农民发展工业的打算，不信任农民，认为农民瞒产、恶意喊饿，以至于很晚才意识到全国性饥荒正在发生。即使注意到了局部饥饿现象，仍然优先保供城市（干部与工人），持续征购“余粮”并出口。1959和1960年出口的粮食本可以保证3000万农民不被饿死。饥荒消失的原因是国家终于开眼看世界进口粮食，限制农民进城，发动上山下乡疏散城市人口。一种并非故意的人祸也是犯罪。
August 22, 2021
相当不错的一本书，条目被豆瓣直接删掉了，搞得我当时的短评也找不着了
March 17, 2022
1.作者认为进口粮食与把城市人口精简到农村是三年饥荒结束的主因。城乡二元结构是饥荒的重要因素。2.作者认为农民没有被纳入粮食定量供应系统是加剧饥荒的最重要错误。3.1960年代西藏是否受饥荒影响目前难以研究。它成为了“民族记忆建构”的标志。4.饥荒标志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失败，在作者看来是中苏两国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5.作者认为中国在1961年后避免饥荒是社会主义经受考验的成就。P.S作者把1957年的整风说成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名称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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