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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的誕生
世界史與蒙古帝國一同揭開了序幕！
中央歐亞草原民族的活動改變了地中海文明與中國文明的命運，同時超越了東洋史與西洋史的界線，讓世界史變得可能。從蒙古的發展與傳統，重新認識世界的歷史。
所謂歷史是沿著時間與空間的雙軸，以超越一個人可以親身經歷的範圍尺度，把握、解釋、理解、說明、敘述人類住的世界。並不是只要有人就一定有歷史。
並不是地球上的所有文明都有歷史這項文化。歷史分別於西元前五世紀與西元前一○○年，誕生於地中海文明與中國文明。這二大文明之外的文明原本沒有歷史這項文化，就算有也是從這二大文明的歷史文化中衍生而出的。
創造出歷史這項文化的是二位天才。一位是在西方地中海世界，以希臘語寫下《歷史》的希羅多德。另一位則是東方中國，以漢文寫下《史記》的司馬遷。在這二人寫下最初的歷史之前，希臘語的「historia」（英語「history」的語源）與漢字的「史」都不具有我們現在認知的「歷史」的意思，當然也沒有「歷史」的觀念。
同樣是歷史，希羅多德所創造出的地中海型歷史，記述的是強國變弱、小國變強等命運的轉換。敘述的是國家甚至都還沒有統一的弱小希臘人如何戰勝亞洲大國波斯的故事，從中確立了「歐洲戰勝亞洲是歷史的宿命」這樣的歷史觀。這樣的歷史觀與基督教〈啟示錄〉善惡對決的世界觀相互重疊，「亞洲是壞人，歐洲是好人」這種相互對決的歷史觀甚至對現代的西歐文明都留下深遠的影響。
司馬遷的《史記》是皇帝制度的歷史，敘述的是皇帝權力的起源，以及權力傳承給現在皇帝的原委。「天命」（最高天神的命令）賦予皇帝統治「天下」（世界）的權限，天命傳承的順序被稱作「正統」。天命的正統如果出現了變化，皇帝將無法維持他的權力，因此，中國型的歷史無論現實世界中發生了多大的變化，記述時都會盡量忽視這些變化。
就是如此，同樣是歷史，地中海文明是以變化為主題的對決歷史觀，而中國文明則是不承認變化的正統歷史觀。二者以各自的歷史觀記述歷史，這對於今日我們的歷史觀，甚至於世界觀都造成了重大的影響。
而擁有歷史的兩大文明──地中海（西歐）文明與中國文明各自在西元前五世紀和西元前二世紀末創造出了固有的歷史觀之後，直到西元十二世紀為止，各自在各自的地區，以各自的歷史架構書寫歷史。西元十三世紀蒙古帝國出現，蒙古人四出征戰吞沒大半的歐亞大陸，讓東方中國文明直接連接了地中海（西歐）文明。這讓兩大歷史文化首度接觸，覆蓋整個歐亞大陸的世界史從此變得可能。反映這樣的狀況，在西元十四世紀蒙古帝國全盛時期，歷史學家開始書寫人類第一本真正的世界史─《史集》。
中央歐亞草原民族的活動改變了地中海文明與中國文明的命運，同時超越了東洋史與西洋史的界線，讓世界史變得可能。從蒙古的發展與傳統，重新認識世界的歷史。
所謂歷史是沿著時間與空間的雙軸，以超越一個人可以親身經歷的範圍尺度，把握、解釋、理解、說明、敘述人類住的世界。並不是只要有人就一定有歷史。
並不是地球上的所有文明都有歷史這項文化。歷史分別於西元前五世紀與西元前一○○年，誕生於地中海文明與中國文明。這二大文明之外的文明原本沒有歷史這項文化，就算有也是從這二大文明的歷史文化中衍生而出的。
創造出歷史這項文化的是二位天才。一位是在西方地中海世界，以希臘語寫下《歷史》的希羅多德。另一位則是東方中國，以漢文寫下《史記》的司馬遷。在這二人寫下最初的歷史之前，希臘語的「historia」（英語「history」的語源）與漢字的「史」都不具有我們現在認知的「歷史」的意思，當然也沒有「歷史」的觀念。
同樣是歷史，希羅多德所創造出的地中海型歷史，記述的是強國變弱、小國變強等命運的轉換。敘述的是國家甚至都還沒有統一的弱小希臘人如何戰勝亞洲大國波斯的故事，從中確立了「歐洲戰勝亞洲是歷史的宿命」這樣的歷史觀。這樣的歷史觀與基督教〈啟示錄〉善惡對決的世界觀相互重疊，「亞洲是壞人，歐洲是好人」這種相互對決的歷史觀甚至對現代的西歐文明都留下深遠的影響。
司馬遷的《史記》是皇帝制度的歷史，敘述的是皇帝權力的起源，以及權力傳承給現在皇帝的原委。「天命」（最高天神的命令）賦予皇帝統治「天下」（世界）的權限，天命傳承的順序被稱作「正統」。天命的正統如果出現了變化，皇帝將無法維持他的權力，因此，中國型的歷史無論現實世界中發生了多大的變化，記述時都會盡量忽視這些變化。
就是如此，同樣是歷史，地中海文明是以變化為主題的對決歷史觀，而中國文明則是不承認變化的正統歷史觀。二者以各自的歷史觀記述歷史，這對於今日我們的歷史觀，甚至於世界觀都造成了重大的影響。
而擁有歷史的兩大文明──地中海（西歐）文明與中國文明各自在西元前五世紀和西元前二世紀末創造出了固有的歷史觀之後，直到西元十二世紀為止，各自在各自的地區，以各自的歷史架構書寫歷史。西元十三世紀蒙古帝國出現，蒙古人四出征戰吞沒大半的歐亞大陸，讓東方中國文明直接連接了地中海（西歐）文明。這讓兩大歷史文化首度接觸，覆蓋整個歐亞大陸的世界史從此變得可能。反映這樣的狀況，在西元十四世紀蒙古帝國全盛時期，歷史學家開始書寫人類第一本真正的世界史─《史集》。
- GenresHistory
248 pages
Published December 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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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ing 1 of 1 review
January 2, 2022
本文經修改後以〈蒙古帝国是如何“发明”世界史的？〉發表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參見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6...
在史学界，冈田英弘（OKADA Hidehiro）以其东洋史与蒙古学研究蜚声学界。现为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名誉教授与东洋文库专任研究员。他因参与神田信夫与松村润等人主持的《满文老档》译注工作，而以26岁青年学者之姿荣获日本学士院奖，是仅次于日本文化勋章的荣誉。然而在中国他被引介的作品多半是与满学与蒙古学相关的学术论文，其数量与其专著相比实为九牛一毛。这也许与他后来被视为日本右翼史学的代表之一有关。所谓的日本右翼史学带有日本民族主义的极端色彩，并试图对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左翼史学界对本国的侵略、殖民扩张以及战争罪行的批判进行反驳与修正。也因此过去他的历史诠释并不受中国当局所待见。
然而，去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美籍日裔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行人时，特地提及他对冈田英弘历史著作的欣赏。不久后，坊间的报刊杂志开始刊登了关于冈田英弘的介绍文章，其中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生孔令伟为《澎湃新闻》撰写的“王岐山说的冈田英弘是谁？”一文为代表。而不少出版社也开始著手译介其作品。而本书《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可以算是这波风潮下的首部成果。广大的中国读者群也得以一窥这位日本史家对于世界史的另类思考与观点。
本书的日文原名为“世界史の诞生─モンゴルの発展と伝统”。日文初版于1992年发行，1999年再版。最早于2013年由台湾的广场出版社首先发行正体中文版《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由陈心慧翻译，而校订新版则转由八旗文化于2016年发行。而本书的简体中文版则据正体中文版为底本，并经中央民族大学讲师袁剑审校后，由北京出版社于2016年发行。与正体中文版相较，简体中文版删略了部分内容与所有地图，但基本上保持了原书风貌。虽然从现今的角度来看，本书内容已略嫌陈旧，但仍可从中一窥冈田史学之梗概。
作者主张由于蒙古帝国的出现而使世界史变得可能。因为在古代文明中，书写历史是作为一种文化出现的。而最早拥有历史文化的仅有两种文明：即西方的地中海文明与东方的中国文明。其余的文明原本缺乏历史文化，但后来受到前述两大文明影响而产生书写历史的文化。而东西方的历史文化观则分别以源自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希罗多德《历史》，和源于东方中国文明的司马迁《史记》两书为代表。
地中海型历史观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代表。该书研究的对象并非希腊世界，而是横跨亚非的波斯帝国，所描述的是尚未统一的弱小希腊如何战胜亚洲强国波斯的故事。而这种希腊系文化的历史叙事与另一支后来透过基督教进入罗马帝国之犹太系历史文化（以《圣经·启示录》为代表）中的善恶对决世界观相重合的结果，确立了地中海文明以“善良欧洲战胜邪恶亚洲为历史宿命”为代表的对决历史观，以变化为主题。后世的西欧人身为受到基督教影响的罗马帝国后裔，其历史观则在希腊系与犹太系两种文化之间摆荡。
而中国型历史观则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该书记载的是中国帝制的历史，讨论的是皇权的起源与转移的过程。而皇权之所以转移，是天命转移的结果。而天命传承的顺序被称为正统。而天命的正统万一出现了变化，皇帝的权力将无法维持。因此中国型的历史观选择忽略现实世界的变化。而在这种以正统递嬗为主轴的历史观下写出的历史，基本上是一种停滞不变的历史。其历史舞台主要局限于中国内地，无法将中央欧亚地区的历史反映出来，例如《元史》仅是蒙古帝国中元朝部份的正史。
第六章为全书重心所在。作者主张前述两种历史文化都是从自身所处的区域来看世界，两大文明各自认为自己的区域才值得被称为世界，且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模式也无法兼容。然而十三世纪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出现，使得这两大历史文化透过“草原之道”结合在一起，为世界史的出现搭设了舞台。本书作者主张由于蒙古帝国统合了欧亚大陆，并重新划分其政治边界，因此可以说后来的中国、俄国与土耳其等民族国家的出现也是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遗产。他更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其实首先诞生于华北，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经由欧亚草原传入地中海世界与西欧，加上海上贸易发达，因而揭开了现代的序幕。而且蒙古帝国独占了欧亚的陆路贸易，以至于处在外围的日本与西欧被迫转向海路贸易，遂开启了海洋帝国的时代。
作者认为在蒙古帝国治下，整个世界可以被视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可以说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时代是世界史以前的时代，十三世纪后才出现了真正的世界史。其中又以十四世纪初期供职于伊利汗国合赞汗廷的拉施特（Rashid al-Din，本书译为拉希德丁）所编著的《史集》为代表。该书从蒙古人及其他游牧部族的历史写起，然后述说了蒙古大汗的历史以及蒙古以外各国人民的历史，包括自《旧约圣经》中的亚当以降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的阿拉伯帝国、波斯、赛尔柱、花剌子模、中国、法兰克（包括罗马皇帝与教皇）及印度等地的历史，规模远超过以往的历史著作（194–196页）。
虽然哈佛大学中国与内亚史教授傅礼初（Joseph Fletcher）认为在十六世纪以前不可能有所谓早期现代（1500–1800年）的全球整体史（integrative history），因为直到十五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文明仍旧与亚、非、欧洲隔绝，而且学界对该地区的早期历史仍旧缺乏了解。其论点确实也有理有据。不过如果我们将冈田英弘的论点做些修正，称《史集》这部以成吉思汗黄金氏族为中心的欧亚史，在规模上堪称最接近现代意义的前现代世界史作品，也许争议会更小，且能更适切地描述其意义。
当时在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下，这种欧亚世界一体的想象不仅反映在史学的时间概念上，也反映在制图学的地理概念中。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与蒙古史教授杉山正明（SUGIYAMA Masaaki）在《颠覆世界史的蒙古》一书中就曾经比较过当时分别成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幅世界地图：一是由犹太人亚伯拉罕·克列斯克（Abraham Cresques）绘制，现庋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加泰罗尼亚地图》（Catalan Atlas，也译为《卡塔兰地图》），成图时间约为元朝失去对中原控制不久后的1375年。另一幅图则是朝鲜王朝绘制于1402年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前者由八张长幅图组成，西起大西洋、不列颠岛，经北非、中东与印度，东达中国。里面的许多地名明显受到《马可·波罗行纪》的影响。而后者应当是以元代流传的《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两种底图绘成，图中记载的诸多行政区名称为元代称呼。该图东起日本，朝鲜半岛与中国，并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欧亚大陆与非洲，西至欧洲边际。这两幅世界地图对于距离本文化越远之地区的记载粗略程度不一，但呈现出欧亚一体的意识和视野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如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混一”所表示的，蒙元不仅终结了中国史上三个半世纪宋辽金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也是华夷的混一，其范围约相当于当时的欧亚世界。
作者认为明朝是蒙古的继承者，理由是明朝实行带有元朝色彩的军户制与封建制等（166–167页），而这些确实都有蒙古统治的成分在内。但是到了明代中叶，虽然封建制仍旧存在，但是军户制已日益废弛，并逐渐改为募兵制。关于明朝继承元朝制度的问题，学界也有了更为细致的理解。在西方中国史学界，近年来风行的宋元明转折论就强调元朝在这段时期中的关键角色。而在中国学界，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近来则提出两个南北朝的理论，即第一个南北朝与后来的宋辽夏金第二个南北朝，而唐宋变革则是两个南北朝之间的过渡时期。而在中国历史与制度发展上，也存在着南朝与北朝两条发展方向。元明之间的继承关系在这个理论中，则可以视为由辽夏金元朝代表的军户制、户役法与封建制等北朝传统在明初被继承，但明中叶以后如募兵制、一条鞭法与民营纳税等近似中唐两宋为代表的南朝制度逐渐复苏。因此后来形成南北两种体制并行的情况。这种分析其实要比作者冈田英弘仅以明初的情况下结论要来得更加全面，也更能描述即便明承元绪，但其后来的发展轨迹却是逐渐偏离元朝传统的情况。
作者对地中海型与中国型历史的诠释作了过度概括，故出现将两者本质化而无法互通的情形。但就笔者看来，地中海型与中国型历史中其实也有互通之处，即都强调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确实存在如作者所言希腊与波斯两大定居文明间的对抗，但是作者忽略了该书的另一个主题，即定居波斯文明与游牧斯基泰（Scythian）文明之间的和战。至于作者所谓停滞的中国式史观，从本书着重分析的《史记》来看，北方游牧匈奴民族与南方定居汉朝的对抗也是一个重要主题，而且这种对抗是出自于两种文化间不可化约的差异。如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金鹏程（Paul R. Goldin）在《在古典中国里作为哲学问题的草原游牧民族》（Steppe Nomads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in Classical China）一文中所提到的，古典中国哲学中原先认为所有人类的本质相同，只是存在文化习俗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在圣贤的教化下是可以被改变的。但到了《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迁所记载之中行说与汉朝使节间的对话，正表明了汉文化习惯不见得适合所有人（如匈奴），并承认即便是教化亦有其界限。
反观其他受蒙古帝国影响下编纂的史书，也并非都如《史集》一般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以据信出于蒙古史家之手的《蒙古秘史》为例，其内容也是详于蒙古本部与黄金氏族的历史，而在述及其他定居文明时，也同样存在着记载粗疏与年代不清的情形。因此《史集》的出现，其实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特例。
也就是说，地中海型、中国型以及后来的蒙古型（或中央欧亚型）这三种历史观之间的差异可能并不像作者所说的如此水火不容，而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则是三者之间共有的主题。因此我们在思考前现代欧亚世界史的写作模式时，如果能从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出发，那么前述的这三种历史模式其实都能作为吾人撰写前现代世界史的思想资源。
另外在第七章“从东洋史与西洋史到世界史”中，作者对日本史学界历史分期的反思也值得我们思考。冈田英弘认为传统日本史学界的日本史、东洋史与西洋史三大分支，由于缺乏共同的分期标准，因此无法从中为新的世界史发展出一个适当的研究架构。例如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中将皇帝专制视为中国走向“近世”（即近代）的指标之一，但是在西方，专制主义主要的发展仅仅限于法国，并不能作为整个西方的发展代表，因此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这个批评也促使我们应当重新思考中国史与世界史分期的分期问题，而本书主张以蒙古帝国成立为世界史分期的标准也值得纳入考虑。
简言之，笔者同意本书主张以蒙古帝国成立为分期的中央欧亚视角有潜力成为未来世界史学界的典范，但这并不需要以贬抑其他文明的史观为代价。反之，吾人实可以从这些不同的史观中持续汲取养分，以便创造出更具解释力的世界史典范。
最后针对本书存有疑义与校订未尽之处作一补充，书中正文第1页，将阔阔出视为铁木真的堂兄弟，是因为阔阔出之父蒙力克曾对铁木真有恩，故铁木真尊称他为“蒙力克父亲（Mönglik echige）”，但实际上铁木真与阔阔出应无真正的血亲关系。第72页，回鹘汗国的“吉尔吉斯人”，历史上称其为“黠戛斯。”第161页，“伊儿汗国”为旧译名，现多译为“伊利汗国。”第199页，《蒙古源流》一书偶误作《蒙古流源》。同页“布儿罕合。勒敦山”中之句号为手民之误，应去之。第215页，“满州语”应作“满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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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內文中提及簡體中文版刪略的部分，請參見另一篇豆瓣書評，此處不再贅述：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795617/
在史学界，冈田英弘（OKADA Hidehiro）以其东洋史与蒙古学研究蜚声学界。现为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名誉教授与东洋文库专任研究员。他因参与神田信夫与松村润等人主持的《满文老档》译注工作，而以26岁青年学者之姿荣获日本学士院奖，是仅次于日本文化勋章的荣誉。然而在中国他被引介的作品多半是与满学与蒙古学相关的学术论文，其数量与其专著相比实为九牛一毛。这也许与他后来被视为日本右翼史学的代表之一有关。所谓的日本右翼史学带有日本民族主义的极端色彩，并试图对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左翼史学界对本国的侵略、殖民扩张以及战争罪行的批判进行反驳与修正。也因此过去他的历史诠释并不受中国当局所待见。
然而，去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美籍日裔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行人时，特地提及他对冈田英弘历史著作的欣赏。不久后，坊间的报刊杂志开始刊登了关于冈田英弘的介绍文章，其中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生孔令伟为《澎湃新闻》撰写的“王岐山说的冈田英弘是谁？”一文为代表。而不少出版社也开始著手译介其作品。而本书《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可以算是这波风潮下的首部成果。广大的中国读者群也得以一窥这位日本史家对于世界史的另类思考与观点。
本书的日文原名为“世界史の诞生─モンゴルの発展と伝统”。日文初版于1992年发行，1999年再版。最早于2013年由台湾的广场出版社首先发行正体中文版《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由陈心慧翻译，而校订新版则转由八旗文化于2016年发行。而本书的简体中文版则据正体中文版为底本，并经中央民族大学讲师袁剑审校后，由北京出版社于2016年发行。与正体中文版相较，简体中文版删略了部分内容与所有地图，但基本上保持了原书风貌。虽然从现今的角度来看，本书内容已略嫌陈旧，但仍可从中一窥冈田史学之梗概。
作者主张由于蒙古帝国的出现而使世界史变得可能。因为在古代文明中，书写历史是作为一种文化出现的。而最早拥有历史文化的仅有两种文明：即西方的地中海文明与东方的中国文明。其余的文明原本缺乏历史文化，但后来受到前述两大文明影响而产生书写历史的文化。而东西方的历史文化观则分别以源自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希罗多德《历史》，和源于东方中国文明的司马迁《史记》两书为代表。
地中海型历史观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代表。该书研究的对象并非希腊世界，而是横跨亚非的波斯帝国，所描述的是尚未统一的弱小希腊如何战胜亚洲强国波斯的故事。而这种希腊系文化的历史叙事与另一支后来透过基督教进入罗马帝国之犹太系历史文化（以《圣经·启示录》为代表）中的善恶对决世界观相重合的结果，确立了地中海文明以“善良欧洲战胜邪恶亚洲为历史宿命”为代表的对决历史观，以变化为主题。后世的西欧人身为受到基督教影响的罗马帝国后裔，其历史观则在希腊系与犹太系两种文化之间摆荡。
而中国型历史观则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该书记载的是中国帝制的历史，讨论的是皇权的起源与转移的过程。而皇权之所以转移，是天命转移的结果。而天命传承的顺序被称为正统。而天命的正统万一出现了变化，皇帝的权力将无法维持。因此中国型的历史观选择忽略现实世界的变化。而在这种以正统递嬗为主轴的历史观下写出的历史，基本上是一种停滞不变的历史。其历史舞台主要局限于中国内地，无法将中央欧亚地区的历史反映出来，例如《元史》仅是蒙古帝国中元朝部份的正史。
第六章为全书重心所在。作者主张前述两种历史文化都是从自身所处的区域来看世界，两大文明各自认为自己的区域才值得被称为世界，且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模式也无法兼容。然而十三世纪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出现，使得这两大历史文化透过“草原之道”结合在一起，为世界史的出现搭设了舞台。本书作者主张由于蒙古帝国统合了欧亚大陆，并重新划分其政治边界，因此可以说后来的中国、俄国与土耳其等民族国家的出现也是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遗产。他更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其实首先诞生于华北，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经由欧亚草原传入地中海世界与西欧，加上海上贸易发达，因而揭开了现代的序幕。而且蒙古帝国独占了欧亚的陆路贸易，以至于处在外围的日本与西欧被迫转向海路贸易，遂开启了海洋帝国的时代。
作者认为在蒙古帝国治下，整个世界可以被视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可以说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时代是世界史以前的时代，十三世纪后才出现了真正的世界史。其中又以十四世纪初期供职于伊利汗国合赞汗廷的拉施特（Rashid al-Din，本书译为拉希德丁）所编著的《史集》为代表。该书从蒙古人及其他游牧部族的历史写起，然后述说了蒙古大汗的历史以及蒙古以外各国人民的历史，包括自《旧约圣经》中的亚当以降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的阿拉伯帝国、波斯、赛尔柱、花剌子模、中国、法兰克（包括罗马皇帝与教皇）及印度等地的历史，规模远超过以往的历史著作（194–196页）。
虽然哈佛大学中国与内亚史教授傅礼初（Joseph Fletcher）认为在十六世纪以前不可能有所谓早期现代（1500–1800年）的全球整体史（integrative history），因为直到十五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文明仍旧与亚、非、欧洲隔绝，而且学界对该地区的早期历史仍旧缺乏了解。其论点确实也有理有据。不过如果我们将冈田英弘的论点做些修正，称《史集》这部以成吉思汗黄金氏族为中心的欧亚史，在规模上堪称最接近现代意义的前现代世界史作品，也许争议会更小，且能更适切地描述其意义。
当时在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下，这种欧亚世界一体的想象不仅反映在史学的时间概念上，也反映在制图学的地理概念中。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与蒙古史教授杉山正明（SUGIYAMA Masaaki）在《颠覆世界史的蒙古》一书中就曾经比较过当时分别成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幅世界地图：一是由犹太人亚伯拉罕·克列斯克（Abraham Cresques）绘制，现庋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加泰罗尼亚地图》（Catalan Atlas，也译为《卡塔兰地图》），成图时间约为元朝失去对中原控制不久后的1375年。另一幅图则是朝鲜王朝绘制于1402年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前者由八张长幅图组成，西起大西洋、不列颠岛，经北非、中东与印度，东达中国。里面的许多地名明显受到《马可·波罗行纪》的影响。而后者应当是以元代流传的《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两种底图绘成，图中记载的诸多行政区名称为元代称呼。该图东起日本，朝鲜半岛与中国，并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欧亚大陆与非洲，西至欧洲边际。这两幅世界地图对于距离本文化越远之地区的记载粗略程度不一，但呈现出欧亚一体的意识和视野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如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混一”所表示的，蒙元不仅终结了中国史上三个半世纪宋辽金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也是华夷的混一，其范围约相当于当时的欧亚世界。
作者认为明朝是蒙古的继承者，理由是明朝实行带有元朝色彩的军户制与封建制等（166–167页），而这些确实都有蒙古统治的成分在内。但是到了明代中叶，虽然封建制仍旧存在，但是军户制已日益废弛，并逐渐改为募兵制。关于明朝继承元朝制度的问题，学界也有了更为细致的理解。在西方中国史学界，近年来风行的宋元明转折论就强调元朝在这段时期中的关键角色。而在中国学界，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近来则提出两个南北朝的理论，即第一个南北朝与后来的宋辽夏金第二个南北朝，而唐宋变革则是两个南北朝之间的过渡时期。而在中国历史与制度发展上，也存在着南朝与北朝两条发展方向。元明之间的继承关系在这个理论中，则可以视为由辽夏金元朝代表的军户制、户役法与封建制等北朝传统在明初被继承，但明中叶以后如募兵制、一条鞭法与民营纳税等近似中唐两宋为代表的南朝制度逐渐复苏。因此后来形成南北两种体制并行的情况。这种分析其实要比作者冈田英弘仅以明初的情况下结论要来得更加全面，也更能描述即便明承元绪，但其后来的发展轨迹却是逐渐偏离元朝传统的情况。
作者对地中海型与中国型历史的诠释作了过度概括，故出现将两者本质化而无法互通的情形。但就笔者看来，地中海型与中国型历史中其实也有互通之处，即都强调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确实存在如作者所言希腊与波斯两大定居文明间的对抗，但是作者忽略了该书的另一个主题，即定居波斯文明与游牧斯基泰（Scythian）文明之间的和战。至于作者所谓停滞的中国式史观，从本书着重分析的《史记》来看，北方游牧匈奴民族与南方定居汉朝的对抗也是一个重要主题，而且这种对抗是出自于两种文化间不可化约的差异。如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金鹏程（Paul R. Goldin）在《在古典中国里作为哲学问题的草原游牧民族》（Steppe Nomads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in Classical China）一文中所提到的，古典中国哲学中原先认为所有人类的本质相同，只是存在文化习俗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在圣贤的教化下是可以被改变的。但到了《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迁所记载之中行说与汉朝使节间的对话，正表明了汉文化习惯不见得适合所有人（如匈奴），并承认即便是教化亦有其界限。
反观其他受蒙古帝国影响下编纂的史书，也并非都如《史集》一般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以据信出于蒙古史家之手的《蒙古秘史》为例，其内容也是详于蒙古本部与黄金氏族的历史，而在述及其他定居文明时，也同样存在着记载粗疏与年代不清的情形。因此《史集》的出现，其实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特例。
也就是说，地中海型、中国型以及后来的蒙古型（或中央欧亚型）这三种历史观之间的差异可能并不像作者所说的如此水火不容，而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则是三者之间共有的主题。因此我们在思考前现代欧亚世界史的写作模式时，如果能从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出发，那么前述的这三种历史模式其实都能作为吾人撰写前现代世界史的思想资源。
另外在第七章“从东洋史与西洋史到世界史”中，作者对日本史学界历史分期的反思也值得我们思考。冈田英弘认为传统日本史学界的日本史、东洋史与西洋史三大分支，由于缺乏共同的分期标准，因此无法从中为新的世界史发展出一个适当的研究架构。例如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中将皇帝专制视为中国走向“近世”（即近代）的指标之一，但是在西方，专制主义主要的发展仅仅限于法国，并不能作为整个西方的发展代表，因此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这个批评也促使我们应当重新思考中国史与世界史分期的分期问题，而本书主张以蒙古帝国成立为世界史分期的标准也值得纳入考虑。
简言之，笔者同意本书主张以蒙古帝国成立为分期的中央欧亚视角有潜力成为未来世界史学界的典范，但这并不需要以贬抑其他文明的史观为代价。反之，吾人实可以从这些不同的史观中持续汲取养分，以便创造出更具解释力的世界史典范。
最后针对本书存有疑义与校订未尽之处作一补充，书中正文第1页，将阔阔出视为铁木真的堂兄弟，是因为阔阔出之父蒙力克曾对铁木真有恩，故铁木真尊称他为“蒙力克父亲（Mönglik echige）”，但实际上铁木真与阔阔出应无真正的血亲关系。第72页，回鹘汗国的“吉尔吉斯人”，历史上称其为“黠戛斯。”第161页，“伊儿汗国”为旧译名，现多译为“伊利汗国。”第199页，《蒙古源流》一书偶误作《蒙古流源》。同页“布儿罕合。勒敦山”中之句号为手民之误，应去之。第215页，“满州语”应作“满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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