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应的,这个模式的三大支柱,也分别位于这三个层面:作为核心权力架构的,以有组织的暴力为保障的一党专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和受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三个支柱中,最重要的显然是权力核心,只有它是相对独立存在的,而后两者,不管是对社会还是对市场的控制,都是权力对二者单向度的投射。再结合最后一章丁学良对于中国模式走向“大众资本主义”的愿景,就让人颇为悲观了:如果历史上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中央政权疲软之时的“国退民进”,那三大支柱不松动,又哪里会有发展所必须的宽松环境?似乎没有理由认为当下会是历史的例外。在缺乏外部力量介入的前提下,变革的动力难以自内产生,至少当下没有这样的征兆。恰恰相反,特殊利益集团与官僚系统皆愈发壮大,以眼花缭乱地方式和速度,盘根错节地伸入社会的各个层级。疫情以来的种种乱象皆与此有关。丁学良的美好希冀——“中国能够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从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退化的形态特权资本主义走出来,过渡到大众资本主义……那将是一个了不起的自主选择……这将是二十至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史上头一回”—— 着实too good to be true了。在全书不算光明的论证后,接上这样一个乐观得近乎天真的愿景,小人之心地揣测下,也说明了所谓“新模式”的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