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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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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12, 2023
因为人民公社时期修水库遗留下的移民问题，在1980年以后，山阳乡上五组的村民在上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上访精英所领导的、半制度化的上访组织。在这个移民组织在一次次的上访中、在与乡、县、地委组织的互动中，应星老师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我们解释了在这样一个互动中，所蕴含的国家的制度逻辑和移民内部的逻辑。
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基层干部再给上访群众划分成“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不明真相者——人民群众”的同时，上访精英也引导上访村民集团，使他们将官员群体也划分成“身边的贪官——远处的清官——光荣而正确的中央”这样一套颇具折子戏风格的脸谱。
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描述了一套官民共享的逻辑，在处理村庄的上访事件时，官员把村民分成三类“一小撮刁民——一些被刁民挑唆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群众/顺民”，而村民也在上访过程中将遇见的官员分为三类“地方的贪官——省里的青天——中央的青天/亲人”。应星把这种共享的逻辑当成某种帝国逻辑的回归，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从毛时代延续下来的逻辑。官员对群众的分类法，其实就是某种“黑五类——根正苗红”分类法的延续，而群众对“贪官——青天”的分类，则是毛时代反复的政治运动试图强调的东西，黨里只有一个青天，而犯错的只有“走资派”。与其说这是某种“帝国的回归”，倒不如说人们在行动中诚实地揭示了人们对新政权的理解。
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基层干部再给上访群众划分成“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不明真相者——人民群众”的同时，上访精英也引导上访村民集团，使他们将官员群体也划分成“身边的贪官——远处的清官——光荣而正确的中央”这样一套颇具折子戏风格的脸谱。
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描述了一套官民共享的逻辑，在处理村庄的上访事件时，官员把村民分成三类“一小撮刁民——一些被刁民挑唆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群众/顺民”，而村民也在上访过程中将遇见的官员分为三类“地方的贪官——省里的青天——中央的青天/亲人”。应星把这种共享的逻辑当成某种帝国逻辑的回归，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从毛时代延续下来的逻辑。官员对群众的分类法，其实就是某种“黑五类——根正苗红”分类法的延续，而群众对“贪官——青天”的分类，则是毛时代反复的政治运动试图强调的东西，黨里只有一个青天，而犯错的只有“走资派”。与其说这是某种“帝国的回归”，倒不如说人们在行动中诚实地揭示了人们对新政权的理解。
August 6, 2022
作者借由“电站移民上访”描绘了在 20 世纪 8、90 年代的前监控时代民众在争取利益上与官员体系的一系列动作（上访、工作组视察），探讨了权力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实践的运作。现在看有的行为已恍如隔日了，如今随着各个层级监控的日益完善、国家机关权力、手段的日益发达、官员安防措施的日益增多，很难想象现在如何还能组织有规模的上访（也就 tg 了）、甚至可以去到市区级领导的家里，还跟领导会面。
（当然，在国家层面控制措施加强的同时，也通过 12345 热线、留言板这些扩宽了反应民情的渠道，给了权力自下而上的反馈，同时那些渠道也有完成率这些考核上的压力。对于普通民众非涉官的抱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投诉手段了。而且，这几年同样还是保留了纪检工作组这些针对官员的不定期的巡视组设计。）
虽然，书里的一些官民互动形式如今可能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变。但是，借由“电站移民上访”这个故事，作者梳理、探讨的一些背后的逻辑在现在也还是能清晰的看到，例如：工作组角色、民众维权与政府平息维权互为同构的721对号法逻辑。
## 对工作组角色的展开
* 令人不安的调查者——实际上，这应该是工作组最基本的职能，对事实的厘清对责任的划分以及后续奖惩都基于此。现在还能在行文结论里看到这个角色的大概也就调查工程事故的工作组吧。
* 让人热泪盈眶的解放者——现在已经很少见了，银幕里“青天大老爷”或许还时而可见，新闻里的“青天大老爷”评论区似乎都不认账，而我一时间竟也想不起来近几年有无工作组给人留下了这个印象。不过，在这个小节作者对于解放者形象有个分析，我觉得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模型分析政府对于群众运动的一个观点，例如最近佩洛西事件中，对于胡锡进这个角色的定位。我且摘录如下：
> 一方面，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推行同一政策，以及在动员初期对边缘分子的积极表现的倚重，使“偏”的出现总是在所难免，而在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后，更可能加大这种“偏”的斜率；另一方面，事后在适当时机的“纠偏”和“平反”又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动员方式——既释放了在“偏”中积聚起来的怨气，同时又再生产出国家对农民的动员能力。（参见郭金华[1998]的一篇手稿及口述史研究小组对此的讨论）没有“偏差”，无以开展运动；而没有“纠偏”，则会让运动完全失控。国家权力向村庄的深入，最重要的技术并不是如何把政策原封不动地贯彻下来的技术，而是如何以“偏”来展开群众运动、又如何以“纠偏”来控制运动的火候和转捩点。这不仅仅是土改运动推进的一种运作方式，（参见胡素珊，1997：336-380） 也是群众运动的一个普遍现象。
>
* 恩威并施的教育者。一般而言，对于发生官民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工作组会多以这个形象出现。但是这几年大陆公开报道里见得不多了，可能是源于对“领头人”的打击转入了地下，这次((20220806125544-i7ezaeq '河南村镇银行'))时间里最后的群体聚集占领央行郑州分行，虽然现场遭到了白衣人的直接打击，但还没见到对组织者等的相关处罚。而在 19 年((20220806125735-oijll87 '香港反送中运动'))，港府是对多个参与者进行了事后的司法针对。
* 捉摸不定的庇护者。这一年，徐州丰县的((20220806125921-skj35iz '铁链女'))事件，((20220806125937-kv3c75p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以及更早之前对((20220806130329-j9bcpxo '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的调查'))都让人感觉“官官相护”，没有见到顺应民意的伸冤，反倒是通过舆论控制（屏蔽话题、封禁账号等）来表达对地区主政者的支持。虽然作者在梳理谈到由于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威胁影响权力机器的运转所以"往往首先接纳的基层干部”。不过，目前看来，弃卒保帅的居多，或许是临时工这些低编制或者无编制人员谈不上干部吧。
## 对工作组角色的展开
### 官方话语体系
#### “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不明真相者—广大人民群众”对号法。
> 政府用“个别别有用心的坏人—— 少数不明真相者—— 多数明白事理的人民群众”对号法来化解集体上访带给地方政府的困境。因为人民政府对 “人民”是只能进行团结和教育的；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人民队伍里出现了个别“坏人”，使一部分人受到了蒙蔽。因此，基层政府向上级汇报的关键就在于“一小撮别有用心者” 是如何在人民群众中搞阴谋的。“群众”是光亮的却又是抽象的、遥远的，“一小撮”是阴暗的却又是具体的、切近的；对“广大的群众”是要团结教育的，而对“个别的坏人” 可以也需要进行孤立、清除和打击。
#### “多数为民服务的干部——少数官僚主义者—— 个别败类”对号法
> 尽管地方政府平常在“责、权、利”上是既不对称又含混不清的，但这时在他们的话语中就有了明确的界限意识，力图作以下的区分：是集体的决策还是个人的决策，是集体受益还是个人得利，是挪用还是贪污，是官僚主义还是腐败堕落。在这些区分中，重要的就是官僚主义与腐败堕落的区分。因为，在中国的新德治体制中，被揭开盖子的腐败是难以被容忍的德性问题，而官僚主义则是被普遍谅解的“工作失误”。一旦问题被定性为“官僚主义”，一旦问题并不是个人的贪婪所致，一旦将个人行为化为集体决策，这就意味着当事人个人不必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里，“多数为民服务的干部”——“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应，“个别败类”——“一小撮别有用心者”对应。但是，中间的“官僚主义者”不同于“不明真相者”的地方在于，他构成了官员体系里“不用处理的干部”和“必须处理的败类”之间一个缓冲地带。
### 民间话语体系
#### “贪官—清官—明君”对号法。
> 是一套在传统符号资源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对号法，即“多数贪官——少数清官——光荣而正确的中央”对号法。……值得注意的是，移民精英所使用的对号法和政府所使用的对号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对称的，它们都有一个信赖的对象（中央和人民）；一个争取的对象（清官和不明真相者），一个控诉的对象（贪官和坏人）。这两种对号法可以被看成是同一种权力技术在不同的对象那里的运作结果。
#### “叛徒”话语
在上访人群内部分为了“人民（我们）-叛徒”的对号法。
> 这种对号法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没有中间项。移民一旦开始上访并形成与基层政府的对峙后，就被塑造成了一个共同受难的“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很难有中间退出的自由。
## 注释和结语
另外，不得不说的一点是，作者虽然借由“电站移民”探讨了前监控时代官民通过上访下查这一活动来揭示背后权力机制的运作，但是也没有局限与自己的观点，而是在行文中多次介绍、引用很多社会学家的一些观点来补充、对比自己的说法。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内容甚至可以单列出来，作为对其他各位社会学者论点的梳理和概括。这一点在“注释”这章里有很多体现。作者本人也建议第一遍后，看了注释再看一遍全书。
而结语可以说是整本书集大成者，章节后面还包含有作者还以自己这本书的田野调查形式为例谈到了很多关于田野调查的看法。当然，主要内容还是借由“大河电站移民上访”的故事更加系统的阐述了之前在注释里零星提及的关于前监控时代官民上下互动中权力机制的看法：
上访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和矛盾、上访的斗争策略和叙事技巧、四个政府摆平的手段、“((20220806134512-vcu8e62 '721对号法分类'))”的内容、据此谈到了随着 80 年代国家政策上的变化（人民公社的取消、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上访的影响、及最终的摆平。
（当然，在国家层面控制措施加强的同时，也通过 12345 热线、留言板这些扩宽了反应民情的渠道，给了权力自下而上的反馈，同时那些渠道也有完成率这些考核上的压力。对于普通民众非涉官的抱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投诉手段了。而且，这几年同样还是保留了纪检工作组这些针对官员的不定期的巡视组设计。）
虽然，书里的一些官民互动形式如今可能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变。但是，借由“电站移民上访”这个故事，作者梳理、探讨的一些背后的逻辑在现在也还是能清晰的看到，例如：工作组角色、民众维权与政府平息维权互为同构的721对号法逻辑。
## 对工作组角色的展开
* 令人不安的调查者——实际上，这应该是工作组最基本的职能，对事实的厘清对责任的划分以及后续奖惩都基于此。现在还能在行文结论里看到这个角色的大概也就调查工程事故的工作组吧。
* 让人热泪盈眶的解放者——现在已经很少见了，银幕里“青天大老爷”或许还时而可见，新闻里的“青天大老爷”评论区似乎都不认账，而我一时间竟也想不起来近几年有无工作组给人留下了这个印象。不过，在这个小节作者对于解放者形象有个分析，我觉得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模型分析政府对于群众运动的一个观点，例如最近佩洛西事件中，对于胡锡进这个角色的定位。我且摘录如下：
> 一方面，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推行同一政策，以及在动员初期对边缘分子的积极表现的倚重，使“偏”的出现总是在所难免，而在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后，更可能加大这种“偏”的斜率；另一方面，事后在适当时机的“纠偏”和“平反”又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动员方式——既释放了在“偏”中积聚起来的怨气，同时又再生产出国家对农民的动员能力。（参见郭金华[1998]的一篇手稿及口述史研究小组对此的讨论）没有“偏差”，无以开展运动；而没有“纠偏”，则会让运动完全失控。国家权力向村庄的深入，最重要的技术并不是如何把政策原封不动地贯彻下来的技术，而是如何以“偏”来展开群众运动、又如何以“纠偏”来控制运动的火候和转捩点。这不仅仅是土改运动推进的一种运作方式，（参见胡素珊，1997：336-380） 也是群众运动的一个普遍现象。
>
* 恩威并施的教育者。一般而言，对于发生官民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工作组会多以这个形象出现。但是这几年大陆公开报道里见得不多了，可能是源于对“领头人”的打击转入了地下，这次((20220806125544-i7ezaeq '河南村镇银行'))时间里最后的群体聚集占领央行郑州分行，虽然现场遭到了白衣人的直接打击，但还没见到对组织者等的相关处罚。而在 19 年((20220806125735-oijll87 '香港反送中运动'))，港府是对多个参与者进行了事后的司法针对。
* 捉摸不定的庇护者。这一年，徐州丰县的((20220806125921-skj35iz '铁链女'))事件，((20220806125937-kv3c75p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以及更早之前对((20220806130329-j9bcpxo '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的调查'))都让人感觉“官官相护”，没有见到顺应民意的伸冤，反倒是通过舆论控制（屏蔽话题、封禁账号等）来表达对地区主政者的支持。虽然作者在梳理谈到由于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威胁影响权力机器的运转所以"往往首先接纳的基层干部”。不过，目前看来，弃卒保帅的居多，或许是临时工这些低编制或者无编制人员谈不上干部吧。
## 对工作组角色的展开
### 官方话语体系
#### “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不明真相者—广大人民群众”对号法。
> 政府用“个别别有用心的坏人—— 少数不明真相者—— 多数明白事理的人民群众”对号法来化解集体上访带给地方政府的困境。因为人民政府对 “人民”是只能进行团结和教育的；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人民队伍里出现了个别“坏人”，使一部分人受到了蒙蔽。因此，基层政府向上级汇报的关键就在于“一小撮别有用心者” 是如何在人民群众中搞阴谋的。“群众”是光亮的却又是抽象的、遥远的，“一小撮”是阴暗的却又是具体的、切近的；对“广大的群众”是要团结教育的，而对“个别的坏人” 可以也需要进行孤立、清除和打击。
#### “多数为民服务的干部——少数官僚主义者—— 个别败类”对号法
> 尽管地方政府平常在“责、权、利”上是既不对称又含混不清的，但这时在他们的话语中就有了明确的界限意识，力图作以下的区分：是集体的决策还是个人的决策，是集体受益还是个人得利，是挪用还是贪污，是官僚主义还是腐败堕落。在这些区分中，重要的就是官僚主义与腐败堕落的区分。因为，在中国的新德治体制中，被揭开盖子的腐败是难以被容忍的德性问题，而官僚主义则是被普遍谅解的“工作失误”。一旦问题被定性为“官僚主义”，一旦问题并不是个人的贪婪所致，一旦将个人行为化为集体决策，这就意味着当事人个人不必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里，“多数为民服务的干部”——“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应，“个别败类”——“一小撮别有用心者”对应。但是，中间的“官僚主义者”不同于“不明真相者”的地方在于，他构成了官员体系里“不用处理的干部”和“必须处理的败类”之间一个缓冲地带。
### 民间话语体系
#### “贪官—清官—明君”对号法。
> 是一套在传统符号资源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对号法，即“多数贪官——少数清官——光荣而正确的中央”对号法。……值得注意的是，移民精英所使用的对号法和政府所使用的对号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对称的，它们都有一个信赖的对象（中央和人民）；一个争取的对象（清官和不明真相者），一个控诉的对象（贪官和坏人）。这两种对号法可以被看成是同一种权力技术在不同的对象那里的运作结果。
#### “叛徒”话语
在上访人群内部分为了“人民（我们）-叛徒”的对号法。
> 这种对号法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没有中间项。移民一旦开始上访并形成与基层政府的对峙后，就被塑造成了一个共同受难的“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很难有中间退出的自由。
## 注释和结语
另外，不得不说的一点是，作者虽然借由“电站移民”探讨了前监控时代官民通过上访下查这一活动来揭示背后权力机制的运作，但是也没有局限与自己的观点，而是在行文中多次介绍、引用很多社会学家的一些观点来补充、对比自己的说法。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内容甚至可以单列出来，作为对其他各位社会学者论点的梳理和概括。这一点在“注释”这章里有很多体现。作者本人也建议第一遍后，看了注释再看一遍全书。
而结语可以说是整本书集大成者，章节后面还包含有作者还以自己这本书的田野调查形式为例谈到了很多关于田野调查的看法。当然，主要内容还是借由“大河电站移民上访”的故事更加系统的阐述了之前在注释里零星提及的关于前监控时代官民上下互动中权力机制的看法：
上访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和矛盾、上访的斗争策略和叙事技巧、四个政府摆平的手段、“((20220806134512-vcu8e62 '721对号法分类'))”的内容、据此谈到了随着 80 年代国家政策上的变化（人民公社的取消、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上访的影响、及最终的摆平。
October 21, 2022
**权力合法性的再生产机制**
在读这本书之前，如果让我来解释“上访”这个词汇，我的理解框架只会被局限在统治与被统治/反抗与被反抗/…之类的传统也俗套的框架。因为我对上访这件事是旁观的，我与脚踏实地在田野中做学问的应星老师的区别就在于我看不到其中的复杂性，我也缺乏更好地理解其中更细节行动的理论基础。
“权力合法性的再生产机制”是我从这本书当中提取出来的最重要的概念，也是最颠覆我认知的概念，或许这是由于我对于权力和政治运作相关的理论仍然一无所知，但它让我意识到要去关照每个国家权力运作的历史积累和其中细节的“实际意义”（正如“再生产”话语本身所揭示的，有很多反抗虽然看起来是在破坏，但实际上仍然是在建设原有的权力体系）。再通俗一点理解，我想起张洁平在那期播客里说中国民众没有民主实践的经验所以他们只能从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这本书为这个“结果”提供了更丰满的细节，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学不会”民主的政治逻辑和实践方式——他们已经习惯了通过各种方式让一个统治者“主持公道”。
退一步说，即使是在一个他们所认可的民主体制里，其实绝大部分民众投票的逻辑不也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吗？区别在于，大河电站的这些移民无法dream big，他们的反抗是基于种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才得来的讨价还价，并不会根本动摇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政府就是很遥远但对他们的生活有极大影响的那些"天子"，风调雨顺是他们的功劳，天灾也应由他们来兜底，怀着这样的信念，对人祸也已经习以为常。王朝更替，与百姓何干呢，他们只想要一个安稳的生活。你告诉他他正受压迫，他也不知道那又如何。（再说了，压迫与剥削何处不在呢？）
唉，写到这里，我感觉真的能体会到解放初期那些农民心中是如何充满希望，又是如何化为泡影。
下面是一些提到这个关键词的原文摘录：
> 1. 上访与平息上访的不断交替，是“剧场国家”中权力运作的基本形式，是既有权力支配秩序的合法性的不断再生产过程。
> 2. 在这幕看不到尽头的戏剧中，交替出现的上访与摆平都服膺着同一个权力运作的逻辑，这就是既有权力支配格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再生产逻辑。**远离地方更远离农民的“亲人”是这幕戏中惟一真正的胜者**——有时充当农民的解放者；它在“既要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又要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的两极中始终保持了超脱的、不受挑战的调停人和审判者位置。
我检索到的一篇书评中有对于这本书的少有的批评：
> 作者在意識形態批判尤其是國家觀念的反思上止步不前，這也許是因为作者受制於後現代方法論的某些缺陷。許多後現代理論提倡一種决裂於傳統理性主義政治的唯美政治，不再把對意識形態的批判以及對虚假觀念的克服作为政治的基礎，不再像傳統理性主義政治那樣以務實的態度對待「權力」這一嚴肅事務。除了意識形態的制約，宏觀的政治結構同樣對上訪事件中的微觀/日常權力關係產生著巨大的引力場效應，而這一點在書中的「叙事」中很少體現出來。 這同樣是後現代方法論「屏蔽」的結果。（尹钛《何处是归途？长亭连短亭》）
这篇书评在Matters上还有一篇别人搬运的更长的版本，但关于这个段落的基本内容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段也只是一笔带过，可能他自己也发觉这个批评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吧。
我当时草草写下的看法是：“和尹钛的观点比起来，应星似乎是更了解中国基层政治运行的规律和逻辑，也更了解中国农民的斗争习惯、日常生活和政治认知。他的位置介于双方之间，是一个学者的站位：既不是一位地批判官方的作为，也不是从一个“咨政”的角度出发去给出那些“对付”移民的建议（即使从治理技术的角度，也仅仅是引用了张联道总结的“5条经验”）尽管是用故事的形式，但一直很克制。”
总之，这种批评反而更让我意识到了这个文本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即脚踏实地：他的田野涵盖了历史（德治传统）如何影响着中国农民对政治互动的理解、被上访双方（官与民）话语忽略的“冤魂”等等细节，他很显然是切实了解中国的农民与官员的。
一位老师说尹是挑刺，另一位说这种看法实际上反而消解了应星好不容易描绘出来的复杂性，但他们都赞成应星的这本书首先在写法上是非常大胆的（把学理性的注释放在最后），其次是它与中国所有"来自现场的研究"一样，只是属于特定时代特定背景特定人物的故事。
在读这本书之前，如果让我来解释“上访”这个词汇，我的理解框架只会被局限在统治与被统治/反抗与被反抗/…之类的传统也俗套的框架。因为我对上访这件事是旁观的，我与脚踏实地在田野中做学问的应星老师的区别就在于我看不到其中的复杂性，我也缺乏更好地理解其中更细节行动的理论基础。
“权力合法性的再生产机制”是我从这本书当中提取出来的最重要的概念，也是最颠覆我认知的概念，或许这是由于我对于权力和政治运作相关的理论仍然一无所知，但它让我意识到要去关照每个国家权力运作的历史积累和其中细节的“实际意义”（正如“再生产”话语本身所揭示的，有很多反抗虽然看起来是在破坏，但实际上仍然是在建设原有的权力体系）。再通俗一点理解，我想起张洁平在那期播客里说中国民众没有民主实践的经验所以他们只能从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这本书为这个“结果”提供了更丰满的细节，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学不会”民主的政治逻辑和实践方式——他们已经习惯了通过各种方式让一个统治者“主持公道”。
退一步说，即使是在一个他们所认可的民主体制里，其实绝大部分民众投票的逻辑不也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吗？区别在于，大河电站的这些移民无法dream big，他们的反抗是基于种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才得来的讨价还价，并不会根本动摇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政府就是很遥远但对他们的生活有极大影响的那些"天子"，风调雨顺是他们的功劳，天灾也应由他们来兜底，怀着这样的信念，对人祸也已经习以为常。王朝更替，与百姓何干呢，他们只想要一个安稳的生活。你告诉他他正受压迫，他也不知道那又如何。（再说了，压迫与剥削何处不在呢？）
唉，写到这里，我感觉真的能体会到解放初期那些农民心中是如何充满希望，又是如何化为泡影。
下面是一些提到这个关键词的原文摘录：
> 1. 上访与平息上访的不断交替，是“剧场国家”中权力运作的基本形式，是既有权力支配秩序的合法性的不断再生产过程。
> 2. 在这幕看不到尽头的戏剧中，交替出现的上访与摆平都服膺着同一个权力运作的逻辑，这就是既有权力支配格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再生产逻辑。**远离地方更远离农民的“亲人”是这幕戏中惟一真正的胜者**——有时充当农民的解放者；它在“既要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又要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的两极中始终保持了超脱的、不受挑战的调停人和审判者位置。
我检索到的一篇书评中有对于这本书的少有的批评：
> 作者在意識形態批判尤其是國家觀念的反思上止步不前，這也許是因为作者受制於後現代方法論的某些缺陷。許多後現代理論提倡一種决裂於傳統理性主義政治的唯美政治，不再把對意識形態的批判以及對虚假觀念的克服作为政治的基礎，不再像傳統理性主義政治那樣以務實的態度對待「權力」這一嚴肅事務。除了意識形態的制約，宏觀的政治結構同樣對上訪事件中的微觀/日常權力關係產生著巨大的引力場效應，而這一點在書中的「叙事」中很少體現出來。 這同樣是後現代方法論「屏蔽」的結果。（尹钛《何处是归途？长亭连短亭》）
这篇书评在Matters上还有一篇别人搬运的更长的版本，但关于这个段落的基本内容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段也只是一笔带过，可能他自己也发觉这个批评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吧。
我当时草草写下的看法是：“和尹钛的观点比起来，应星似乎是更了解中国基层政治运行的规律和逻辑，也更了解中国农民的斗争习惯、日常生活和政治认知。他的位置介于双方之间，是一个学者的站位：既不是一位地批判官方的作为，也不是从一个“咨政”的角度出发去给出那些“对付”移民的建议（即使从治理技术的角度，也仅仅是引用了张联道总结的“5条经验”）尽管是用故事的形式，但一直很克制。”
总之，这种批评反而更让我意识到了这个文本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即脚踏实地：他的田野涵盖了历史（德治传统）如何影响着中国农民对政治互动的理解、被上访双方（官与民）话语忽略的“冤魂”等等细节，他很显然是切实了解中国的农民与官员的。
一位老师说尹是挑刺，另一位说这种看法实际上反而消解了应星好不容易描绘出来的复杂性，但他们都赞成应星的这本书首先在写法上是非常大胆的（把学理性的注释放在最后），其次是它与中国所有"来自现场的研究"一样，只是属于特定时代特定背景特定人物的故事。
January 16, 2024
以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进路——故事来整合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两个面向里权力的多种可能的实践形态、技术、断裂接续、反抗，非线性和结构的关系以“隐喻”的方法被揭示。电站移民和权力互动，行动者的对抗并未削弱反而加强制度的韧性，“不是在和权力对抗而是在与之并肩作战”。而在几乎所有互动形式都被堵塞，从下到上的组织被拆解的今天，权力和反抗是否还能达成本书写到的“有弹性的机制”，是否还能继续共同建构和维系“场域”？平衡的打破中蕴藏着不稳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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