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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 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
歷史上大多數時候，喪鐘不是為某一個人而鳴，乃是為每一個人而鳴。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夜晚，中國在大雨滂沱中失去了它精神和思想上的巨人——劉曉波。他從不自由的國度裡獲得了解脫和「自由」。劉曉波曾說，當所有的中國人都獲得自由之後，他的願望是到卡繆所熱愛的地中海去，沐浴著那無比熾熱的陽光，暢遊一番。他不會參與權力爭奪戰，而是跟妻子劉霞一起離開中國，到地中海上的一個小島過世外桃源般的、簡單樸素的生活。他出海打魚，劉霞畫畫和寫詩，那才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然而在現實中，他的願望已經無法實現了，不過歷史以另外一種弔詭的方式「實現」了他的願望：被海葬的劉曉波的身體和靈魂，最終和大海融合。
「出名要趁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喧囂著開放熱情的中國，外省青年劉曉波懷著出名的渴望來到京城。他野心勃勃，野性難馴，他不把前輩和權威放在眼中，打倒他們並取而代之是其夢想。然而，沒有人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槍聲終結了劉曉波的文學夢，他的人生更換軌道，駛入驚濤駭浪的出三峽之旅。
劉曉波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他謙卑地跪下來，將當代中國苦難的歷史——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的歷史——像閘門一樣扛在肩頭上。他幾乎是一人敵一國，幾十年如一日，單槍匹馬地對抗黨國強大的宣傳機器。一個「文學」的劉曉波，轉換成了「政治」的劉曉波。旅美學者陳奎德在為《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劉曉波的思想歷程，有一個明顯的範式轉換點。粗略地說，在西方思想資源的側重點方面，是從德法式脈絡走向英美式脈絡；在思想傾向上，是從感性的浪漫主義走向理性經驗主義；在學術取向上，是從審美判斷走向倫理判斷；在對超驗性的思考上，是從尼采走向基督；在為人為文的姿態上，則是從狂傲走向謙卑。」
「六四」的槍聲，改變了劉曉波的一生，也改變了本書作者余杰的一生。那一年，劉曉波三十四歲，是天安門廣場上堅持到最後的絕食四君子之一；那一年，余杰十六歲，在四川偏遠的小鎮上，從「美國之音」的廣播中聽到沉悶的槍聲，一夜之間就完成了他的成年禮。
在余杰看來，九〇年代以來的曉波如同一塊被時間和苦難淘洗得晶瑩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當年個人英雄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污垢，他變得愈來愈溫和、愈來愈寬容、愈來愈謙卑，他將自己看成是成千上萬的、努力有尊嚴地活著的同胞當中的一員，正是「那些無名的人、被人遺忘的人、善意與愛的小小行動」證明了和平與公義的存在。
他雖然不是基督徒，卻從來沒有停止過自我質疑與反省，在異議知識分子群體當中，劉曉波是對人的罪性、侷限性和缺陷性認識最為深刻的人之一。人類有徒手的耶穌戰勝了佩劍的凱撒，那是義戰勝力的歷史正果。劉曉波以一種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參與政治事務，改寫了中國人長久以來對厚黑學和權謀術的迷信。他讓政治擺脫了馬基維利式和季辛吉式的利益算計，他讓反抗變得如此優雅。正是有了這種「反抗者的謙卑」，他的反抗在中國的反抗史上才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不是冤冤相報、以惡勝惡，而是以愛化解仇恨、以正義書寫歷史。
自古以來，先知在故鄉都是不受歡迎的，但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和哪個國族，像今天的中國這樣以折磨和羞辱先知為「志業」。他第四度入獄，被中共當局判處了超過此前三次入獄時間總和的十一年重刑，最後因肝癌而被謀殺致死，可以說是「求仁得仁」。
本書是與劉曉波「氣類」相近的余杰，幾十年來觀察、思考、評論劉曉波的成果。這兩個人都是說話口吃的人。「口吃的人對這個世界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劉霞打趣我們說：『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正是這種對世界特殊的敏感，正是他們之間特殊的友誼，余杰在《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第一次系統完整、深刻獨到地呈現了劉曉波的生命和思想世界。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夜晚，中國在大雨滂沱中失去了它精神和思想上的巨人——劉曉波。他從不自由的國度裡獲得了解脫和「自由」。劉曉波曾說，當所有的中國人都獲得自由之後，他的願望是到卡繆所熱愛的地中海去，沐浴著那無比熾熱的陽光，暢遊一番。他不會參與權力爭奪戰，而是跟妻子劉霞一起離開中國，到地中海上的一個小島過世外桃源般的、簡單樸素的生活。他出海打魚，劉霞畫畫和寫詩，那才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然而在現實中，他的願望已經無法實現了，不過歷史以另外一種弔詭的方式「實現」了他的願望：被海葬的劉曉波的身體和靈魂，最終和大海融合。
「出名要趁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喧囂著開放熱情的中國，外省青年劉曉波懷著出名的渴望來到京城。他野心勃勃，野性難馴，他不把前輩和權威放在眼中，打倒他們並取而代之是其夢想。然而，沒有人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槍聲終結了劉曉波的文學夢，他的人生更換軌道，駛入驚濤駭浪的出三峽之旅。
劉曉波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他謙卑地跪下來，將當代中國苦難的歷史——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的歷史——像閘門一樣扛在肩頭上。他幾乎是一人敵一國，幾十年如一日，單槍匹馬地對抗黨國強大的宣傳機器。一個「文學」的劉曉波，轉換成了「政治」的劉曉波。旅美學者陳奎德在為《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劉曉波的思想歷程，有一個明顯的範式轉換點。粗略地說，在西方思想資源的側重點方面，是從德法式脈絡走向英美式脈絡；在思想傾向上，是從感性的浪漫主義走向理性經驗主義；在學術取向上，是從審美判斷走向倫理判斷；在對超驗性的思考上，是從尼采走向基督；在為人為文的姿態上，則是從狂傲走向謙卑。」
「六四」的槍聲，改變了劉曉波的一生，也改變了本書作者余杰的一生。那一年，劉曉波三十四歲，是天安門廣場上堅持到最後的絕食四君子之一；那一年，余杰十六歲，在四川偏遠的小鎮上，從「美國之音」的廣播中聽到沉悶的槍聲，一夜之間就完成了他的成年禮。
在余杰看來，九〇年代以來的曉波如同一塊被時間和苦難淘洗得晶瑩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當年個人英雄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污垢，他變得愈來愈溫和、愈來愈寬容、愈來愈謙卑，他將自己看成是成千上萬的、努力有尊嚴地活著的同胞當中的一員，正是「那些無名的人、被人遺忘的人、善意與愛的小小行動」證明了和平與公義的存在。
他雖然不是基督徒，卻從來沒有停止過自我質疑與反省，在異議知識分子群體當中，劉曉波是對人的罪性、侷限性和缺陷性認識最為深刻的人之一。人類有徒手的耶穌戰勝了佩劍的凱撒，那是義戰勝力的歷史正果。劉曉波以一種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參與政治事務，改寫了中國人長久以來對厚黑學和權謀術的迷信。他讓政治擺脫了馬基維利式和季辛吉式的利益算計，他讓反抗變得如此優雅。正是有了這種「反抗者的謙卑」，他的反抗在中國的反抗史上才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不是冤冤相報、以惡勝惡，而是以愛化解仇恨、以正義書寫歷史。
自古以來，先知在故鄉都是不受歡迎的，但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和哪個國族，像今天的中國這樣以折磨和羞辱先知為「志業」。他第四度入獄，被中共當局判處了超過此前三次入獄時間總和的十一年重刑，最後因肝癌而被謀殺致死，可以說是「求仁得仁」。
本書是與劉曉波「氣類」相近的余杰，幾十年來觀察、思考、評論劉曉波的成果。這兩個人都是說話口吃的人。「口吃的人對這個世界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劉霞打趣我們說：『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正是這種對世界特殊的敏感，正是他們之間特殊的友誼，余杰在《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第一次系統完整、深刻獨到地呈現了劉曉波的生命和思想世界。
384 pages, Paperback
Published August 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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