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

by Madeleine Zelin, 曾小萍, 董建中 (Translator )

本书共分为7章，包括“不稳定的财政根源”、“非正式经费体系”、“火耗归公”、“财政合理化改革和各地的试验”、“地方改革的多样性和基本原则”、“改革的障碍：基层腐败和江南清查案”、及“前瞻：火耗归公改革的失败”。

299 pages, Paperback

First published November 19, 1984

Reviews

[Lucius Deng · Rating 4 out of 5]

是一部使用档案资料进行历史分析的经典著作。

[he chow · Rating 5 out of 5]

（前言節錄）

清初改革的主要领域是财政政策。建立在中国早已存在的官僚政治基础之上，新的满族王朝倾力于财政改革，强化君主专制并加强中央集权政府的各项制度建设。他们将皇帝内府与国库分开，反映了内廷与外朝有着明晰的划分。为了加强与民众的直接联系，清统治者削弱了士绅和地方豪强的势力，这些人在前朝起着调和作用，然而也弱化了国家统治的权威。为了增加税收，清朝简化了赋税编审，田赋和人丁税合二为一。同时，清政府清楚地划分了属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赋税，建立了一整套奏销制度，监控收入的征收、使用，保证中央政府对国家所有收入的监督。

总而言之，这些措施构成了中国行政机构演进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然而，它们无法与内在薄弱的帝制晚期财政相抗争。腐败与逃税一直威胁着清初国家财政的稳定。17、18世纪中国的统治者与同时代的欧洲君主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薄弱的农业财政基础；个人与国家收入界限模糊不清；官僚体制内和体制外，激烈争夺有限的剩余产品。中国有着成熟的官僚体制，加之满族王朝创立者的革新，要求地方财政管理者恪尽职守，但却没有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经费，使解决上述问题变得更加困难。18世纪初中国改革家的伟大成就在于创建了一套不仅能够满足传统政治经济的需要，同时也有可能发展成为适用于一个强大中央集权国家所要求的财政制度。

清初财政改革事业的顶点是“耗羡归公”，这是在第三位皇帝即雍正皇帝统治时期实施的。允准各省官员对所有向中央政府解送的地丁钱粮征收一定比例的额外费用（即火耗），而火耗存留在当地省份作为官员的“养廉”和“公费”。养廉银使得官员薪俸有了根本性的增加，同时可以使用公费承担一定的管理责任，实施有益于当地的工程项目。

火耗归公的概念很简单，但它对中国财政管理结构的冲击是巨大的。在官僚体制内部，它为地方官员提供了足够的费用，消除了制度化的政府腐败。有了可靠的公共支出经费来源，官员能够对地方开支进行预算并致力于地方建设工程的长期规划。此外，有了收入的保障，地方政府能够把许多服务及公共事务作为自己的职责，而这些在帝国统治前数十年，或被忽视，或委托私人。

在政策形成过程中，清初的皇帝们所起的直接作用是引进统治的新观念及新手段。到18世纪初，皇帝这一作用通过新制度比如奏折制度的创立而得到强化，奏折制度既使皇帝得到了信息，也增强了他对行政事务的控制。最后一点，与明朝相比，清王朝官僚机器本身更为集权，这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实施改革及保证皇帝对实施改革的指导。

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视官僚腐败的根源在于中国官僚阶层的道德堕落。现代批评家们也往往赞同这一结论，面对政府严惩财政渎职官员的种种则例，学者们断言，清政府过于孱弱、懈怠而无法将之付诸实践，或是习惯势力过于强大，不论谁坐在皇帝的宝座之上都无法取胜。最终我们得出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中国是腐败的，所以中国是腐败的（China was corrupt because China was corrupt）。这样的解释，不成其为解释，它没有向我们提供判断中国帝制晚期实际情况的基本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这既不能给我们提供材料，也不能提供比较中国众王朝与其他前近代社会，以及与20世纪中国政府所面对问题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