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粉紅學：互聯網時代的粉紅浪潮

by 端傳媒

粉紅浪潮席捲而來，中國勢力無孔不入：從飯圈到體育競技、甚至奶茶，通通沒有放過。

翻牆而過，小粉紅們遠征為何？在我們理解這群「小粉紅」時，除了看見其中的瘋狂、不堪與異見者的失語，更不該忽視的，是背後所指向的國家機器的精心佈控。而這樣的社會機制之下，你我都非局外之人。

端傳媒精選11篇文章，從不同切面帶你理解這一場粉紅浪潮。理解這群遠征軍團與背後脈絡，要透過他們的親述去還原他們的社會環境，更需要剖開機械式運作的虛擬外殼，看見其背後制度與文化的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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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錄】


「時代的精神狀況也許正在崩壞，但時代不是「等而下之」的人造就的，知識分子表達焦慮和憤怒，應該指向的不是大眾，而是那些有能力影響和決定時代的人。」

「理解包法利夫人的能力，理解人性的複雜的能力，體恤他人的能力，共情的能力，愛人的能力，所需要的教育成本是很高的。」

「階層分化和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分配所導致的受教育機會的差別暫且不講，眼下的學校教育，媒體環境，社會環境，基本上無益於培養人的同理心。」

「然而，一種他們沒有想到的可能性是：極權主義運動也有可能在體制外出現。它可能是由體制孕育而成，最&

Genres: Politics

114 pages, Kindle Edition

Published September 11, 2019

Reviews

[风花 · Rating 5 out of 5]

非常有意思的一本文集，众人观点大方向一致在具体问题意识上不一，可以一读，观点藏在边边角角，有深挖价值，反而是陈纯那篇读起来稍微有些没意思。

[Joseph · Rating 5 out of 5]

差评经典当然不必太过指摘，令人忧虑的是这些事件所勾连出来的社会图景：一群价值观单一，思考框架刻板，攻击性极强的年轻人，正在互联网上横冲直撞，对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一切事件进行道德评价，“三观”框架所到之处，非“渣男”即“小三”，世界的复杂性被消解殆尽，只剩贫乏的道德脸谱。

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论述了“个人的崛起”，2005年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这种个人主义的兴起发端于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直接联系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在私人空间，国家鼓励和默许个人的反叛（去宗族化、去组织化）；在公共空间，国家通过动员和树立标兵来要求公民的根本服从（见刘进《挣脱家庭后的个人走向》）。其结果是，国家的公共空间和自组织基本上被摧毁，个人成为完全依附于国家的原子式个体。
《私人生活的变革》中的一段话，大概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图景变得如此荒诞：“由于无法进行政治参与和公共活动，村民们被迫回到自己家中，并在任何道德话语方面变得越发愤世嫉俗。”公共生活被摧毁，只有民族主义的政治参与被允许甚至鼓励——除此之外，勉强能列为公共活动的，只剩在明星的婚姻生活里“捉奸”了。

理解包法利夫人的能力，理解人性的复杂的能力，体恤他人的能力，共情的能力，爱人的能力，所需要的教育成本是很高的。阶层分化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所导致的受教育机会的差别暂且不讲（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眼下的学校教育，媒体环境，社会环境，基本上无益于培养人的同理心。与之相反，这是一个培养“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良好温床。

时代的精神状况也许正在崩坏，但时代不是“等而下之”的人造就的，知识分子表达焦虑和愤怒，应该指向的不是大众，而是那些有能力影响和决定时代的人。

从这个政权建立的时候，它对除自身以外的组织就抱有强烈的不信任。从土改到文革，中国的传统社会组织被尽数破坏，而1978年以后，中国零星地出现一些自发结社，但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监控，2015年“公民社会运动”划上句号，社会组织也迅速萎缩。中国社会分化成两部分人，有组织的人（体制内成员）和没组织的人。以往中国的自由派与体制内的人发生较多的摩擦，但长远来看，最危险的一批人不一定是从“有组织的人”中产生。
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大量生产“原子化”的个人和沉浸在私人领域中的利己主义者。一些庸俗的自由派因此感到欣喜，似乎这使得集体主义的运动变得不再可能。然而他们忘记了，人是政治的动物，天生向往着在行动中与其他人建立联结，尤其当原子化和私人领域中的生活不再能给他们提供意义来源的时候。这些人躲在自己的一方天地刷着综艺节目、韩剧和追星的某个时刻，心中会突然升起一种对“崇高感”的追求。真正的崇高是一种自我选择的“非如此不可”，它是基于自身认定的超越性信念，投身某种内在价值之中，并甘愿为此付出代价。然而，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条件去追求真正的崇高的民族，唯一的崇高就是“爱国”。
在后天安门时代，国家对于日益增长的超越性精神需求有一个妥协，它默许各种“整全性学说”在不危害主流价值（“爱国”、“发展”和“稳定”）的前提下默默存在——自由主义、基督教、儒家、女权主义……但2012年以后，这种默契就被打破了。当局惧怕这个国家的人民通过一种和它的组织和宣传无关的方式联结起来，所以对于一切整全性学说一概打压，包括原初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当局不让任何一种整全性学说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而它自己也不能提供一套有吸引力的整全性学说（如古代的儒家和毛时代的共产主义），这相当于将所有国民硬生生抛入一种“强制性的虚无主义”之中。而稳定的“强制的虚无主义”不是一种可以长久维持的状态，它要么走向一种健康的“合理多元主义”，要么走向一种“虚无主义狂热”。走向前者就要允许各种整全性学说和各种组织自由发展，很显然，这条路现在是根本不可能的。
“虚无主义狂热”不需要对内在价值有所认知，只需要“忠诚”。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到：“这类忠诚只能产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们没有其他的社会联系，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当饭圈女孩说“阿中哥哥只有我们了”，其意思正好是相反的，阿中哥哥不只有她们，但她们只有“阿中哥哥”了。

可以说，饭圈术语不是被民族主义借用，“阿中哥哥”也不是浮夸的修辞术，这场舆论战，究其本质，就是一个饭圈事件。控评、反黑，都是饭圈用来描绘他们所处世界的术语，“阿中哥哥”的出现是这套术语的再完善，它是饭圈一代对个体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在饭圈语境里，国家不是一个政权，不是一片土地，不是一种文化，而是一个“正主”（指自己的偶像）。饭圈规则，“正主”只能被维护，不能被质疑。
毛泽东曾经写下，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和朋友，这也是饭圈的首要问题——谁是哥哥的敌人，谁是哥哥的朋友。
讽刺的是，如果用饭圈逻辑处理反修例运动中大陆-香港的关系，结果只可能是分裂的而非统一的。因为饭圈男孩女孩们不仅需要一个“正主”（中国大陆），也需要一个“对家”（香港）。饭圈生活，只有在守护正主的无止尽战斗中才变得有意义。这种二元对立，正是民族主义认同的起源——在“他者”中想像“自我”。所以饭圈逻辑越是深入人心，一个新的“中国”的形象就越是清晰，这个新的“中国”，不包含香港。从这个角度讲，最大的“港独”势力不在香港，而在中国大陆。

研究文革的学者吴一庆曾经在著作中提到，1976年之后，被文革锁定为打击对象的知识分子，和同被打击的党国官僚，结成了政治同盟。他们通过清算内战状态，恢复稳定和发展的秩序。而晋江小粉红和微博小粉红们，恰恰从两个端点上，对这一后毛泽东时代的基本秩序嗤之以鼻：她（他）们鄙视知识分子的说教，也鄙视知识分子对她们世界的无知；同时，她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已经在秩序井然的世界现实外，在赛博空间中，维持了无休无止的粉丝战争。从这点看来，粉红赛博格以吊诡的姿态，虚拟地站在了后毛时代中国权威与秩序的对立面上。
知识分子们也许会不无恐惧地看到：左翼最想要的颠覆力量，与自由派最想要的“人格独立”，其实都在粉红赛博格身上“实现”了。但随之也实现了他们各自最害怕的东西：粉红赛博格们的战争，是娱乐产业一轮轮挑起的永恒循环──赛博格的幻觉在资本世界中才得以延续；而她（他）们挑战权威、反知识分子的态度，恰恰让她（他）们对打击知识分子的威权政体抱有暧昧。

在网络讨论中，只要扔出标签，仿佛就宣告了胜利。例如，一些自由派在批评网络民族主义者时，只要将他们定义为“小粉红”，仿佛就将他们钉在了耻辱柱上，取消了平等对话的资格。反过来，当民族主义者批评自由派时，一个“公知”标签抛出来，也就关上了对话的大门。在论辩各方不断发明标签、使用标签的过程中，讨论极易陷入简单粗暴的境地，失去了公共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