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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史 #4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
本書是一部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1996年出版的《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的修訂本的分卷版。本書綜合了廿多年來新披露的文獻資料、本人的採訪、研究，除介紹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和“89/64事件”過程外，重點聚焦了一些公認的大案、疑案、懸案，探討事發生前後的朝野互動、高層博弈、民間競爭和精英分野等問題，並對其背後的隱秘進行了深入探討，在諸多方面提出了新解。全書約129萬字。
143 pages, Kindle Edition
Published July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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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9, 2022
““我問過軍濤一次，世界上有多少種政權形式，從極右排，一直到極左？有沒有繼承關係？機制是什麼？軍濤說不出來。討論了那麼多天！後來我又問過子明一次，國內、黨內有多少種派別，從極右到極左，各派態度，階段表現。子明憋了半天，說出一句話：你這不是一個‘政治光譜’嗎？倒是挺通俗的。你看，他們都幹了些什麼？有次在我房裡折騰，我出去了，回來一看，一個人沒有，除了烏煙瘴氣就是一屋子香蕉皮。”“陳子明就像個守財奴。家族統治。沒有幹部子弟那種政治素質。他們欠我帳……可能還是把我們當用完了就甩的那種人。”[ 415]這段敘述，幫助我們揭開了在八九民運初期，社經所遲遲不願全力投入之謎。因為他們還抱有運動過後，繼續尋求與趙紫陽以後的“技術官僚”合作的念想。正因為如此，他們既沒有必要對這場與“胡趙”關係很深的“運動”太在意，也不願將“三線”投入運動，是完全合乎邏輯的。不過，以後的事實證明，“一線”和“二線”在陳子明的棋盤上並非可有可無的“陣線”。運動初起，“摳門兒”的陳子明就大方地“撒錢”就足以證明。但將這個“三線”計畫和盤托出的文字，大概直到 5月 21日才見諸報端。這一天出版的《經濟學週報》，刊登的題為《寫于大學生絕食第五天》的“本報評論員”文章說： “……必須理解，社會進一步的發展應該是在學生運動形成壓力後，學者來講道理，說明危機的原因，社會應怎樣發展；在此基礎上是專家拿出可操作方案，最後由政府在專家方案範圍中決策。……將民主從馬路上引向人民大會堂。”[ 416]對照 4月底張偉國描述的“三線”計畫，這段文字不僅在內涵上，甚至在表述方式上也基本相同。對此， XXX也是洞若觀火的。他曾一語道破： “……陳一直懷抱被招安的願望。被招的本錢：能收服學生。收的兩個環節： 1、影響和控制學運領袖； 2、影響學生精神導師。為了這個，布了兩條戰線：前者通過王丹、劉剛、陳小平，還有錢、用車；後者通過包遵信……”“為實現這個願望，一是始終與體改所保持關係，通過白樺……；二是始終保持觀察位置，作期待狀。他們並沒有多少越軌行動。但要在各界提高聲譽，表現見解的優越、能力的優越（在工會、知識界）以保持價值。但政府不知好歹。”[ 417]據知情人透露，就在拜訪陳一諮的第二天， 4月 25日，陳子明曾經與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的秘書、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的秘書通過電話，請對方轉告領導人：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們做的，打個招呼就行。[ 418]“這應驗了一句話：在兩個非理性巨輪面前玩弄理性遊戲——哪怕是真正的政治，只有被碾碎的份！”[ 419]”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大遊行——人們幾乎不約而同地這樣稱呼發生在這一天的事件。沒有任何權威或新聞媒介的提示和倡議，也無須經過什麼人承認。即使是在後來又出現過“五一六”、“五一七”和“五二三”等從人數、規模到捲入的方面，以及聲勢都大大超過“四二七”遊行的情況下，[ 255]人們也從來沒有想到要改變這個提法。從心理學的角度看，第一次給人留下的印象肯定是分外鮮明的。在“四二七”以前，不僅學生沒有過如此規模的大遊行，就是全社會，也沒有過如此浩大的自發組織的遊行。所以，它至少是開創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首例。其次，它的組織性，合法色彩，與前一天發表的“四二六”社論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當群眾看到政法大學的隊伍時，他們議論說：“你看，搞法律的也遊行了，這回打官司，學生准贏！”當人們看到穿白大褂的北醫學生和她們的紅十字旗時，人們說：“就這，國際戰爭也打不起來！”雖然像糾察隊一類的組織，在“四二二”已經出現，但它一半由於處在夜間活動，一半由於遊行路線較短，所以未被廣泛知曉。而這次時間長達 15個小時，路途長達 30公里的遊行，如同宣言書、宣傳隊和播種機，是以對手的失敗和“我們的勝利”告終的，[ 256]所以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歷來的群眾運動往往為“非理性”情緒所左右，但“四二七”之成功，是“理性”戰勝“非理性”大勝利。作為一個親歷者，筆者認為，“四二七大遊行”雖然像許多人所說的那樣，有許多獨到的優點，但是，它對於廣大公眾的真正魅力，恰巧不在它的理性程度，而在於它“哀兵”的形象和“天然去雕飾”的真誠和純情。慷慨赴義，是它的真正靈魂，不論是“誓死捍衛……”，“民不畏死……”還是“人生自古誰無死”，都體現著“視死如歸”的精神。“四二七大遊行”沒有“八九民運”的許多缺點。在那些過分工整的格律詞章之外，它是一首自由的抒情詩。它的文明的性格不是刻意塑造，而是自然流露出來的。在學生自覺接受了“新華門事件”和西安、長沙事件教訓，對此次學運取得高度認同的前提下，所有最精彩的片段，都是他們自由地發揮和創造出來的。這也許是時至今日，不少民運人士為生計而歷數自己在“八九民運”中的光輝業績之時，卻沒有人來“認領”這次偉大的遊行的緣故。因為它的確是集體的創作，是學生與人民群眾共同迎來的勝利。對於這次遊行，外電給予了相當熱烈的反映。香港《明報》 4月 28日有一篇社評《可喜的“四二七運動”》說：“將來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八九民運）稱為‘四二七運動’，與 1919年的‘五四運動’。 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 1976年的‘四五運動’並列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捩點。”這篇社評還說：“這四次運動有許多相同之處。首先，它們發生的地點都在北京。其次，它們的主要參加者都是大專院校學生。[ 257]再其次，它們的本質都是愛國運動。而最要緊的是，它們都是由一種深切的憂患意識，甚至可說緊迫的危機感所促成。”它說，“四二七大遊行”使中國的政局豁然開朗，透出希望的光芒。””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走在這支遊行隊伍中，聽著旁邊人山人海的呼聲，有些學生甚至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裡。當隊伍行進到一處時，一女生問：“到哪兒了？”有人答：“北太平莊了”。那女生說：“啊！已經到了這兒了，快到家了！”另一女生問：“往人大怎麼走？”人群裡登時發出嗡嗡的憐惜聲：“看！人家小姑娘，連家都找不著了！”[ 250]從早上 8 ∶ 00出發，到晚上 11 ∶ 00最後一支隊伍（北京農業大學）返校，這次遊行歷時 15個小時，行程 30公里，以和平、勝利而告結束。據時任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常委的封從德回憶，當留守在校的他，為了讓勞累了一整天的同學能夠得到休整，以北大籌委會的名義，致信校長辦公室，請求校方照顧遊行返校的同學，延長今晚食堂和澡堂的開放時間，並希望派校車去接女同學。“沒想到校方很快就答應了，指示食堂和澡堂，只要還有一個同學剛回來，就不關門。”[ 251]從此，北京的輿論為之一變。自胡耀邦逝世以來，籠罩在學運頭上的疑惑、哀傷、憤怒、高壓的空氣，一變而為自信、開朗、輕快的空氣。政府，不論其在 4月 27日的早晨，是否仍想再版一個西安、長沙事件，但到此為止，不論其立場是否有所動搖，它不得不暫時收起了“四二六”社論的腔調。 4月 28日，鄧小平在家人的勸說下去了外地。[ 252]據說，“鄧辦”人員還發出通知，要求收回鄧小平“四二五”講話，動作較慢的省市，只傳達到廳局級。[”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如果從早上 7 ∶ 00算起，先出發的學生此時已經在路上整整走了近 10個小時。此時，已經有人想到了他們的口渴和饑餓。張明澍寫道：遊行隊伍剛剛上長安街，就有工人、居民提桶送水來。而後，不斷地有人一整盒一整盒地送來冰棒雪糕，一整箱一整箱地送來汽水，不時有人把買來的麵包等食品扔進遊行隊伍。下午 6 ∶ 00許，天安門前出現了令人感動的一幕。有人用三輪板車拉了一車麵包，呼喊“同學們，吃麵包！”頓時，塑膠袋裝的麵包天女散花般地灑落在遊行隊伍中。其他人則有節奏地鼓掌喝彩。一個小夥子大叫，“同學們，你們抽煙嗎？”不待回答，掏出一盒“萬寶路”香煙，撒進遊行隊伍，贏得一陣掌聲。在這一陣“小高潮”中，一個人突然爬上三輪板車，大聲問，“市民們，學生是不是動亂？”成千上萬圍觀的人齊聲回答，“不是！”“誰是動亂？”“他們！”一問一答，整齊響亮，就像精心排練過的一樣。與市民比起來，北京員警的表現可以說是有趣。他們站在自己該站的地方，你不能說他們沒有執行上級的指示。但他們卻沒有做“該做”（按上級指示）的事。你可以說是無可奈何。一個員警用幾分“京油子”的腔調對遊行學生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您呢，儘管沖。我呢，就站在這裡，擋一擋。您要是沒沖過去，那就謝謝了。算您協助我完成一次任務。您要是沖過去了，那您就過。我的責任是盡到了。”[”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前面就是黨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門新華門的所在地。“此處有‘六層’員警，手挽著手橫排在長安街上。”張明澍認為：如果說 4月 27日這天有什麼外在形式上的較量，那就是在這裡。和其他地方不同，這裡的武警面對如此強大的陣勢，似乎仍然沒有打算退讓。這時，一件真正可以稱為“奇跡”的事情發生了。一大群市民擠到了學生前邊，用自己的身體，把武警向路邊擠。一邊擠，一邊嚷，“你們有本領，去打官倒，去抓腐敗呀，擋住學生幹什麼”。只要武警往回擠，人群中就爆發出雷鳴一般的吼聲：“不許打人！”“不許打人！”大約十分鐘之後，越來越大的市民隊伍把武警擠到路兩側。但他們不再往前走，而是模仿學生拉起兩道“人鏈”，給學生讓出一條寬闊的路來……[ 236]據《新觀察》記者的觀察，“六層”武警的撤退固然與市民的擁擠有關，但他們可能是奉命撤下的。在《北京“四二七”遊行目擊記》中寫道，在人群發出震耳欲聾的“不許打人”的吼聲後：中南海的紅牆牆頭上，隔著濃密的綠葉兒，有三四個穿便衣的人在向外瞭望。其中有一個人的手彎在嘴前，像是對著對講機說話。這是一個光輝的歷史形象：五六排員警在馬路南側貼著牆壁站立著。雖然表情不那麼自然，但顯得比較輕鬆。有的員警還向學生招手。學生一路喊著：“人民警察愛人民！”“員警萬歲！”深情的《便衣員警》主題歌，把員警也唱得高高興興。這時，一個年輕的員警，把手舉起來向學生敬禮。動作很小，有點兒猶豫的樣子，舉了一下看看旁邊的人又放下了。見沒人注意，他第二次舉起手來……[ 237]”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動中，廣大共產黨員、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幹部、解放軍和青年學生，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哀思，並表示要化悲痛為力量，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貢獻力量。在悼念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情況。極少數人借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党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群眾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考慮到廣大群眾的悲痛心情，對於青年學生感情激動時某些不妥當的言行，黨和政府採取了容忍和克制態度。在 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會召開前，對於先期到達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學生並沒有按照慣例清場，而是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於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證了追悼大會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順利進行。但是，在追悼大會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污蔑、謾駡、攻擊党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向學生會“奪權”，有的甚至搶佔學校廣播室；在有的高等學校中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甚至強行阻止同學上課；盜用工人組織的名義，散發反動傳單；並四處串聯，企圖製造更大的事端。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治理整頓，建設發展，控制物價，改善生活，反對腐敗現象，建設民主與法制，都將化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全民族振興中華的宏偉願望也難以實現。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會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堅決維���得來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維護憲法，維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對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學生組織權益的行為要堅決制止；對蓄意造謠進行汙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禁止非法遊行示威，禁止到工廠農村、學校進行串聯；對於搞打、砸、搶、燒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護學生上課學習的正當權利。廣大同學真誠地希望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領導下，加強治理整頓，積極推進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來實現。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堅決地制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這場鬥爭事關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成敗，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要明辨是非，積極行動起來，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這篇社論有四個要點：第一，是把學生和群眾在悼念胡耀邦期間和之後，凡與悼念活動無關的行為與純粹的悼念活動區別開來；第二，是把政治性的抗議行為與刑事犯罪活動混同起來；第三，是把對党的領導人的個人攻擊與反黨反社會主義等同起來；第四，是把對社會主義民主和憲法賦予的政治權利的具體要求與“民主與法制”的抽像概念對立起來。然後，以一個“有計劃”的”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的帽子，強加在這場學運身上。雖然，在事後看來，它關於“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反對腐敗，建設民主與法制，都將化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不幸被言中，但它對其中道理的諱莫如深，對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在追求這些目標時合理合法的參與權利的避而不談，都表現出一種難以令人接受的“獨斷”與“專橫”。因而，它也是這一不幸結果的原因之一。社論播出之日，人們的第一個感覺是“似曾相識”。讀者和聽眾從這篇社論中嗅出了 1976年“天安門事件”鎮壓前的空氣，那段剛剛過去 13年的歷史對他們來說仍然記憶猶新。[ 111]從過程、思路到語言，都如此的相像。只不過上一次是用的“一小撮”，這一次用的是“極少數”；上一次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這一次是以“社會主義法制”的名義；上一次是要保衛毛主席，這一次是要保衛鄧主席；上一次是要依靠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這一次是要依靠廣大黨員、團員和積極分子。這些細微的差別，多少表現了時代的進步，同時也表現了這個黨在兩個時期的社會基礎的差異。但它們本質上都是蔑視人民的權利，壓制不同意見，絲毫沒有現代政治的氣息（後者只是在利用現代政治的某些概念，而褻瀆其精神和實質）；都是迷信武力，採取惡劣的高壓，恫嚇和“鐵腕政策”；都是在企圖用莫須有的罪名打倒自己的政敵……[ 112]不過，上一次還賺得了各地黨政軍以上街遊行為形式的“支持”，這一次的效用就遠遠不及了。誰要鄧小平一上臺就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呢？人們不再相信那個經常叫喚“狼來了！”的孩子。”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陸超祺的日記，還記載了李鵬《“六四”日記》未記載的鄧小平講話內容：“鄧小平……還講到耀邦同志的錯誤。他說，耀邦對反自由化是動搖的。反自由化的時候他下的台，現在還是那些人支持他。又說，對‘兩個凡是’，耀邦是反對的，但他同時又保護華國鋒。正因為這一點，不能稱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說：‘耀邦同志不夠格，我也不夠格，我連《資本論》也沒讀完。我死以後，你們也不要封我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還講了耀邦同志堅持高速度發展經濟，如果照他的意見辦，現在困難還要大。”[ 109]“鄧在講話中，還兩次說到，要給胡績偉、于浩成、蘇紹智等人打招呼。”[ 110]這段講話證明，即使胡耀邦追悼會已經開過，在鄧小平心裡，胡耀邦問題依然沒有成為“過去式”。他慍怒未消地提到胡耀邦“保華”，顯然是仍在記恨胡耀邦在政治上的關鍵時刻沒有站在他一邊。這和他利用鄧力群但始終未予“重用”一樣，是由於在 50年代，鄧力群曾認為，“林元帥比鄧副主席更適合做毛的接班人，因為林會打仗，作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一把手應該是個會打仗的人”，是同一類型的問題。而且，直到此時，鄧小平依然把主張經濟高速發展的責任推給胡。由此可見， 1986年鄧小平的“倒胡”，不僅是出於為了抑制“自由化”浪潮的“公心”，還有鞏固個人權力，一路推卸責任的“私念”。不過，鄧的這篇講話沒有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雖然給一部歷史文獻帶來重大缺陷，但它說明鄧本人或者其後人，對其中陰暗是明晰的。”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而一則來自李先念下屬的資訊則是“ 1988年 10月 X日，在北京人大會堂的福建廳”。那一次，李先念陪同鄧小平會見外賓之後，李先念要小平留下來，二人“作了一次長談”。李先念認為，當時愈演愈烈的自由化浪潮是趙紫陽縱容的結果，而趙在經濟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上的錯誤已經明顯暴露。在三中全會上鄧小平作了自我批評，李鵬對國務院工作也承擔了責任，但趙卻沒有一句話的自我批評。李先念還將香港報紙“倒鄧保趙”的口號告訴鄧，說過去有人高呼“小平您好！”現在是說你鄧小平為什麼還不死。他請鄧認真考慮，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行不行？談話還提到政治局、鄧小平和極少數人的談話，為什麼香港的報紙很快就能登出來了，這說明“在中南海有鬼，有內奸”。據趙紫陽回憶， 1988年，醞釀倒趙。李先念在上海對下級公開罵他。李先念、王震、薄一波聯名上書鄧小平，彈劾他。有人警告過他。[ 78]此外， 1989年初，鄧小平在上海過春節期間，鄧李二人在上海迎賓館會面。李先念再次談到趙的問題。鄧小平答覆說：“我已經考慮了很久，人事問題暫時不動。這就是說，政治局和國務院的班子暫時都不能動。我曾多次對外賓宣佈要全退，工作完全交給趙紫陽同志，現在看來，我暫時不動，你和陳雲同志的工作[ 79]也不動。”這表明，鄧雖然沒有立即換趙的意圖，但李先念提出的問題已經使他心有所動，而且已經影響到老人原來的退休的全盤計畫。因此，高瑜所傳，嚴家其所急，並非空穴來風。但趙紫陽和鮑彤都認為，直至趙紫陽赴朝，趙紫陽的地位並未發生動搖。事後，鮑彤回答筆者提問時，我們曾有過這樣一段對話：“陳：紫陽，或者您，知道香港發表‘倒鄧保趙’文章的事嗎？你們看到過，或者是否訂閱那些刊物？鮑：我們中心，紫陽辦公室，都有這些報刊，秘書給他堆在那裡，他有時看，有時不看，有時看得很仔細……香港人要怎麼寫，張五常怎麼說，不會動搖趙在鄧心目中的形象。但是，嚴家其說，就會動搖趙在鄧心目中的形象。他說‘非程式更迭’……陳：就是高瑜採訪嚴家其、溫元凱的那篇嗎？發在《經濟學週報》上的？鮑：具體是什麼情況我已經記不清了，但是這很影響鄧和趙的關係。我覺得，嚴的這個講法有點……有點敏感過度了。事實完全不是那樣。但這可能引起鄧的看法。因為他認為嚴家其是你的人。陳：是不是當時他們也聽到一些風聲，譬如李先念散佈的，趙不行了？我當時也是從老嚴他們這個管道，還有‘導報’這個系統裡獲得這個消息的。鮑：當時，確實有這個謠言，李先念在上海、江蘇跟人講。但是，實際上一直到 89年，一直到最後，鄧和趙的關係都很好。非常信任趙。”[ 80]綜上，民主派之所以急不可耐地放出風聲，這次又利用胡耀邦逝世問題向中央提出警告，這種局勢，對於江澤民來說，無疑是極其微妙的。有消息稱，江澤民事後接班，並不是坐享其成的結果，而是他早已參與了配合李先念“倒趙”的幕後活動。[ 81]可能正因為如此，他對“導報”刊登嚴家其的“非程式更迭”論異常的敏感。但是，他面臨的是這樣一種錯綜複雜的矛盾環境：第一，他在中央沒有什麼根基，不像胡耀邦那樣，做過許多的好事，有廣泛的社會聯繫，雖然被認為是犯了錯誤，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這就決定，江澤民決不能在悼念胡的問題上走錯一步棋。第二，對待學生如果過激，就立刻會引火焚身。南開大學的學生在此番悼念胡耀邦，敦促政治民主化的同時，就捎帶有請校長母國光辭職的要求。現在，學生緊緊盯著李鵬，把他看作改革派最危險、最兇惡的敵人。這使江澤民有一種局外觀察的優勢，而一旦攪了進去，勢必騎虎難下，弄不好兩敗俱傷。”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當天下午 2 ∶ 30，人大校園還出現一則“最新消息”，稱“當局已調王牌軍 38軍入京”。在進行上述活動的同時，校園裡對一周以來學運也進行了反思，其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對目標和手段的重新認識。 4月 24日，北大“五四”操場上甚至發生了學生領袖互相攻擊的事件。師大也貼出了《當心被收買的學生貴族》的大字報。“四二二”以後，作家鄭義在與北大學生的交往中，也提供了自己的建議和看法：“暴力往往導致新的獨裁……我提請他們注意：儘快通過全校大選，成立合法的新學生會，儘快出版自己的報紙，以事實上的組織與出版物來爭取憲法上一紙空文的結社出版自由；穩定領導核心，不要搞書生氣十足的大民主，走馬燈似地撤換領導核心……我們談得十分融洽，除絕食外，其他各項他們都已開始考慮、落實。王丹、熊焱走後，我留郭海峰（北大國際政治系研究生）多坐了一會兒……”[ 5]在諸多囑咐中，他還明確向郭海峰、王丹、熊焱提出，盡可能不要與方勵之先生夫婦接觸，一是為了“保護”方先生夫婦，二是為了學生的自我保護。在此前後，四通公司的周舵也通過北大社會學系原來的同事王漢生，找到北大的幾個研究生，“力勸他們這些年齡大、比較成熟的學生介入學潮，引導學潮往有理性、講策略的方向走。”“我重點告訴他們一定要注意兩條原則：第一，一定要和黨內的改革派合作，矛頭要對準保守勢力；第二，不管對鄧小平有多大的意見，一定不能把他推到對立面上去。否則學運必敗！”[”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第一種前途，衝突結束，雙方關係恢復原狀。這取決於兩個因素：（ 1）學生放棄隱含目標，以在胡耀邦悼念問題上獲得的階段性成果為滿足。並在行動上對遺留問題採取從長計議的態勢，使這次因耀邦逝世提出的問題，在不破壞既成秩序的條件下，按常規方式解決。（ 2）政府承認現狀，不搞“秋後算帳”。如果這兩個條件均同時滿足，那麼，“朝野互動”將是一個良性的、雙贏的結局。歷史上就不會有“八九民運”這個名詞存在了。也就是說，中國社會無疑的已在“悼念風潮”的名義下，取得了切實的進步。社會學家們也可把這段歷史，歸入“共有衝突”之列。第二種前途，衝突繼續。這也可分為兩種情況：（ 1）衝突持續。既不加劇，也不消失。它取決於雙方在枝節問題上的爭持不休。學生不提出新的目標和要求，政府為保全面子既不對前者發出新的刺激，也不承認其合法性。（ 2）衝突擴大。在學生方面，可能因為有了新的動力。這種動力，可能是一種新的，在有限時期內可以看到結果的鬥爭目標或口號，即獲得“新戰略”的鼓舞；可能是在組織形式或同盟軍方面有了新的增強，即在力量方面帶來新的信心；也可能是受到新的刺激，在新的憤怒下滋生出的勇氣。而這種原因造成的反應，其激烈程度會超過前兩者，但它發起的衝擊卻沒有前兩者來得那樣有後勁，一般在情緒發洩完畢之後，也就偃旗息鼓。另外，衝突的擴大也有可能來自政府方面，如果它縮小與衝突方的“一致”與“共有”性，不再容忍面對“壓力”逐漸失勢的事實，把先前的“讓步”作為殺“回馬槍”留出的轉身餘地，對學生實行秋後算帳，那麼，它也就必然會得到學生們的回應，衝突由此得以擴大。在這方面，讀者將會看到， 1989年的事物，並沒有什麼不同。它翻來翻去，也不能逃脫歷史為人們劃定的領地。”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大遊行——人們幾乎不約而同地這樣稱呼發生在這一天的事件。沒有任何權威或新聞媒介的提示和倡議，也無須經過什麼人承認。即使是在後來又出現過“五一六”、“五一七”和“五二三”等從人數、規模到捲入的方面，以及聲勢都大大超過“四二七”遊行的情況下，[ 255]人們也從來沒有想到要改變這個提法。從心理學的角度看，第一次給人留下的印象肯定是分外鮮明的。在“四二七”以前，不僅學生沒有過如此規模的大遊行，就是全社會，也沒有過如此浩大的自發組織的遊行。所以，它至少是開創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首例。其次，它的組織性，合法色彩，與前一天發表的“四二六”社論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當群眾看到政法大學的隊伍時，他們議論說：“你看，搞法律的也遊行了，這回打官司，學生准贏！”當人們看到穿白大褂的北醫學生和她們的紅十字旗時，人們說：“就這，國際戰爭也打不起來！”雖然像糾察隊一類的組織，在“四二二”已經出現，但它一半由於處在夜間活動，一半由於遊行路線較短，所以未被廣泛知曉。而這次時間長達 15個小時，路途長達 30公里的遊行，如同宣言書、宣傳隊和播種機，是以對手的失敗和“我們的勝利”告終的，[ 256]所以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歷來的群眾運動往往為“非理性”情緒所左右，但“四二七”之成功，是“理性”戰勝“非理性”大勝利。作為一個親歷者，筆者認為，“四二七大遊行”雖然像許多人所說的那樣，有許多獨到的優點，但是，它對於廣大公眾的真正魅力，恰巧不在它的理性程度，而在於它“哀兵”的形象和“天然去雕飾”的真誠和純情。慷慨赴義，是它的真正靈魂，不論是“誓死捍衛……”，“民不畏死……”還是“人生自古誰無死”，都體現著“視死如歸”的精神。“四二七大遊行”沒有“八九民運”的許多缺點。在那些過分工整的格律詞章之外，它是一首自由的抒情詩。它的文明的性格不是刻意塑造，而是自然流露出來的。在學生自覺接受了“新華門事件”和西安、長沙事件教訓，對此次學運取得高度認同的前提下，所有最精彩的片段，都是他們自由地發揮和創造出來的。這也許是時至今日，不少民運人士為生計而歷數自己在“八九民運”中的光輝業績之時，卻沒有人來“認領”這次偉大的遊行的緣故。因為它的確是集體的創作，是學生與人民群眾共同迎來的勝利。對於這次遊行，外電給予了相當熱烈的反映。香港《明報》 4月 28日有一篇社評《可喜的“四二七運動”》說：“將來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八九民運）稱為‘四二七運動’，與 1919年的‘五四運動’。 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 1976年的‘四五運動’並列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捩點。”這篇社評還說：“這四次運動有許多相同之處。首先，它們發生的地點都在北京。其次，它們的主要參加者都是大專院校學生。[ 257]再其次，它們的本質都是愛國運動。而最要緊的是，它們都是由一種深切的憂患意識，甚至可說緊迫的危機感所促成。”它說，“四二七大遊行”使中國的政局豁然開朗，透出希望的光芒。””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走在這支遊行隊伍中，聽著旁邊人山人海的呼聲，有些學生甚至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裡。當隊伍行進到一處時，一女生問：“到哪兒了？”有人答：“北太平莊了”。那女生說：“啊！已經到了這兒了，快到家了！”另一女生問：“往人大怎麼走？”人群裡登時發出嗡嗡的憐惜聲：“看！人家小姑娘，連家都找不著了！”[ 250]從早上 8 ∶ 00出發，到晚上 11 ∶ 00最後一支隊伍（北京農業大學）返校，這次遊行歷時 15個小時，行程 30公里，以和平、勝利而告結束。據時任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常委的封從德回憶，當留守在校的他，為了讓勞累了一整天的同學能夠得到休整，以北大籌委會的名義，致信校長辦公室，請求校方照顧遊行返校的同學，延長今晚食堂和澡堂的開放時間，並希望派校車去接女同學。“沒想到校方很快就答應了，指示食堂和澡堂，只要還有一個同學剛回來，就不關門。”[ 251]從此，北京的輿論為之一變。自胡耀邦逝世以來，籠罩在學運頭上的疑惑、哀傷、憤怒、高壓的空氣，一變而為自信、開朗、輕快的空氣。政府，不論其在 4月 27日的早晨，是否仍想再版一個西安、長沙事件，但到此為止，不論其立場是否有所動搖，它不得不暫時收起了“四二六”社論的腔調。 4月 28日，鄧小平在家人的勸說下去了外地。[ 252]據說，“鄧辦”人員還發出通知，要求收回鄧小平“四二五”講話，動作較慢的省市，只傳達到廳局級。[”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如果從早上 7 ∶ 00算起，先出發的學生此時已經在路上整整走了近 10個小時。此時，已經有人想到了他們的口渴和饑餓。張明澍寫道：遊行隊伍剛剛上長安街，就有工人、居民提桶送水來。而後，不斷地有人一整盒一整盒地送來冰棒雪糕，一整箱一整箱地送來汽水，不時有人把買來的麵包等食品扔進遊行隊伍。下午 6 ∶ 00許，天安門前出現了令人感動的一幕。有人用三輪板車拉了一車麵包，呼喊“同學們，吃麵包！”頓時，塑膠袋裝的麵包天女散花般地灑落在遊行隊伍中。其他人則有節奏地鼓掌喝彩。一個小夥子大叫，“同學們，你們抽煙嗎？”不待回答，掏出一盒“萬寶路”香煙，撒進遊行隊伍，贏得一陣掌聲。在這一陣“小高潮”中，一個人突然爬上三輪板車，大聲問，“市民們，學生是不是動亂？”成千上萬圍觀的人齊聲回答，“不是！”“誰是動亂？”“他們！”一問一答，整齊響亮，就像精心排練過的一樣。與市民比起來，北京員警的表現可以說是有趣。他們站在自己該站的地方，你不能說他們沒有執行上級的指示。但他們卻沒有做“該做”（按上級指示）的事。你可以說是無可奈何。一個員警用幾分“京油子”的腔調對遊行學生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您呢，儘管沖。我呢，就站在這裡，擋一擋。您要是沒沖過去，那就謝謝了。算您協助我完成一次任務。您要是沖過去了，那您就過。我的責任是盡到了。”[”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前面就是黨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門新華門的所在地。“此處有‘六層’員警，手挽著手橫排在長安街上。”張明澍認為：如果說 4月 27日這天有什麼外在形式上的較量，那就是在這裡。和其他地方不同，這裡的武警面對如此強大的陣勢，似乎仍然沒有打算退讓。這時，一件真正可以稱為“奇跡”的事情發生了。一大群市民擠到了學生前邊，用自己的身體，把武警向路邊擠。一邊擠，一邊嚷，“你們有本領，去打官倒，去抓腐敗呀，擋住學生幹什麼”。只要武警往回擠，人群中就爆發出雷鳴一般的吼聲：“不許打人！”“不許打人！”大約十分鐘之後，越來越大的市民隊伍把武警擠到路兩側。但他們不再往前走，而是模仿學生拉起兩道“人鏈”，給學生讓出一條寬闊的路來……[ 236]據《新觀察》記者的觀察，“六層”武警的撤退固然與市民的擁擠有關，但他們可能是奉命撤下的。在《北京“四二七”遊行目擊記》中寫道，在人群發出震耳欲聾的“不許打人”的吼聲後：中南海的紅牆牆頭上，隔著濃密的綠葉兒，有三四個穿便衣的人在向外瞭望。其中有一個人的手彎在嘴前，像是對著對講機說話。這是一個光輝的歷史形象：五六排員警在馬路南側貼著牆壁站立著。雖然表情不那麼自然，但顯得比較輕鬆。有的員警還向學生招手。學生一路喊著：“人民警察愛人民！”“員警萬歲！”深情的《便衣員警》主題歌，把員警也唱得高高興興。這時，一個年輕的員警，把手舉起來向學生敬禮。動作很小，有點兒猶豫的樣子，舉了一下看看旁邊的人又放下了。見沒人注意，他第二次舉起手來……[ 237]”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動中，廣大共產黨員、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幹部、解放軍和青年學生，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哀思，並表示要化悲痛為力量，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貢獻力量。在悼念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情況。極少數人借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党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群眾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考慮到廣大群眾的悲痛心情，對於青年學生感情激動時某些不妥當的言行，黨和政府採取了容忍和克制態度。在 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會召開前，對於先期到達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學生並沒有按照慣例清場，而是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於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證了追悼大會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順利進行。但是，在追悼大會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污蔑、謾駡、攻擊党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向學生會“奪權”，有的甚至搶佔學校廣播室；在有的高等學校中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甚至強行阻止同學上課；盜用工人組織的名義，散發反動傳單；並四處串聯，企圖製造更大的事端。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治理整頓，建設發展，控制物價，改善生活，反對腐敗現象，建設民主與法制，都將化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全民族振興中華的宏偉願望也難以實現。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會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堅決維���得來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維護憲法，維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對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學生組織權益的行為要堅決制止；對蓄意造謠進行汙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禁止非法遊行示威，禁止到工廠農村、學校進行串聯；對於搞打、砸、搶、燒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護學生上課學習的正當權利。廣大同學真誠地希望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領導下，加強治理整頓，積極推進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來實現。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堅決地制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這場鬥爭事關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成敗，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要明辨是非，積極行動起來，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這篇社論有四個要點：第一，是把學生和群眾在悼念胡耀邦期間和之後，凡與悼念活動無關的行為與純粹的悼念活動區別開來；第二，是把政治性的抗議行為與刑事犯罪活動混同起來；第三，是把對党的領導人的個人攻擊與反黨反社會主義等同起來；第四，是把對社會主義民主和憲法賦予的政治權利的具體要求與“民主與法制”的抽像概念對立起來。然後，以一個“有計劃”的”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的帽子，強加在這場學運身上。雖然，在事後看來，它關於“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反對腐敗，建設民主與法制，都將化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不幸被言中，但它對其中道理的諱莫如深，對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在追求這些目標時合理合法的參與權利的避而不談，都表現出一種難以令人接受的“獨斷”與“專橫”。因而，它也是這一不幸結果的原因之一。社論播出之日，人們的第一個感覺是“似曾相識”。讀者和聽眾從這篇社論中嗅出了 1976年“天安門事件”鎮壓前的空氣，那段剛剛過去 13年的歷史對他們來說仍然記憶猶新。[ 111]從過程、思路到語言，都如此的相像。只不過上一次是用的“一小撮”，這一次用的是“極少數”；上一次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這一次是以“社會主義法制”的名義；上一次是要保衛毛主席，這一次是要保衛鄧主席；上一次是要依靠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這一次是要依靠廣大黨員、團員和積極分子。這些細微的差別，多少表現了時代的進步，同時也表現了這個黨在兩個時期的社會基礎的差異。但它們本質上都是蔑視人民的權利，壓制不同意見，絲毫沒有現代政治的氣息（後者只是在利用現代政治的某些概念，而褻瀆其精神和實質）；都是迷信武力，採取惡劣的高壓，恫嚇和“鐵腕政策”；都是在企圖用莫須有的罪名打倒自己的政敵……[ 112]不過，上一次還賺得了各地黨政軍以上街遊行為形式的“支持”，這一次的效用就遠遠不及了。誰要鄧小平一上臺就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呢？人們不再相信那個經常叫喚“狼來了！”的孩子。”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陸超祺的日記，還記載了李鵬《“六四”日記》未記載的鄧小平講話內容：“鄧小平……還講到耀邦同志的錯誤。他說，耀邦對反自由化是動搖的。反自由化的時候他下的台，現在還是那些人支持他。又說，對‘兩個凡是’，耀邦是反對的，但他同時又保護華國鋒。正因為這一點，不能稱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說：‘耀邦同志不夠格，我也不夠格，我連《資本論》也沒讀完。我死以後，你們也不要封我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還講了耀邦同志堅持高速度發展經濟，如果照他的意見辦，現在困難還要大。”[ 109]“鄧在講話中，還兩次說到，要給胡績偉、于浩成、蘇紹智等人打招呼。”[ 110]這段講話證明，即使胡耀邦追悼會已經開過，在鄧小平心裡，胡耀邦問題依然沒有成為“過去式”。他慍怒未消地提到胡耀邦“保華”，顯然是仍在記恨胡耀邦在政治上的關鍵時刻沒有站在他一邊。這和他利用鄧力群但始終未予“重用”一樣，是由於在 50年代，鄧力群曾認為，“林元帥比鄧副主席更適合做毛的接班人，因為林會打仗，作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一把手應該是個會打仗的人”，是同一類型的問題。而且，直到此時，鄧小平依然把主張經濟高速發展的責任推給胡。由此可見， 1986年鄧小平的“倒胡”，不僅是出於為了抑制“自由化”浪潮的“公心”，還有鞏固個人權力，一路推卸責任的“私念”。不過，鄧的這篇講話沒有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雖然給一部歷史文獻帶來重大缺陷，但它說明鄧本人或者其後人，對其中陰暗是明晰的。”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而一則來自李先念下屬的資訊則是“ 1988年 10月 X日，在北京人大會堂的福建廳”。那一次，李先念陪同鄧小平會見外賓之後，李先念要小平留下來，二人“作了一次長談”。李先念認為，當時愈演愈烈的自由化浪潮是趙紫陽縱容的結果，而趙在經濟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上的錯誤已經明顯暴露。在三中全會上鄧小平作了自我批評，李鵬對國務院工作也承擔了責任，但趙卻沒有一句話的自我批評。李先念還將香港報紙“倒鄧保趙”的口號告訴鄧，說過去有人高呼“小平您好！”現在是說你鄧小平為什麼還不死。他請鄧認真考慮，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行不行？談話還提到政治局、鄧小平和極少數人的談話，為什麼香港的報紙很快就能登出來了，這說明“在中南海有鬼，有內奸”。據趙紫陽回憶， 1988年，醞釀倒趙。李先念在上海對下級公開罵他。李先念、王震、薄一波聯名上書鄧小平，彈劾他。有人警告過他。[ 78]此外， 1989年初，鄧小平在上海過春節期間，鄧李二人在上海迎賓館會面。李先念再次談到趙的問題。鄧小平答覆說：“我已經考慮了很久，人事問題暫時不動。這就是說，政治局和國務院的班子暫時都不能動。我曾多次對外賓宣佈要全退，工作完全交給趙紫陽同志，現在看來，我暫時不動，你和陳雲同志的工作[ 79]也不動。”這表明，鄧雖然沒有立即換趙的意圖，但李先念提出的問題已經使他心有所動，而且已經影響到老人原來的退休的全盤計畫。因此，高瑜所傳，嚴家其所急，並非空穴來風。但趙紫陽和鮑彤都認為，直至趙紫陽赴朝，趙紫陽的地位並未發生動搖。事後，鮑彤回答筆者提問時，我們曾有過這樣一段對話：“陳：紫陽，或者您，知道香港發表‘倒鄧保趙’文章的事嗎？你們看到過，或者是否訂閱那些刊物？鮑：我們中心，紫陽辦公室，都有這些報刊，秘書給他堆在那裡，他有時看，有時不看，有時看得很仔細……香港人要怎麼寫，張五常怎麼說，不會動搖趙在鄧心目中的形象。但是，嚴家其說，就會動搖趙在鄧心目中的形象。他說‘非程式更迭’……陳：就是高瑜採訪嚴家其、溫元凱的那篇嗎？發在《經濟學週報》上的？鮑：具體是什麼情況我已經記不清了，但是這很影響鄧和趙的關係。我覺得，嚴的這個講法有點……有點敏感過度了。事實完全不是那樣。但這可能引起鄧的看法。因為他認為嚴家其是你的人。陳：是不是當時他們也聽到一些風聲，譬如李先念散佈的，趙不行了？我當時也是從老嚴他們這個管道，還有‘導報’這個系統裡獲得這個消息的。鮑：當時，確實有這個謠言，李先念在上海、江蘇跟人講。但是，實際上一直到 89年，一直到最後，鄧和趙的關係都很好。非常信任趙。”[ 80]綜上，民主派之所以急不可耐地放出風聲，這次又利用胡耀邦逝世問題向中央提出警告，這種局勢，對於江澤民來說，無疑是極其微妙的。有消息稱，江澤民事後接班，並不是坐享其成的結果，而是他早已參與了配合李先念“倒趙”的幕後活動。[ 81]可能正因為如此，他對“導報”刊登嚴家其的“非程式更迭”論異常的敏感。但是，他面臨的是這樣一種錯綜複雜的矛盾環境：第一，他在中央沒有什麼根基，不像胡耀邦那樣，做過許多的好事，有廣泛的社會聯繫，雖然被認為是犯了錯誤，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這就決定，江澤民決不能在悼念胡的問題上走錯一步棋。第二，對待學生如果過激，就立刻會引火焚身。南開大學的學生在此番悼念胡耀邦，敦促政治民主化的同時，就捎帶有請校長母國光辭職的要求。現在，學生緊緊盯著李鵬，把他看作改革派最危險、最兇惡的敵人。這使江澤民有一種局外觀察的優勢，而一旦攪了進去，勢必騎虎難下，弄不好兩敗俱傷。”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當天下午 2 ∶ 30，人大校園還出現一則“最新消息”，稱“當局已調王牌軍 38軍入京”。在進行上述活動的同時，校園裡對一周以來學運也進行了反思，其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對目標和手段的重新認識。 4月 24日，北大“五四”操場上甚至發生了學生領袖互相攻擊的事件。師大也貼出了《當心被收買的學生貴族》的大字報。“四二二”以後，作家鄭義在與北大學生的交往中，也提供了自己的建議和看法：“暴力往往導致新的獨裁……我提請他們注意：儘快通過全校大選，成立合法的新學生會，儘快出版自己的報紙，以事實上的組織與出版物來爭取憲法上一紙空文的結社出版自由；穩定領導核心，不要搞書生氣十足的大民主，走馬燈似地撤換領導核心……我們談得十分融洽，除絕食外，其他各項他們都已開始考慮、落實。王丹、熊焱走後，我留郭海峰（北大國際政治系研究生）多坐了一會兒……”[ 5]在諸多囑咐中，他還明確向郭海峰、王丹、熊焱提出，盡可能不要與方勵之先生夫婦接觸，一是為了“保護”方先生夫婦，二是為了學生的自我保護。在此前後，四通公司的周舵也通過北大社會學系原來的同事王漢生，找到北大的幾個研究生，“力勸他們這些年齡大、比較成熟的學生介入學潮，引導學潮往有理性、講策略的方向走。”“我重點告訴他們一定要注意兩條原則：第一，一定要和黨內的改革派合作，矛頭要對準保守勢力；第二，不管對鄧小平有多大的意見，一定不能把他推到對立面上去。否則學運必敗！”[”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第一種前途，衝突結束，雙方關係恢復原狀。這取決於兩個因素：（ 1）學生放棄隱含目標，以在胡耀邦悼念問題上獲得的階段性成果為滿足。並在行動上對遺留問題採取從長計議的態勢，使這次因耀邦逝世提出的問題，在不破壞既成秩序的條件下，按常規方式解決。（ 2）政府承認現狀，不搞“秋後算帳”。如果這兩個條件均同時滿足，那麼，“朝野互動”將是一個良性的、雙贏的結局。歷史上就不會有“八九民運”這個名詞存在了。也就是說，中國社會無疑的已在“悼念風潮”的名義下，取得了切實的進步。社會學家們也可把這段歷史，歸入“共有衝突”之列。第二種前途，衝突繼續。這也可分為兩種情況：（ 1）衝突持續。既不加劇，也不消失。它取決於雙方在枝節問題上的爭持不休。學生不提出新的目標和要求，政府為保全面子既不對前者發出新的刺激，也不承認其合法性。（ 2）衝突擴大。在學生方面，可能因為有了新的動力。這種動力，可能是一種新的，在有限時期內可以看到結果的鬥爭目標或口號，即獲得“新戰略”的鼓舞；可能是在組織形式或同盟軍方面有了新的增強，即在力量方面帶來新的信心；也可能是受到新的刺激，在新的憤怒下滋生出的勇氣。而這種原因造成的反應，其激烈程度會超過前兩者，但它發起的衝擊卻沒有前兩者來得那樣有後勁，一般在情緒發洩完畢之後，也就偃旗息鼓。另外，衝突的擴大也有可能來自政府方面，如果它縮小與衝突方的“一致”與“共有”性，不再容忍面對“壓力”逐漸失勢的事實，把先前的“讓步”作為殺“回馬槍”留出的轉身餘地，對學生實行秋後算帳，那麼，它也就必然會得到學生們的回應，衝突由此得以擴大。在這方面，讀者將會看到， 1989年的事物，並沒有什麼不同。它翻來翻去，也不能逃脫歷史為人們劃定的領地。”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四卷 : 低谷與高峰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4)》，作者：Xiaoy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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