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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史 #5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
本書是一部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1996年出版的《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的修訂本的分卷版。本書綜合了廿多年來新披露的文獻資料、本人的採訪、研究，除介紹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和“89/64事件”過程外，重點聚焦了一些公認的大案、疑案、懸案，探討事發生前後的朝野互動、高層博弈、民間競爭和精英分野等問題，並對其背後的隱秘進行了深入探討，在諸多方面提出了新解。全書約129萬字。
166 pages, Kindle Edition
Published July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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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9, 2022
“但是，事後，趙紫陽和鮑彤都堅決否認有上述動機。在《改革歷程》中，趙紫陽說： “……關於 5月 16日我同戈巴契夫談話的問題。“鄧對我 5月 4日在亞銀會議上的談話是很不滿意的。但他對我同戈巴契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 27]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搬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28]“我在十三大以後會見外國領導人，特別是兄弟黨的領導人時，總是要把鄧雖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們黨內主要決策者的地位並沒有改變這一情況通報他們，這差不多成了慣例。 4月在朝鮮也向金日成[ 29]通報了。不同的是這次比較突出，在電視、報紙上作了公開報導。我為什麼這樣做？自從李鵬等人把鄧‘四二五’講話公開傳達後，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議論，學生、青年對鄧極大地不滿。由於對他談話內容的不滿，進而對他目前所處特殊地位進行非議、攻擊。我聽到不少這樣的議論：政治局常委為什麼要向不是常委的鄧小平彙報？這是不符合組織原則的。甚至還流傳所謂‘垂簾聽政’等等指責的話。當時，覺得對這種情況我有必要站出來，加以澄清，加以說明。”[ 30] “5月 13日（戈巴契夫來華的前兩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會幹部對話時，當場有人向我提出了這類問題。當時我回答這是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作了說明。我們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重大事情要向鄧請教，這是為了整個黨的利益。因為鄧的政治智慧、政治經驗比我們常委任何人都豐富。當時的效果是好的，那個提問題的工人再也沒有說什麼話。因此我考慮，如果通過報導說明這個情況，對於維護鄧的形象會有好處。至少說明不是鄧要攬這個權，而是中央一中全會共同議定了這一條。因此我在會見戈巴契夫時便告訴他，我們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做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我們仍需要鄧來掌舵。……本來十三屆一中全會還議定，我們不僅是向他請教，向他通報，而且他還可以在家裡召集會議，重大問題可以由他來拍板。我考慮到群眾的接受程度，有意識沒有說第二點。我認為這樣公開說明對鄧是有好處的，至少說明在組織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31]“當時促使我這麼說還有一個原因，這次戈巴契夫來訪是中蘇高級會晤，主要標誌是表現在戈同什麼人會晤。當然中外都知道，所謂中蘇高級會晤，應是戈巴契夫和鄧小平的會晤。但是戈是蘇聯蘇維埃主席和党的總書記，而鄧不是國家主席又不是總書記，只是軍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內心就是想一定要明顯地表現出中蘇高級會晤是戈鄧會晤，不是戈與其他人的會晤。既要表明這一點，又要避免出現傷害鄧的言論。原來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張淡化處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報，不搞兩黨會談，要我在會見戈時說：‘既然我們兩黨的總書記會晤了，兩黨的關係自然也就恢復了。’但在我會見戈的前兩天， 5月 13日我在鄧家裡談戈氏來訪的有關問題時，鄧說了一句話，說他和戈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這和原來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鄧的這句話。正因為上述這些考慮，在戈鄧會晤後，我同戈巴契夫會見的一開頭就說，他與鄧的會見，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他同鄧的會見是他這次來訪的高潮。接著很自然地我就講了鄧在我黨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 32]“我的這篇講話，一舉解決了兩個問題：為什麼鄧戈會晤是中蘇的高級會晤；鄧目前仍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是中央全會決定的，組織上是合法的。我當時感到這次講得非常得體，既解決了問題，形式也很自然。”[ 33]“講話以後，開始聽到的是正面的積極的反映，後來我才知道，鄧的家人及鄧本人對我的講話不僅不高興，甚而非常惱怒。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 34]“我為什麼特別在意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張，不同的見解。因為我堅持自己的意見，甚至他們撤了我總書記的職務，我都可以理解。而這件事本來是好意，不管在‘六四’問題上我同鄧有什麼分歧，這是政見不同。我總的感覺，在‘六四’前，鄧對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為中國人，傳統道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講究品德、信義。如果在鄧的心目中留下這樣一個印象，覺得我這個人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為了自己而嫁禍別人。這不僅是對我很大的誤會，而且在他的內心裡也會非常不愉快，甚至很傷感情。這麼個老人，不久將離世，帶著這種印象走，我實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 5月 28日寫信給鄧，[ 35]別的沒寫什麼，只對我同戈巴契夫的談話作了些解釋和說明。但我只說了上面第一個方面的考慮，即我是為了說明鄧和戈的會晤是高級會晤，為了說明這一點，就把鄧在中央主要決策者的地位說出來，這是很自然的。而未說第二個方面的考慮，即社會上流傳他有點攬權，抓住權不放，不是常委還要繼續控制常委。我認為對社會傳言也要作個說明。但信寫出後，沒有下文。”[ 36]“我至今[ 37]仍然希望在他離世前（這是我七年前寫的記事），能夠瞭解我同戈那段話的真實原因。這不是為了讓他瞭解真相後對我的問題能有什麼鬆動，我完全沒有這種想法。我知道，即使他瞭解了真相，也不會有任何鬆動。我只是想讓鄧知道，他長期信任並給予大力支持的我，儘管拒絕接受他關於學潮的決策，但並不是一個在緊急關頭犧牲別人而保護自己的人。我想這樣他的心情可能會好一些，我實在不願意他帶著這個誤會離開這個世界。但我知道這種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六卷 : 高層變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6)》，作者：Xiaoya Chen
“在 5月 15日的聲援的隊伍裡，第一次出現了軍人的聲音。一份題為《駐京部隊某部官兵致絕食請願同學》的傳單說：親愛的戰友們：驚聞絕食勇士絕食 60多小時，我們不禁淚如泉湧。你們不愧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民主自由的先鋒！我們堅決支持你們！——為民主自由獻身的絕食勇士們！請記住，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我們武裝力量不會盲從任何有害于學生的命令！頭可斷，血可流，民主自由不可丟！戰友們，請你們保重身體。堅持到底就是勝利！儘管，我們不能到場為你們助威，但我們的心是相通的！我們時刻關注著你們！絕食戰友們萬歲！此致軍人崇高的敬禮！ 1989、 5、 15[ 444] 5月 16日夜，“絕食團廣播站”廣播的一份《某部青年軍官的聲援書》說：首都高校的同學們：你們近日舉行的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官倒的運動，是人民意願的真實表露。我們軍人表示堅決支持！（鼓掌）由於職業的要求，我們不能參加你們的活動。但我們時刻關注著你們，心中支援你們！我們感謝你們！人民感謝你們！（鼓掌）我們是軍人，但首先是公民，應遵守和維護憲法。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所以，新成立的高校聯合會是合法組織；學生報紙是合法的刊物；你們的遊行示威是合法的行為！停刊《世界經濟導報》是違法的！我們是軍人，盡著義務，做著巨大的犧牲。可地位卻越來越低，如今連軍裝都發不起。全國每年公費吃喝浪費數百億，給每一個能有多少錢？我們不能忘記，一年多之前，一位轉業軍人，因錢財被人所據，卻未能安排工作而自殺。為他的死，我們表示悲哀和憤怒！如果不清除貪官污吏，我們的命運將更加黑暗，生命將進一步枯萎，建設如何能順利進行？我們國家之所以落後，是由於幾千年的專制統治。在愚昧和專制的土地上，貪官污吏瘋狂地生長，人民終於活不下去，使社會陷入混亂。與其說動亂阻礙社會的進步，不如說愚昧和專制是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如果限制甚至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全國只有一張報紙、一個聲音，那才是最危險的！才會亡黨亡國！民主是世界潮流。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馬科斯等一批獨裁者被趕了下臺；在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中，民主正穩步向前。那種中國人不能實行民主的說法，是對人民的鄙視。以國情為由，拒絕實行民主的承諾，是荒謬絕倫！中國的希望在民主，民主的希望在你們！希望你們堅持下去，直到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我們相信，有廣大人民的支持，你們一定會取得勝利！我們堅決支持你們的正義行動，堅決反對違犯憲法的行為；我們要求新聞自由，反對愚民政策；我們支援平等有效的對話，反對 29日袁木等人的敷衍和無誠意……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學生萬歲！（長時間的鼓掌，歡呼）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全體青年軍官[”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60年代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國人民心中無疑是一個專制與黑暗的象徵。 23年後的今天，我們強烈地感受到民主與光明的召喚。歷史終於到了一個轉捩點。當前，一場以青年學生為先導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在全國崛起。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在北京和祖國各地，大規模遊行示威彼伏此起，波瀾壯闊。數十萬青年學生走上街頭，抗議腐敗，呼喚民主與法制，表達了工人、農民、軍人、幹部、知識份子及一切勞動階層的共同意志。這是一次繼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覺醒。這是一個中國命運的偉大歷史契機。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走上了一條民族復興的現代化道路。遺憾的是，由於政治體制改革不力，初見成效的經濟改革也嚴重受挫，腐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矛盾急劇激化，全國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業面臨著重大危機。中國正處於一個嚴重的關頭。在這個決定人民、國家和執政黨命運的時刻，我們——參加本聲明簽名的海內外中國知識份子，特此于今天——1989年 5月 16日——鄭重簽署如下聲明，公開表明自己的原則立場：一、我們認為，面對當前的學生運動，黨和政府是不夠明智的。特別是在不久前，還存在著試圖以高壓和暴力來處理這場學生運動的跡象。歷史的教訓值得借鑒： 1919年北京政府、三四十年代國民黨政府以及七十年代末期“四人幫”等獨裁政權都曾以暴力鎮壓學生運動，其結果無一例外，都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歷史證明：鎮壓學生運動決無好下場。最近以來，黨和政府開始表現出值得歡迎的理智，局勢因而有所緩和。如果運用現代民主政治的規則，遵從民意，順乎潮流，將出現一個民主的穩定的中國。反之，將極可能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引向真正動亂的深淵。二、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處理目前的政治危機，其不可回避的前提，就是必須承認在民主程序下產生的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反之，就與國家根本大法所規定的結社自由相抵觸。一度把學生組織定性為“非法”的做法，結果只能激化矛盾，加劇危機。三、導致這場政治危機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學生在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強烈反對的腐敗現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並非教育，而在於忽視了政治體制改革。未經根本觸動的官本位、封建特權進入流通領域，才造成惡性腐敗。這不僅吞噬了經濟改革的成果，還動搖了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黨和政府應該吸取深刻教訓，切實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廢止特權，查禁“官倒”，消除腐敗。四、學運期間，以《人民日報》社論、新華通訊社為代表的新聞機構隱瞞事實真相，剝奪公民的知情權；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職務。這完全是錯誤的做法，是對憲法的極大漠視。新聞自由是清除腐敗，維護國家安定，促進社會發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監督制約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不實行新聞自由，不准民間辦報，一切關於開放改革的願望與允諾只能是一紙空文。五、把這次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是錯誤的。承認和保護公民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權利，是言論自由的基本涵義。解放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實質就是壓制和打擊不同的政治見解。只有一種聲音的社會不是穩定的社會。黨和政府有必要重溫“反胡風”、“反右”、“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深刻教訓，廣開言路，與青年學生、知識份子和全體人民共商國是，才有可能形成一種真正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六、所謂抓“一小撮”、“長鬍子”的幕後指使者的提法是錯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不論年齡大小，都擁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參政議政的政治權利、自由、民主、法制從來不是被賜與的。一切追求真理、熱愛自由的人們，都應當為實現憲法所賦予我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遊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我們已經來到一個歷史關頭。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已經再無機會可以喪失，再無後路可以退卻。富於愛國傳統和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份子，應當意識到自己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挺身而出，推進民主進程，為建設一個政治民主、經濟發達的現代國家而奮鬥！人民萬歲！自由的、民主的中國萬歲！ 1989年 5月 16日於北京”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可能李澤厚、李洪林等人的到場使學生們受到鼓舞，他們決定撤離統戰部，請老師們到廣場去與廣大絕食同學直接見面，我則被推舉走進辦公樓，將《緊集呼籲》交給工作人員之後，作為學生方的代表與閻明複部長會面。那是 5月 14日下午 7： 00的樣子，[ 367]他正坐在統戰部大餐廳裡一張杯盤狼籍的餐桌旁。餐廳裡四、五張餐桌都是這樣，看來在這裡用餐的人很多，服務人員已經來不及收拾。席上沒什麼山珍海味，只是一份份速食。閻明複神情焦慮。他甚至來不及跟我寒喧幾句，劈頭便問：‘廣場上的同學撤出，起碼暫時撤出，什麼條件?’我將我們的《緊急呼籲》遞給他。‘領導人親自出面宣佈，承認愛國民主運動，學生組織合法等等。’我說。 ‘這是不可能的!’閻明複說。 ‘可他們總得露個面，這麼僵著算什麼?’ ‘如果不附加種種允諾，我盡力勸他們出來。’ ‘誰出來?’ ‘趙、李，還要誰?’ ‘出來以後呢? ’ ‘不能再附加條件，這已經是今天能做到的極限了。’ 還有什麼可討價還價的麼? 我不知道。我從來沒談判過。 ‘我們去試試，我們願意去試試。’我說。 ‘好。’閻明複說，言語之間沒有熱情，也沒有信心。”[ 368]當時，閻明複給戴晴的“底線”就是領導人可以到廣場去站一站，問候“同學們好”，此外什麼也不可能說。臨走時，他還說了一句很重的話：“如果學生不撤，這一回趙紫陽就完了！”[ 369]身負沉重使命的戴晴回到學者中時，大家已準備好前往廣場。 5月 14日晚 8 ∶ 40，當廣場傳出清華學生擬于當晚撤出，北三環路上出現坦克的消息時，絕食團的廣播宣佈：溫元凱、蘇曉康、劉再複等 12位學者將步行到達廣場看望大家。還沒有弄清學者來意的學生頓時發出一片歡呼之聲。晚 9 ∶ 00，一篇由 12人簽名的題為《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廣播站宣讀：鑒於天安門廣場的情勢，我們十幾位學者作家本著良知和責任心發出如下緊急呼籲：一、要求中央負責人立即發表公開講話，宣佈這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反對以任何形式對參加學潮的學生“秋後算帳”。二、我們認為，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是合法組織，政府應當承認。三、強烈反對以任何藉口、任何名義、任何方法對靜坐絕食的學生採取暴力，誰這樣做，誰將成為歷史的罪人。親愛的廣大同學們：自昨晚得知大家來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的消息，我們都非常理解，非常難過，非常擔憂。從 4月中旬以來，你們為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國的改革，一次又一次走上街頭。以令人欽佩的理性精神和大無畏的勇氣，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人民會永遠記住你們在 1989年春天做出的歷史功績。但是，民主是逐步成長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內實現。為了中國改革的長遠利益，為了避免發生親痛仇快的事情，為了使中蘇最高級會晤能夠順利進行，我們懇請同學們發揚這次學潮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我們相信，同學們能夠自己做出明智的判斷。但我們鄭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點，我們將和同學們一道，為實現上面三點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 370]《緊急呼籲》宣讀完後，溫元凱、蘇曉康、戴晴先後發表了演講。為了使學生接受撤退的意見，講演者根據各自家庭教育的經驗，大大褒揚了學生在前段表現出來的理性精神，像蘇曉康這樣名噪一時的“大才子”，居然稱：“你們第一次在中國教會、正在教會人民和政府如何進行現代政治運動、現代民主運動。你們比政府、比官員、比文化精英聰明得多……正因為如此，大家要講理性，要教會他們……”從他們熱烈崇拜的人物嘴裡，聽到這番溢美之詞，使有自知之明的學生們感到有點不好意思。戴晴則說：“自 4月 15日到今天，同學們冒著生命危險所取得的成果非常大，我覺得非常大，如果沒有你們（從 4月） 15日到今天的活動，我們決不會有今天的這種局面。”[ 371]事後，這段錄影在戒嚴部隊錄製的宣傳片《血與火的考驗》中播出，並被說成是鼓勵動亂，給絕食學生撐腰打氣，火上澆油。而實際上，這只是一種贏得學生好感的策略。她的真正意圖是她在座談會上所說：“打得出去”還要“收得回來”；“要給改革派機會”。事後她接受《讀賣新聞》記者採訪時，進一步解釋了她的思想：“學生們有很好的個人素質，表現在他們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責任心、愛國熱情、犧牲精神、組織能力等方面，可是他們卻缺乏現代社會進行政治鬥爭的足夠的經驗。他們不知道每個人是有自己的角色的。比方說我是個主角，站在舞臺上，當我把劇情推向一個高潮後，我就要退下去，由一些配角上來表演，如果需要的話，我再上來。”[ 372]戴晴希望，由知識份子絕食替換下學生。但當場有人質疑，知識份子是否想“摘桃子”。[ 373] 5月 14日廣場上的學生，顯然沒有完全領會戴晴不便明言的苦心。但他們的“素質”決定了，其警覺性並沒有因饑餓而麻痹。當戴晴進一步引誘學生進入“圈套”時，原以為來聲援他們，所以一個勁地對講演者叫好的學生，開始轉變態度。等到戴晴說出，學運的性質和學生自治組織又何必要政府承認？“考慮到領導們的水準有限，只要趙紫陽或者李鵬到這個地方來站一下，不說什麼，大家就撤好不好？”他們終於發出了不是配合的聲音。[”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5月 15至 16日，參加絕食的學生人數猛增了近 3至 4倍。[ 286]到 5月 20日改絕食為靜坐時，七天中，有三千余名學生參加了絕食。事後鄒讜先生評論說：“這個富有意味的行動立刻成為學生運動的中心，喚起了北京市民前所未有的同情，不論貧富老幼，不論文化程度高低。絕食將學生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峰。在策略上，這是一個成功的舉動。但在戰略上，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絕食意味著學生將運動升級到了一個新的層次，而不是繼趙冒著巨大政治風險採取重要的妥協性政策之後，學生與政府的衝突的降級。由此，學生錯過了他們回應趙的溫和講話，並接受所謂由趙暗中提供的聯盟的第一個好時機。”[ 287]在學生方面，前期持與政府合作態度的第一任北高聯主席周勇軍也曾反思道：“當時我認為絕食可能導致民眾對學生的支持達到最頂峰，同時也會造成政府與學生的對立尖銳化，其後果是很難設想的。學生絕食，等於把黨內改革派的生存空間給堵住了，他們就沒有退路了，在我們學生和保守派之間沒有任何伸縮的餘地。他要麼倒向保守派一邊，要麼倒向學生一邊。”[ 288]顯然，政府在每一次事變來臨時所表現的行動遲緩和決策錯誤，都縮小了學運“溫和派”的話語權。同理，學生每一次向激進方向的推動，同時也縮小了政府改革派的迴旋餘地。雖然大多數人是懷著獻身民主自由的決心參加到絕食隊伍中來的。但作為一種政治行動，選擇這個時間，這個地點，這種方式繼續與政府的鬥爭，無疑是懷有將事態擴及社會，借戈巴契夫訪華期間，各國新聞媒介關注北京的機會，在全世界造輿論的設想。同時，這種不留餘地的做法，也表現了行動的設計者企圖“畢其功於一役”的求勝心切的輕燥。”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5月 12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則新聞：“委員長會議建議本次常委會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情況的彙報；聽取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彙報；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草案）》的議案；聽取關於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彙報；審議關於縣、鄉兩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時間的決定（草案）。”而這，也標誌著萬里和趙紫陽的再次聯手。事後，趙紫陽披露了此前他親自拜訪萬里的過程： “5月 3日我到萬里家，同他談了我對學潮的看法，還談到現在一些領導人中，對學潮提出的問題所以反應過度，主要是長期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下形成的思維方式，一種老的思維方式。現在時代變了，順應民主與法制的潮流，應當改變這種思維方式。他對我的意見完全贊同。他還說，天津、北京的領導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對學潮的態度太軟了。看來這是受了舊的思維方式影響，他主張要解決這些問題。在 5月 8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或是 5月 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記不清了），他講了一篇很好的意見，內容是要順應世界民主潮流，正確對待學潮中學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開的人大委員長會議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張，確定近期要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要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常委會議程。 5月 9日他又到我家，說他要出訪加拿大和美國，本來出國前他要找鄧直接談一談，但時間來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國後，幾次談到北京的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195]沒有人追問，萬里在這個“節骨眼”上為什麼沒有取消赴加拿大和美國的訪問。但從他會後急於召開委員長會議，通報 6月 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事內容，以及萬里在國外發表的對於民運的評價來看，萬里是真誠的。但是此舉在中共政治局範圍內卻遭到了強大的阻抗。趙紫陽回憶說：“他們對我‘五四’亞行講話，開始幾天不公開反對，甚至還讚揚幾句，但實際上是極力加以曲解、歪曲，說我的講話同‘四二六’社論是一致的，是不同的側面。接著讓何東昌在國務院召開的幾個大學黨委書記會議上散佈說，趙的講話只代表個人意見，不能代表中央。這個消息很快傳到學生中。對於和學生對話，他們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至於對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他們的態度更是消極，連召開人大常委會把這些問題列入議程也遭到李鵬的反對，他為此專門給我打電話，不同意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議程。”[ 196]李鵬《“六四”日記》證實了這一點。李鵬寫道：“我說，趙紫陽講的這幾條意見常委都沒有討論過，紫陽講話不能代表常委。紫陽講話要害是通過新聞開放進一步煽動動亂。把對動亂的處置權由黨中央轉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已顯露出要奪中央常委權的端倪，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本來按照正常的運作程式，人大常委會的議程，應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黨組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審議，通過之後，再由人大常委黨組作為議案提交委員長會議決定。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也合乎民主的原則。我已經在今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明確表態說，趙紫陽的四條意見不能代表常委的意見，當然也不能視為常委已同意召開人大常委會及其議程。” 顯然，趙紫陽已經明白無誤地透露他在整合高層意見方面的“無力感”。他缺乏的不是對社會事物的判斷力，對美好前景的想像力，而是對總書記職務的執行力。到目前為止，當他決定全力驅動中國政治改革這駕“四輪機車”時，他實際上只能控制這輛車的一兩個輪子。此時，與之並肩的另一個駕座上的李鵬們，卻緊緊地捏著其它輪子的手刹！而後座掌握方向盤的“舵手”，卻在考慮著相反的方向。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當初如果他同意鄧小平的提議，讓萬里當總理，這一切就不會發生。改革派領袖如果沒有心胸容納自己的同志，又沒有力量整合不同意見，就只能期望“一言堂”、“新權威”。如今，“新權威”樹立不成，就只有單兵突進了。”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1989年的“倒趙”潛流，實際上是保守派上述政治、經濟主張在高層發酵的繼續。就在趙紫陽前腳登上東去的列車時，早有準備的北京市委便拉上萬里，聯絡李鵬、楊尚昆，賺得了無冕皇帝鄧小平對學運“動亂”的定性。這一方面為按照他們的意願平息學運，重建思想政治領域乃至經濟領域的統治打下了重要基礎，同時也為解決趙紫陽的問題鋪平了道路。更能說明問題的一個重要跡象，便是 4月 24日的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議，沒有通知例應列席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鮑彤參加。甚至早在學運之初，就有人“動用國家機器對鮑彤進行監控”，對鮑彤的坐車進行“跟蹤照相”，並掌握鮑驅車前往天安門的情況。[ 72]在另一方面，李錫銘再度啟用了被趙紫陽命令不得主管意識形態，[ 73]因而“恨透了”趙紫陽的徐惟誠，作為“四二六”社論的寫手。[ 74]據趙紫陽回憶，也正是在這段時間，“李鵬曾向閻明複說過，如果趙回來不支持 4· 26社論，他只有下臺。”[ 75]為此，趙紫陽回國後，李鵬和姚依林商定一定要他表態支持。並一再要他在紀念“五四”的講話中加上明確反對“動亂”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詞句。[ 76]不僅如此，據陳一諮回憶，在 4月 28日北京市召開的處級以上幹部會議上，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就已經斷言，作為趙的“嫡系”的“兩所一辦”[ 77]是“操縱運動的三隻黑手”。[ 78]總之，此時，許多徵候表明，黨內分歧已經不限於意見和執政理念的層次，權力鬥爭的主題已經浮出水面，並逐步上升，直至取代學運與政府矛盾，成為八九民運的死結。而正在這時，趙紫陽卻被一個現象迷惑了。直到去世，他根本沒有懷疑過，鄧小平推說身體不好，對他避而不見的解釋，是不是一種托詞？鄧小平那段時間到底幹什麼去了？他與當年的胡耀邦們念茲在茲的都是鄧力群、胡喬木一樣，他視為對手的只有李先念、李鵬或姚依林。直到 90年代後期，趙紫陽讀到本書的初版時，對書中描繪的他已處在險象環生的境地[ 79]還不以為然。他念念不忘鄧小平讓他再幹“兩屆總書記”的許諾，念念不忘鄧小平要把軍委主席的職位也交給他。[ 80]的確，鄧小平的這一動作——無論動機如何——在戰略上釋放了一個致命的信號：它告訴趙紫陽，現在，你可以掌舵了！而這個資訊，正好迎合了趙剛愎自用，有時甚至是一廂情願的弱點。一貫機敏的他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當他終於結束了充滿擔憂的旅行，雙腳踏上祖國堅實的大地時，歷史給他留下的騰挪的餘地，實在已經不多了。也許是出於對“四二七”以後形勢的樂觀估計，也許是鄧小平避見傳達了錯誤的資訊，總之，趙紫陽在 5月上旬的“雙周維新”明確地傳達出這樣一個資訊——他正在與鄧小平拉開距離。”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在政治上，趙紫陽曾有過一帆風順的時候： 1986年 9月 13日，趙紫陽給鄧小平打報告，建議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步伐，並由他本人（包括胡啟立、田紀雲、薄��波、彭沖在內）領導成立一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經鄧同意，開始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設計。這些以“一黨專政”、“黨政分開”為前提的設想，經十二屆七中全會通過後，又經黨的“十三大”確認。但在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無聲抵抗下，無疾而終。不僅如此，由於趙紫陽容忍了保守派對改革“難兄”胡耀邦下手，他在高層領導中日益面臨形單影隻，唇亡齒寒的局面。隨著“保守派”大將宋平出任中組部長，一時間幾乎要“黨政雙肩挑”的趙紫陽，不僅失去了主管經濟的權力，甚至連人事權也旁落。[ 68]顯然，在中央，他已失去在上層的優勢。但在具有新思想的中下層黨政幹部中仍具有威望。這就形成趙紫陽“眼前失利，但還有將來”的政治前途。在地方，被視為改革的社會基礎的各方諸侯，實際上是胡趙“放權讓利”政策的受惠者，他們希望有更多的權益，但卻不關心整個國家的利益，每次省長會議都變成了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間的討價還價的場所。因而，他們可能會支持以“放權讓利”為特徵的“微觀層次”的改革，卻把國家為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秩序而進行的宏觀的配套改革視為畏途。他們可能成為趙的有條件的同盟，但這個條件是趙不能放棄其從前改革的路數。在社會上，被視為改革的另一社會基礎的知識份子，實際上是改革派的理性知音。他們一方面由於理性支配，想像著經濟改革必將推進政治改革並最終推出一個自由民主人性的社會，從而著眼于未來，願意把眼前的不如意看作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與政府改革派共渡難關；另一方面又為越來越嚴重的“體腦倒掛”和分配不公現象及每況愈下的社會地位而困惑。特別是對於趙表現出來的與鄧的一致的“摸著石頭過河”的小農式政治思維，及對思想文化自由的漠視，中青年學者尤其不滿。為此，民間獨立社會力量的重要一翼——以陳子明為首的社經所，已經在為同“下一屆政府”合作做準備。自年初傳出趙有可能下臺的風聲以後，他又借壓制“ 33人簽名信”一事向保守派妥協：指斥這一行為是對中央的挑戰與對抗，是一種與國際大赦組織遙相呼應的“有計劃，有預謀”的行動。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啟立還通知各報刊電臺，半年之內不得隨便發表 33人署名的文章，更不得在電視、廣播中出現其鏡頭和名字。時間之所以定在半年，有人估計是在預期的中蘇高峰會談之前不會出現大的人事更動，半年之後，鹿死誰手必有結果。同時，為對付經濟危機可能出現的社會騷亂，趙還主持制定了包括建立防暴指揮中心、戒嚴、軍管等手段在內的“緊運”政策。其中的“傑作”之一，就是在各大專院校加注警力。其建立一支有三百萬人的“特種部隊”，由總書記直接指揮的計畫雖然沒有實現，[ 69]但在武警編制下，“防暴隊”已經開始運行，一旦有機會趙紫陽是會把它變為現實的。這些，都使知識份子增添了新的不滿。而在當前運動中充當主幹的青年學生，則較普遍地反映著處於競爭中不利地位的下層社會的呼聲。公佈領導人及其子女財產，反官倒，反貪污腐化這些反映平等願望的口號，正是針對新出現的不平等而發出的。而趙的改革思路的真正社會基礎，是在這十年的特殊政治經濟環境下培育出來的特殊利益階層，既不希望出現徹底的經濟改革，也不希望倒退到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去，因為後者會使之失去他們的在不平等競爭中的優越地位，兩者都會損及其依賴“雙軌制”化公為私的便利。面對上層權力結構中的劣勢地位，和被看作改革派社會基礎的四種勢力的要求，趙紫陽能作些什麼呢？他既不能無限度地滿足地方諸侯的願望，也無力給予知識份子要求的自由，更無法滿足下層社會的平等願望。唯一可能的，就是代表那個要求不進不退的新生特殊利益階層，與“保守派”達成某種契合。而他們，又正是當前學運不滿的焦點——“官倒”及大公司階層。正是由於這些原因，趙紫陽，成了 80年代末期社會政治中最尷尬的人。在所有的期望與不滿、前進與倒退的矛盾，效率與公平的衝突，國家與集團利益的對抗，政治權謀與黨風的抵牾，以及這種種利益與價值之間衝撞、矛盾、擠壓下，無能政府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將趙紫陽擠出政治舞臺。陳一諮對趙的這種尷尬境遇也有所描述。他把這些結構複雜的矛盾用毛澤東的“兩分法”熟練地歸結為“兩方面的失望”。在他首先把“老人們”定義為“既得利益階層”以後，他認為，“民眾的失望與這批老人的失望從總體上來說是根本對立的。這樣的對立表現為：一方認為改革不夠，改革措施不力，另一方認為改革過頭了，改革導致政局不穩；一方希望加快改革，深化改革，以解決社會經濟問題，另一方要求改革刹車甚至後退。”[ 70]這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兩分法“雖然可以大致描繪出歷史的主動脈，但卻無助於人們瞭解以後的事態——在八九民運中起關鍵作用的學生和知識份子，為什麼沒有選擇與趙紫陽站在一邊。事後，趙紫陽痛定思痛，總結道：“中國民主改革、政治改革跟不上去，腐敗延續下去，日盛一日，人民便把腐敗的賬算到改革開放頭上去。反對改革的人與反對腐敗的人聯手起來，可就麻煩了！”[ 71] 1989年的趙紫陽，陷入的正是這樣一個兩面受敵的局面。”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在談到如何處理學生遊行時，趙紫陽說：“我認為，也同樣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份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關心的問題。”“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黨和政府準備這樣做，我相信，學生會贊成這樣做，各界人士也都會贊成這樣做。大家都這樣做，我們就一定能達到維護穩定的目的。我相信，這將是新的、更高水準上的團結。在穩定和團結的基礎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一定會進行得更加順利。我對中國的政局的穩定和改革的前途持樂觀態度，中國的投資環境將繼續改善。我希望我介紹的這些情況能夠有助於你們對中國的瞭解。”當時，在報紙上讀到趙紫陽的這番講話的人，還沒有覺得趙紫陽的“樂觀”和預言欺騙了在座的客人，而是覺得這一番“介紹情況”實在是一篇文不對題的表演。如果把在座的大腹便便，有著足夠的“理智”和“冷靜”的亞洲銀行的闊佬們，換成雜色衣衫的黃臉青年學生，它的喜劇效果將不會那麼濃烈。因為，當一個党和國家領導人，有話不能直面自己的人民和党的高級幹部說出，而要採取這種轉彎抹角的方式“傳話”時，他和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危機，已經迫在眉睫了。正是通過這齣喜劇，有政治經驗者看出，中國的致命的不穩定因素並非來自下層社會的動亂，而是來自執政黨的中央。十年以來，這一點從未改變過。”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六卷 : 高層變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6)》，作者：Xiaoya Chen
“在 5月 15日的聲援的隊伍裡，第一次出現了軍人的聲音。一份題為《駐京部隊某部官兵致絕食請願同學》的傳單說：親愛的戰友們：驚聞絕食勇士絕食 60多小時，我們不禁淚如泉湧。你們不愧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民主自由的先鋒！我們堅決支持你們！——為民主自由獻身的絕食勇士們！請記住，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我們武裝力量不會盲從任何有害于學生的命令！頭可斷，血可流，民主自由不可丟！戰友們，請你們保重身體。堅持到底就是勝利！儘管，我們不能到場為你們助威，但我們的心是相通的！我們時刻關注著你們！絕食戰友們萬歲！此致軍人崇高的敬禮！ 1989、 5、 15[ 444] 5月 16日夜，“絕食團廣播站”廣播的一份《某部青年軍官的聲援書》說：首都高校的同學們：你們近日舉行的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官倒的運動，是人民意願的真實表露。我們軍人表示堅決支持！（鼓掌）由於職業的要求，我們不能參加你們的活動。但我們時刻關注著你們，心中支援你們！我們感謝你們！人民感謝你們！（鼓掌）我們是軍人，但首先是公民，應遵守和維護憲法。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所以，新成立的高校聯合會是合法組織；學生報紙是合法的刊物；你們的遊行示威是合法的行為！停刊《世界經濟導報》是違法的！我們是軍人，盡著義務，做著巨大的犧牲。可地位卻越來越低，如今連軍裝都發不起。全國每年公費吃喝浪費數百億，給每一個能有多少錢？我們不能忘記，一年多之前，一位轉業軍人，因錢財被人所據，卻未能安排工作而自殺。為他的死，我們表示悲哀和憤怒！如果不清除貪官污吏，我們的命運將更加黑暗，生命將進一步枯萎，建設如何能順利進行？我們國家之所以落後，是由於幾千年的專制統治。在愚昧和專制的土地上，貪官污吏瘋狂地生長，人民終於活不下去，使社會陷入混亂。與其說動亂阻礙社會的進步，不如說愚昧和專制是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如果限制甚至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全國只有一張報紙、一個聲音，那才是最危險的！才會亡黨亡國！民主是世界潮流。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馬科斯等一批獨裁者被趕了下臺；在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中，民主正穩步向前。那種中國人不能實行民主的說法，是對人民的鄙視。以國情為由，拒絕實行民主的承諾，是荒謬絕倫！中國的希望在民主，民主的希望在你們！希望你們堅持下去，直到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我們相信，有廣大人民的支持，你們一定會取得勝利！我們堅決支持你們的正義行動，堅決反對違犯憲法的行為；我們要求新聞自由，反對愚民政策；我們支援平等有效的對話，反對 29日袁木等人的敷衍和無誠意……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學生萬歲！（長時間的鼓掌，歡呼）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全體青年軍官[”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60年代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國人民心中無疑是一個專制與黑暗的象徵。 23年後的今天，我們強烈地感受到民主與光明的召喚。歷史終於到了一個轉捩點。當前，一場以青年學生為先導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在全國崛起。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在北京和祖國各地，大規模遊行示威彼伏此起，波瀾壯闊。數十萬青年學生走上街頭，抗議腐敗，呼喚民主與法制，表達了工人、農民、軍人、幹部、知識份子及一切勞動階層的共同意志。這是一次繼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覺醒。這是一個中國命運的偉大歷史契機。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走上了一條民族復興的現代化道路。遺憾的是，由於政治體制改革不力，初見成效的經濟改革也嚴重受挫，腐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矛盾急劇激化，全國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業面臨著重大危機。中國正處於一個嚴重的關頭。在這個決定人民、國家和執政黨命運的時刻，我們——參加本聲明簽名的海內外中國知識份子，特此于今天——1989年 5月 16日——鄭重簽署如下聲明，公開表明自己的原則立場：一、我們認為，面對當前的學生運動，黨和政府是不夠明智的。特別是在不久前，還存在著試圖以高壓和暴力來處理這場學生運動的跡象。歷史的教訓值得借鑒： 1919年北京政府、三四十年代國民黨政府以及七十年代末期“四人幫”等獨裁政權都曾以暴力鎮壓學生運動，其結果無一例外，都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歷史證明：鎮壓學生運動決無好下場。最近以來，黨和政府開始表現出值得歡迎的理智，局勢因而有所緩和。如果運用現代民主政治的規則，遵從民意，順乎潮流，將出現一個民主的穩定的中國。反之，將極可能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引向真正動亂的深淵。二、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處理目前的政治危機，其不可回避的前提，就是必須承認在民主程序下產生的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反之，就與國家根本大法所規定的結社自由相抵觸。一度把學生組織定性為“非法”的做法，結果只能激化矛盾，加劇危機。三、導致這場政治危機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學生在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強烈反對的腐敗現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並非教育，而在於忽視了政治體制改革。未經根本觸動的官本位、封建特權進入流通領域，才造成惡性腐敗。這不僅吞噬了經濟改革的成果，還動搖了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黨和政府應該吸取深刻教訓，切實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廢止特權，查禁“官倒”，消除腐敗。四、學運期間，以《人民日報》社論、新華通訊社為代表的新聞機構隱瞞事實真相，剝奪公民的知情權；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職務。這完全是錯誤的做法，是對憲法的極大漠視。新聞自由是清除腐敗，維護國家安定，促進社會發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監督制約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不實行新聞自由，不准民間辦報，一切關於開放改革的願望與允諾只能是一紙空文。五、把這次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是錯誤的。承認和保護公民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權利，是言論自由的基本涵義。解放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實質就是壓制和打擊不同的政治見解。只有一種聲音的社會不是穩定的社會。黨和政府有必要重溫“反胡風”、“反右”、“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深刻教訓，廣開言路，與青年學生、知識份子和全體人民共商國是，才有可能形成一種真正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六、所謂抓“一小撮”、“長鬍子”的幕後指使者的提法是錯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不論年齡大小，都擁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參政議政的政治權利、自由、民主、法制從來不是被賜與的。一切追求真理、熱愛自由的人們，都應當為實現憲法所賦予我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遊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我們已經來到一個歷史關頭。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已經再無機會可以喪失，再無後路可以退卻。富於愛國傳統和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份子，應當意識到自己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挺身而出，推進民主進程，為建設一個政治民主、經濟發達的現代國家而奮鬥！人民萬歲！自由的、民主的中國萬歲！ 1989年 5月 16日於北京”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可能李澤厚、李洪林等人的到場使學生們受到鼓舞，他們決定撤離統戰部，請老師們到廣場去與廣大絕食同學直接見面，我則被推舉走進辦公樓，將《緊集呼籲》交給工作人員之後，作為學生方的代表與閻明複部長會面。那是 5月 14日下午 7： 00的樣子，[ 367]他正坐在統戰部大餐廳裡一張杯盤狼籍的餐桌旁。餐廳裡四、五張餐桌都是這樣，看來在這裡用餐的人很多，服務人員已經來不及收拾。席上沒什麼山珍海味，只是一份份速食。閻明複神情焦慮。他甚至來不及跟我寒喧幾句，劈頭便問：‘廣場上的同學撤出，起碼暫時撤出，什麼條件?’我將我們的《緊急呼籲》遞給他。‘領導人親自出面宣佈，承認愛國民主運動，學生組織合法等等。’我說。 ‘這是不可能的!’閻明複說。 ‘可他們總得露個面，這麼僵著算什麼?’ ‘如果不附加種種允諾，我盡力勸他們出來。’ ‘誰出來?’ ‘趙、李，還要誰?’ ‘出來以後呢? ’ ‘不能再附加條件，這已經是今天能做到的極限了。’ 還有什麼可討價還價的麼? 我不知道。我從來沒談判過。 ‘我們去試試，我們願意去試試。’我說。 ‘好。’閻明複說，言語之間沒有熱情，也沒有信心。”[ 368]當時，閻明複給戴晴的“底線”就是領導人可以到廣場去站一站，問候“同學們好”，此外什麼也不可能說。臨走時，他還說了一句很重的話：“如果學生不撤，這一回趙紫陽就完了！”[ 369]身負沉重使命的戴晴回到學者中時，大家已準備好前往廣場。 5月 14日晚 8 ∶ 40，當廣場傳出清華學生擬于當晚撤出，北三環路上出現坦克的消息時，絕食團的廣播宣佈：溫元凱、蘇曉康、劉再複等 12位學者將步行到達廣場看望大家。還沒有弄清學者來意的學生頓時發出一片歡呼之聲。晚 9 ∶ 00，一篇由 12人簽名的題為《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廣播站宣讀：鑒於天安門廣場的情勢，我們十幾位學者作家本著良知和責任心發出如下緊急呼籲：一、要求中央負責人立即發表公開講話，宣佈這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反對以任何形式對參加學潮的學生“秋後算帳”。二、我們認為，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是合法組織，政府應當承認。三、強烈反對以任何藉口、任何名義、任何方法對靜坐絕食的學生採取暴力，誰這樣做，誰將成為歷史的罪人。親愛的廣大同學們：自昨晚得知大家來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的消息，我們都非常理解，非常難過，非常擔憂。從 4月中旬以來，你們為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國的改革，一次又一次走上街頭。以令人欽佩的理性精神和大無畏的勇氣，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人民會永遠記住你們在 1989年春天做出的歷史功績。但是，民主是逐步成長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內實現。為了中國改革的長遠利益，為了避免發生親痛仇快的事情，為了使中蘇最高級會晤能夠順利進行，我們懇請同學們發揚這次學潮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我們相信，同學們能夠自己做出明智的判斷。但我們鄭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點，我們將和同學們一道，為實現上面三點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 370]《緊急呼籲》宣讀完後，溫元凱、蘇曉康、戴晴先後發表了演講。為了使學生接受撤退的意見，講演者根據各自家庭教育的經驗，大大褒揚了學生在前段表現出來的理性精神，像蘇曉康這樣名噪一時的“大才子”，居然稱：“你們第一次在中國教會、正在教會人民和政府如何進行現代政治運動、現代民主運動。你們比政府、比官員、比文化精英聰明得多……正因為如此，大家要講理性，要教會他們……”從他們熱烈崇拜的人物嘴裡，聽到這番溢美之詞，使有自知之明的學生們感到有點不好意思。戴晴則說：“自 4月 15日到今天，同學們冒著生命危險所取得的成果非常大，我覺得非常大，如果沒有你們（從 4月） 15日到今天的活動，我們決不會有今天的這種局面。”[ 371]事後，這段錄影在戒嚴部隊錄製的宣傳片《血與火的考驗》中播出，並被說成是鼓勵動亂，給絕食學生撐腰打氣，火上澆油。而實際上，這只是一種贏得學生好感的策略。她的真正意圖是她在座談會上所說：“打得出去”還要“收得回來”；“要給改革派機會”。事後她接受《讀賣新聞》記者採訪時，進一步解釋了她的思想：“學生們有很好的個人素質，表現在他們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責任心、愛國熱情、犧牲精神、組織能力等方面，可是他們卻缺乏現代社會進行政治鬥爭的足夠的經驗。他們不知道每個人是有自己的角色的。比方說我是個主角，站在舞臺上，當我把劇情推向一個高潮後，我就要退下去，由一些配角上來表演，如果需要的話，我再上來。”[ 372]戴晴希望，由知識份子絕食替換下學生。但當場有人質疑，知識份子是否想“摘桃子”。[ 373] 5月 14日廣場上的學生，顯然沒有完全領會戴晴不便明言的苦心。但他們的“素質”決定了，其警覺性並沒有因饑餓而麻痹。當戴晴進一步引誘學生進入“圈套”時，原以為來聲援他們，所以一個勁地對講演者叫好的學生，開始轉變態度。等到戴晴說出，學運的性質和學生自治組織又何必要政府承認？“考慮到領導們的水準有限，只要趙紫陽或者李鵬到這個地方來站一下，不說什麼，大家就撤好不好？”他們終於發出了不是配合的聲音。[”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5月 15至 16日，參加絕食的學生人數猛增了近 3至 4倍。[ 286]到 5月 20日改絕食為靜坐時，七天中，有三千余名學生參加了絕食。事後鄒讜先生評論說：“這個富有意味的行動立刻成為學生運動的中心，喚起了北京市民前所未有的同情，不論貧富老幼，不論文化程度高低。絕食將學生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峰。在策略上，這是一個成功的舉動。但在戰略上，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絕食意味著學生將運動升級到了一個新的層次，而不是繼趙冒著巨大政治風險採取重要的妥協性政策之後，學生與政府的衝突的降級。由此，學生錯過了他們回應趙的溫和講話，並接受所謂由趙暗中提供的聯盟的第一個好時機。”[ 287]在學生方面，前期持與政府合作態度的第一任北高聯主席周勇軍也曾反思道：“當時我認為絕食可能導致民眾對學生的支持達到最頂峰，同時也會造成政府與學生的對立尖銳化，其後果是很難設想的。學生絕食，等於把黨內改革派的生存空間給堵住了，他們就沒有退路了，在我們學生和保守派之間沒有任何伸縮的餘地。他要麼倒向保守派一邊，要麼倒向學生一邊。”[ 288]顯然，政府在每一次事變來臨時所表現的行動遲緩和決策錯誤，都縮小了學運“溫和派”的話語權。同理，學生每一次向激進方向的推動，同時也縮小了政府改革派的迴旋餘地。雖然大多數人是懷著獻身民主自由的決心參加到絕食隊伍中來的。但作為一種政治行動，選擇這個時間，這個地點，這種方式繼續與政府的鬥爭，無疑是懷有將事態擴及社會，借戈巴契夫訪華期間，各國新聞媒介關注北京的機會，在全世界造輿論的設想。同時，這種不留餘地的做法，也表現了行動的設計者企圖“畢其功於一役”的求勝心切的輕燥。”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5月 12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則新聞：“委員長會議建議本次常委會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情況的彙報；聽取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彙報；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草案）》的議案；聽取關於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彙報；審議關於縣、鄉兩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時間的決定（草案）。”而這，也標誌著萬里和趙紫陽的再次聯手。事後，趙紫陽披露了此前他親自拜訪萬里的過程： “5月 3日我到萬里家，同他談了我對學潮的看法，還談到現在一些領導人中，對學潮提出的問題所以反應過度，主要是長期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下形成的思維方式，一種老的思維方式。現在時代變了，順應民主與法制的潮流，應當改變這種思維方式。他對我的意見完全贊同。他還說，天津、北京的領導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對學潮的態度太軟了。看來這是受了舊的思維方式影響，他主張要解決這些問題。在 5月 8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或是 5月 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記不清了），他講了一篇很好的意見，內容是要順應世界民主潮流，正確對待學潮中學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開的人大委員長會議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張，確定近期要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要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常委會議程。 5月 9日他又到我家，說他要出訪加拿大和美國，本來出國前他要找鄧直接談一談，但時間來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國後，幾次談到北京的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195]沒有人追問，萬里在這個“節骨眼”上為什麼沒有取消赴加拿大和美國的訪問。但從他會後急於召開委員長會議，通報 6月 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事內容，以及萬里在國外發表的對於民運的評價來看，萬里是真誠的。但是此舉在中共政治局範圍內卻遭到了強大的阻抗。趙紫陽回憶說：“他們對我‘五四’亞行講話，開始幾天不公開反對，甚至還讚揚幾句，但實際上是極力加以曲解、歪曲，說我的講話同‘四二六’社論是一致的，是不同的側面。接著讓何東昌在國務院召開的幾個大學黨委書記會議上散佈說，趙的講話只代表個人意見，不能代表中央。這個消息很快傳到學生中。對於和學生對話，他們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至於對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他們的態度更是消極，連召開人大常委會把這些問題列入議程也遭到李鵬的反對，他為此專門給我打電話，不同意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議程。”[ 196]李鵬《“六四”日記》證實了這一點。李鵬寫道：“我說，趙紫陽講的這幾條意見常委都沒有討論過，紫陽講話不能代表常委。紫陽講話要害是通過新聞開放進一步煽動動亂。把對動亂的處置權由黨中央轉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已顯露出要奪中央常委權的端倪，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本來按照正常的運作程式，人大常委會的議程，應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黨組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審議，通過之後，再由人大常委黨組作為議案提交委員長會議決定。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也合乎民主的原則。我已經在今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明確表態說，趙紫陽的四條意見不能代表常委的意見，當然也不能視為常委已同意召開人大常委會及其議程。” 顯然，趙紫陽已經明白無誤地透露他在整合高層意見方面的“無力感”。他缺乏的不是對社會事物的判斷力，對美好前景的想像力，而是對總書記職務的執行力。到目前為止，當他決定全力驅動中國政治改革這駕“四輪機車”時，他實際上只能控制這輛車的一兩個輪子。此時，與之並肩的另一個駕座上的李鵬們，卻緊緊地捏著其它輪子的手刹！而後座掌握方向盤的“舵手”，卻在考慮著相反的方向。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當初如果他同意鄧小平的提議，讓萬里當總理，這一切就不會發生。改革派領袖如果沒有心胸容納自己的同志，又沒有力量整合不同意見，就只能期望“一言堂”、“新權威”。如今，“新權威”樹立不成，就只有單兵突進了。”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1989年的“倒趙”潛流，實際上是保守派上述政治、經濟主張在高層發酵的繼續。就在趙紫陽前腳登上東去的列車時，早有準備的北京市委便拉上萬里，聯絡李鵬、楊尚昆，賺得了無冕皇帝鄧小平對學運“動亂”的定性。這一方面為按照他們的意願平息學運，重建思想政治領域乃至經濟領域的統治打下了重要基礎，同時也為解決趙紫陽的問題鋪平了道路。更能說明問題的一個重要跡象，便是 4月 24日的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議，沒有通知例應列席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鮑彤參加。甚至早在學運之初，就有人“動用國家機器對鮑彤進行監控”，對鮑彤的坐車進行“跟蹤照相”，並掌握鮑驅車前往天安門的情況。[ 72]在另一方面，李錫銘再度啟用了被趙紫陽命令不得主管意識形態，[ 73]因而“恨透了”趙紫陽的徐惟誠，作為“四二六”社論的寫手。[ 74]據趙紫陽回憶，也正是在這段時間，“李鵬曾向閻明複說過，如果趙回來不支持 4· 26社論，他只有下臺。”[ 75]為此，趙紫陽回國後，李鵬和姚依林商定一定要他表態支持。並一再要他在紀念“五四”的講話中加上明確反對“動亂”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詞句。[ 76]不僅如此，據陳一諮回憶，在 4月 28日北京市召開的處級以上幹部會議上，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就已經斷言，作為趙的“嫡系”的“兩所一辦”[ 77]是“操縱運動的三隻黑手”。[ 78]總之，此時，許多徵候表明，黨內分歧已經不限於意見和執政理念的層次，權力鬥爭的主題已經浮出水面，並逐步上升，直至取代學運與政府矛盾，成為八九民運的死結。而正在這時，趙紫陽卻被一個現象迷惑了。直到去世，他根本沒有懷疑過，鄧小平推說身體不好，對他避而不見的解釋，是不是一種托詞？鄧小平那段時間到底幹什麼去了？他與當年的胡耀邦們念茲在茲的都是鄧力群、胡喬木一樣，他視為對手的只有李先念、李鵬或姚依林。直到 90年代後期，趙紫陽讀到本書的初版時，對書中描繪的他已處在險象環生的境地[ 79]還不以為然。他念念不忘鄧小平讓他再幹“兩屆總書記”的許諾，念念不忘鄧小平要把軍委主席的職位也交給他。[ 80]的確，鄧小平的這一動作——無論動機如何——在戰略上釋放了一個致命的信號：它告訴趙紫陽，現在，你可以掌舵了！而這個資訊，正好迎合了趙剛愎自用，有時甚至是一廂情願的弱點。一貫機敏的他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當他終於結束了充滿擔憂的旅行，雙腳踏上祖國堅實的大地時，歷史給他留下的騰挪的餘地，實在已經不多了。也許是出於對“四二七”以後形勢的樂觀估計，也許是鄧小平避見傳達了錯誤的資訊，總之，趙紫陽在 5月上旬的“雙周維新”明確地傳達出這樣一個資訊——他正在與鄧小平拉開距離。”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在政治上，趙紫陽曾有過一帆風順的時候： 1986年 9月 13日，趙紫陽給鄧小平打報告，建議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步伐，並由他本人（包括胡啟立、田紀雲、薄��波、彭沖在內）領導成立一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經鄧同意，開始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設計。這些以“一黨專政”、“黨政分開”為前提的設想，經十二屆七中全會通過後，又經黨的“十三大”確認。但在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無聲抵抗下，無疾而終。不僅如此，由於趙紫陽容忍了保守派對改革“難兄”胡耀邦下手，他在高層領導中日益面臨形單影隻，唇亡齒寒的局面。隨著“保守派”大將宋平出任中組部長，一時間幾乎要“黨政雙肩挑”的趙紫陽，不僅失去了主管經濟的權力，甚至連人事權也旁落。[ 68]顯然，在中央，他已失去在上層的優勢。但在具有新思想的中下層黨政幹部中仍具有威望。這就形成趙紫陽“眼前失利，但還有將來”的政治前途。在地方，被視為改革的社會基礎的各方諸侯，實際上是胡趙“放權讓利”政策的受惠者，他們希望有更多的權益，但卻不關心整個國家的利益，每次省長會議都變成了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間的討價還價的場所。因而，他們可能會支持以“放權讓利”為特徵的“微觀層次”的改革，卻把國家為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秩序而進行的宏觀的配套改革視為畏途。他們可能成為趙的有條件的同盟，但這個條件是趙不能放棄其從前改革的路數。在社會上，被視為改革的另一社會基礎的知識份子，實際上是改革派的理性知音。他們一方面由於理性支配，想像著經濟改革必將推進政治改革並最終推出一個自由民主人性的社會，從而著眼于未來，願意把眼前的不如意看作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與政府改革派共渡難關；另一方面又為越來越嚴重的“體腦倒掛”和分配不公現象及每況愈下的社會地位而困惑。特別是對於趙表現出來的與鄧的一致的“摸著石頭過河”的小農式政治思維，及對思想文化自由的漠視，中青年學者尤其不滿。為此，民間獨立社會力量的重要一翼——以陳子明為首的社經所，已經在為同“下一屆政府”合作做準備。自年初傳出趙有可能下臺的風聲以後，他又借壓制“ 33人簽名信”一事向保守派妥協：指斥這一行為是對中央的挑戰與對抗，是一種與國際大赦組織遙相呼應的“有計劃，有預謀”的行動。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啟立還通知各報刊電臺，半年之內不得隨便發表 33人署名的文章，更不得在電視、廣播中出現其鏡頭和名字。時間之所以定在半年，有人估計是在預期的中蘇高峰會談之前不會出現大的人事更動，半年之後，鹿死誰手必有結果。同時，為對付經濟危機可能出現的社會騷亂，趙還主持制定了包括建立防暴指揮中心、戒嚴、軍管等手段在內的“緊運”政策。其中的“傑作”之一，就是在各大專院校加注警力。其建立一支有三百萬人的“特種部隊”，由總書記直接指揮的計畫雖然沒有實現，[ 69]但在武警編制下，“防暴隊”已經開始運行，一旦有機會趙紫陽是會把它變為現實的。這些，都使知識份子增添了新的不滿。而在當前運動中充當主幹的青年學生，則較普遍地反映著處於競爭中不利地位的下層社會的呼聲。公佈領導人及其子女財產，反官倒，反貪污腐化這些反映平等願望的口號，正是針對新出現的不平等而發出的。而趙的改革思路的真正社會基礎，是在這十年的特殊政治經濟環境下培育出來的特殊利益階層，既不希望出現徹底的經濟改革，也不希望倒退到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去，因為後者會使之失去他們的在不平等競爭中的優越地位，兩者都會損及其依賴“雙軌制”化公為私的便利。面對上層權力結構中的劣勢地位，和被看作改革派社會基礎的四種勢力的要求，趙紫陽能作些什麼呢？他既不能無限度地滿足地方諸侯的願望，也無力給予知識份子要求的自由，更無法滿足下層社會的平等願望。唯一可能的，就是代表那個要求不進不退的新生特殊利益階層，與“保守派”達成某種契合。而他們，又正是當前學運不滿的焦點——“官倒”及大公司階層。正是由於這些原因，趙紫陽，成了 80年代末期社會政治中最尷尬的人。在所有的期望與不滿、前進與倒退的矛盾，效率與公平的衝突，國家與集團利益的對抗，政治權謀與黨風的抵牾，以及這種種利益與價值之間衝撞、矛盾、擠壓下，無能政府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將趙紫陽擠出政治舞臺。陳一諮對趙的這種尷尬境遇也有所描述。他把這些結構複雜的矛盾用毛澤東的“兩分法”熟練地歸結為“兩方面的失望”。在他首先把“老人們”定義為“既得利益階層”以後，他認為，“民眾的失望與這批老人的失望從總體上來說是根本對立的。這樣的對立表現為：一方認為改革不夠，改革措施不力，另一方認為改革過頭了，改革導致政局不穩；一方希望加快改革，深化改革，以解決社會經濟問題，另一方要求改革刹車甚至後退。”[ 70]這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兩分法“雖然可以大致描繪出歷史的主動脈，但卻無助於人們瞭解以後的事態——在八九民運中起關鍵作用的學生和知識份子，為什麼沒有選擇與趙紫陽站在一邊。事後，趙紫陽痛定思痛，總結道：“中國民主改革、政治改革跟不上去，腐敗延續下去，日盛一日，人民便把腐敗的賬算到改革開放頭上去。反對改革的人與反對腐敗的人聯手起來，可就麻煩了！”[ 71] 1989年的趙紫陽，陷入的正是這樣一個兩面受敵的局面。”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在談到如何處理學生遊行時，趙紫陽說：“我認為，也同樣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份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關心的問題。”“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黨和政府準備這樣做，我相信，學生會贊成這樣做，各界人士也都會贊成這樣做。大家都這樣做，我們就一定能達到維護穩定的目的。我相信，這將是新的、更高水準上的團結。在穩定和團結的基礎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一定會進行得更加順利。我對中國的政局的穩定和改革的前途持樂觀態度，中國的投資環境將繼續改善。我希望我介紹的這些情況能夠有助於你們對中國的瞭解。”當時，在報紙上讀到趙紫陽的這番講話的人，還沒有覺得趙紫陽的“樂觀”和預言欺騙了在座的客人，而是覺得這一番“介紹情況”實在是一篇文不對題的表演。如果把在座的大腹便便，有著足夠的“理智”和“冷靜”的亞洲銀行的闊佬們，換成雜色衣衫的黃臉青年學生，它的喜劇效果將不會那麼濃烈。因為，當一個党和國家領導人，有話不能直面自己的人民和党的高級幹部說出，而要採取這種轉彎抹角的方式“傳話”時，他和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危機，已經迫在眉睫了。正是通過這齣喜劇，有政治經驗者看出，中國的致命的不穩定因素並非來自下層社會的動亂，而是來自執政黨的中央。十年以來，這一點從未改變過。”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五卷: 趙紫陽“新政”與運動轉折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5)》，作者：Xiaoy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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