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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史 #9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風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9)
本書是一部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1996年出版的《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的修訂本的分卷版。本書綜合了廿多年來新披露的文獻資料、本人的採訪、研究，除介紹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和“89/64事件”過程外，重點聚焦了一些公認的大案、疑案、懸案，探討事發生前後的朝野互動、高層博弈、民間競爭和精英分野等問題，並對其背後的隱秘進行了深入探討，在諸多方面提出了新解。全書約129萬字。
146 pages, Kindle Edition
Published July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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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9, 2022
“另一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受傷者，也曾著文留證：“我們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隊伍由三、四十名學生組成，處在整個學生撤離隊伍比較靠後的部分。我的同學王培文赤著腳（在撤離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由於匆促，加上人多擁擠，很多同學的鞋子都擠丟了），舉著校旗，雄赳赳地走在我們學校隊伍的最前面。”“大約在清晨 7 ∶ 00左右，[ 424]正當我們隊伍從新華北街轉向西長安街的時候，突然有人驚呼：‘坦克來了！坦克來了！’我扭頭一看，只見三輛重型坦克並排行駛，從學生隊伍後面快速地沖過來。隨即又聽到一陣‘砰砰’的響聲，散開一片片嗆人的淡黃色煙霧，讓人感覺到呼吸困難。這是坦克在向學生隊伍發射毒氣彈……”“同學們情急之下紛紛向路邊躲避，準備給坦克讓出一條通道。但是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隔著一道高逾一米的鐵欄柵，這道鐵欄柵又是尖頭的，一時無法翻越過去，同學們只好擠在鐵欄柵旁，無法退避到人行道上去。說時遲那時快，正當同學們在鐵欄柵旁擠成一團時，其中一輛坦克已經直接開進鐵欄柵旁的人群中，頓時響起一陣驚恐而淒厲的叫喊聲。”“一刹那間，我被一股強大無比的力量所推倒，一種被軋死的感覺在腦中一閃而過，隨即失去了知覺。萬萬沒有想到，在坦克過去之後，蘇醒過來的我發現自己居然還活著。我環顧四周，橫七豎八地躺著一片人，或死或傷，場面不忍目睹。原先高高豎立的鐵欄柵也已被坦克擠倒了。於是我在倉惶之中爬出死傷者的人堆，爬過倒塌在地的鐵欄柵，隨後被民眾送到積水潭醫院救治……”[ 425]作為目擊者，梁曉燕的陳述給我們展示了另一個細節：“我們從北京音樂廳那兒走出。就在拐角處，看到後面有幾輛坦克。結果呢？就聽到後面一聲喧嘩慘叫，我們就趕緊回頭去看，我們就看到後面人一片亂了，坦克就在中間打了一個轉。後來就聽到‘哇’的尖叫的聲音，同學們就跑啊，一下就覺得坦克過來壓人了。直感就知道了。我認識的一個學生，但不是我們學校的，他就是從坦克底下爬出來的，死的兩個學生就是他們同學。”[ 426]梁曉燕的說法，可以與上述青年政治學院同學的說法互證。她提供的一個細節是，坦克在撞人後，在原地還來了個大轉身，有些傷亡（如方政所說身體被拖拽）很可能是在這個大轉身過程中造成的。“六四”後多年來，人們都在尋找這輛坦克，以及它的肇事者。自溫子建拍攝的照片流出海外後，可能是因為照片上的字跡印刷不清楚，網上的議論一直在 106還是 107兩個編號中猜測。但我相信，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抑或是軍隊已經掌握真相，只是在等待一個時日揭曉而已。時任《人民日報》代理總編輯的陸超祺《“六四”內部日記》給了我們這個信心：“最令我吃驚也最令我難忘的是天安門廣場清場以後，天都亮了，一位元攝影記者給送來一張照片，是他剛剛放大洗印出來的——在六部口西長安街上，坦克從人群中沖過去，許多群眾，大部是學生倒在血泊中，慘不忍睹！記者說，這些學生就是剛從天安門廣場有組織地撤出來的。”[ 427]我相信，這些清晰的放大照片，在報社內一定不止三五人看到過。我還相信，由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徵文的《戒嚴一日》篩選小組，通過這次徵文，已經梳理出真相。因為筆者已經讀出，他們在編排上刻意凸顯的某些節點，對於揭示事件真相的重要意義。我理解，即便是在“文字獄”的高壓下，作為文史工作者，總想千方百計留下一絲線索的那種不甘心。除上述大校團長羅剛的文字外，在這本書中，還有一篇上士李樹存所寫的《血染的風采》，就是包含著“六部口血案”部分真相重要參考文章。它記載： “6月 3日下午 6 ∶ 00，經過多次請戰，連長、指導員才同意我進京執行任務。在緊急準備時，我的眉部不慎被駕駛窗的把手打破，縫了四針，視力從 1. 5下降到 0. 8.在開進中，由於裝甲車內溫度高達 40度，汗水流進傷口，造成感染，眼睛腫得睜不開，我就用一隻眼駕駛。”[ 428]他所在的連隊， 011、 012、 013號車被編為第一梯隊的先頭分隊。可能與他在此事上的積極有關，他駕駛的 013號走在最前頭。換言之，整個坦克車隊，由一隻眼睛在開路！ 6月 4日淩晨的 3 ∶ 00許，這支部隊所在的位置是朝陽區的十裡堡：“我們三台車並排著開足馬力向電車、汽車的結合部猛撞，強烈的震動，使我的頭撞在駕駛窗的前壁上，舊傷縫合線一下崩斷了，鼻子也被撞掉了一塊肉，鮮血‘滴答滴答’直滴，一會染紅了前襟……”[ 429]連裡領導看到他舊傷未愈，又添新傷，決定把他換下來。他絕不同意。因為他已經有了破障的“經驗”。以後，他們的車隊又撞開八裡莊、呼家樓、建國門、王府井一線 9道障礙（用羅剛的話說是“破十道障”），他的車“成為全師第一台到達天安門廣場的裝甲車”。“我想看看 011、 012號車到了沒有，剛站起來，突然眼睛一黑便摔倒在車上昏了過去。戰友們見我如同血人，以為我不行了。把我抬到衛生車上包紮後，準備把我送上直升飛機，運出去治療。這時，我聽到守護在我身旁的杜團長說，一些亡命徒衝擊新華門，我團受命去解救，保衛黨中央。”[ 430]他一聽這個消息“來了勁頭，掙扎著站了起來，把醫生嚇了一跳：“我不顧醫生勸阻，一步三晃走到車前，爬上了駕駛艙，迅速發動，向新華門開進……我架著 013號戰車和其他戰友的十多輛坦克、裝甲輸送車排成一個‘扇’形，吼叫著向前沖去。我們一邊對空鳴槍示警，一邊扔催淚彈，暴徒們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紛紛逃散，我們及時保證了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的安全。”[ 431]從他敘述的情況看，他所屬的部隊，就是前述羅剛帶領的那支部隊，也是“六部口血案”肇事者所在部隊。因為事蹟突出，李樹存後來被封為“共和國衛士”。相關資料顯示，這支部隊名叫“坦克一師”，隸屬於北京軍區的第 65集團軍。據網上資料，該師前身是 1945年 12月在瀋陽組建的東北坦克大隊。先後參加過遼沈、平津戰役，西北剿匪、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對越自衛還擊戰等戰役、戰鬥 645次；並參加了中人民解放軍解放北平入城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等 11次國慶閱兵。在遼沈戰役中，該師裝甲車一團一連“ 102”號坦克連續 5次出色完成了任務，被東北野戰軍命名為“功臣號”。由此可以斷定，無論是 106還是 107號坦克，與“功臣號”屬於同一編隊序列。令人回味的是，抗拒執行戒嚴令的 38軍軍長徐勤先曾經是“坦克一師”的師長。[ 432] 1998年 7月，“坦克一師”被取消番號。原有部隊被整編為“裝甲第一師”，沒有參加 1999年建國 50周年的大閱兵； 2011年 11月，“裝甲第一師”又整編為“裝甲第一旅”。有網友點破，自參加“六四平暴”後，該師一路走“背”。從另一個角度看，有人刻意要讓那位青史留名的主帥，為自己部隊遺憾萬年！與此同時，“共和國衛士”已經在網上被掃蕩得無影無蹤。這，應該就是歷史方向的指示。也是國家、政府、人民的心聲！”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風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9)》，作者：Xiaoya Chen
“20多年後，我才知道，張先玲的獨子王楠，就是在那一時間，在那一帶，因拍照中彈身亡的。事後，他就被埋在我們身後 28中學的花壇裡。大約此後不久，在我們所在位置的東邊——天安門前毛澤東畫像下的金水橋上，一個青年忽然中槍，倒在了英國《泰晤士報》東亞編輯梅兆贊的身旁。據梅兆贊回憶，半小時前，他也曾親眼目睹 003號裝甲車在東長安街碾人實況。而身邊這個青年，幾分鐘前還相信軍人使用的是“空心彈”。[ 254]“我見到迎面而來的士兵的臉孔時，記起一位有經驗的軍人告訴我，在越戰的戰場上，當你能夠見到敵人的眼睛時，他也可見到你雙眼，這時便會開槍射你。是時候走了。”感覺到形勢的危迫，梅兆贊打算穿過天安門門洞離開廣場。但是，他立即被早已集結在天安門和端門之間的武警部隊堵了出來：“我的自行車留在漆黑的紫禁城，於是打算通過城門，騎自行車回去發稿給倫敦的報館，報導我見到的一些事情。十多名武警從紫禁城出來，不消數分鐘便開始毆打在我附近金水橋上的示威者。武警把他們打倒在地上後，便用手槍射他們。”“我開始快步繞過武警，但他們發現我，向我走來。我舉起雙手，以普通話說我是外國記者。他們喊：‘外國記者，你媽的’，然後就用長長的警棍打我。我以為他們會把我打在地上，然後開槍，但他們打掉我一隻牙齒和打斷我的左臂後便離去。”“另一家報紙的朋友和義大利副領事曾喝止武警打我，他倆沒有逃走，反而前來救我。他們帶我離開廣場時，義大利人把一些彈殼放在我的口袋。他說：‘不要丟失這些，明天他們會否認曾開槍。’”[”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風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9)》，作者：Xiaoya Chen
“一位退伍兵的現場觀察，同時提到了兩種火。憑著偵察兵十餘年的經驗，他能分辨出槍的類型和子彈的落點： “……行至西單路口，聽到槍聲連成一片，不時夾雜著阻擊槍的點射和坦克高射槍打平射很沉悶的散佈射。” “1 ∶ 06槍響起的同時一輛輛汽車被點燃了，西單路口燃起一道火障，火光中鋼盔的反光很搶眼， 5個、 10個、 15個，越來越多，沿長安街左右兩側，成兩列縱隊半蹲半貓腰前行。我心頭一沉：壞菜了，突擊兵！”[ 105]“隨即 59衝鋒槍作動筒火光四閃……他們運動我運動，他們停止我停下。我們學的是一個教程，停下就是瞄準射擊。” “我向後觀察：還有幾個人在掩護群眾撤退，一看就是退伍兵，在最後邊壓陣，十幾人要掩護上萬人的撤退，對上萬人和十幾個退伍兵來說，此時正是他們一生中最大的冒險。”[ 106]“離突擊兵最近時就是 40米，子彈打得滿地面冒火星，像過年放鞭炮，我聽不到槍聲，只看見火花四濺，我得踩著火星跑才不會受傷，因為火星就是前一彈著點，兩顆子彈不會落在同一地方，這是常識。”[ 107]跑著的有倖免於難的，躲著的卻有不幸中彈的。據莫默回憶，大約就在同時，在民族宮附近的一個胡同口，躲在一棵大樹後面的姑娘，被擦過樹皮的子彈擊中。“子彈從她的右太陽穴鑽進，左太陽穴穿出”，“白花花的腦漿和著鮮血往外湧”。四年以後，他才從丁子霖那裡看到這個姑娘的照片，得知她叫張瑾，遇難時年僅 19歲，是國貿中心培訓班學員。他就倒在男友的身旁。[ 108]圖 9-7：西單張瑾遇難地點一位和部隊差不多同時到達西單十字路口的目擊者稱：“由於幾次後撤以躲避子彈，我沒能看清當時的情況。但我能清楚地看到長安街上車輛燃燒時映照出的市民的輪廓。他們在向前進的部隊投擲東西。槍聲不斷，部隊也在投放催淚彈。我起先以為士兵在放空槍，但我看到人們倒下，受傷或死去。後來我到六部口，進入府右街。那裡有輛軍用吉普，已被完全拆毀。我把自行車放在路邊，又回到長安街的街口……部隊黑壓壓地佈滿了長安街。……突然一個士兵在離我 3米遠處出現。我馬上蹲伏下來。這個士兵正在扔石塊並叫我扔掉手裡所有的東西。我爬進府右街，摸到一大灘血。士兵們還向街對面的人開槍。……這時有人騎車經過，車後面載著一個中彈的人。”[ 109]這時，已經艱難地爬下公車的王德邦，突然感到“長安街一片漆黑。”也許是催淚彈的作用，但他認為，這是“人為的熄燈，以便讓黑暗造成恐慌，借黑色行使犯罪”。值得慶倖的是，他爬下這輛公車前，它沒有著火。當他摸索著來到南面的牆根時，聽覺告訴他，“軍車的轟鳴聲很近了，同時感到腳下水泥地上有爆裂聲”。他努力睜開眼“看到腳下有火星在濺動”。他意識到，這“是子彈在跑……” [110]“不知什麼時候，有個北京市民爬上了胡同邊的瓦屋，伏在屋脊的南面，嘴中情不自禁地將所見情況念叨著：這麼多坦克，還有炮呢，不好，那邊有幾個人被打倒了，還要去追那些跑的。又開槍了，完了，又有兩個倒下了……這些土匪、軍閥、法西斯，當年日本鬼子進北京也沒有這樣啊！太殘酷了！他說著說著，聲音在激動中變成嗚咽。”“停了一會，就聽到屋上有抽瓦片的細微響動聲，我側頭看去，就見那人揚手拋出了一片瓦。馬上劈啪的子彈聲就響了起來，並且一隊士兵沖到了胡同口向裡就是幾槍……”[ 111]王德邦在跑，撤退的人流中，退伍兵也在跑：“我跑著跑著，不時地回頭看看後邊的大兵有多遠， 80米、 100米了，身邊開始有人倒下，有人像被割的草軟軟地塌了，有人硬硬撲地發出很響動靜，有人像紙片一樣飛出去，千姿百態。突然，我面前像爆開一朵紅菊花，跑在我前頭是一個穿白襯衣的人，紅色就在白衣上開放，我們跑一條軸線，伸手可及他的肩膀。”“他還在跑，我拍拍他肩膀：‘哥們，你中彈了，背後。’他伸手觸及背後，一看一手血，忽的倒地，還未觸地面，我的一條胳膊就夾住了他，另一個人胳膊也伸過來，同時把他撈起來。平常想練練這份功夫都不容易，這叫寸。”[ 112]“終於脫離了危險區，把他送到民航售票大樓工地的胡同口，自發救援的人，打接力把傷患轉移走，效率很高。一個女孩大叫：‘媽喲！’捂著手沖進胡同，我一看她手指打斷了，隨手扯下一條男人圍在脖子的毛巾，給她捆住動脈。”“這當口，一個小夥子沖過人們的阻欄，手抓兩塊板磚：‘他們槍殺平民，我跟他們拼了！’我縱身一撲，將他強按到在草地上，他嘴上黏著白沫喘粗氣，我也喘著粗氣，等他冷靜了，我小聲說：‘他們有槍!’”[ 113]“我躲在胡同裡喘一口氣，人們全龜縮在胡同裡。奇怪，又聽見槍聲了，緊張時聽不到槍聲，全是視覺感受。點射穿過街道是回聲，還有脫音，散佈射打在地面上是啪啪聲，打在土地上啾啾聲。老兵知道回聲是子彈離得遠，‘啪啪、啾啾’子彈是離得近，得當心了，這也是常識。”[ 114] 1 ∶ 45，在前鋒已經抵達天安門廣場後， 38軍的部隊在西單仍未過完。有安全意識的退伍偵察兵選擇了有鐵皮大門的民航售票大樓工地作為藏身之地，並通過鐵門縫隙繼續觀察：“突擊兵過後就是裝甲車隊，��影瞳瞳的墨綠色裝甲車 133、 135、 144，首尾相顧。”“裝甲兵過後是軍用車卡，指揮車、通訊車，遊動步兵分隊，連綿不絕。這會兒槍聲停了，人群又從胡同冒出來，工地的牆頭翻出來，人群並不比打槍時少。兩女孩不聽人勸告，一直尾隨著大兵走到街口，她們還穿著拖鞋，我忍不住大聲吼：‘不要命了，還穿拖鞋，要跑都跑不了！’女孩子平靜地說：‘那你哪？’”退伍偵察兵對人性與戰爭行為的關係似有深刻思考，他寫道：“人類的大無畏精神來源於女性，正是女人使男人更勇敢。”但此時，“大無畏”已經不僅僅是某類人。因為他接著又看到了一位老人：“一個老人就坐在馬路崖上，手拿煙斗吸煙，從他坐的姿勢來看好久沒動，續煙也續好幾鍋了。”“當兵的也覺得怪了，圍攏他轉幾圈，就見煙火一紅一滅的，眼光迷茫，目空一切……不怕死就能永遠不死，神了！在這大屠城時節，他是練的哪份功啊，他想些什麼？……當兵的放了他一馬。”[ 115]，”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風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9)》，作者：Xiaoya Chen
“第五節民族文化宮已經通過復興門的 38軍大部隊也沒想到，在僅有一站地之遙的民族文化宮前，這支“如虎添翼”的部隊，再一次遇到了強烈的抵抗。先前到達的武警防暴隊，已經在此與學生和市民“拉鋸”近一個小時。據當時一位從廣場出來，騎行至此的北大女生小鹿回憶：“我們取了自行車後往西騎行……接近民族飯店時，已見人群攢動，騎不過去了。問人哪兒在衝突，人們說，就在眼前了。正說著，忽見一陣煙霧在前邊升騰而起，大家紛紛後退。接著一股刺鼻的氣味湧來，熏的人直要流眼淚。原來是放毒瓦斯了。我急忙對小雪說：‘快把自行車放到馬路邊上去，看來是過不去了。’”“待我放好車後，一轉眼卻不見了小雪，急得大叫。找不著她，我就戴上眼鏡和口罩隨著人們往前跑，想要看個究竟。一放毒瓦斯大家又往後跑。這樣拉鋸了幾次之後，瓦斯忽然不放了。有人喊道：‘他們的催淚彈用光了！’於是群眾呐喊著又往前沖。沖在頭裡的是北大技術物理系的一面紅旗。可是沖出 200米遠後，軍人又反應過來，雙方開始用磚頭互擲。”“我站在自行車上，聽到磚頭砸得路邊商店玻璃乒乓直響，心裡直害怕。這時路中央的群眾已退到我東邊去了，只有馬路邊上還有許多人。我清楚地看見防暴員警頭戴鋼盔，手持齊腰長棍，肩挎衝鋒槍，不斷撿磚頭向前面和左右投擲。一些年輕人為躲避磚頭襲擊，踩著我的自行車跳上了約倆人高的房頂。我嚇得一叫，他們把我也拉上去了。房上的人把屋頂的磚頭扔在地上以作武器。”“過了一會兒，不知為何軍人又朝後撤，群眾又朝前沖去，我也下了房頂，推起自行車朝西去。走到民族飯店東側，向西沖的群眾已沖得很遠。……”[ 77]此時，清華大學化工系應屆畢業生段昌隆也在現場。據說，他目睹軍民對峙的局面非常焦急，隨即跑步到最前方，對一位軍官展開說服工作。“沒想到這位軍官二話不說，舉起手槍朝他當胸就是一槍。段昌隆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當即傷重倒下。一位北京醫學院的學生及時把他背到了附近的郵電醫院搶救，終因傷重不治身亡。”[ 78]“忽然，前邊的人又一次朝後湧來，只聽得遠處像炒豆子樣響起呯呯乓乓的槍聲。有人從前邊跑來大喊：‘開槍了！開槍了！’人們紛紛問：‘是不是橡皮子彈？’退下來的人憤怒地大叫：‘前邊已打死幾十人，還說是橡皮子彈？’群眾頓時感到十分恐慌。正在這時，前邊抬下兩個被槍打傷的人，大家紛紛上去幫忙抬往民族飯店門裡。”一位住在民族飯店的外國人，見證了小鹿描述的過程：“午夜，透過我所住飯店的窗戶，我看到約 20名身著戰鬥服裝的士兵向人群中投放催淚彈。一些年輕人被打倒在地上。這引起了反抗。示威者用石塊回敬，並用木棍和鐵棒把自己武裝起來。在飯店前展開了約一小時的激烈搏鬥，有人受傷或許還有人死亡。傷亡人員被抬走，救護車也開到了現場。有一小會兒，我下到飯店的門廳走到街上。但當搏鬥又開始時，我就回到了我的房間。”[ 79]另一位元從天安門廣場下來的外國攝影記者，則見證了民族宮前“拉鋸”過程漫長的另一原因，及一名武警被毆打至死、多名軍人受傷的過程：“午夜之前或午夜左右，我從天安門廣場沿著西長安街向西走。過府右街不遠有一些路障，路障後面有一輛滿載帶有防爆盾牌士兵的大轎車。車已被群眾圍住。當大約六、七十名士兵沿著府右街開來時，群眾突然散開轉入長安街向西跑，並開始向新到來的士兵扔東西。這些士兵配有防暴盾牌，做出要向人群沖去的樣子，扔催淚彈，並回扔石塊。混戰移到西單，接著向西一直打到民族飯店。當一些士兵的催淚彈耗光時，一些人就沖上去抓他們。人群中的學生和其他一些人試圖阻止這些人毆打士兵，但沒有成功。一個士兵遭到石塊和棒子的毆打，他倒下後人們繼續毆打他。其他幾名士兵也遭到同樣的攻擊。一些受傷或死去的士兵被抬進民族飯店。我設法進入了飯店，裡面全是治安人員。當我要給受傷的士兵照相時，遭到治安人員的攻擊，其中一人試圖用我的相機的帶子勒我。兩位美國人幫我解脫出來，並把我帶到他們的房間。透過飯店的窗戶，我可以聽到槍聲，看到坦克沿著大街開來，以及傷亡的平民被三輪車運走……”這支從東面沖來，與 38軍進軍大部隊撞個正著的小分隊來歷不詳。但事後有介紹“共和國衛士”的資料，談到此時有兩股人馬在這條大街上從東面往西衝鋒。第一股是入住大會堂的 63軍某部通信團 4連排長劉國庚及其戰友，他們曾“自告奮勇”前往西單解救三輛被圍困的軍車。行至“電報大樓附近”，遭遇“一群暴徒猛撲過來，磚頭、瓶子、鐵棍雨點般地打在他倆的頭部、胸部，司機當場被打昏，被送往醫院。劉國庚隻身一人，面對瘋狂的暴徒，毫無懼色，奮勇突圍，但終因寡不敵眾，被暴徒用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 6月 30日，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 80]另一股由東向西的部隊，是“奉命到西單路口設卡”的武警部隊北京總隊一、二支隊的官兵。大概因為 38軍開進主力在復興門獲得了坦克大部隊的支援，為了從後方為大部隊開進早拓空間，他們放棄由西向東的開道計畫，改從復興門沿西二環路繞道“阜成門立交橋”，然後向東、向南，向集結地行進。其中二支隊一大隊部通信班戰士李國瑞在阜成門立交橋“被暴徒用棍棒、鐵鍬等兇器瘋狂毆打殘害，並懸吊於立交橋欄杆上，壯烈犧牲”，[ 81]其餘人成功抵達西單路口。官方記錄顯示，他們從西單一路“挨打”，一直沖到民族飯店：“部隊到達西單路口，遭到許多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眾的圍堵襲擊，磚頭、石塊、汽水瓶雨點般打在幹部戰士身上。為不誤傷群眾，劉豔坡和戰友們表現了高度的忍耐和克制，一面堅持向群眾宣傳，一面與暴徒展開了頑強的鬥爭。在佟麟閣路口，劉豔坡為掩護戰友被飛來的石塊、磚頭砸傷多處，昏倒在地。在被搶送醫院途中，又遭到暴徒攔截，殘酷毆打，壯烈犧牲。”[ 82]與這個記錄形成參照的，是此時在民族宮附近觀察的《人民日報》記者給報社打回的電話：“他從五顆松一直跟軍車推進，只要一開槍，就立即臥地，每次爬起來重新前進時，總會發現有人已經不能再站起而永遠躺下了。西單一帶武警揮舞警棍開道，不管是誰，見了就打，後面接著全副武裝的解放軍跟進。”[ 83] 7月 18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劉豔坡“共和國衛士”稱號。上述外國攝影記者見證的，大概就是劉豔坡及其戰友的不幸經歷。此時，仍在民族飯店前的小鹿看到：“防暴員警過後，便是龐大的裝甲車、運兵車和長長的用帆布蒙上的車輛，共分 4列向前推進。裝甲車周圍是荷槍實彈的士兵，跟著裝甲車向前，猶如在戰場上一樣。有的人低聲咕噥：‘老山前線挪到長安街上來了！’有兩輛裝甲車上掛著紅布橫幅：‘熱愛青年學生！’‘向首都人民致敬！’招來一陣低低的噓聲。這是宣傳車，喇叭裡喊著：‘你們趕快回家去！’群眾中有人喊：‘你們趕快滾出北京吧！’立刻被周圍人制止，實在太危險了。”[ 84]在民族飯店的一個視窗，先前的那位元外國觀察者繼續寫道：“淩晨 1 ∶ 00，從西面開來大約二、三十輛裝甲車。裝甲車後面是一長串滿載武裝士兵的卡車。……街上的路障完全被軋平了。一個多小時後，當車隊的最後一輛卡車從民族飯店前經過時，幾百人（不光是學生）出現在街上，他們追趕卡車，呼喊抗議口號。有些人還投擲石塊。士兵越開槍，人群越堅決越憤怒。忽然人們唱起《國際歌》，他們用石塊武裝自己並向士兵扔去。群眾還向士兵扔了一些燃燒瓶，燒著了最後一輛卡車。射擊持續著。開始士兵向人們頭上方開槍，接著是朝各個方向開槍。在我住的飯店的前廳牆上也可見到彈孔。據我所能看到的，當時沒有大規模屠殺，但有傷亡。在車隊過去之後，這裡又平靜下來……”[ 85]槍聲過後，救死扶傷的問題又凸顯出來。此時，小鹿和身邊的一對戀人轉道民族飯店東側的一個小巷子中：“忽然聽到後邊一片叫喊：‘讓開！讓開！’一看，只見一輛平板車疾駛而來，旁邊有人跟著跑，一片忙亂。車上躺著中彈群眾，有人幫其捂著傷口，急急而去。驚魂甫定，又是一片‘讓開！讓開！’的喊聲，又有受傷者通過。那位男朋友是醫學院學生，他說：‘前邊有個郵電醫院，我們快去！也許能幫點忙。’穿了好多小巷子後，終於來到這所醫院。許多人圍在這裡，自動組成的學生糾察隊攔住眾人不讓進去，並拉出一條通道，供送受傷者的人進入。”[ 86] “……只見送受傷者的人流不斷，急急忙忙一個，急急忙忙一個，令人心懸在嗓子眼。受傷者有的用救護車或其他汽車送來，有的用平板車或自行車送來，有的用椅子抬，有的則肩背人扶而來，平均每分鐘一個。醫院門前的水泥地上已經汪了一灘血，很多人身上也都沾著鮮血。” “……單單是一樓已有 9個死亡者，就在走廊拐彎盡頭。……有一個攝影記者、兩位元醫生及另外兩、三個人在旁，並悄悄議論著。記者說，他一定要讓他的攝影機記錄下這幕慘案，今後好讓世人目睹真相。”圖 9-5：六四死難者（選自 64memo. com）“我請人揭開死者身上的白布，拿起屍體身上放著的身份證或記錄姓名等情況的紙片，一一抄錄下來：劉建國：男， 35歲，西城區橫二條 50號。富爾克：男， 19歲，中央民族學院 88級預科生。吳國鋒：男，中國人民大學工經 86級，學生證號： 6070115。顧麗芬：女，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 86級。[ 87]劉忠：男， 19歲，政法大學政治系，上海人。段昌隆：男，清華化工系。馬鳳友：[ 88]男，工業企業部工人， 1962年生，其子馬駿飛同死。許瑞和：男，復員軍人。另有一學生系北京農學院農經系學生。還有十男一女身份不明（因隨身沒帶身份證）”[ 89]“一位剛送到的受傷者嘴唇中彈，上唇被撕成兩瓣，上牙全無。”“我在三樓看到，因受傷者太多，病房裡和走廊上都躺滿人。一位背部中彈的受傷者坐在走廊的一把椅子上，兩名醫生就開始給他取彈片、做縫合手術。從他背上取出一顆彈頭，是五四式衝鋒槍子彈。他拿在手裡觀看。應我要求，讓我也掂了掂，沉甸甸的。他說要永遠保留著作為紀念。”“回到一樓，見那位在醫院門口痛不欲生的女學生已經獲准進來，並且找到了她的男朋友。她的男友背上中了一顆機槍子彈，很長，把他的背脊穿了兩個洞，有拇指粗細，血流如注。醫生止不住血，只好把針藥打在藥棉上，用手按住藥棉在傷口上止血。男孩子疼得不斷發出撕心裂肺般的慘叫，女學生把臉貼在男孩子頭上安慰著他，早已哭不出淚水。我詢問了女學生，知道他倆都是清華大學學生，心裡更加難過。”“槍聲響了一夜。護送受傷者進來的人互相講述著各自的歷險記。一位 30多歲的男子說，與他站在很近的兩個人都被打死了。其中一位婦女腸子流了一地，當場斃命。他護送了兩名受傷者入院，渾身是沾上的鮮血。”“這家醫院不能做骨科方面的手術。許多受傷者需要轉到積水潭醫院。他們被安置在長椅上或擔架上，兩人抬起，旁邊再有一人舉著吊水瓶，就這樣匆匆而去。醫生說，他們都免不了截肢。有人開了個黑色幽默玩笑：‘這下，鄧朴方的部下可要增加不少人馬了！’”“已是 6月 4日淩晨，我們最後詢問了一遍該醫院死亡人數，已是 22人！這時是 5 ∶ 15。”[ 90]此時也到達了郵電醫院的楊繼繩，也看到了“走廊裡都是傷患”的情形：“有人大聲嚎叫：‘給我打一針麻藥吧！’其中有兩名受傷的防暴員警。幾名身上帶血的人不讓大夫對他們兩人治療，說他們剛才打人太狠。這兩位員警無可奈何地呻吟。……”[ 91]一篇次日刊登在英國《衛報》的文章，則記述了作者在民族飯店北面的人民醫院看到的情景：“我們來到人民醫院，這是一家小醫院。那裡看起來像個屠宰場。長凳上、床上和放在地上已被血浸透的床墊上都躺著人。許多人胸部、腿部或頭部有裂開的彈傷口。一位醫生……告訴我們，‘已送來 300名傷患。其中包括 35名重傷患和 70名其他程度的傷患。已有 4人死亡，包括一名喉嚨中了彈的 9歲小女孩。’學生搶救了一些被嚴重毆打的士兵。我們看到一位渾身是血，顯然是活不長了。”[ 92]以後，楊繼繩又來到二龍路醫院，也看到的類似的情況。他本想繞道西四南下回單位，沒想到西單路口已有“密集的槍聲”。”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風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9)》，作者：Xiaoya Chen
“第四節復興門上述那位輕工業學院的學生，在成為木樨地開槍的“目擊證人”之前，也抽空到天安門廣場去張望了一眼：當時 9 ∶ 00剛過，木樨地已經“對空鳴槍”，但復興門到人民大會堂地段，雖然人群已開始聚集，尚未出現“戰事”。 6月 2日的“車禍”現場，不知什麼原因仍未清理，此時已被人們作為演講的憑據。“復興門立交橋西側的廣播電視部大樓前，看見群眾圍著一輛軍用解放牌大卡車，駕駛室內還坐著軍人，車廂內也有軍人。群眾中有人爬進車廂內看有何物，我也爬了上去，車內都是生活用品及炊事用具，沒有軍火裝備。群眾沒有圍攻、謾駡、毆打軍人，雙方和平相處，只是��人沒有了行動自由。同在這一片地區內，群眾還包圍著另一輛軍用麵包車，裡面有 10個左右軍人，有幾扇車窗還敞開著，但車門是關著的，車外有鋼盔等展覽著，不知群眾是怎樣從車內拿出來的。此時車都熄火停著，老百姓圍著他們，軍人們等著救兵的到來，群眾也等著事態的發展，像是膠著狀態。”[ 68]住在附近的鄧拓[ 69]夫人丁一嵐事後也回憶說，大約從晚上 8 ∶ 30以後，就有部隊被阻於這一帶街道。部隊多次廣播，說我們履行任務，請大家讓開。但群眾不讓。丁一嵐還看見，先頭部隊用白色木棍揮舞傷人，群眾後撤的情景。她認為，部隊本可以趁此機會前進，但卻沒有，可能是要等候上級下達命令，因而用木棍開闢出的地方，複又被群眾佔領。[ 70] 6月 3日晚 11 ∶ 00，木樨地被突破，復興門的對峙形勢發生逆轉。據丁一嵐回憶，打破僵局的也是槍聲：“此時來了兩隊大學生，一隊一、二十人，持大旗開進部隊與群眾之間。學生派代表與部隊談判，要求部隊不要進城。部隊拒絕要求。部隊開槍將談判的兩個學生中的一個擊斃了。群眾以石頭還擊。部隊開槍，此一帶死 3人。”[ 71]就在楊繼繩轉道兒童醫院察看時，那位輕工業學院的學生，正跟著木樨地主力部隊再次東行：“大批運兵車載著全副武裝的士兵向東行駛，路面上許多士兵端著槍步行或跑步前進，一邊前進一邊開槍，整個地區密密麻麻的槍聲響個不停，硝煙彌漫。我和一些人冒險來到大街邊上，當兵的一見有人觀看，立刻將槍口朝我們轉來，大家馬上躲避，緊接著就聽到一陣槍響，不知是否有中彈的，反正我是安全地跑到了樓後面。這裡有很多樓房，群眾都躲在樓群之間，不時地出來高喊‘土匪’‘法西斯’，然後再躲起來。士兵只要聽見喊聲，不管看得到看不到人，就朝著聲音的方向掃射，樓房牆壁被打的火星四射，周圍的樹被打的嘩嘩作響。”“有一次因躲避射擊進入樓群，剛好見到一群人圍著兩個中彈受傷的男青年，人們把他們兩個並排躺在一塊大木板上，一個好像昏迷不醒了，但還有呼吸。另一個人頭上身上血跡斑斑，旁邊一個人用手撐著他的嘴，幫他呼吸，子彈打中了他的脖子和胸口交界的地方，還可以看到鮮血不時從傷口冒出。那個撐著他的嘴的人說，傷者曾經停止過呼吸，撐開嘴後又有呼吸了。”“幾分鐘後，來了一輛 130小卡車，大家把兩個傷患連同木板一起抬到了車上，估計也是去了復興醫院。待槍聲小了，我又去路邊，躲在一座黃色大樓下的灌木叢中觀看部隊殺入城中的情景，不幸被一士兵發現，我就在他掉轉槍口時迅速地趴在了地上，霎時一梭子子彈打到了我身後黃色大樓的牆上，激起一串火星……” “……我選擇了復興門外大街北邊一條與之平行的街道東行，大概行了一公里，轉南，來到了燕京飯店東側，這裡是一個與復興門外大街交叉的路口。路口南側有許多人躲在暗處觀看，但是沒有人敢到複外大街邊上站著，因為這裡的槍聲仍是響個不停。沒有人用磚頭石子襲擊軍人，也沒有人喊口號，但軍人只要發現有人看他們，立刻無情地開火，身邊一座正在施工的大樓被子彈打得火星迸射，軍隊是一路前進一路大開殺戒。”[ 72]家居木樨地的陳暉告訴筆者： 6月 3日晚，他躲在三裡河路邊樹從中錄音時，親眼見士兵持槍追殺一青年，對準青年藏身的花壇掃射。此後他又在在燕京飯店附近街口，見一士兵持槍追殺一個賣香煙的小販（女孩），直追至女孩鑽進一鐵桌底，打死為止。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學生李相事後的經歷部分證實了陳暉的敘述：“過了復興門，還沒到木樨地，在路邊聽到有人講：有一個 14歲的賣煙的小女孩，背對著煙攤，蹲在煙攤下麵，但有半截腦殼沒低下去。結果那半截腦殼被擊中了。小女孩被打死了。……是蹲下，背對著，頭沒低下來。大家都在議論，這是什麼‘暴徒’啊？！”[ 73]一位午夜趕到此地的英國《衛報》記者，記載了接下來的情況： “……我們到達復興門橋，聽到連續的劈啪劈啪輕武器的槍聲和間歇的重機槍的突突聲時，我們才開始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當時正是淩晨 1 ∶ 00。在這炎熱的 6月夜晚，像往常一樣，有成群的人穿著背心和夏裙呆在這橫跨二環路的立交橋上。我們還沒開始瞭解現場，先就看到一位較胖的中年婦女被抬著穿過人群。她的前臂被劃開了一個大口子，由於驚嚇而全身顫抖。她被抬進了一輛計程車。當槍聲接近時，後面的人群激動得無法抑制了。他們開始把六輛帶拖節的公共汽車推到路中間橫起來，從路一側的樹叢到另一側的樹叢。”據 38軍前鋒回憶，因為路障使用的是帶拖節的公共汽車，中間疲軟的部分令排障的難度增大。當軍隊在這邊推動時，民眾在另一邊奮力抵住，雙方角力，相持不下。最後，是防暴隊員從車底爬過路障，或從車上越過“牆”體，這才打破路障後面的“人牆”。眼看這道防線失守，人們再次點燃了這座路障。此時的排障車和它的駕駛員，早已是傷痕累累。正當他們感到力不從心之際，從南苑東高地出發的 38軍坦克大隊抵達二環路西南角。只見 18輛裝甲車以飛快的速度沖上復興門立交橋，立即向西面的大部隊迎上去。利用自身的鋼鐵外殼與內部機械力，他們從東面幫助推開了火障，將主力部隊接進了復興門，令舉步維艱的行軍大大加快了速度。事後，一位在兒童醫院參與搶救的護士長告訴楊繼繩，部隊到達復興門立交橋不久，兒童醫院很快就被送來的傷患塞滿了：“急診室的血也是沒了腳脖子。兒童醫院的病床和手術臺尺寸都比較小，但當時也只能在這個條件下進行搶救。開始他們還對送來的傷患逐一進行登記，以便以後向本人或所在單位收取費用，但到了 12 ∶ 00時，電臺播出了中央告全國人民書，指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立即意識到這個定性將使所有的受傷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馬上決定將名單撕掉，保護傷患。”“兒童醫院主要搶救的是從禮士路到復興門立交橋這一段的受傷者，僅僅三四百米的範圍，送來的傷患達二三百人，死亡者達 20多人。”[ 74]此後，楊繼繩循著另一條與複外大街平行的街道一路東行，來到了阜城門內大街的人民醫院：“這裡也是一個大會議室作急診室，傷患很多，不讓記者進入。我問一位大夫這裡的死亡人數，他不說。從裡面走出一位年輕女護士，見我詢問，她拐到沒人處對我說，目前死了兩個，一男一女。一個打中了心包膜，一個打中了肺，都是 20歲左右。女的書包裡還裝著課本。護士說著哭了，用兩手捂著臉跑了。……看到一個人用小木棍挑著白花花的東西，說這是人腦漿。”“我準備離開人民醫院，往口袋裡一掏，發現自行車鑰匙丟了。我找了塊磚頭把自行車砸開，幾個學生圍了上來。他們是維持治安的，以為我偷自行車，不讓我離開。我掏出記者證，證明我的身份……這時，一個同學在門口喊：‘誰自願獻血？’他話音剛落，站在門口圍觀的十多個人同時舉手：‘我去！’……”[ 75]事實證明，軍人開槍並非都是針對“暴徒”。根據《戒嚴一日》官兵記載的當時情狀，從黑暗中飛來的無非磚石、瓦塊、牛奶瓶、啤酒瓶。最具殺傷力的，似乎是街邊高樓上扔下的花盆，但木樨地和複外大街兩邊的高樓距離馬路較遠，士兵被砸到的幾率不會很高。只是，受驚的戰士已失去了自製力，對於周邊的任何動靜都恍如驚弓之鳥。然而，他們不是鳥，他們被賦予了一個不能被理解的使命，手中的殺傷性武器的宣洩，掩蓋的是精神的空虛……事後，據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師丁子霖記載，在同一時段、在上述軍隊開進地區（以木樨地為主）遭槍擊致死的，有大學生、中學生，大學老師、工人，中科院研究人員、婦產科實習醫生、中國國際廣播電臺部門負責人，法院、總政幹休所、鐵路局職員，國家計委體改司機要秘書（轉業軍人）、解放軍總醫院 301北門哨兵（武警士兵）、西單民族飯店的廚師。這些遇難者中最小的呂鵬，年齡只有 9歲……[ 76]他（她）們中有的是因為救護別人而喪生，有的死於不准救治。“軍隊在木樨地開槍了！”“真槍實彈！”“死人了！”從那一刻起，不幸的消息立即飛遍全城。有人從當地朋友即時打來的電話中，都能聽到“嗶—！剝—！”炒爆豆似的聲音。更不幸的是，暴力並沒能鎮壓暴力，犧牲並沒有終止犧牲。暴力在競爭中生長，變得更加野蠻；犧牲在激勵中發揚，變得更加壯烈……被打消的，只是人性中的浪漫主義；進一步犧牲的，是那些執著的理想主義者。”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風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9)》，作者：Xiaoya Chen
“但是，緊接著，他看到了“收屍車”：“木樨地丁字路口的東北地區是當時國家機械委，中科院總部等所在地。我在國家機械委大樓前看到一輛車身是橘黃與黑色條紋相間的吉普車，車的後廂板打開著，一個被槍打中的人頭朝外躺在車廂裡，裡面還有幾個人，都一動不動，不知死活，這個車要去復興醫院。一會兒，一輛平板三輪車從路口疾駛而來，車上躺著兩個人，毫無動靜，看樣子也奔了復興醫院。這時，一個男青年過來跟我說，他的頭被什麼擊中了，很疼，讓我查看一下，我看不到血跡，他就說可能是橡膠子彈打的。”[ 59]學生鍾羅白的回憶，佐證了輕工業學院學生的記述：“當我們來到玉淵潭路與長安街[ 60]的交匯處木樨地時，就見到數千人聚集在路口，有學生，也有市民，許多人眼裡湧出悲憤的淚水。當我們停放自行車時，不知是誰高喊一聲：‘沖啊’，數千人竟然旋風潮水般，突然湧向長安街。‘呼呼……’短促的槍聲，使人們停下來，紛紛臥倒在地。”圖 9-3：木樨地周邊道路示意圖（陳小雅標注）“我們尾隨著人群，也臥倒了，當我的手伏在地上時，覺得粘粘的，仔細一看，原來是一灘血，我襯衫的下擺被染成紅色。這時，槍聲停了下來，我和葉傅連忙將這灘血拍照下來，周圍的人見我們拍照，連忙指給我們其他血跡，我們又拍了幾張，最後無法再拍了，因為太多了，每隔三、五米，就有一灘血，有的血很厚。有幽暗的路燈下，可以看到黑色的柏油路上，佈滿了人們踏了血跡而留下的暗紅色的腳印。”“這時人群漸漸疏散開來，我和葉傅逐漸靠近在長安街上緩緩行進的軍車，長長的一列，迤邐前行，有裝甲車、坦克，也有軍用吉普。人群尾隨的那輛，是軍用大卡車，蓋著綠色的帆布，十幾個解放軍端著半自動步槍，或站或蹲在車上，槍口對著距他們僅十多米的人們。”“快到工會大樓時，尾隨的人群漸漸達到三四百人，他們開始呼喊口號：‘不准傷害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人民軍隊愛人民’……口號聲越來越大，人群不自覺地湧向軍車，當前面的人距軍車有七八米遠時，一個解放軍戰士端起了槍，向人們的腳下射擊，子彈打在馬路上，發出了沉悶的聲響，迸出一串串火星，後面的人開始臥倒，前面的人，則由於打在馬路上的子彈反彈起來，打在他們的腿上或腳上，紛紛撲倒。人們紛紛將他們扶上自行車或平板車，送往醫院。”“驚魂不定的人們，又重新集聚起來，高呼口號：‘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審判你們！’槍聲又響了，人們開始重新臥倒，又重新救護倒下的受傷者，後面的人又重新走在前面。就這樣，每行進 10米，需要 5分鐘，這 5分鐘內，至少要倒下四、五個人。”[ 61]此時，從天安門廣場，經和平門急救中心—宣武門—復興門一路目睹了各部隊受阻情況的新華社記者楊繼繩也來到了木樨地：“到了木樨地路口，人山人海，槍聲密集，人聲如潮。離路口 100米，再也無法前進了。我在路北 25號樓旁邊站定，想看個究竟。我估計要開槍也是向東開，子彈不會打到北邊的胡同裡。突然，子彈的呼嘯聲從耳邊響過。我身邊一個人‘哎’地叫了一聲，我一看，他的右胳膊的白襯衣被鮮血染紅了。他用左手捂著傷口，向大樓後面轉移。我也趕緊躲向大樓後面。這時，一陣陣急促的喊聲：‘快！快！快！閃開！閃開！’三個人、兩個人抬著一個又一個鮮血淋淋的傷患從胡同裡穿過。一輛輛三輪板車馱上了傷患。”“槍聲太密集，有點像大年卅晚的爆竹。我隨著拉傷患的三輪車向北，繞到了兒童醫院。醫院的過道上有鮮血。我想證實一下是不是橡皮子彈，我問在現場的大夫：‘是橡皮子彈嗎？’他瞪了我一眼沒有回答。我又問第二個大夫：‘是真子彈嗎？’大夫吼著對我說：‘不是真子彈還能這樣？’後來不少人說，不僅是真子彈，還是開花子彈。”“一個寬大的會議室作為臨時急診室，裡面躺滿了傷患。我記下了傷患的名字……”[ 62]圖 9-4：六四死難者（選自 64memo. com） 6月 4日淩晨 1 ∶ 00，當 38軍開過之後，王曉明騎車來到木樨地，仔細觀看了流血的情況：“在木樨地交叉口，我看到 8大灘血漿，每灘血漿直徑在 1米左右。這血漿是血和肉的混合物，稠糊糊的像肉醬，不凝固。我看像炸子兒炸出來的。另外，從路口向西有一條約三十米長的血道。血道在路口處約有三米寬，向西逐漸變窄，血道上的血液已經凝固變黑。路口中央有一輛軍車被燒毀。”[ 63]將近 6月 3日午夜 12 ∶ 00的時候，《人民日報》總編室已經收到記者從木樨地打回的電話：“軍隊向平民開槍，傷亡慘重！”“接著是這個地段的 22樓（一般叫部長樓）一位曾當過中監委委員的關山複同志的家人打來的，說他家的女婿在廚房裡被軍隊從街上開槍打死了！這一下，大家都震驚了！……”“淩晨 1 ∶ 00以後，記者陸續從現場回來。第一個回來的是海外版的張寶林。他講在木樨地看到軍隊如何開槍，市民倒地，他怎麼樣踩著血跡走回來的情景。最後，他撩起褲腿，脫下皮鞋，讓大家看上面沾滿的血跡。”[ 64]“接著回來的是年輕記者楊良化，也是海外版的。他一坐下來就抱頭痛哭。大家安慰他很久，他才講述自己目睹的情況。他原是派去天安門廣場採訪的，聽到槍聲以後，就朝著槍響的方嚮往西走，一直走到軍事博物館躲藏在一堵牆後面觀察部隊開槍，一名武警走過來，不問一聲，就用警棍狠狠地打他。說罷，他脫下衣服，大家看見他背上還留有一道道血印。”[ 65]可能因為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的關山複，曾是社科院黨組書記的原因，“六四”後，筆者聽到的第一例在木樨地中槍死亡的案例，就是木樨地 22號樓 8層關山複的女婿尹敬。據說，在冶金部工作的尹敬， 6月 3日晚��是去廚房取水，剛剛把燈打開，就被從背後打來的子彈擊中，當場身亡，時年 36歲。而居住在同一棟樓中第 14層的中聯部前副部長李初梨家的四川老保姆，因探身於陽臺，也腹部中彈，死於同一次掃射中。[ 66]在同一棟樓中居住的另一位老人，家中靠大街的牆上也被打穿一個“碗口粗”的大洞。這位老人就是被稱為“中國氫彈之父”的王淦昌。[ 67]另一位居住在同一幢樓上的中共中央前總書記李立三之遺孀李莎家，子彈穿過窗戶碰在牆壁上，落在她面前。”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風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9)》，作者：Xiaoya Chen
“一些目擊者事後回憶：——“大約夜裡 11 ∶ 20，部隊開始向木樨地的人群掃射。我身旁的一位婦女中彈後只哼了一下便倒在地上，鮮血從彈孔裡噴出，可能她已經死了。”[ 46]——“當我們（從復興醫院）回到木樨地時，部隊又向前推進了幾米。士兵們對著學生和平民不停地射擊。……我們得到在復興醫院死去的 19個平民的姓名。”[ 47]——“大約在午夜，我們把車停在路邊，走到距離路障約 100米處，士兵正在胡亂開槍。死屍和傷患橫在街上……我在地上發現了兩種武器的彈殼： AK_ 47型和 58口徑機槍。”[ 48]——“截止 6月 4日淩晨 2 ∶ 45，光是復興醫院就有 26人死亡……一些身著白大褂帶有紅十字號的救護人員也被打傷，並送到復興醫院。”[ 49]《解放軍畫報》社的攝影記者李靖記下了這樣的情節：“從軍博到木樨地不足一公里，部隊走了兩個多鐘頭，受傷的戰士不斷增加，部隊又這樣遲遲不能按計劃開進，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之下，戰士們被迫朝天鳴槍示警。然而，少數暴徒仍然十分猖獗，他們將幾輛電車和軍車推到木樨地橋頭，放火點燃。面對這些肆虐的暴徒，破壞國家財產的現行罪犯，……戰士們開槍擊斃了少數暴徒。同時沖上前去冒著被打傷燒傷的危險，撲打被點燃的汽車……”[ 50]李靖的記載，是承認軍人對人開槍的唯一文字。但他說“汽車火牆”形成於部隊朝人開槍之前，卻與前述武警副政委李林的記述[ 51]及民間的記載不符。支援的記載只有這一條：據王福義回憶：“在木樨地路口，暴徒們用公共汽車、卡車、電車等交叉橫排著三道車障。見部隊過來，迅速澆上汽油，將車點著。霎時濃煙翻滾，火焰竄起來幾丈高，車體被燒得畢剝作響，油箱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 52]但是，一位從 6月 3日晚 9 ∶ 00開始，就陸續跟蹤木樨地一帶戰事的輕工業學院學生，記載了“先開槍後燒車”的過程：“部隊的第一陣槍有可能是朝空中打的，因為似乎沒有人倒下來。後來槍聲大作，持續不停，人們紛紛逃命，我也顧不上再環視四周，只是奪路而逃……人群中有人喊，叫大家鎮靜，不要慌亂。快要退到木樨地大橋了，由於橋上橫著車輛形成的路障，大批的人群幾乎是擠在、停在那裡了，後面的軍隊步步逼近，幸好橋西側有一條沿著河往北的岔道，一部分人開始上這條路往北跑，我也在其中。當時我覺得軍隊的目的地是東方的天安門廣場，不會朝北邊追來，所以往北跑了沒多遠就停下來觀看。木樨地大橋西側的人群不多了，一部分人擠過了橋，很多人沒過橋就往北跑了。又看到有人開始點燃橋上的車輛，不一會就濃煙滾滾，火光沖天。”[ 53]這一見證與李林的記載是吻合的。正因為部隊對人開槍，發生在“汽車火牆”形成之前，聽到槍聲的圍觀者，在慌不擇路地鑽過汽車夾縫時，才可能發生踩踏事故。[ 54]而武警指揮員李林目擊和描述的“汽車牆”，恰是汽車尚未被點燃，但開槍的事情已經發生後的情景。“很快，部隊開到了橋西邊，人停住了，槍聲也聽不見了。橋東邊，居然有很多不顧危險的群眾聚集在那裡。火光裡又見一些頭戴鋼盔，手持大棒，但是沒有槍的士兵上了橋，群眾見狀，立刻將事先準備好的磚頭石塊雨點般地傾瀉過去，軍人被擊退了。橋邊及周圍的人們自發地有節奏地喊著‘土匪，土匪’，‘法西斯，法西斯’。看來這些激怒了當兵的，不一會又槍聲大作，群眾撤退了，端槍的士兵沖上了大橋，沖過了大橋。又見坦克車、裝甲車轟轟隆隆地上了橋，輕易地將橋上的車、路障推開，大批全副武裝的軍人跟在車後，潮水般地，勢不可擋地跨過大橋向東推進。”這位學生沒有描述軍隊是如何克服“汽車火牆”的。王福義的回憶為我們保留了這個過程： “……車體被燒得畢剝作響，油箱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防暴隊員們奮不顧身沖過火障，反擊暴徒，掩護排障隊推車。…… A師參謀長馮兆舉，砸開前面一輛車上的窗玻璃，爬進車去，摘開車檔，把著方向盤，大家喊著號子，拼命把車推到路邊。在推另一輛公共汽車時，一位小戰士機智地沖上前去，伸手把油箱蓋打開，防止了爆炸……”[ 55]”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風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9)》，作者：Xiaoya Chen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風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9)》，作者：Xiaoya Chen
“20多年後，我才知道，張先玲的獨子王楠，就是在那一時間，在那一帶，因拍照中彈身亡的。事後，他就被埋在我們身後 28中學的花壇裡。大約此後不久，在我們所在位置的東邊——天安門前毛澤東畫像下的金水橋上，一個青年忽然中槍，倒在了英國《泰晤士報》東亞編輯梅兆贊的身旁。據梅兆贊回憶，半小時前，他也曾親眼目睹 003號裝甲車在東長安街碾人實況。而身邊這個青年，幾分鐘前還相信軍人使用的是“空心彈”。[ 254]“我見到迎面而來的士兵的臉孔時，記起一位有經驗的軍人告訴我，在越戰的戰場上，當你能夠見到敵人的眼睛時，他也可見到你雙眼，這時便會開槍射你。是時候走了。”感覺到形勢的危迫，梅兆贊打算穿過天安門門洞離開廣場。但是，他立即被早已集結在天安門和端門之間的武警部隊堵了出來：“我的自行車留在漆黑的紫禁城，於是打算通過城門，騎自行車回去發稿給倫敦的報館，報導我見到的一些事情。十多名武警從紫禁城出來，不消數分鐘便開始毆打在我附近金水橋上的示威者。武警把他們打倒在地上後，便用手槍射他們。”“我開始快步繞過武警，但他們發現我，向我走來。我舉起雙手，以普通話說我是外國記者。他們喊：‘外國記者，你媽的’，然後就用長長的警棍打我。我以為他們會把我打在地上，然後開槍，但他們打掉我一隻牙齒和打斷我的左臂後便離去。”“另一家報紙的朋友和義大利副領事曾喝止武警打我，他倆沒有逃走，反而前來救我。他們帶我離開廣場時，義大利人把一些彈殼放在我的口袋。他說：‘不要丟失這些，明天他們會否認曾開槍。’”[”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風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9)》，作者：Xiaoya Chen
“一位退伍兵的現場觀察，同時提到了兩種火。憑著偵察兵十餘年的經驗，他能分辨出槍的類型和子彈的落點： “……行至西單路口，聽到槍聲連成一片，不時夾雜著阻擊槍的點射和坦克高射槍打平射很沉悶的散佈射。” “1 ∶ 06槍響起的同時一輛輛汽車被點燃了，西單路口燃起一道火障，火光中鋼盔的反光很搶眼， 5個、 10個、 15個，越來越多，沿長安街左右兩側，成兩列縱隊半蹲半貓腰前行。我心頭一沉：壞菜了，突擊兵！”[ 105]“隨即 59衝鋒槍作動筒火光四閃……他們運動我運動，他們停止我停下。我們學的是一個教程，停下就是瞄準射擊。” “我向後觀察：還有幾個人在掩護群眾撤退，一看就是退伍兵，在最後邊壓陣，十幾人要掩護上萬人的撤退，對上萬人和十幾個退伍兵來說，此時正是他們一生中最大的冒險。”[ 106]“離突擊兵最近時就是 40米，子彈打得滿地面冒火星，像過年放鞭炮，我聽不到槍聲，只看見火花四濺，我得踩著火星跑才不會受傷，因為火星就是前一彈著點，兩顆子彈不會落在同一地方，這是常識。”[ 107]跑著的有倖免於難的，躲著的卻有不幸中彈的。據莫默回憶，大約就在同時，在民族宮附近的一個胡同口，躲在一棵大樹後面的姑娘，被擦過樹皮的子彈擊中。“子彈從她的右太陽穴鑽進，左太陽穴穿出”，“白花花的腦漿和著鮮血往外湧”。四年以後，他才從丁子霖那裡看到這個姑娘的照片，得知她叫張瑾，遇難時年僅 19歲，是國貿中心培訓班學員。他就倒在男友的身旁。[ 108]圖 9-7：西單張瑾遇難地點一位和部隊差不多同時到達西單十字路口的目擊者稱：“由於幾次後撤以躲避子彈，我沒能看清當時的情況。但我能清楚地看到長安街上車輛燃燒時映照出的市民的輪廓。他們在向前進的部隊投擲東西。槍聲不斷，部隊也在投放催淚彈。我起先以為士兵在放空槍，但我看到人們倒下，受傷或死去。後來我到六部口，進入府右街。那裡有輛軍用吉普，已被完全拆毀。我把自行車放在路邊，又回到長安街的街口……部隊黑壓壓地佈滿了長安街。……突然一個士兵在離我 3米遠處出現。我馬上蹲伏下來。這個士兵正在扔石塊並叫我扔掉手裡所有的東西。我爬進府右街，摸到一大灘血。士兵們還向街對面的人開槍。……這時有人騎車經過，車後面載著一個中彈的人。”[ 109]這時，已經艱難地爬下公車的王德邦，突然感到“長安街一片漆黑。”也許是催淚彈的作用，但他認為，這是“人為的熄燈，以便讓黑暗造成恐慌，借黑色行使犯罪”。值得慶倖的是，他爬下這輛公車前，它沒有著火。當他摸索著來到南面的牆根時，聽覺告訴他，“軍車的轟鳴聲很近了，同時感到腳下水泥地上有爆裂聲”。他努力睜開眼“看到腳下有火星在濺動”。他意識到，這“是子彈在跑……” [110]“不知什麼時候，有個北京市民爬上了胡同邊的瓦屋，伏在屋脊的南面，嘴中情不自禁地將所見情況念叨著：這麼多坦克，還有炮呢，不好，那邊有幾個人被打倒了，還要去追那些跑的。又開槍了，完了，又有兩個倒下了……這些土匪、軍閥、法西斯，當年日本鬼子進北京也沒有這樣啊！太殘酷了！他說著說著，聲音在激動中變成嗚咽。”“停了一會，就聽到屋上有抽瓦片的細微響動聲，我側頭看去，就見那人揚手拋出了一片瓦。馬上劈啪的子彈聲就響了起來，並且一隊士兵沖到了胡同口向裡就是幾槍……”[ 111]王德邦在跑，撤退的人流中，退伍兵也在跑：“我跑著跑著，不時地回頭看看後邊的大兵有多遠， 80米、 100米了，身邊開始有人倒下，有人像被割的草軟軟地塌了，有人硬硬撲地發出很響動靜，有人像紙片一樣飛出去，千姿百態。突然，我面前像爆開一朵紅菊花，跑在我前頭是一個穿白襯衣的人，紅色就在白衣上開放，我們跑一條軸線，伸手可及他的肩膀。”“他還在跑，我拍拍他肩膀：‘哥們，你中彈了，背後。’他伸手觸及背後，一看一手血，忽的倒地，還未觸地面，我的一條胳膊就夾住了他，另一個人胳膊也伸過來，同時把他撈起來。平常想練練這份功夫都不容易，這叫寸。”[ 112]“終於脫離了危險區，把他送到民航售票大樓工地的胡同口，自發救援的人，打接力把傷患轉移走，效率很高。一個女孩大叫：‘媽喲！’捂著手沖進胡同，我一看她手指打斷了，隨手扯下一條男人圍在脖子的毛巾，給她捆住動脈。”“這當口，一個小夥子沖過人們的阻欄，手抓兩塊板磚：‘他們槍殺平民，我跟他們拼了！’我縱身一撲，將他強按到在草地上，他嘴上黏著白沫喘粗氣，我也喘著粗氣，等他冷靜了，我小聲說：‘他們有槍!’”[ 113]“我躲在胡同裡喘一口氣，人們全龜縮在胡同裡。奇怪，又聽見槍聲了，緊張時聽不到槍聲，全是視覺感受。點射穿過街道是回聲，還有脫音，散佈射打在地面上是啪啪聲，打在土地上啾啾聲。老兵知道回聲是子彈離得遠，‘啪啪、啾啾’子彈是離得近，得當心了，這也是常識。”[ 114] 1 ∶ 45，在前鋒已經抵達天安門廣場後， 38軍的部隊在西單仍未過完。有安全意識的退伍偵察兵選擇了有鐵皮大門的民航售票大樓工地作為藏身之地，並通過鐵門縫隙繼續觀察：“突擊兵過後就是裝甲車隊，��影瞳瞳的墨綠色裝甲車 133、 135、 144，首尾相顧。”“裝甲兵過後是軍用車卡，指揮車、通訊車，遊動步兵分隊，連綿不絕。這會兒槍聲停了，人群又從胡同冒出來，工地的牆頭翻出來，人群並不比打槍時少。兩女孩不聽人勸告，一直尾隨著大兵走到街口，她們還穿著拖鞋，我忍不住大聲吼：‘不要命了，還穿拖鞋，要跑都跑不了！’女孩子平靜地說：‘那你哪？’”退伍偵察兵對人性與戰爭行為的關係似有深刻思考，他寫道：“人類的大無畏精神來源於女性，正是女人使男人更勇敢。”但此時，“大無畏”已經不僅僅是某類人。因為他接著又看到了一位老人：“一個老人就坐在馬路崖上，手拿煙斗吸煙，從他坐的姿勢來看好久沒動，續煙也續好幾鍋了。”“當兵的也覺得怪了，圍攏他轉幾圈，就見煙火一紅一滅的，眼光迷茫，目空一切……不怕死就能永遠不死，神了！在這大屠城時節，他是練的哪份功啊，他想些什麼？……當兵的放了他一馬。”[ 115]，”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風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9)》，作者：Xiaoya Chen
“第五節民族文化宮已經通過復興門的 38軍大部隊也沒想到，在僅有一站地之遙的民族文化宮前，這支“如虎添翼”的部隊，再一次遇到了強烈的抵抗。先前到達的武警防暴隊，已經在此與學生和市民“拉鋸”近一個小時。據當時一位從廣場出來，騎行至此的北大女生小鹿回憶：“我們取了自行車後往西騎行……接近民族飯店時，已見人群攢動，騎不過去了。問人哪兒在衝突，人們說，就在眼前了。正說著，忽見一陣煙霧在前邊升騰而起，大家紛紛後退。接著一股刺鼻的氣味湧來，熏的人直要流眼淚。原來是放毒瓦斯了。我急忙對小雪說：‘快把自行車放到馬路邊上去，看來是過不去了。’”“待我放好車後，一轉眼卻不見了小雪，急得大叫。找不著她，我就戴上眼鏡和口罩隨著人們往前跑，想要看個究竟。一放毒瓦斯大家又往後跑。這樣拉鋸了幾次之後，瓦斯忽然不放了。有人喊道：‘他們的催淚彈用光了！’於是群眾呐喊著又往前沖。沖在頭裡的是北大技術物理系的一面紅旗。可是沖出 200米遠後，軍人又反應過來，雙方開始用磚頭互擲。”“我站在自行車上，聽到磚頭砸得路邊商店玻璃乒乓直響，心裡直害怕。這時路中央的群眾已退到我東邊去了，只有馬路邊上還有許多人。我清楚地看見防暴員警頭戴鋼盔，手持齊腰長棍，肩挎衝鋒槍，不斷撿磚頭向前面和左右投擲。一些年輕人為躲避磚頭襲擊，踩著我的自行車跳上了約倆人高的房頂。我嚇得一叫，他們把我也拉上去了。房上的人把屋頂的磚頭扔在地上以作武器。”“過了一會兒，不知為何軍人又朝後撤，群眾又朝前沖去，我也下了房頂，推起自行車朝西去。走到民族飯店東側，向西沖的群眾已沖得很遠。……”[ 77]此時，清華大學化工系應屆畢業生段昌隆也在現場。據說，他目睹軍民對峙的局面非常焦急，隨即跑步到最前方，對一位軍官展開說服工作。“沒想到這位軍官二話不說，舉起手槍朝他當胸就是一槍。段昌隆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當即傷重倒下。一位北京醫學院的學生及時把他背到了附近的郵電醫院搶救，終因傷重不治身亡。”[ 78]“忽然，前邊的人又一次朝後湧來，只聽得遠處像炒豆子樣響起呯呯乓乓的槍聲。有人從前邊跑來大喊：‘開槍了！開槍了！’人們紛紛問：‘是不是橡皮子彈？’退下來的人憤怒地大叫：‘前邊已打死幾十人，還說是橡皮子彈？’群眾頓時感到十分恐慌。正在這時，前邊抬下兩個被槍打傷的人，大家紛紛上去幫忙抬往民族飯店門裡。”一位住在民族飯店的外國人，見證了小鹿描述的過程：“午夜，透過我所住飯店的窗戶，我看到約 20名身著戰鬥服裝的士兵向人群中投放催淚彈。一些年輕人被打倒在地上。這引起了反抗。示威者用石塊回敬，並用木棍和鐵棒把自己武裝起來。在飯店前展開了約一小時的激烈搏鬥，有人受傷或許還有人死亡。傷亡人員被抬走，救護車也開到了現場。有一小會兒，我下到飯店的門廳走到街上。但當搏鬥又開始時，我就回到了我的房間。”[ 79]另一位元從天安門廣場下來的外國攝影記者，則見證了民族宮前“拉鋸”過程漫長的另一原因，及一名武警被毆打至死、多名軍人受傷的過程：“午夜之前或午夜左右，我從天安門廣場沿著西長安街向西走。過府右街不遠有一些路障，路障後面有一輛滿載帶有防爆盾牌士兵的大轎車。車已被群眾圍住。當大約六、七十名士兵沿著府右街開來時，群眾突然散開轉入長安街向西跑，並開始向新到來的士兵扔東西。這些士兵配有防暴盾牌，做出要向人群沖去的樣子，扔催淚彈，並回扔石塊。混戰移到西單，接著向西一直打到民族飯店。當一些士兵的催淚彈耗光時，一些人就沖上去抓他們。人群中的學生和其他一些人試圖阻止這些人毆打士兵，但沒有成功。一個士兵遭到石塊和棒子的毆打，他倒下後人們繼續毆打他。其他幾名士兵也遭到同樣的攻擊。一些受傷或死去的士兵被抬進民族飯店。我設法進入了飯店，裡面全是治安人員。當我要給受傷的士兵照相時，遭到治安人員的攻擊，其中一人試圖用我的相機的帶子勒我。兩位美國人幫我解脫出來，並把我帶到他們的房間。透過飯店的窗戶，我可以聽到槍聲，看到坦克沿著大街開來，以及傷亡的平民被三輪車運走……”這支從東面沖來，與 38軍進軍大部隊撞個正著的小分隊來歷不詳。但事後有介紹“共和國衛士”的資料，談到此時有兩股人馬在這條大街上從東面往西衝鋒。第一股是入住大會堂的 63軍某部通信團 4連排長劉國庚及其戰友，他們曾“自告奮勇”前往西單解救三輛被圍困的軍車。行至“電報大樓附近”，遭遇“一群暴徒猛撲過來，磚頭、瓶子、鐵棍雨點般地打在他倆的頭部、胸部，司機當場被打昏，被送往醫院。劉國庚隻身一人，面對瘋狂的暴徒，毫無懼色，奮勇突圍，但終因寡不敵眾，被暴徒用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 6月 30日，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 80]另一股由東向西的部隊，是“奉命到西單路口設卡”的武警部隊北京總隊一、二支隊的官兵。大概因為 38軍開進主力在復興門獲得了坦克大部隊的支援，為了從後方為大部隊開進早拓空間，他們放棄由西向東的開道計畫，改從復興門沿西二環路繞道“阜成門立交橋”，然後向東、向南，向集結地行進。其中二支隊一大隊部通信班戰士李國瑞在阜成門立交橋“被暴徒用棍棒、鐵鍬等兇器瘋狂毆打殘害，並懸吊於立交橋欄杆上，壯烈犧牲”，[ 81]其餘人成功抵達西單路口。官方記錄顯示，他們從西單一路“挨打”，一直沖到民族飯店：“部隊到達西單路口，遭到許多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眾的圍堵襲擊，磚頭、石塊、汽水瓶雨點般打在幹部戰士身上。為不誤傷群眾，劉豔坡和戰友們表現了高度的忍耐和克制，一面堅持向群眾宣傳，一面與暴徒展開了頑強的鬥爭。在佟麟閣路口，劉豔坡為掩護戰友被飛來的石塊、磚頭砸傷多處，昏倒在地。在被搶送醫院途中，又遭到暴徒攔截，殘酷毆打，壯烈犧牲。”[ 82]與這個記錄形成參照的，是此時在民族宮附近觀察的《人民日報》記者給報社打回的電話：“他從五顆松一直跟軍車推進，只要一開槍，就立即臥地，每次爬起來重新前進時，總會發現有人已經不能再站起而永遠躺下了。西單一帶武警揮舞警棍開道，不管是誰，見了就打，後面接著全副武裝的解放軍跟進。”[ 83] 7月 18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劉豔坡“共和國衛士”稱號。上述外國攝影記者見證的，大概就是劉豔坡及其戰友的不幸經歷。此時，仍在民族飯店前的小鹿看到：“防暴員警過後，便是龐大的裝甲車、運兵車和長長的用帆布蒙上的車輛，共分 4列向前推進。裝甲車周圍是荷槍實彈的士兵，跟著裝甲車向前，猶如在戰場上一樣。有的人低聲咕噥：‘老山前線挪到長安街上來了！’有兩輛裝甲車上掛著紅布橫幅：‘熱愛青年學生！’‘向首都人民致敬！’招來一陣低低的噓聲。這是宣傳車，喇叭裡喊著：‘你們趕快回家去！’群眾中有人喊：‘你們趕快滾出北京吧！’立刻被周圍人制止，實在太危險了。”[ 84]在民族飯店的一個視窗，先前的那位元外國觀察者繼續寫道：“淩晨 1 ∶ 00，從西面開來大約二、三十輛裝甲車。裝甲車後面是一長串滿載武裝士兵的卡車。……街上的路障完全被軋平了。一個多小時後，當車隊的最後一輛卡車從民族飯店前經過時，幾百人（不光是學生）出現在街上，他們追趕卡車，呼喊抗議口號。有些人還投擲石塊。士兵越開槍，人群越堅決越憤怒。忽然人們唱起《國際歌》，他們用石塊武裝自己並向士兵扔去。群眾還向士兵扔了一些燃燒瓶，燒著了最後一輛卡車。射擊持續著。開始士兵向人們頭上方開槍，接著是朝各個方向開槍。在我住的飯店的前廳牆上也可見到彈孔。據我所能看到的，當時沒有大規模屠殺，但有傷亡。在車隊過去之後，這裡又平靜下來……”[ 85]槍聲過後，救死扶傷的問題又凸顯出來。此時，小鹿和身邊的一對戀人轉道民族飯店東側的一個小巷子中：“忽然聽到後邊一片叫喊：‘讓開！讓開！’一看，只見一輛平板車疾駛而來，旁邊有人跟著跑，一片忙亂。車上躺著中彈群眾，有人幫其捂著傷口，急急而去。驚魂甫定，又是一片‘讓開！讓開！’的喊聲，又有受傷者通過。那位男朋友是醫學院學生，他說：‘前邊有個郵電醫院，我們快去！也許能幫點忙。’穿了好多小巷子後，終於來到這所醫院。許多人圍在這裡，自動組成的學生糾察隊攔住眾人不讓進去，並拉出一條通道，供送受傷者的人進入。”[ 86] “……只見送受傷者的人流不斷，急急忙忙一個，急急忙忙一個，令人心懸在嗓子眼。受傷者有的用救護車或其他汽車送來，有的用平板車或自行車送來，有的用椅子抬，有的則肩背人扶而來，平均每分鐘一個。醫院門前的水泥地上已經汪了一灘血，很多人身上也都沾著鮮血。” “……單單是一樓已有 9個死亡者，就在走廊拐彎盡頭。……有一個攝影記者、兩位元醫生及另外兩、三個人在旁，並悄悄議論著。記者說，他一定要讓他的攝影機記錄下這幕慘案，今後好讓世人目睹真相。”圖 9-5：六四死難者（選自 64memo. com）“我請人揭開死者身上的白布，拿起屍體身上放著的身份證或記錄姓名等情況的紙片，一一抄錄下來：劉建國：男， 35歲，西城區橫二條 50號。富爾克：男， 19歲，中央民族學院 88級預科生。吳國鋒：男，中國人民大學工經 86級，學生證號： 6070115。顧麗芬：女，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 86級。[ 87]劉忠：男， 19歲，政法大學政治系，上海人。段昌隆：男，清華化工系。馬鳳友：[ 88]男，工業企業部工人， 1962年生，其子馬駿飛同死。許瑞和：男，復員軍人。另有一學生系北京農學院農經系學生。還有十男一女身份不明（因隨身沒帶身份證）”[ 89]“一位剛送到的受傷者嘴唇中彈，上唇被撕成兩瓣，上牙全無。”“我在三樓看到，因受傷者太多，病房裡和走廊上都躺滿人。一位背部中彈的受傷者坐在走廊的一把椅子上，兩名醫生就開始給他取彈片、做縫合手術。從他背上取出一顆彈頭，是五四式衝鋒槍子彈。他拿在手裡觀看。應我要求，讓我也掂了掂，沉甸甸的。他說要永遠保留著作為紀念。”“回到一樓，見那位在醫院門口痛不欲生的女學生已經獲准進來，並且找到了她的男朋友。她的男友背上中了一顆機槍子彈，很長，把他的背脊穿了兩個洞，有拇指粗細，血流如注。醫生止不住血，只好把針藥打在藥棉上，用手按住藥棉在傷口上止血。男孩子疼得不斷發出撕心裂肺般的慘叫，女學生把臉貼在男孩子頭上安慰著他，早已哭不出淚水。我詢問了女學生，知道他倆都是清華大學學生，心裡更加難過。”“槍聲響了一夜。護送受傷者進來的人互相講述著各自的歷險記。一位 30多歲的男子說，與他站在很近的兩個人都被打死了。其中一位婦女腸子流了一地，當場斃命。他護送了兩名受傷者入院，渾身是沾上的鮮血。”“這家醫院不能做骨科方面的手術。許多受傷者需要轉到積水潭醫院。他們被安置在長椅上或擔架上，兩人抬起，旁邊再有一人舉著吊水瓶，就這樣匆匆而去。醫生說，他們都免不了截肢。有人開了個黑色幽默玩笑：‘這下，鄧朴方的部下可要增加不少人馬了！’”“已是 6月 4日淩晨，我們最後詢問了一遍該醫院死亡人數，已是 22人！這時是 5 ∶ 15。”[ 90]此時也到達了郵電醫院的楊繼繩，也看到了“走廊裡都是傷患”的情形：“有人大聲嚎叫：‘給我打一針麻藥吧！’其中有兩名受傷的防暴員警。幾名身上帶血的人不讓大夫對他們兩人治療，說他們剛才打人太狠。這兩位員警無可奈何地呻吟。……”[ 91]一篇次日刊登在英國《衛報》的文章，則記述了作者在民族飯店北面的人民醫院看到的情景：“我們來到人民醫院，這是一家小醫院。那裡看起來像個屠宰場。長凳上、床上和放在地上已被血浸透的床墊上都躺著人。許多人胸部、腿部或頭部有裂開的彈傷口。一位醫生……告訴我們，‘已送來 300名傷患。其中包括 35名重傷患和 70名其他程度的傷患。已有 4人死亡，包括一名喉嚨中了彈的 9歲小女孩。’學生搶救了一些被嚴重毆打的士兵。我們看到一位渾身是血，顯然是活不長了。”[ 92]以後，楊繼繩又來到二龍路醫院，也看到的類似的情況。他本想繞道西四南下回單位，沒想到西單路口已有“密集的槍聲”。”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風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9)》，作者：Xiaoya Chen
“第四節復興門上述那位輕工業學院的學生，在成為木樨地開槍的“目擊證人”之前，也抽空到天安門廣場去張望了一眼：當時 9 ∶ 00剛過，木樨地已經“對空鳴槍”，但復興門到人民大會堂地段，雖然人群已開始聚集，尚未出現“戰事”。 6月 2日的“車禍”現場，不知什麼原因仍未清理，此時已被人們作為演講的憑據。“復興門立交橋西側的廣播電視部大樓前，看見群眾圍著一輛軍用解放牌大卡車，駕駛室內還坐著軍人，車廂內也有軍人。群眾中有人爬進車廂內看有何物，我也爬了上去，車內都是生活用品及炊事用具，沒有軍火裝備。群眾沒有圍攻、謾駡、毆打軍人，雙方和平相處，只是��人沒有了行動自由。同在這一片地區內，群眾還包圍著另一輛軍用麵包車，裡面有 10個左右軍人，有幾扇車窗還敞開著，但車門是關著的，車外有鋼盔等展覽著，不知群眾是怎樣從車內拿出來的。此時車都熄火停著，老百姓圍著他們，軍人們等著救兵的到來，群眾也等著事態的發展，像是膠著狀態。”[ 68]住在附近的鄧拓[ 69]夫人丁一嵐事後也回憶說，大約從晚上 8 ∶ 30以後，就有部隊被阻於這一帶街道。部隊多次廣播，說我們履行任務，請大家讓開。但群眾不讓。丁一嵐還看見，先頭部隊用白色木棍揮舞傷人，群眾後撤的情景。她認為，部隊本可以趁此機會前進，但卻沒有，可能是要等候上級下達命令，因而用木棍開闢出的地方，複又被群眾佔領。[ 70] 6月 3日晚 11 ∶ 00，木樨地被突破，復興門的對峙形勢發生逆轉。據丁一嵐回憶，打破僵局的也是槍聲：“此時來了兩隊大學生，一隊一、二十人，持大旗開進部隊與群眾之間。學生派代表與部隊談判，要求部隊不要進城。部隊拒絕要求。部隊開槍將談判的兩個學生中的一個擊斃了。群眾以石頭還擊。部隊開槍，此一帶死 3人。”[ 71]就在楊繼繩轉道兒童醫院察看時，那位輕工業學院的學生，正跟著木樨地主力部隊再次東行：“大批運兵車載著全副武裝的士兵向東行駛，路面上許多士兵端著槍步行或跑步前進，一邊前進一邊開槍，整個地區密密麻麻的槍聲響個不停，硝煙彌漫。我和一些人冒險來到大街邊上，當兵的一見有人觀看，立刻將槍口朝我們轉來，大家馬上躲避，緊接著就聽到一陣槍響，不知是否有中彈的，反正我是安全地跑到了樓後面。這裡有很多樓房，群眾都躲在樓群之間，不時地出來高喊‘土匪’‘法西斯’，然後再躲起來。士兵只要聽見喊聲，不管看得到看不到人，就朝著聲音的方向掃射，樓房牆壁被打的火星四射，周圍的樹被打的嘩嘩作響。”“有一次因躲避射擊進入樓群，剛好見到一群人圍著兩個中彈受傷的男青年，人們把他們兩個並排躺在一塊大木板上，一個好像昏迷不醒了，但還有呼吸。另一個人頭上身上血跡斑斑，旁邊一個人用手撐著他的嘴，幫他呼吸，子彈打中了他的脖子和胸口交界的地方，還可以看到鮮血不時從傷口冒出。那個撐著他的嘴的人說，傷者曾經停止過呼吸，撐開嘴後又有呼吸了。”“幾分鐘後，來了一輛 130小卡車，大家把兩個傷患連同木板一起抬到了車上，估計也是去了復興醫院。待槍聲小了，我又去路邊，躲在一座黃色大樓下的灌木叢中觀看部隊殺入城中的情景，不幸被一士兵發現，我就在他掉轉槍口時迅速地趴在了地上，霎時一梭子子彈打到了我身後黃色大樓的牆上，激起一串火星……” “……我選擇了復興門外大街北邊一條與之平行的街道東行，大概行了一公里，轉南，來到了燕京飯店東側，這裡是一個與復興門外大街交叉的路口。路口南側有許多人躲在暗處觀看，但是沒有人敢到複外大街邊上站著，因為這裡的槍聲仍是響個不停。沒有人用磚頭石子襲擊軍人，也沒有人喊口號，但軍人只要發現有人看他們，立刻無情地開火，身邊一座正在施工的大樓被子彈打得火星迸射，軍隊是一路前進一路大開殺戒。”[ 72]家居木樨地的陳暉告訴筆者： 6月 3日晚，他躲在三裡河路邊樹從中錄音時，親眼見士兵持槍追殺一青年，對準青年藏身的花壇掃射。此後他又在在燕京飯店附近街口，見一士兵持槍追殺一個賣香煙的小販（女孩），直追至女孩鑽進一鐵桌底，打死為止。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學生李相事後的經歷部分證實了陳暉的敘述：“過了復興門，還沒到木樨地，在路邊聽到有人講：有一個 14歲的賣煙的小女孩，背對著煙攤，蹲在煙攤下麵，但有半截腦殼沒低下去。結果那半截腦殼被擊中了。小女孩被打死了。……是蹲下，背對著，頭沒低下來。大家都在議論，這是什麼‘暴徒’啊？！”[ 73]一位午夜趕到此地的英國《衛報》記者，記載了接下來的情況： “……我們到達復興門橋，聽到連續的劈啪劈啪輕武器的槍聲和間歇的重機槍的突突聲時，我們才開始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當時正是淩晨 1 ∶ 00。在這炎熱的 6月夜晚，像往常一樣，有成群的人穿著背心和夏裙呆在這橫跨二環路的立交橋上。我們還沒開始瞭解現場，先就看到一位較胖的中年婦女被抬著穿過人群。她的前臂被劃開了一個大口子，由於驚嚇而全身顫抖。她被抬進了一輛計程車。當槍聲接近時，後面的人群激動得無法抑制了。他們開始把六輛帶拖節的公共汽車推到路中間橫起來，從路一側的樹叢到另一側的樹叢。”據 38軍前鋒回憶，因為路障使用的是帶拖節的公共汽車，中間疲軟的部分令排障的難度增大。當軍隊在這邊推動時，民眾在另一邊奮力抵住，雙方角力，相持不下。最後，是防暴隊員從車底爬過路障，或從車上越過“牆”體，這才打破路障後面的“人牆”。眼看這道防線失守，人們再次點燃了這座路障。此時的排障車和它的駕駛員，早已是傷痕累累。正當他們感到力不從心之際，從南苑東高地出發的 38軍坦克大隊抵達二環路西南角。只見 18輛裝甲車以飛快的速度沖上復興門立交橋，立即向西面的大部隊迎上去。利用自身的鋼鐵外殼與內部機械力，他們從東面幫助推開了火障，將主力部隊接進了復興門，令舉步維艱的行軍大大加快了速度。事後，一位在兒童醫院參與搶救的護士長告訴楊繼繩，部隊到達復興門立交橋不久，兒童醫院很快就被送來的傷患塞滿了：“急診室的血也是沒了腳脖子。兒童醫院的病床和手術臺尺寸都比較小，但當時也只能在這個條件下進行搶救。開始他們還對送來的傷患逐一進行登記，以便以後向本人或所在單位收取費用，但到了 12 ∶ 00時，電臺播出了中央告全國人民書，指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立即意識到這個定性將使所有的受傷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馬上決定將名單撕掉，保護傷患。”“兒童醫院主要搶救的是從禮士路到復興門立交橋這一段的受傷者，僅僅三四百米的範圍，送來的傷患達二三百人，死亡者達 20多人。”[ 74]此後，楊繼繩循著另一條與複外大街平行的街道一路東行，來到了阜城門內大街的人民醫院：“這裡也是一個大會議室作急診室，傷患很多，不讓記者進入。我問一位大夫這裡的死亡人數，他不說。從裡面走出一位年輕女護士，見我詢問，她拐到沒人處對我說，目前死了兩個，一男一女。一個打中了心包膜，一個打中了肺，都是 20歲左右。女的書包裡還裝著課本。護士說著哭了，用兩手捂著臉跑了。……看到一個人用小木棍挑著白花花的東西，說這是人腦漿。”“我準備離開人民醫院，往口袋裡一掏，發現自行車鑰匙丟了。我找了塊磚頭把自行車砸開，幾個學生圍了上來。他們是維持治安的，以為我偷自行車，不讓我離開。我掏出記者證，證明我的身份……這時，一個同學在門口喊：‘誰自願獻血？’他話音剛落，站在門口圍觀的十多個人同時舉手：‘我去！’……”[ 75]事實證明，軍人開槍並非都是針對“暴徒”。根據《戒嚴一日》官兵記載的當時情狀，從黑暗中飛來的無非磚石、瓦塊、牛奶瓶、啤酒瓶。最具殺傷力的，似乎是街邊高樓上扔下的花盆，但木樨地和複外大街兩邊的高樓距離馬路較遠，士兵被砸到的幾率不會很高。只是，受驚的戰士已失去了自製力，對於周邊的任何動靜都恍如驚弓之鳥。然而，他們不是鳥，他們被賦予了一個不能被理解的使命，手中的殺傷性武器的宣洩，掩蓋的是精神的空虛……事後，據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師丁子霖記載，在同一時段、在上述軍隊開進地區（以木樨地為主）遭槍擊致死的，有大學生、中學生，大學老師、工人，中科院研究人員、婦產科實習醫生、中國國際廣播電臺部門負責人，法院、總政幹休所、鐵路局職員，國家計委體改司機要秘書（轉業軍人）、解放軍總醫院 301北門哨兵（武警士兵）、西單民族飯店的廚師。這些遇難者中最小的呂鵬，年齡只有 9歲……[ 76]他（她）們中有的是因為救護別人而喪生，有的死於不准救治。“軍隊在木樨地開槍了！”“真槍實彈！”“死人了！”從那一刻起，不幸的消息立即飛遍全城。有人從當地朋友即時打來的電話中，都能聽到“嗶—！剝—！”炒爆豆似的聲音。更不幸的是，暴力並沒能鎮壓暴力，犧牲並沒有終止犧牲。暴力在競爭中生長，變得更加野蠻；犧牲在激勵中發揚，變得更加壯烈……被打消的，只是人性中的浪漫主義；進一步犧牲的，是那些執著的理想主義者。”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風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9)》，作者：Xiaoya Chen
“但是，緊接著，他看到了“收屍車”：“木樨地丁字路口的東北地區是當時國家機械委，中科院總部等所在地。我在國家機械委大樓前看到一輛車身是橘黃與黑色條紋相間的吉普車，車的後廂板打開著，一個被槍打中的人頭朝外躺在車廂裡，裡面還有幾個人，都一動不動，不知死活，這個車要去復興醫院。一會兒，一輛平板三輪車從路口疾駛而來，車上躺著兩個人，毫無動靜，看樣子也奔了復興醫院。這時，一個男青年過來跟我說，他的頭被什麼擊中了，很疼，讓我查看一下，我看不到血跡，他就說可能是橡膠子彈打的。”[ 59]學生鍾羅白的回憶，佐證了輕工業學院學生的記述：“當我們來到玉淵潭路與長安街[ 60]的交匯處木樨地時，就見到數千人聚集在路口，有學生，也有市民，許多人眼裡湧出悲憤的淚水。當我們停放自行車時，不知是誰高喊一聲：‘沖啊’，數千人竟然旋風潮水般，突然湧向長安街。‘呼呼……’短促的槍聲，使人們停下來，紛紛臥倒在地。”圖 9-3：木樨地周邊道路示意圖（陳小雅標注）“我們尾隨著人群，也臥倒了，當我的手伏在地上時，覺得粘粘的，仔細一看，原來是一灘血，我襯衫的下擺被染成紅色。這時，槍聲停了下來，我和葉傅連忙將這灘血拍照下來，周圍的人見我們拍照，連忙指給我們其他血跡，我們又拍了幾張，最後無法再拍了，因為太多了，每隔三、五米，就有一灘血，有的血很厚。有幽暗的路燈下，可以看到黑色的柏油路上，佈滿了人們踏了血跡而留下的暗紅色的腳印。”“這時人群漸漸疏散開來，我和葉傅逐漸靠近在長安街上緩緩行進的軍車，長長的一列，迤邐前行，有裝甲車、坦克，也有軍用吉普。人群尾隨的那輛，是軍用大卡車，蓋著綠色的帆布，十幾個解放軍端著半自動步槍，或站或蹲在車上，槍口對著距他們僅十多米的人們。”“快到工會大樓時，尾隨的人群漸漸達到三四百人，他們開始呼喊口號：‘不准傷害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人民軍隊愛人民’……口號聲越來越大，人群不自覺地湧向軍車，當前面的人距軍車有七八米遠時，一個解放軍戰士端起了槍，向人們的腳下射擊，子彈打在馬路上，發出了沉悶的聲響，迸出一串串火星，後面的人開始臥倒，前面的人，則由於打在馬路上的子彈反彈起來，打在他們的腿上或腳上，紛紛撲倒。人們紛紛將他們扶上自行車或平板車，送往醫院。”“驚魂不定的人們，又重新集聚起來，高呼口號：‘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審判你們！’槍聲又響了，人們開始重新臥倒，又重新救護倒下的受傷者，後面的人又重新走在前面。就這樣，每行進 10米，需要 5分鐘，這 5分鐘內，至少要倒下四、五個人。”[ 61]此時，從天安門廣場，經和平門急救中心—宣武門—復興門一路目睹了各部隊受阻情況的新華社記者楊繼繩也來到了木樨地：“到了木樨地路口，人山人海，槍聲密集，人聲如潮。離路口 100米，再也無法前進了。我在路北 25號樓旁邊站定，想看個究竟。我估計要開槍也是向東開，子彈不會打到北邊的胡同裡。突然，子彈的呼嘯聲從耳邊響過。我身邊一個人‘哎’地叫了一聲，我一看，他的右胳膊的白襯衣被鮮血染紅了。他用左手捂著傷口，向大樓後面轉移。我也趕緊躲向大樓後面。這時，一陣陣急促的喊聲：‘快！快！快！閃開！閃開！’三個人、兩個人抬著一個又一個鮮血淋淋的傷患從胡同裡穿過。一輛輛三輪板車馱上了傷患。”“槍聲太密集，有點像大年卅晚的爆竹。我隨著拉傷患的三輪車向北，繞到了兒童醫院。醫院的過道上有鮮血。我想證實一下是不是橡皮子彈，我問在現場的大夫：‘是橡皮子彈嗎？’他瞪了我一眼沒有回答。我又問第二個大夫：‘是真子彈嗎？’大夫吼著對我說：‘不是真子彈還能這樣？’後來不少人說，不僅是真子彈，還是開花子彈。”“一個寬大的會議室作為臨時急診室，裡面躺滿了傷患。我記下了傷患的名字……”[ 62]圖 9-4：六四死難者（選自 64memo. com） 6月 4日淩晨 1 ∶ 00，當 38軍開過之後，王曉明騎車來到木樨地，仔細觀看了流血的情況：“在木樨地交叉口，我看到 8大灘血漿，每灘血漿直徑在 1米左右。這血漿是血和肉的混合物，稠糊糊的像肉醬，不凝固。我看像炸子兒炸出來的。另外，從路口向西有一條約三十米長的血道。血道在路口處約有三米寬，向西逐漸變窄，血道上的血液已經凝固變黑。路口中央有一輛軍車被燒毀。”[ 63]將近 6月 3日午夜 12 ∶ 00的時候，《人民日報》總編室已經收到記者從木樨地打回的電話：“軍隊向平民開槍，傷亡慘重！”“接著是這個地段的 22樓（一般叫部長樓）一位曾當過中監委委員的關山複同志的家人打來的，說他家的女婿在廚房裡被軍隊從街上開槍打死了！這一下，大家都震驚了！……”“淩晨 1 ∶ 00以後，記者陸續從現場回來。第一個回來的是海外版的張寶林。他講在木樨地看到軍隊如何開槍，市民倒地，他怎麼樣踩著血跡走回來的情景。最後，他撩起褲腿，脫下皮鞋，讓大家看上面沾滿的血跡。”[ 64]“接著回來的是年輕記者楊良化，也是海外版的。他一坐下來就抱頭痛哭。大家安慰他很久，他才講述自己目睹的情況。他原是派去天安門廣場採訪的，聽到槍聲以後，就朝著槍響的方嚮往西走，一直走到軍事博物館躲藏在一堵牆後面觀察部隊開槍，一名武警走過來，不問一聲，就用警棍狠狠地打他。說罷，他脫下衣服，大家看見他背上還留有一道道血印。”[ 65]可能因為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的關山複，曾是社科院黨組書記的原因，“六四”後，筆者聽到的第一例在木樨地中槍死亡的案例，就是木樨地 22號樓 8層關山複的女婿尹敬。據說，在冶金部工作的尹敬， 6月 3日晚��是去廚房取水，剛剛把燈打開，就被從背後打來的子彈擊中，當場身亡，時年 36歲。而居住在同一棟樓中第 14層的中聯部前副部長李初梨家的四川老保姆，因探身於陽臺，也腹部中彈，死於同一次掃射中。[ 66]在同一棟樓中居住的另一位老人，家中靠大街的牆上也被打穿一個“碗口粗”的大洞。這位老人就是被稱為“中國氫彈之父”的王淦昌。[ 67]另一位居住在同一幢樓上的中共中央前總書記李立三之遺孀李莎家，子彈穿過窗戶碰在牆壁上，落在她面前。”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風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9)》，作者：Xiaoya Chen
“一些目擊者事後回憶：——“大約夜裡 11 ∶ 20，部隊開始向木樨地的人群掃射。我身旁的一位婦女中彈後只哼了一下便倒在地上，鮮血從彈孔裡噴出，可能她已經死了。”[ 46]——“當我們（從復興醫院）回到木樨地時，部隊又向前推進了幾米。士兵們對著學生和平民不停地射擊。……我們得到在復興醫院死去的 19個平民的姓名。”[ 47]——“大約在午夜，我們把車停在路邊，走到距離路障約 100米處，士兵正在胡亂開槍。死屍和傷患橫在街上……我在地上發現了兩種武器的彈殼： AK_ 47型和 58口徑機槍。”[ 48]——“截止 6月 4日淩晨 2 ∶ 45，光是復興醫院就有 26人死亡……一些身著白大褂帶有紅十字號的救護人員也被打傷，並送到復興醫院。”[ 49]《解放軍畫報》社的攝影記者李靖記下了這樣的情節：“從軍博到木樨地不足一公里，部隊走了兩個多鐘頭，受傷的戰士不斷增加，部隊又這樣遲遲不能按計劃開進，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之下，戰士們被迫朝天鳴槍示警。然而，少數暴徒仍然十分猖獗，他們將幾輛電車和軍車推到木樨地橋頭，放火點燃。面對這些肆虐的暴徒，破壞國家財產的現行罪犯，……戰士們開槍擊斃了少數暴徒。同時沖上前去冒著被打傷燒傷的危險，撲打被點燃的汽車……”[ 50]李靖的記載，是承認軍人對人開槍的唯一文字。但他說“汽車火牆”形成於部隊朝人開槍之前，卻與前述武警副政委李林的記述[ 51]及民間的記載不符。支援的記載只有這一條：據王福義回憶：“在木樨地路口，暴徒們用公共汽車、卡車、電車等交叉橫排著三道車障。見部隊過來，迅速澆上汽油，將車點著。霎時濃煙翻滾，火焰竄起來幾丈高，車體被燒得畢剝作響，油箱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 52]但是，一位從 6月 3日晚 9 ∶ 00開始，就陸續跟蹤木樨地一帶戰事的輕工業學院學生，記載了“先開槍後燒車”的過程：“部隊的第一陣槍有可能是朝空中打的，因為似乎沒有人倒下來。後來槍聲大作，持續不停，人們紛紛逃命，我也顧不上再環視四周，只是奪路而逃……人群中有人喊，叫大家鎮靜，不要慌亂。快要退到木樨地大橋了，由於橋上橫著車輛形成的路障，大批的人群幾乎是擠在、停在那裡了，後面的軍隊步步逼近，幸好橋西側有一條沿著河往北的岔道，一部分人開始上這條路往北跑，我也在其中。當時我覺得軍隊的目的地是東方的天安門廣場，不會朝北邊追來，所以往北跑了沒多遠就停下來觀看。木樨地大橋西側的人群不多了，一部分人擠過了橋，很多人沒過橋就往北跑了。又看到有人開始點燃橋上的車輛，不一會就濃煙滾滾，火光沖天。”[ 53]這一見證與李林的記載是吻合的。正因為部隊對人開槍，發生在“汽車火牆”形成之前，聽到槍聲的圍觀者，在慌不擇路地鑽過汽車夾縫時，才可能發生踩踏事故。[ 54]而武警指揮員李林目擊和描述的“汽車牆”，恰是汽車尚未被點燃，但開槍的事情已經發生後的情景。“很快，部隊開到了橋西邊，人停住了，槍聲也聽不見了。橋東邊，居然有很多不顧危險的群眾聚集在那裡。火光裡又見一些頭戴鋼盔，手持大棒，但是沒有槍的士兵上了橋，群眾見狀，立刻將事先準備好的磚頭石塊雨點般地傾瀉過去，軍人被擊退了。橋邊及周圍的人們自發地有節奏地喊著‘土匪，土匪’，‘法西斯，法西斯’。看來這些激怒了當兵的，不一會又槍聲大作，群眾撤退了，端槍的士兵沖上了大橋，沖過了大橋。又見坦克車、裝甲車轟轟隆隆地上了橋，輕易地將橋上的車、路障推開，大批全副武裝的軍人跟在車後，潮水般地，勢不可擋地跨過大橋向東推進。”這位學生沒有描述軍隊是如何克服“汽車火牆”的。王福義的回憶為我們保留了這個過程： “……車體被燒得畢剝作響，油箱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防暴隊員們奮不顧身沖過火障，反擊暴徒，掩護排障隊推車。…… A師參謀長馮兆舉，砸開前面一輛車上的窗玻璃，爬進車去，摘開車檔，把著方向盤，大家喊著號子，拼命把車推到路邊。在推另一輛公共汽車時，一位小戰士機智地沖上前去，伸手把油箱蓋打開，防止了爆炸……”[ 55]”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九卷: 六月腥風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9)》，作者：Xiaoy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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