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七卷: 頂牛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7)

八九民運史 #7

by Xiaoya Chen

本書是一部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1996年出版的《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的修訂本的分卷版。本書綜合了廿多年來新披露的文獻資料、本人的採訪、研究，除介紹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和“89/64事件”過程外，重點聚焦了一些公認的大案、疑案、懸案，探討事發生前後的朝野互動、高層博弈、民間競爭和精英分野等問題，並對其背後的隱秘進行了深入探討，在諸多方面提出了新解。全書約129萬字。

175 pages, Kindle Edition

Published July 22, 2019

Reviews

[Joseph · Rating 5 out of 5]

“全國人民大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人大常委會是它的常設機關。在國家處於緊急時期，人民希望常委會打破定期的例會，召開緊急會議的要求，是正當、合法的。鑒此， 5月 17日，厲以甯、江平等 24位全國人大常委委員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 18日，葉篤正、馮之浚等 12名常委也發出呼籲，“建議從速召開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緊急會議，來研討當前的嚴峻局勢，謀求問題的解決”；[ 427]同日，張友漁等 9位法學家聯名呼籲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 5月 21日楊振寧、李遠哲等著名海外華人學者致電鄧小平，望立即召開全國人大。[ 428]嚴家其、包遵信等先是致電人大常委會領導人，“緊急建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解決當前面臨的嚴重問題”；隨即又在香港《明報》上，發表《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並告李鵬書》，呼籲“每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每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投下神聖的一票，廢除戒嚴令，罷免李鵬總理職務”。[ 429]胡績偉參加了 5月 17日 24位常委的簽名。據他事後回憶，當時，他正在河北承德出席中國新聞學會的會議。在與一位在京常委通電話的過程中，他瞭解到，對方已經代他簽名，並表示了同意。[ 430] 20日宣佈戒嚴後，北京形勢驟然緊張。于前一日回京的胡績偉感到，如果學生堅持不退，戒嚴部隊入城以後，很可能發生不幸事件。在憂心如焚的當時，不斷有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其他同志給他打電話，希望對召開“緊急會議”再做一些促進工作。胡績偉當即委託秘書起草文稿並徵集簽名。[ 431]此後，胡績偉又向人大副委員長彭沖建議召開“緊急會議”。彭沖說，目前形勢下，開會很困難。胡績偉又提出，不開正式的緊急會議，是否先開一個在京常委的非正式會議，討論研究一下常委會和常委應採取什麼態度。彭沖答應召集副委員長會議研究。同時他也表示開會很難，因為當時交通受阻，他的車也很難通行。[ 432]而此時，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思源也在為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徵集常委簽名。這位公開“以建設社會主義議會民主為重點研究課題和長遠奮鬥目標”的著名院外活動家，衷心希望全國人大這一“橡皮圖章”逐漸變硬，於是向更多的常委收集是否同意召開緊急會議的資訊。得知胡績偉的動向後，曹思源立即與其秘書常大林取得了聯繫。 5月 21日，也就是趙紫陽向閻明複、喬石提出促請萬里提前回國，召開人大常委會的同時，胡績偉接到秘書的電話：因為交通受阻，很難徵集簽名。同時告知，曹思源願意承擔徵集簽名的工作。胡績偉當即表示同意。於是，曹思源持自己起草的建議信——《提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來到胡家，請胡老敲定。[ 433]建議信寫道：“近日北京市及全國各地的局勢表明，我們國家陷於極其嚴重的危機之中，我們作為人民選出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成員，必須對人民共和國高度負責，在此緊急關頭，應立即通過法律程式，反映人民意志。為此，我們建議在 5月 24日至 26日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非常）緊急會議，研討當前的嚴峻局勢，並通過法制軌道謀求正確解決中國當前危機的方法。”[ 434]因為同彭沖通電後估計召開“緊急會議”比較困難，胡績偉在信末又加上了一行字：“如果暫不能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召開在京常委委員參加的非正式緊急會議”。定稿後，胡績偉第一個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曹思源在征得胡績偉同意後，開始持這份簽名信徵集其他委員簽名，並向外省的常委發了加急電報。[ 435]事後，胡績偉解釋道：“當時我對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印象是比較好的。該所所長曹思源曾經在起草《破產法》（草案）的工作中起過很重要的作用，對人大有關工作有過一定的幫助。由四通研究所來代辦這件事，當時我還認為是比較理想的。”[ 436]徵集簽名工作自 5月 21日晚始至 5月 24日上午，共有 46位常委或直接簽名或電話委託代簽（其中 38位元直接簽名），或電話表示贊成開會或回電報贊成開會。加上前幾次呼籲開會的常委，共計有 57位常委贊成召開緊急會議，超過常委總數三分之一。 5月 24日，曹思源將關於提議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信件及收集常委意見的材料交給了胡績偉。胡績偉隨即給萬里委員長、習仲勳、彭沖副委員長寫了親筆信，並附上收集材料，由曹思源的人於當天下午 1 ∶ 30送至全國人大常委會收發室。[ 437]同時，四通社會研究所把這一簽名信送給了北京的主要新聞單位和香港《文匯報》駐京記者。但北京新聞單位都沒有刊發，[ 438]香港《文匯報》也沒有刊登簽名信的原文，而是綜合以上資訊，由記者編發了一條新聞，並在委員訴求中加入“罷免李鵬”的內容。[ 439]據李鵬 5月 22日掌握的情況，《人民日報》前社長秦川和 16位委員在“徵集函”上簽了名。北大教授許良英[ 440]對方勵之說，“黨內規定，召開人大常委會是要政治局常委會批准的”，現在要看“人大常委敢不敢按憲法辦事了”。[ 441]根據召開人大常委會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准的程式，早在 5月 19日，人大常委會黨組就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遞交了“關於請萬里中止出訪，提前回國並於 5月提前召開本屆第八次常委會的報告”。報告稱：“最近許多全國人大常委委員來信來電，要求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或代表大會，採取穩妥措施緩和當前的嚴峻局勢。 11位黨外副委員長和不是黨組成員的副委員長，都贊成將原定於 6月 20日召開的本屆常委第八次會議提前召開，並請萬里委員長中止出訪立即回國主持。為此，今天上午由彭沖同志主持召開了黨組會議。黨組同志考慮到，法律規定臨時召開人大常委會由委員長會議決定，一致認為提前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學生遊行示威、絕食請願問題，已勢在必行。”[ 442]此事被李鵬以“外事不變動為好”壓了下來。姚依林同意，喬石在自己名字上圈閱。於是發生了上一節胡啟立所說報告被“擱置”的情況。但隨後，人大常委會召開委員長會議，討論了常委和委員們提議的問題。據中央辦公廳報送李鵬的材料稱：當日，人大召開了委員長會議。因為萬里委員長已出國訪問，會議由彭沖副委員長主持，不少副委員長在發言時情緒激昂。有的說：對學生還是疏通教育的辦法好，用強制辦法越搞越對立。一個月來香港對我們都是讚賞的，現在改變態度。當然，政府沒有鎮壓學生，但是，實際放棄了疏導。從共產黨的章程來看，怎樣才能撤換總書記，是不是五個常委中有四個人一反對他就沒有權了。（有人插話：撤銷總書記要中央全會才行）有的說：這麼大的事，我們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卻沒有聲音，我很著急。一個戒嚴令，我非常痛心。只有民主黨派講話不行，現在只有請大學校長都出來講話了。我建議，以委員長會議名義邀請各大學校長來座談。第一、肯定學生愛國運動。第二、政府秋後不能算帳。現在，一言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如果政府與人大對立，政府不能解散人大，人大有權罷免政府。（有人插話：不能以人大常委會名義邀請大學校長。）有的說：關鍵的一條，學生是愛國行動，不是動亂。（有人插話：中央沒有說過學生都在搞動亂，那是指少數人。）有的說：我主張召開緊急會議，由委員長會議做決定。我們呼籲學生停止示威遊行，給政府一個時間，也給我們最高權力機關一個時間。有的說：學生的要求已經減到最低限度了，只要求承認是愛國運動，承認是合法組織。有的說：雙方都撤退，學生回校，軍隊也撤退。國務院頒佈的錯誤的命令，人大可以撤銷。有的說：憲法規定，副委員長受委員長的委託，可以代行委員長的部分職權。（有人插話：萬里出國沒有委託誰代理，是萬里的責任。）有的說：不必拘泥這些了，國務院已發佈了戒嚴令，人大應該立即開會。有的說：是部分戒嚴，北京還有十個縣，並沒有戒嚴。有的說：現在情況下，人大常委和國務院不一致可不得了。有的說：今天會議肯定學生是愛國行動，明天要公佈出去，不是要講透明度嘛！有的說：大家一致決定的，才能公佈。有的說：不是講透不透明的問題，而是要能妥善解決的問題。有的說：按慣例，還是由黨內副委員長先向中央通報一下吧！對此，大家都同意。與此相應，天安門廣場學生堅持的目標也由“對話”，“現場直播”和“正確評價”轉變為：一、召開人大緊急會議；二、罷免李鵬；三、解除戒嚴令。當日，北京爆發了戒嚴令發佈以來首次正式遊行。”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七卷: 頂牛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7)》，作者：Xiaoya Chen

“據趙紫陽回憶： “5月 21日，[ 419]喬石來我處談了這些情況。他說，不少人已經感到有點騎虎難下了。……軍隊進不來，戒嚴令不起作用，成百萬學生、市民、工人、機關幹部湧在街上，湧在天安門廣場。這樣下去，首都確有陷入癱瘓的危險。”趙紫陽事後回憶道：他“當時考慮，只有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由人大這個權力機關以民主與法制的形式，來扭轉這種局面： “……在這之前，彭沖[ 420]找我談過，他說萬里在國外，他召開了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大家一致主張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他還到玉泉山[ 421]找了彭真，彭真也贊成這樣辦。他們已寫了報告給中央，要求萬里提前回國。”趙紫陽繼續回憶道： “21日下午，胡啟立到我家，說人大常委要求萬里提前回國的報告現在沒有人批覆，擱在那裡。我就讓胡啟立告訴彭沖，由人大黨組直接發電報給萬里，促他提前回國。胡啟立問可否說已經你同意，我說可以。隨後我又給吳學謙[ 422]打電話讓他設法把電報發出去。後來據說李鵬又給萬里發電報，不讓他提前回國，可能是請示了鄧，所以萬里未能及時回國。”[ 423]此時的趙紫陽仍在病假中，據事後組織審查，他的這些重大決定，既未與他委託（在其病休期間）主持中央工作和外事工作的李鵬商量，[ 424]更沒有取得鄧小平的同意。他的上述行為，似乎已經完全放棄在過去幾年的執政生涯中，以“小平同志”為“定盤星”的原則（亦即“有效性”原則），而開始以“合法性”為武器了。顯然，在 5月 1日至 5月 17日晚“鄧家常委會”這段時間裡，在趙紫陽那裡，依靠的是兩個力量——鄧小平的支持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前者是他履新以來的成功經驗；後者是毛澤東的制勝法寶。選擇前者，意味著延續過去；選擇後者，意味著擁有未來。但當“過去”與“未來”勢不兩立時，在兩者中猶疑徘徊，只能埋葬於當下！這就如同一個來自清朝皇帝的電影故事：當康熙爺問及在寺廟掃地的兒子（未來的雍正）“掃地有何心得”時，兒子回答說：“當大風刮起時，要把地掃乾淨，訣竅只有一個，那就是往一個方向掃。否則，不但地掃不乾淨，還會弄得一身的灰塵！”現在，趙紫陽似乎想清楚了——實際上他要有所作為已經別無選擇——必須站在人民一邊，並希望憑藉“成文法”與“習慣法”對抗，並拉著萬里——鄧小平的牌友，一起幹。其前景，是一場真正的“革命”！那麼，趙紫陽依據什麼認為，萬里在此時會同意他的建議而漠視鄧小平的意見呢？根據他的回憶錄，可能依據有三： 1、萬里是改革先鋒，在思想觀點和政治態度上都支持通過“民主與法制”軌道解決問題，且同情學運，直到 5月 17日，身在加拿大的萬里還發表講話，聲稱“學生要求民主反對腐敗是愛國行動”。[ 425] 2、萬里一貫遭政治老人忌恨，如果保守派執政，他也沒有好結果。 3、在人心所向的歷史大事件面前，趙紫陽估計他會注意身後名節。[ 426]否則，他會失去已有的民心，成為“舊勢力”的陪葬。 2015年 7月，萬里去世時，一撥人發動的“拒送萬里”行動，充分證明了趙紫陽的這一預見。遺憾的是，從前的趙紫陽的原則——有效性原則，是依靠別人的實力登上大位的政治家無可選擇的選擇；此時的趙紫陽的原則——合法性原則，也是始終沒有建立起自己實力的政治家必然的選擇。這個選擇，當然是充滿風險，也充滿阻力的。”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七卷: 頂牛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7)》，作者：Xiaoya C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