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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史 #10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十卷 : 大結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0)
本書是一部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1996年出版的《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的修訂本的分卷版。本書綜合了廿多年來新披露的文獻資料、本人的採訪、研究，除介紹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和“89/64事件”過程外，重點聚焦了一些公認的大案、疑案、懸案，探討事發生前後的朝野互動、高層博弈、民間競爭和精英分野等問題，並對其背後的隱秘進行了深入探討，在諸多方面提出了新解。全書約129萬字。
143 pages, Kindle Edition
Published July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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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9, 2022
“在法大教學樓的大廳裡，人們為從六部口運回的 5具死難學生遺體設置了靈堂。遺體四周放置著冰塊，一日三餐定時貢祭。在以後的幾天裡，師生們輪流為之守靈。“數以萬計”的法大師生、外校師生和北京市民前來弔唁。一位參與守靈的老教授憤怒地說：“這個政府瘋了，也快把我們給逼瘋了！”[ 3]在復興醫院，自行車棚被改作臨時停屍房，到 6月 6日公共交通恢復時，這裡一直停放著 6月 3日晚接收的遇難者和不治身亡者的遺體，共 56具。[ 4]據家住木樨地北裡的王慶元回憶：“這些屍體前都放著他們隨身帶的證件，絕大多數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其中有一個學生我印象特別深，他的學生證寫的是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部，出生 1966年……我和 Ｆ感觸的說：多好的年輕人啊！可惜生於動亂死於動亂。還有一個工作證寫的是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像是一名記者，名叫張汝寧，三十四、五歲，新任命的俄語部主任，[ 5]剛從蘇聯留學回來不久，那天晚上下夜班，路過木樨地回家，就被打死了。他父母是我父母的同事，他姐姐張汝清和我妹妹是同學。”“有些屍體始終沒人認領，估計多是外地學員或民工。或許當時的大氣候太白色恐怖，家屬不敢認領。屍體已經腐臭，為了減緩腐臭速度，醫院潑灑了濃重的福馬林，腐臭和福馬林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更令人作嘔。醫院的停屍房只有十個冰櫃，正常情況下醫院自用兩個，沒有死亡報告，火葬場也不敢收，所以屍體只好在院子暴屍。”[ 6] 6月 4日當天，在木樨地、學院路、東直門立交橋附近，都發生了抬屍遊行。[ 7]當天的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被譽為“金童玉女”的著名主播薛飛、杜憲以一襲黑衣亮相銀屏。在播送戒嚴部隊規定的消息時，語調凝重而哀傷。在播到廣東大部分地區因受到“三號強颱風”襲擊， 38縣“暴雨成災”，造成 84人死亡， 263人受傷時，杜憲和聽眾一齊掉下了眼淚！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英語節目中，新聞播音員陳原毅然播出了如下一段銘刻歷史的記載：“請記住 1989年 6月 3日，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悲慘的事件。幾千名民眾，其中大多數是無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裝的士兵們在向中心推進的過程中殺害。在被害的民眾中也有我們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同事。士兵們駕駛著裝甲車，用機關槍來對付千萬名試圖阻擋他們向前推進的本地市民和學生們。當裝甲車強行通過之後，士兵們仍然肆無忌憚地向街上的民眾掃射。據一些目擊者稱，有些裝甲車甚至撞向一些猶豫不前的士兵。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英語部深切悼念那些在這場悲劇事件中遇難的人們，讓我們一起抗議這一嚴重違反人權、殘暴鎮壓人民的行徑。”“由於北京正處在非常時期，我們無其它新聞可向您報導。我們懇請您的諒解，並為您在這最悲慘的時刻與我們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謝。”[ 8]這份文稿，是英語新聞節目的值班編輯吳曉鏞執筆。[ 9]消息人士稱， 6月 4日淩晨，家住萬壽路的他騎車上大早班，因途徑公主墳、木樨地，親眼看到屠殺後的慘狀。上班後就親自寫了這篇著名文稿。但從文稿內容看，其消息來源不止於途中見聞。圖 10-1： 2014年六月號《開放》介紹吳曉鏞 6月 4日的《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醒目位置，以《北京這一夜》為題，第一個報告了軍隊“突進”天安門廣場的消息。文章由張寶林、楊良化親自采寫，經代理總編輯陸超祺親自刪訂：“本報 6月 4日淩晨 5時訊解放軍報 6月 4日社論說：‘自 6月 3日淩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3日 22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從午夜到淩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十卷 : 大結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0)》，作者：Xiaoya Chen
“後記《八九民運史》（初版）脫稿於 1994年 3月， 1996年 6月，拜仲維光先生推介，由臺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出版。初版時書名為《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僅 20余萬字。由於當時的形勢嚴峻、資源奇缺，使之不可能是一本史學意義上比較完備的研究著作，而過多地承載了“道義辯駁”的義務。可喜的是，由於鐵幕兩邊的人們對於歷史、輿論和公義的日益重視，我們不必像等待“延安整風”或“反右”檔案的解禁一樣，等到半個多世紀之後，才能與“八九-六四”的真相見面。近二十年（特別是近十年）來，大量記述當年高層活動的書籍、文章和採訪記錄的發表，使我們——當時代人和事件參與者——有可能在還有思考和鑒別能力的今天，比較全面地瞭解隱藏在那段糾結歷史背後的部分真相。從而使本人，能夠在有生之年完成這次義務的修補。來自當年學生領袖和運動成員的回憶，為本書的修訂提供了豐富的資訊。其中，萊茵筆會和亞琛八九學社印製的《回顧與反思——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記錄》、柴玲《一心一意向自由》、封從德《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的問世，對於筆者瞭解學運內部的生長發展和競爭，起到了填補空白的作用。尤其是後者關於自身經歷的點點滴滴的憶述，對於從青年心理的維度考察這場學運，顯得尤為珍貴。對於本書修訂有重要意義的另一部著作，是新聞界前輩、時任《人民日報》代理總編輯陸超祺先生的《“六四”內部日記》。它的完整性、專業代表性和可信度，不僅可以作為八九敘事一個側面的主幹，還可以補正諸多高層回憶和第二手敘述。尤其在反省八九事件中的新聞界得失方面，對本書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啟迪作用。此外，《懷念耀邦》系列的出版、趙紫陽《改革歷程》、《杜導正日記》、李鵬《“六四”日記》、鄧力群《十二個春秋》、張良《中國“六四”真相》、解放軍總政文化部的《戒嚴一日》、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陳子華主編的《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等著述，都是二十年來關於“八九-六四”研究最重要的文字。閱讀這些史料，我常常會對一個無辜的詞彙感慨萬千。那就是“沒料到”——學生沒料到政府會鎮壓；知識精英與在野政治家沒料到自己一手促成的學運，自己最後駕馭不了；鄧小平、李鵬沒料到“四二六社論”和戒嚴令不起作用；趙紫陽沒料到學生不聽他的！——正是這些“沒料到”，實際上在各個環節決定了這場運動的走向。而這些“沒料到”說明，對立雙方互相並不瞭解。因為不瞭解，所以存在不切實際的希望。而由不切實際的希望主宰制定的政策，只能是“賭”——朝野雙方的豪賭！這會導致什麼結果？不言而喻，肯定是南轅北轍！本書依舊採取“編年體”與“紀事本末體”相結合的體例；追求敘事、求證與評論各不偏廢的風格；重大事件、重點時段和完整案例辟專門章節的寫作方法。本書的修訂從 2013年開始，由於 2007年腦傷，家中還有一個 90多歲、中風 24年的母親需要照顧，這項工作拖拖拉拉持續了三年。期間曾幾次想放棄這項力不從心的工作。但終因初版的缺陷太明顯，也因為朋友們不斷地催促，特別是在筆者最困難的時候，王天定先生利用假期，為本書進行了大量文獻核校工作，這些都使我不得不堅持走到今天。 2016年 4月，本書在徵求意見和尋求出版的過程中，身在美國的徐文立先生感到此書應“馬上、全部出版”！加之亞馬遜旗下的出版平臺 Createspace小徐女士的迅速反應和工作效率，本書在尚未完成修訂的情況下曾以上、中、下三冊面世。在《亞洲週刊》江迅先生的隆重推介下，在嚴家其、馮勝平、戴晴、李劼諸位大腕和新世紀、《開放》、……等網站和許多朋友的私人博客的支持下，這本尚不完善的著作，獲得了空前熱烈的反響。這就逼迫筆者在母親去世，我必須擔當起全部善後家務的情況下，以殘缺之身心，儘快推出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版本，以期不負廣大讀者的期望。在最後修訂階段，考慮到三冊版的體積過於龐大，攜帶不便，今後修訂不便，而大眾讀者的關注興趣也不一致，為避免浪費，本次出版，我將全書分拆為十卷。幸得封從德、江棋生兩位博士主動援手，承擔起最後校訂和文字修飾工作；韓連潮博士為此書的出版費盡周折，使本書能以今天的面目和讀者見面。在此，我首先要感謝上述朋友無私的相助！同時要借此機會感謝所有為本書提供資料、記憶及見解的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特別是為讀者提供了 6月 3日到 4日個人經歷與目擊見證的文字，每當我讀到這些文字，都會禁不住熱淚盈眶！同時，我更要感謝直接為我提供了著作（特別是未刊著作）和各種資料、資訊的於光遠、胡績偉、許良英、鄭仲兵、鮑彤、嚴家其、高皋、包遵信、張偉國、封從德、李盛平、仲維光、楊繼繩、宋永毅、胡平、戴晴、呂朴、李大同、吳會勁、王鵬令、周義澄、章立凡、張勇進、王澄宇、吳洪奚、趙鼎新、高伐林、蘇曉康、石曉敏、楊冠三、張明澍、白南生、柴玲、李進進、項小吉、江棋生、浦志強、鄭旭光、謝慧琳、馬少方、周鋒鎖、楊健、楊百揆、墨軒、羅立為、林達、何亦文、嶽曉玉、茅青、任畹町、周舵、張健、李相、湯學平、顧昕、王家駿、鍾興永、梁海瓊、陳毅然等先生和女士們！此時此刻，我當然不能忘記，雖然政治觀點與我迥然相砥，但在我失業的 20年裡，承諾養活我，為我提供了所有大陸公開發行的“ 89/ 64”出版物的父親方克；同時感謝癱瘓 24年，與我相濡以沫、給我關愛，直到最近時刻才撒手的母親陳光，沒有她對我哼哼唧唧的依賴、使我作為女人的母性得以完整保留和有所寄託，把我拴在家裡，我很可能被社會召喚，把精力散發於更為零散的事業，而精神不一定有今天的健全。同时，在即将告别写作生涯的今天，我还要特别感谢这 20多年来，曾经在各方面给予我大力支持、协助的金钟、刘达文、魏承思、谭卫儿、黄方毅、何频、洪哲胜、苏绍智、胡立俊、岳明、周孝正、程翔、杨东平、周冀石、汪天山、胡任敏等先生，以及香港亚洲电视台、《亚洲周刊》、《北京之春》、《明报》、《星岛日报》、《前哨》、《民主中国》、廿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全美学自联、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学者交流中心等曾经为我提供发表平台、学习机会和活动空间的单位。感谢公民力量出版了这本书。因本人的能力、資訊和水準的限制，本書錯謬肯定不少。在希望讀者海涵之余，提出批評意見。我始終認為，這是中國人共同的事業。完善這個研究，是我們親歷的一代人，對祖國、對青年、對歷史的責任。謝謝大家！ 2019年 4月 7日”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十卷 : 大結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0)》，作者：Xiaoya Chen
““1982年春天耀邦在外地考察工作時說， 1981年經濟調整搞了個小‘馬鞍形’。後來這句話傳到陳雲耳朵裡，他當然很不高興。”[ 348]此後，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對於毛澤東和毛時代的評價，胡喬木與胡耀邦發生了分歧。胡喬木的觀點，顯然是為以陳雲為首的老人幫爭取“一五”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路線的“合法性”而預備的。同年 7月，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陳雲接過“年輕化”的口號，改稱“必須成千成萬地提拔中青年幹部；鬧派性的骨幹分子，打砸搶分子，一個也不能提到領導崗位上來；組織部門要專門設立管理中青年幹部和管理科技幹部的機構”。[ 349]經陳雲提議， 1982年 3月，曾經當過陳雲秘書的李銳出任中組部青年幹部局局長。據李銳回憶，到任的前一天，陳雲曾找他談話：“陳雲對我說，你去了就是兩件事：第一，監視胡耀邦幹些什麼；第二，把我們的子弟提上來。”[ 350]據李銳回憶，當時，他已 65歲，按照黨內慣例，到這個年齡的人，如果不能繼續角逐更高職位，就應該退休。李銳因“調換文物”事件，[ 351]遭到黨內通報處分，也正面臨從水利部副部長的位置上退下的前景，他自己也準備“安度晚年”。但陳雲對他施展了激將法：“這時陳雲定要我到中央組織部組建青年幹部局，將這個局的作用定得很崇高，成員人選特別嚴格。據說這件事中組部曾拖了一年沒辦，原因在部內地方、經濟、宣教等局，都分工管各系統幹部，當然也包括選拔青年幹部，單獨成立這樣一個局，豈不像當年國家計委內有過的‘小計委’。我……不願再捲入，想‘安度晚年’。可是陳雲的意見極其堅決，促我上任，還誤會我‘能上不能下’，只當個局長，而非部一級名義。於是我就只好服從了。”[ 352]“中組部青幹局具體任務是選拔省部級後備幹部（最終考察了一千來人）”，這就是當時所謂“三梯隊”計畫的具體落實。據李銳回憶，除一些高幹、烈士子弟外，他甚至參與過提拔江澤民這一級幹部的意見。對此，前中組部青幹局幹部閻淮和崔武年，分別有詳細記述。[ 353]次年 7月，李銳升任中組部副部長。陳雲的這個措施，杜絕了胡耀邦上位後，中共未來“青幫化”[ 354]的前景，從而奠定了“青紅幫”[ 355]共同接班的格局。 1990年 8月，隨著這一歷史任務的完成，中組部青幹局撤銷。”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陳雲正派厚道。 50年代，毛搞大躍進，他反對；毛搞一大二公，他說（要）大集體小自由；他說對資本家，可以利用他們的技術與管理經驗。他有功，他是有一種見解，並為這種見解而奮鬥。當然，他老了，脫離實際，腦袋裡還是那一套舊的治國主張。但他是認識問題，我崇敬他。”[ 341]正因為“改革派”與“保守派”在諸多問題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劃分 80年代中國的政治派別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依何維淩之見，與蘇共高層一樣，中共高層當時並不存在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只存在對改革持不同方略的“穩健派”（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王震）、“務實派”（趙紫陽、萬裡）、“激進派”（胡耀邦）。他的描述不僅有事實支撐，而且頗為傳神：“這三派力量形成了中央上層決策的三角平衡，從 1981年的改革進入突破階段，至 1986年改革達到頂峰，是這三角平衡的黃金時期。” “（務實派）一般不觸及意識形態，儘量避免敏感問題。就採取改革的措施而言是‘漸進’論者。……因為有胡耀邦這樣的激進派為之開路，為之擋箭，形成了三角平衡，才使務實派獲得成功。胡倒臺後，三角平衡傾斜，務實派孤軍奮戰，缺乏遮罩和緩衝，趙紫陽被迫居於政治第一線……終於務實不成，逃不脫垮臺的下場。”[ 342]根據這種描述，鄧小平實際上處在這個三邊平衡的“協調和仲裁的位置。即“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因為：“鄧小平在十年改革中的前大部分時間中，著重幹的事就是抑制穩健派，主要的辦法是‘年輕化’，讓多數人從實權位置上下來。”[ 343]由此造成穩健派“力量分散”，“在高層實權位置不多”的局面。何維淩認為：“形成和維持三角平衡是鄧小平最大的成功之處，它使中國改革經歷了一段黃金時期。”[ 344]作為上述“第一次總攤牌”的前奏，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權力的被侵蝕，就是從經濟發展“速度問題”的意見分歧開始的。而事情的爆發，在葉劍英請辭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並獲准之後。時間在 1983年的 3月。由於胡耀邦的口不擇言，言不擇時，他在經濟領域的“積怨”由來已久。 1980年 1月，胡耀邦第一次到深圳、珠海視察，與廣東省委領導習仲勳等探討“在沿海搞個‘櫥窗’，允許老百姓跟對面的香港人做生意，用互通有無的民間交換發展經濟”，由此揭開了建立沿海“經濟特區”的序幕。 3月 24日至 30日，時任書記處主管經濟的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穀牧在粵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進一步研究了特區建設問題。這次會議採納了廣東提出的建議，將“出口特區”這個名稱，改為具有更豐富內涵的“經濟特區”，並寫入這次會議形成的《紀要》。 5月 16日，中共中央以中發[ 1980] 41號檔批轉了這一紀要，決定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各劃出一定範圍的區域，試辦經濟特區。但是，搞“特區”的動議，首先遭到陳雲的反對。鄧力群主持的書記處研究室，甚至組織了人馬，論證“特區”會淪為舊社會“租界”的可能性。[ 345]同年 12月 23日，陳雲在各省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談了四點意見，其中三點都是敲打胡耀邦的：要沒有“水分”的速度；不能把國家分光吃光；特區不能再增多。[ 346]”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1981年 3月 27日，針對胡耀邦在一篇講話中只講反“左”、不講反右的問題，鄧小平發表了一篇《關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的講話。講話同意黃克誠“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的觀點說：“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後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 311]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除了“常委制”和“輪流坐莊”的頂層設計之外，胡耀邦並沒有發表過具體的主張和設想，對於改革各子系統的關係，他也是逐步清晰的。但“使中國的社會主義能有更多的民主與自由；人民能夠生活在民主自由、生動活潑的環境中，這是他追求的理想。”事過境遷後，趙紫陽曾公允地評價胡耀邦說：“在他下臺前不久，親自主持制定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檔中，有這樣一段話：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主要的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近來中央著重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制，決不是社會主義的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 312]”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1980年 6月 16日至 21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召開座談會。與會者認為必須結束“幹部終身制”，消除“個人迷信”，改變“任人唯親”和“一言堂”等封建意識在黨內生活中的影響。[ 269]在政治體制改革探討中，中共黨史專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提出了著名的《庚申改革》方案。[ 270]《庚申改革》方案是廖蓋隆根據 1980年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實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所作的說明、引伸和發揮。中心意見是，社會主義民主改革，也就是實現黨和國家的民主化。“方案”根據胡耀邦 9月在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憲法要大改”和鄧小平 8月 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關憲法修改的講話精神，對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瞭解釋。“方案”認為，應考慮把人民代表人數由 3000至 4000人縮減至 1000人，把人代會分成兩個院，分別代表區域及各階層、各企業的利益。人大常委會也應從現在的 300人縮減至 60至 70人，並整年在人大常委會工作。在法律原則上，重申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還特別強調“司法獨立”，黨委不能干涉審判。在闡述“黨政分開”原則時，強調要保證各種財政經濟組織、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群眾團體和輿論機關的獨立性，特別要保證新聞記者有獨立報導新聞的權利。農民應建立獨立的農會維護自己的利益。方案認為，在推進民主化的過程中，要實行基層政權和基層社會生活中的直接民主。至於共產黨，則應取消政治局，成立執行、監察、紀檢機構，並實行一人一票的表決制。廖蓋隆還分析了庚申改革與戊戌維新的不同，認為如今靠掌握實權的共產黨推進改革一定會成功。[ 271]後來的事實證明，正如許多銳意改革的先進人士的期待落空一樣，廖蓋隆的預言並沒有成為事實。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因為政治體制改革首先要觸動執政黨在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中的權力，而自 1949年以來執政的共產黨，已經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利益集團。相比之下，改革派勢力非常薄弱。其二， 1980年 7月，波蘭爆發戰後最大規模、持續最久的罷工浪潮。蓋萊克總統被迫下臺。工潮中誕生的團結工會勢力迅速漲大，影響逐漸超過執政的波蘭共產黨。原本葉公好龍的鄧小平在黨內高層保守派的壓力下，扭轉了政治改革的形勢。[ 272]其三，與鄧小平宣導“政改”的初衷有關。多年後，趙紫陽說，“對於小平講話的這些內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鄧是要按照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方向，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制度了。”但“實際上不是這麼一回事。”趙紫陽說：“他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一步地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沒有觸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種行政改革的性質。”“另外，鄧的這篇講話還有以下的背景。當時正在著手解決華國鋒的問題。……華的領導地位，鄧和陳都不能接受。當時華身兼黨主席、政府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因此鄧講話中所以反對權力過於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華的權力，首先要華把總理的位子讓出來。另外，當時正在起草總結文革教訓的檔，即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黨深感由於毛的專斷、家長制，把個人淩架於黨之上，以至釀成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災難。而鄧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對此有切膚之痛。因此當李維漢提出要重視肅清封建思想殘餘的時候，鄧很快就接受了。” [273]多年後，替鄧小平起草這份“重要文獻”的鄧力群也證實了趙紫陽的看法。鄧力群說：“小平同志的這篇講話，其實質是針對華國鋒的，為華國鋒下臺做準備，尋找理論根據。我們當時沒領會到這點。”[ 274]但事情很快就有了結果，華國鋒的權力被一分為三：——中央軍委主席由鄧小平接任；——黨主席由胡耀邦接任；——政府總理由趙紫陽接任。實際權力的重心，由黨權移向軍權。”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1979年 1月 3日“理論務虛會”期間，在中央宣傳部的一次例會上，胡喬木說：“現在黨內外存在著‘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觀點’的三股風，局勢比 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倡狂還嚴重。”事後，胡耀邦找胡喬木談話，認為他對形勢的看法不正確，說有“三股風”是不合適的。[ 257] 1980年 7月，波蘭團結工會舉行全國範圍的罷工，陳雲根據國內形勢，說了兩句極具壓力的話：“經濟搞不好要翻船，宣傳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 258]他要胡喬木、鄧力群根據波蘭的教訓和這兩句話的意思，對中宣部草擬的《關於三中全會以來的宣傳工作向中央的彙報提綱》進行修改。 9月 24日，胡喬木致信胡耀邦，就 7月間波蘭全國範圍罷工表示了看法。胡喬木認為，波蘭事件說明，持不同意見的人利用社會的經濟政治矛盾，可能使其達到激烈的程度和爆發的形式。信上說：“我國也有持不同政見者，他們一旦與心懷不滿的群眾相結合，就可能成為一股巨大的力量，爆發波蘭事件不是不可能的，希望中央引為殷鑒，研究對策。”[ 259]胡耀邦對來信未予理睬。但他對中央黨校吳江等人說，波蘭事件說明瞭波蘭人民不滿蘇聯霸權主義，積極要求改革，我們在波蘭事件中要“引為殷鑒”的，應是加快改革開放的進程。[ 260]在官方史學的話語圈內，基本認同毛澤東逝世後的歷史，第一階段是“撥亂反正”，第二階段是“改革開放”。但胡耀邦曾對“撥亂反正”的提法有所思考。他認為，什麼是“正”？並不是已經有了答案，而是仍在探索中。胡績偉說：“他不僅要從‘四人幫’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還要從毛澤東的錯誤路線下解放出來；他不僅要突破‘四人幫’和毛澤東的個人極權，而且反對樹立新的個人極權統治；他不僅要糾正毛澤東那一套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而且還要反對打著毛澤東旗號的任何變了新花樣的假社會主義。這就越來越威脅到某些政治權威和理論權威。胡耀邦最終成為某些人推行新的專制主義的政敵。”[ 261]顯然，從以上胡耀邦的言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儘管他在大局上曾努力消弭裂痕，但與鄧小平執政理念的分歧已經日益暴露出來。在“理論務虛會”上，胡耀邦的一段講話其實已經表達了這種理念：他更希望看到一個較為開放的社會，他相信國家不會因為人們更自由地表達不同觀點而陷入混亂。雖然，胡耀邦尚不能說已經找出解決這類社會歷史問題的制度性突破口，但是，他已經意識到，在現代社會中，要學會在“動亂”中治理國家，而不必要追求專政時代用剝奪人民自由和權利的手段才能實現的穩定。這也是日後趙紫陽在處理“八九民運”問題時的執政理念。儘管他們和鄧小平都維護共產黨的領導，致力於改善人民生活，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他們在這些頭等大事上仍能合作共事，但是在如何劃定“自由”界限的問題上，他們的分歧卻無可避免地正在日益加深。”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李洪林認為：“事實上鄧小平這個閉幕講話，應該說是中共度過文革危機後左的本性重新亮相。黨內主流是什麼呢？就是‘左’。……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幹部一恢復工作後依然故我的原因，也是彭真能用魏京生的大字報一下子就把鄧小平說服的原因。”[ 251]正如何維淩所說，在中共高層，其實沒有一個人，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 252]如果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多少已有些動搖的話，至少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還存在信仰。至於共產黨的領導，更不會懷有二心。有心人也注意到，胡耀邦在“四項基本原則”和取消“四大”等問題上，都沒有表示反對意見。面對“務虛會”參加者一反往日暢所欲言的情景，胡耀邦以出人意料的節奏，宣佈了會議的結束。這就使鄧小平這篇原本不是“結束語”的講話，在很多時候被當成了“結束語”。據吳江回憶，這個過程是這樣的： “3月 30日，鄧小平作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報告結束時鄧小平說：我只是初步講些意見，請同志們討論提出意見，然後再作修改。在我的記憶中，討論中大家的意見不多，因為報告主要講當前存在的兩種思潮：一種是林彪、‘四人幫’和‘兩個凡是’的思潮，一種是脫離或違背四項原則的思潮，包括最近一個時期有些地方出現的少數人鬧事。重點卻是放在後面。準備講這樣的問題，自然不能不事前同胡耀邦打招呼。胡不在會議場所，當時是在他家裡。晚上我給他打電話，他要我到他家去一談。……耀邦問我小組會情況，我據實以告。我問大會究竟何時召開，小組會已經開不下去了。趁他暫時沉默之際，我向他彙報我們準備的發言內容。他反過來問我：‘你覺得大會是開好還是不開好?’我有些愕然。不等我回答，他說：‘大家究竟會講些什麼呢?你們的發言內容自然可以。小平的報告有重要意義，但確實要把解放思想、堅持反對教條主義和堅持四項原則統一起來。今後我們的工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這上面，��在將思想路線和四項原則割斷開來，弄成兩張皮。反對教條主義當然同樣不能動搖。但是，……’然後他站起來在屋子裡來回走動……當我正與安子文說話時，胡耀邦突然站住，用堅定的語氣說：‘大會不開了，我也不講話了。我明天就去宣佈。’”[ 253]鄧小平的講話是 3月 30日，那一天是星期五。那時還沒有週末“雙休日”制度，所以，實際上會議只在 3月 31日星期六討論了這個講話，而且討論並不熱烈。吳江可能是 4月 1日星期天到胡耀邦家裡。胡耀邦說“明天就去宣佈”閉會，這個“明天”即 4月 2日星期一。 4月 3日星期二，理論務虛會召開了閉幕式。胡耀邦在閉幕式的講話中表示完全擁護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立場。筆者不惜累贅地對上述時間節點作出爬梳，是想凸顯一個“歷史的節點”：當時的鄧小平還不是一個獨裁者。當鄧小平要求大家討論他的“初步意見”時，“四項基本原則”並不具有“法定”的意義（至少還未被寫進《憲法》序言）。但胡耀邦和與會者的表現證明，他們自動放棄了再做修正，因而錯失了一個使形勢朝著更健康方向轉變的歷史機會。這究竟是由於眼光短淺，還是性格的懦弱？還是已經估計到、但不願意看到新的分裂？抑或，他和在座的理論家們一樣，都無力為當前複燃的群眾運動指明一條“出路”，便只好對“四堅持”沉默？就猶如他們在八九民運中再次表現出“理論的無力”，進而對武力沉默一樣？抑或，胡耀邦與 1989年的趙紫陽一樣，是尊重黨的實際領袖鄧小平，為了照顧大局？胡耀邦究竟作何思考，目前暫無更多的資料提供分析。但不論胡耀邦作何考慮，顯然，他已經感到這件事情的分量，並略微窺見了裂痕的深邃。也許，在新的分裂和更多的犧牲尚未出現時，他決定採取迂回消化戰略，等到自己真正接班的一天，一如 1989年的趙紫陽？胡耀邦的觀點是清晰可見的：他保護“實踐派”理論家，反對捕人，反對把“民主牆運動”出現的問題和社會風潮上升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對於逮捕魏京生，胡耀邦曾明確表示不贊成。他說：“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大凡敢提出這樣問題的人，恐怕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現在還不寫檢討，還要絕食抗議。你們別以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點死，他一死，就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254]其時，胡耀邦大概並不知道魏京生在與鄧小平玩一場“賭博”遊戲。但年輕人履歷尚淺，輕生冒進，不惜以死相搏的特性，他是熟悉的。儘管他也有不耐煩的時刻，據說，胡耀邦曾譏諷《人權宣言》“嘩眾取寵，好象我們這個黨不行了，要由他們來收拾局面”。[ 255]但他並不對持不同政見者下狠手。對於任畹町的刑期，[ 256]遲遲不能最後宣判。直至胡耀邦主政，草草以“四年勞教”作結。”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胡耀邦的“就職演說”是謙虛得體的：“我有責任向全會說明，有兩條沒有變：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沒有變；二是我的水準也沒有變。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那個胡耀邦。”綜上所述，胡耀邦在毛澤東去世後，領導了一場“秀才造反”。這場造反的成功，為胡耀邦以後的執政贏得了人心，也為他攢下了一個“秀才”班底。但這次勝利也留下了另一種遺產，那就是不同派別“秀才”之間的惡鬥。這是毛澤東時代未曾有過的現象。它雖然給歷史創下了一次大轉折，但落下了此後十年中國政治惡痢不絕的慢性腸炎，最終葬送了生動活潑的大好局面，銷蝕了改革開放給思想界帶來的大部分成果。儘管胡耀邦上任初始已經看到這種危險，並竭力阻止分裂的發生，但新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帶著年輕人的銳氣和這次勝利的記憶（以及對勝利背後軍隊作用的忽略），與“詮釋派”權力共生的不可調和性，使雙方的衝突不可避免。以至於當人們呼喚強人主導下的速變時，匆匆送走了一個其實更有利於自身賴以生存發育的相對寬鬆的時代。最終結局，是“實踐派”的主帥、“改革派”肱股——本章主人公在政治生命最燦爛的時期迅即殞滅，以及本書主述事件對歷史的再次逆轉。”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據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回憶，對於華國鋒的下臺，胡耀邦是持有不同觀點的。[ 155]他說：“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則放在第一位，不行！”[ 156]所謂“把人事放在第一位”，就是把權力放在第一位。而黨的原則是：思想鬥爭從嚴，組織處理從寬。華國鋒畢竟是粉碎“四人幫”，結束“文革”的最大功臣。趙紫陽認為，胡耀邦不贊成動華國鋒，“主要考慮是怕自己來接”。[ 157]但胡德平認為，胡耀邦考慮得更多的是，在毛澤東之後，應該建立一種比較民主的“集體領導“制度。他曾考慮過高崗在 1953年提出過的“主席團制”。胡德平回憶：“他認為最後（好）搞主席團制，職務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個人都是一票的關係。我們索性在最高的領導中，徹底的民主制，徹底的集體領導。”[ 158]在說到他本人時，胡耀邦接著說：“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這樣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159]胡德平認為，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只有 6位常委，那第 7個人是誰呢？不言而喻，非華國鋒莫屬。胡喬木的秘書朱佳木證實道：“在解決華的問題時，胡耀邦稍微客氣些，還想給華在領導集體中保留一個位置（十一屆六中全會時保留副主席位置），鄧、陳不同意。”[ 160]據說，耀邦為了實現自己的構想，與很多黨內同志進行過討論，直到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前，他都在為此努力。[ 161]但黨中央沒有採納他的建議。圖 1-7：胡耀邦與趙紫陽（選自網路）但趙紫陽的觀點似乎並不孤立。羅瑞卿的兒子羅宇在回憶錄中就認為，在華國鋒的待遇問題上，胡耀邦並沒有表現出惻隱之心。他寫道：“華被整下臺後，開始是副主席，胡耀邦說，不搞主席制了，改總書記。華對葉說：‘我當個常委吧？’葉說：‘我同意。我去跟胡耀邦說。’葉跟胡一說，胡答：‘大家都不同意華當常委。’葉說：‘那就讓華當政治局委員吧。’胡說：‘只能當個中央委員。’”[ 162]如果這個敘述是真實的，應當不是以耿直和真誠著稱的胡耀邦的“違心”行為。遺憾的是，在這個歷史的關節點，胡耀邦沒有想到，對加之於華國鋒的不實指控的緘默，將導致這一錯誤在他身上的重演。”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十卷 : 大結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0)》，作者：Xiaoya Chen
“後記《八九民運史》（初版）脫稿於 1994年 3月， 1996年 6月，拜仲維光先生推介，由臺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出版。初版時書名為《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僅 20余萬字。由於當時的形勢嚴峻、資源奇缺，使之不可能是一本史學意義上比較完備的研究著作，而過多地承載了“道義辯駁”的義務。可喜的是，由於鐵幕兩邊的人們對於歷史、輿論和公義的日益重視，我們不必像等待“延安整風”或“反右”檔案的解禁一樣，等到半個多世紀之後，才能與“八九-六四”的真相見面。近二十年（特別是近十年）來，大量記述當年高層活動的書籍、文章和採訪記錄的發表，使我們——當時代人和事件參與者——有可能在還有思考和鑒別能力的今天，比較全面地瞭解隱藏在那段糾結歷史背後的部分真相。從而使本人，能夠在有生之年完成這次義務的修補。來自當年學生領袖和運動成員的回憶，為本書的修訂提供了豐富的資訊。其中，萊茵筆會和亞琛八九學社印製的《回顧與反思——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記錄》、柴玲《一心一意向自由》、封從德《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的問世，對於筆者瞭解學運內部的生長發展和競爭，起到了填補空白的作用。尤其是後者關於自身經歷的點點滴滴的憶述，對於從青年心理的維度考察這場學運，顯得尤為珍貴。對於本書修訂有重要意義的另一部著作，是新聞界前輩、時任《人民日報》代理總編輯陸超祺先生的《“六四”內部日記》。它的完整性、專業代表性和可信度，不僅可以作為八九敘事一個側面的主幹，還可以補正諸多高層回憶和第二手敘述。尤其在反省八九事件中的新聞界得失方面，對本書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啟迪作用。此外，《懷念耀邦》系列的出版、趙紫陽《改革歷程》、《杜導正日記》、李鵬《“六四”日記》、鄧力群《十二個春秋》、張良《中國“六四”真相》、解放軍總政文化部的《戒嚴一日》、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陳子華主編的《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等著述，都是二十年來關於“八九-六四”研究最重要的文字。閱讀這些史料，我常常會對一個無辜的詞彙感慨萬千。那就是“沒料到”——學生沒料到政府會鎮壓；知識精英與在野政治家沒料到自己一手促成的學運，自己最後駕馭不了；鄧小平、李鵬沒料到“四二六社論”和戒嚴令不起作用；趙紫陽沒料到學生不聽他的！——正是這些“沒料到”，實際上在各個環節決定了這場運動的走向。而這些“沒料到”說明，對立雙方互相並不瞭解。因為不瞭解，所以存在不切實際的希望。而由不切實際的希望主宰制定的政策，只能是“賭”——朝野雙方的豪賭！這會導致什麼結果？不言而喻，肯定是南轅北轍！本書依舊採取“編年體”與“紀事本末體”相結合的體例；追求敘事、求證與評論各不偏廢的風格；重大事件、重點時段和完整案例辟專門章節的寫作方法。本書的修訂從 2013年開始，由於 2007年腦傷，家中還有一個 90多歲、中風 24年的母親需要照顧，這項工作拖拖拉拉持續了三年。期間曾幾次想放棄這項力不從心的工作。但終因初版的缺陷太明顯，也因為朋友們不斷地催促，特別是在筆者最困難的時候，王天定先生利用假期，為本書進行了大量文獻核校工作，這些都使我不得不堅持走到今天。 2016年 4月，本書在徵求意見和尋求出版的過程中，身在美國的徐文立先生感到此書應“馬上、全部出版”！加之亞馬遜旗下的出版平臺 Createspace小徐女士的迅速反應和工作效率，本書在尚未完成修訂的情況下曾以上、中、下三冊面世。在《亞洲週刊》江迅先生的隆重推介下，在嚴家其、馮勝平、戴晴、李劼諸位大腕和新世紀、《開放》、……等網站和許多朋友的私人博客的支持下，這本尚不完善的著作，獲得了空前熱烈的反響。這就逼迫筆者在母親去世，我必須擔當起全部善後家務的情況下，以殘缺之身心，儘快推出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版本，以期不負廣大讀者的期望。在最後修訂階段，考慮到三冊版的體積過於龐大，攜帶不便，今後修訂不便，而大眾讀者的關注興趣也不一致，為避免浪費，本次出版，我將全書分拆為十卷。幸得封從德、江棋生兩位博士主動援手，承擔起最後校訂和文字修飾工作；韓連潮博士為此書的出版費盡周折，使本書能以今天的面目和讀者見面。在此，我首先要感謝上述朋友無私的相助！同時要借此機會感謝所有為本書提供資料、記憶及見解的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特別是為讀者提供了 6月 3日到 4日個人經歷與目擊見證的文字，每當我讀到這些文字，都會禁不住熱淚盈眶！同時，我更要感謝直接為我提供了著作（特別是未刊著作）和各種資料、資訊的於光遠、胡績偉、許良英、鄭仲兵、鮑彤、嚴家其、高皋、包遵信、張偉國、封從德、李盛平、仲維光、楊繼繩、宋永毅、胡平、戴晴、呂朴、李大同、吳會勁、王鵬令、周義澄、章立凡、張勇進、王澄宇、吳洪奚、趙鼎新、高伐林、蘇曉康、石曉敏、楊冠三、張明澍、白南生、柴玲、李進進、項小吉、江棋生、浦志強、鄭旭光、謝慧琳、馬少方、周鋒鎖、楊健、楊百揆、墨軒、羅立為、林達、何亦文、嶽曉玉、茅青、任畹町、周舵、張健、李相、湯學平、顧昕、王家駿、鍾興永、梁海瓊、陳毅然等先生和女士們！此時此刻，我當然不能忘記，雖然政治觀點與我迥然相砥，但在我失業的 20年裡，承諾養活我，為我提供了所有大陸公開發行的“ 89/ 64”出版物的父親方克；同時感謝癱瘓 24年，與我相濡以沫、給我關愛，直到最近時刻才撒手的母親陳光，沒有她對我哼哼唧唧的依賴、使我作為女人的母性得以完整保留和有所寄託，把我拴在家裡，我很可能被社會召喚，把精力散發於更為零散的事業，而精神不一定有今天的健全。同时，在即将告别写作生涯的今天，我还要特别感谢这 20多年来，曾经在各方面给予我大力支持、协助的金钟、刘达文、魏承思、谭卫儿、黄方毅、何频、洪哲胜、苏绍智、胡立俊、岳明、周孝正、程翔、杨东平、周冀石、汪天山、胡任敏等先生，以及香港亚洲电视台、《亚洲周刊》、《北京之春》、《明报》、《星岛日报》、《前哨》、《民主中国》、廿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全美学自联、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学者交流中心等曾经为我提供发表平台、学习机会和活动空间的单位。感谢公民力量出版了这本书。因本人的能力、資訊和水準的限制，本書錯謬肯定不少。在希望讀者海涵之余，提出批評意見。我始終認為，這是中國人共同的事業。完善這個研究，是我們親歷的一代人，對祖國、對青年、對歷史的責任。謝謝大家！ 2019年 4月 7日”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十卷 : 大結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0)》，作者：Xiaoya Chen
““1982年春天耀邦在外地考察工作時說， 1981年經濟調整搞了個小‘馬鞍形’。後來這句話傳到陳雲耳朵裡，他當然很不高興。”[ 348]此後，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對於毛澤東和毛時代的評價，胡喬木與胡耀邦發生了分歧。胡喬木的觀點，顯然是為以陳雲為首的老人幫爭取“一五”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路線的“合法性”而預備的。同年 7月，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陳雲接過“年輕化”的口號，改稱“必須成千成萬地提拔中青年幹部；鬧派性的骨幹分子，打砸搶分子，一個也不能提到領導崗位上來；組織部門要專門設立管理中青年幹部和管理科技幹部的機構”。[ 349]經陳雲提議， 1982年 3月，曾經當過陳雲秘書的李銳出任中組部青年幹部局局長。據李銳回憶，到任的前一天，陳雲曾找他談話：“陳雲對我說，你去了就是兩件事：第一，監視胡耀邦幹些什麼；第二，把我們的子弟提上來。”[ 350]據李銳回憶，當時，他已 65歲，按照黨內慣例，到這個年齡的人，如果不能繼續角逐更高職位，就應該退休。李銳因“調換文物”事件，[ 351]遭到黨內通報處分，也正面臨從水利部副部長的位置上退下的前景，他自己也準備“安度晚年”。但陳雲對他施展了激將法：“這時陳雲定要我到中央組織部組建青年幹部局，將這個局的作用定得很崇高，成員人選特別嚴格。據說這件事中組部曾拖了一年沒辦，原因在部內地方、經濟、宣教等局，都分工管各系統幹部，當然也包括選拔青年幹部，單獨成立這樣一個局，豈不像當年國家計委內有過的‘小計委’。我……不願再捲入，想‘安度晚年’。可是陳雲的意見極其堅決，促我上任，還誤會我‘能上不能下’，只當個局長，而非部一級名義。於是我就只好服從了。”[ 352]“中組部青幹局具體任務是選拔省部級後備幹部（最終考察了一千來人）”，這就是當時所謂“三梯隊”計畫的具體落實。據李銳回憶，除一些高幹、烈士子弟外，他甚至參與過提拔江澤民這一級幹部的意見。對此，前中組部青幹局幹部閻淮和崔武年，分別有詳細記述。[ 353]次年 7月，李銳升任中組部副部長。陳雲的這個措施，杜絕了胡耀邦上位後，中共未來“青幫化”[ 354]的前景，從而奠定了“青紅幫”[ 355]共同接班的格局。 1990年 8月，隨著這一歷史任務的完成，中組部青幹局撤銷。”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陳雲正派厚道。 50年代，毛搞大躍進，他反對；毛搞一大二公，他說（要）大集體小自由；他說對資本家，可以利用他們的技術與管理經驗。他有功，他是有一種見解，並為這種見解而奮鬥。當然，他老了，脫離實際，腦袋裡還是那一套舊的治國主張。但他是認識問題，我崇敬他。”[ 341]正因為“改革派”與“保守派”在諸多問題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劃分 80年代中國的政治派別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依何維淩之見，與蘇共高層一樣，中共高層當時並不存在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只存在對改革持不同方略的“穩健派”（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王震）、“務實派”（趙紫陽、萬裡）、“激進派”（胡耀邦）。他的描述不僅有事實支撐，而且頗為傳神：“這三派力量形成了中央上層決策的三角平衡，從 1981年的改革進入突破階段，至 1986年改革達到頂峰，是這三角平衡的黃金時期。” “（務實派）一般不觸及意識形態，儘量避免敏感問題。就採取改革的措施而言是‘漸進’論者。……因為有胡耀邦這樣的激進派為之開路，為之擋箭，形成了三角平衡，才使務實派獲得成功。胡倒臺後，三角平衡傾斜，務實派孤軍奮戰，缺乏遮罩和緩衝，趙紫陽被迫居於政治第一線……終於務實不成，逃不脫垮臺的下場。”[ 342]根據這種描述，鄧小平實際上處在這個三邊平衡的“協調和仲裁的位置。即“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因為：“鄧小平在十年改革中的前大部分時間中，著重幹的事就是抑制穩健派，主要的辦法是‘年輕化’，讓多數人從實權位置上下來。”[ 343]由此造成穩健派“力量分散”，“在高層實權位置不多”的局面。何維淩認為：“形成和維持三角平衡是鄧小平最大的成功之處，它使中國改革經歷了一段黃金時期。”[ 344]作為上述“第一次總攤牌”的前奏，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權力的被侵蝕，就是從經濟發展“速度問題”的意見分歧開始的。而事情的爆發，在葉劍英請辭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並獲准之後。時間在 1983年的 3月。由於胡耀邦的口不擇言，言不擇時，他在經濟領域的“積怨”由來已久。 1980年 1月，胡耀邦第一次到深圳、珠海視察，與廣東省委領導習仲勳等探討“在沿海搞個‘櫥窗’，允許老百姓跟對面的香港人做生意，用互通有無的民間交換發展經濟”，由此揭開了建立沿海“經濟特區”的序幕。 3月 24日至 30日，時任書記處主管經濟的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穀牧在粵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進一步研究了特區建設問題。這次會議採納了廣東提出的建議，將“出口特區”這個名稱，改為具有更豐富內涵的“經濟特區”，並寫入這次會議形成的《紀要》。 5月 16日，中共中央以中發[ 1980] 41號檔批轉了這一紀要，決定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各劃出一定範圍的區域，試辦經濟特區。但是，搞“特區”的動議，首先遭到陳雲的反對。鄧力群主持的書記處研究室，甚至組織了人馬，論證“特區”會淪為舊社會“租界”的可能性。[ 345]同年 12月 23日，陳雲在各省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談了四點意見，其中三點都是敲打胡耀邦的：要沒有“水分”的速度；不能把國家分光吃光；特區不能再增多。[ 346]”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1981年 3月 27日，針對胡耀邦在一篇講話中只講反“左”、不講反右的問題，鄧小平發表了一篇《關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的講話。講話同意黃克誠“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的觀點說：“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後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 311]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除了“常委制”和“輪流坐莊”的頂層設計之外，胡耀邦並沒有發表過具體的主張和設想，對於改革各子系統的關係，他也是逐步清晰的。但“使中國的社會主義能有更多的民主與自由；人民能夠生活在民主自由、生動活潑的環境中，這是他追求的理想。”事過境遷後，趙紫陽曾公允地評價胡耀邦說：“在他下臺前不久，親自主持制定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檔中，有這樣一段話：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主要的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近來中央著重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制，決不是社會主義的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 312]”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1980年 6月 16日至 21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召開座談會。與會者認為必須結束“幹部終身制”，消除“個人迷信”，改變“任人唯親”和“一言堂”等封建意識在黨內生活中的影響。[ 269]在政治體制改革探討中，中共黨史專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提出了著名的《庚申改革》方案。[ 270]《庚申改革》方案是廖蓋隆根據 1980年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實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所作的說明、引伸和發揮。中心意見是，社會主義民主改革，也就是實現黨和國家的民主化。“方案”根據胡耀邦 9月在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憲法要大改”和鄧小平 8月 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關憲法修改的講話精神，對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瞭解釋。“方案”認為，應考慮把人民代表人數由 3000至 4000人縮減至 1000人，把人代會分成兩個院，分別代表區域及各階層、各企業的利益。人大常委會也應從現在的 300人縮減至 60至 70人，並整年在人大常委會工作。在法律原則上，重申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還特別強調“司法獨立”，黨委不能干涉審判。在闡述“黨政分開”原則時，強調要保證各種財政經濟組織、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群眾團體和輿論機關的獨立性，特別要保證新聞記者有獨立報導新聞的權利。農民應建立獨立的農會維護自己的利益。方案認為，在推進民主化的過程中，要實行基層政權和基層社會生活中的直接民主。至於共產黨，則應取消政治局，成立執行、監察、紀檢機構，並實行一人一票的表決制。廖蓋隆還分析了庚申改革與戊戌維新的不同，認為如今靠掌握實權的共產黨推進改革一定會成功。[ 271]後來的事實證明，正如許多銳意改革的先進人士的期待落空一樣，廖蓋隆的預言並沒有成為事實。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因為政治體制改革首先要觸動執政黨在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中的權力，而自 1949年以來執政的共產黨，已經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利益集團。相比之下，改革派勢力非常薄弱。其二， 1980年 7月，波蘭爆發戰後最大規模、持續最久的罷工浪潮。蓋萊克總統被迫下臺。工潮中誕生的團結工會勢力迅速漲大，影響逐漸超過執政的波蘭共產黨。原本葉公好龍的鄧小平在黨內高層保守派的壓力下，扭轉了政治改革的形勢。[ 272]其三，與鄧小平宣導“政改”的初衷有關。多年後，趙紫陽說，“對於小平講話的這些內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鄧是要按照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方向，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制度了。”但“實際上不是這麼一回事。”趙紫陽說：“他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一步地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沒有觸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種行政改革的性質。”“另外，鄧的這篇講話還有以下的背景。當時正在著手解決華國鋒的問題。……華的領導地位，鄧和陳都不能接受。當時華身兼黨主席、政府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因此鄧講話中所以反對權力過於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華的權力，首先要華把總理的位子讓出來。另外，當時正在起草總結文革教訓的檔，即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黨深感由於毛的專斷、家長制，把個人淩架於黨之上，以至釀成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災難。而鄧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對此有切膚之痛。因此當李維漢提出要重視肅清封建思想殘餘的時候，鄧很快就接受了。” [273]多年後，替鄧小平起草這份“重要文獻”的鄧力群也證實了趙紫陽的看法。鄧力群說：“小平同志的這篇講話，其實質是針對華國鋒的，為華國鋒下臺做準備，尋找理論根據。我們當時沒領會到這點。”[ 274]但事情很快就有了結果，華國鋒的權力被一分為三：——中央軍委主席由鄧小平接任；——黨主席由胡耀邦接任；——政府總理由趙紫陽接任。實際權力的重心，由黨權移向軍權。”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1979年 1月 3日“理論務虛會”期間，在中央宣傳部的一次例會上，胡喬木說：“現在黨內外存在著‘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觀點’的三股風，局勢比 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倡狂還嚴重。”事後，胡耀邦找胡喬木談話，認為他對形勢的看法不正確，說有“三股風”是不合適的。[ 257] 1980年 7月，波蘭團結工會舉行全國範圍的罷工，陳雲根據國內形勢，說了兩句極具壓力的話：“經濟搞不好要翻船，宣傳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 258]他要胡喬木、鄧力群根據波蘭的教訓和這兩句話的意思，對中宣部草擬的《關於三中全會以來的宣傳工作向中央的彙報提綱》進行修改。 9月 24日，胡喬木致信胡耀邦，就 7月間波蘭全國範圍罷工表示了看法。胡喬木認為，波蘭事件說明，持不同意見的人利用社會的經濟政治矛盾，可能使其達到激烈的程度和爆發的形式。信上說：“我國也有持不同政見者，他們一旦與心懷不滿的群眾相結合，就可能成為一股巨大的力量，爆發波蘭事件不是不可能的，希望中央引為殷鑒，研究對策。”[ 259]胡耀邦對來信未予理睬。但他對中央黨校吳江等人說，波蘭事件說明瞭波蘭人民不滿蘇聯霸權主義，積極要求改革，我們在波蘭事件中要“引為殷鑒”的，應是加快改革開放的進程。[ 260]在官方史學的話語圈內，基本認同毛澤東逝世後的歷史，第一階段是“撥亂反正”，第二階段是“改革開放”。但胡耀邦曾對“撥亂反正”的提法有所思考。他認為，什麼是“正”？並不是已經有了答案，而是仍在探索中。胡績偉說：“他不僅要從‘四人幫’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還要從毛澤東的錯誤路線下解放出來；他不僅要突破‘四人幫’和毛澤東的個人極權，而且反對樹立新的個人極權統治；他不僅要糾正毛澤東那一套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而且還要反對打著毛澤東旗號的任何變了新花樣的假社會主義。這就越來越威脅到某些政治權威和理論權威。胡耀邦最終成為某些人推行新的專制主義的政敵。”[ 261]顯然，從以上胡耀邦的言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儘管他在大局上曾努力消弭裂痕，但與鄧小平執政理念的分歧已經日益暴露出來。在“理論務虛會”上，胡耀邦的一段講話其實已經表達了這種理念：他更希望看到一個較為開放的社會，他相信國家不會因為人們更自由地表達不同觀點而陷入混亂。雖然，胡耀邦尚不能說已經找出解決這類社會歷史問題的制度性突破口，但是，他已經意識到，在現代社會中，要學會在“動亂”中治理國家，而不必要追求專政時代用剝奪人民自由和權利的手段才能實現的穩定。這也是日後趙紫陽在處理“八九民運”問題時的執政理念。儘管他們和鄧小平都維護共產黨的領導，致力於改善人民生活，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他們在這些頭等大事上仍能合作共事，但是在如何劃定“自由”界限的問題上，他們的分歧卻無可避免地正在日益加深。”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李洪林認為：“事實上鄧小平這個閉幕講話，應該說是中共度過文革危機後左的本性重新亮相。黨內主流是什麼呢？就是‘左’。……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幹部一恢復工作後依然故我的原因，也是彭真能用魏京生的大字報一下子就把鄧小平說服的原因。”[ 251]正如何維淩所說，在中共高層，其實沒有一個人，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 252]如果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多少已有些動搖的話，至少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還存在信仰。至於共產黨的領導，更不會懷有二心。有心人也注意到，胡耀邦在“四項基本原則”和取消“四大”等問題上，都沒有表示反對意見。面對“務虛會”參加者一反往日暢所欲言的情景，胡耀邦以出人意料的節奏，宣佈了會議的結束。這就使鄧小平這篇原本不是“結束語”的講話，在很多時候被當成了“結束語”。據吳江回憶，這個過程是這樣的： “3月 30日，鄧小平作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報告結束時鄧小平說：我只是初步講些意見，請同志們討論提出意見，然後再作修改。在我的記憶中，討論中大家的意見不多，因為報告主要講當前存在的兩種思潮：一種是林彪、‘四人幫’和‘兩個凡是’的思潮，一種是脫離或違背四項原則的思潮，包括最近一個時期有些地方出現的少數人鬧事。重點卻是放在後面。準備講這樣的問題，自然不能不事前同胡耀邦打招呼。胡不在會議場所，當時是在他家裡。晚上我給他打電話，他要我到他家去一談。……耀邦問我小組會情況，我據實以告。我問大會究竟何時召開，小組會已經開不下去了。趁他暫時沉默之際，我向他彙報我們準備的發言內容。他反過來問我：‘你覺得大會是開好還是不開好?’我有些愕然。不等我回答，他說：‘大家究竟會講些什麼呢?你們的發言內容自然可以。小平的報告有重要意義，但確實要把解放思想、堅持反對教條主義和堅持四項原則統一起來。今後我們的工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這上面，��在將思想路線和四項原則割斷開來，弄成兩張皮。反對教條主義當然同樣不能動搖。但是，……’然後他站起來在屋子裡來回走動……當我正與安子文說話時，胡耀邦突然站住，用堅定的語氣說：‘大會不開了，我也不講話了。我明天就去宣佈。’”[ 253]鄧小平的講話是 3月 30日，那一天是星期五。那時還沒有週末“雙休日”制度，所以，實際上會議只在 3月 31日星期六討論了這個講話，而且討論並不熱烈。吳江可能是 4月 1日星期天到胡耀邦家裡。胡耀邦說“明天就去宣佈”閉會，這個“明天”即 4月 2日星期一。 4月 3日星期二，理論務虛會召開了閉幕式。胡耀邦在閉幕式的講話中表示完全擁護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立場。筆者不惜累贅地對上述時間節點作出爬梳，是想凸顯一個“歷史的節點”：當時的鄧小平還不是一個獨裁者。當鄧小平要求大家討論他的“初步意見”時，“四項基本原則”並不具有“法定”的意義（至少還未被寫進《憲法》序言）。但胡耀邦和與會者的表現證明，他們自動放棄了再做修正，因而錯失了一個使形勢朝著更健康方向轉變的歷史機會。這究竟是由於眼光短淺，還是性格的懦弱？還是已經估計到、但不願意看到新的分裂？抑或，他和在座的理論家們一樣，都無力為當前複燃的群眾運動指明一條“出路”，便只好對“四堅持”沉默？就猶如他們在八九民運中再次表現出“理論的無力”，進而對武力沉默一樣？抑或，胡耀邦與 1989年的趙紫陽一樣，是尊重黨的實際領袖鄧小平，為了照顧大局？胡耀邦究竟作何思考，目前暫無更多的資料提供分析。但不論胡耀邦作何考慮，顯然，他已經感到這件事情的分量，並略微窺見了裂痕的深邃。也許，在新的分裂和更多的犧牲尚未出現時，他決定採取迂回消化戰略，等到自己真正接班的一天，一如 1989年的趙紫陽？胡耀邦的觀點是清晰可見的：他保護“實踐派”理論家，反對捕人，反對把“民主牆運動”出現的問題和社會風潮上升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對於逮捕魏京生，胡耀邦曾明確表示不贊成。他說：“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大凡敢提出這樣問題的人，恐怕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現在還不寫檢討，還要絕食抗議。你們別以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點死，他一死，就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254]其時，胡耀邦大概並不知道魏京生在與鄧小平玩一場“賭博”遊戲。但年輕人履歷尚淺，輕生冒進，不惜以死相搏的特性，他是熟悉的。儘管他也有不耐煩的時刻，據說，胡耀邦曾譏諷《人權宣言》“嘩眾取寵，好象我們這個黨不行了，要由他們來收拾局面”。[ 255]但他並不對持不同政見者下狠手。對於任畹町的刑期，[ 256]遲遲不能最後宣判。直至胡耀邦主政，草草以“四年勞教”作結。”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胡耀邦的“就職演說”是謙虛得體的：“我有責任向全會說明，有兩條沒有變：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沒有變；二是我的水準也沒有變。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那個胡耀邦。”綜上所述，胡耀邦在毛澤東去世後，領導了一場“秀才造反”。這場造反的成功，為胡耀邦以後的執政贏得了人心，也為他攢下了一個“秀才”班底。但這次勝利也留下了另一種遺產，那就是不同派別“秀才”之間的惡鬥。這是毛澤東時代未曾有過的現象。它雖然給歷史創下了一次大轉折，但落下了此後十年中國政治惡痢不絕的慢性腸炎，最終葬送了生動活潑的大好局面，銷蝕了改革開放給思想界帶來的大部分成果。儘管胡耀邦上任初始已經看到這種危險，並竭力阻止分裂的發生，但新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帶著年輕人的銳氣和這次勝利的記憶（以及對勝利背後軍隊作用的忽略），與“詮釋派”權力共生的不可調和性，使雙方的衝突不可避免。以至於當人們呼喚強人主導下的速變時，匆匆送走了一個其實更有利於自身賴以生存發育的相對寬鬆的時代。最終結局，是“實踐派”的主帥、“改革派”肱股——本章主人公在政治生命最燦爛的時期迅即殞滅，以及本書主述事件對歷史的再次逆轉。”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據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回憶，對於華國鋒的下臺，胡耀邦是持有不同觀點的。[ 155]他說：“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則放在第一位，不行！”[ 156]所謂“把人事放在第一位”，就是把權力放在第一位。而黨的原則是：思想鬥爭從嚴，組織處理從寬。華國鋒畢竟是粉碎“四人幫”，結束“文革”的最大功臣。趙紫陽認為，胡耀邦不贊成動華國鋒，“主要考慮是怕自己來接”。[ 157]但胡德平認為，胡耀邦考慮得更多的是，在毛澤東之後，應該建立一種比較民主的“集體領導“制度。他曾考慮過高崗在 1953年提出過的“主席團制”。胡德平回憶：“他認為最後（好）搞主席團制，職務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個人都是一票的關係。我們索性在最高的領導中，徹底的民主制，徹底的集體領導。”[ 158]在說到他本人時，胡耀邦接著說：“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這樣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159]胡德平認為，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只有 6位常委，那第 7個人是誰呢？不言而喻，非華國鋒莫屬。胡喬木的秘書朱佳木證實道：“在解決華的問題時，胡耀邦稍微客氣些，還想給華在領導集體中保留一個位置（十一屆六中全會時保留副主席位置），鄧、陳不同意。”[ 160]據說，耀邦為了實現自己的構想，與很多黨內同志進行過討論，直到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前，他都在為此努力。[ 161]但黨中央沒有採納他的建議。圖 1-7：胡耀邦與趙紫陽（選自網路）但趙紫陽的觀點似乎並不孤立。羅瑞卿的兒子羅宇在回憶錄中就認為，在華國鋒的待遇問題上，胡耀邦並沒有表現出惻隱之心。他寫道：“華被整下臺後，開始是副主席，胡耀邦說，不搞主席制了，改總書記。華對葉說：‘我當個常委吧？’葉說：‘我同意。我去跟胡耀邦說。’葉跟胡一說，胡答：‘大家都不同意華當常委。’葉說：‘那就讓華當政治局委員吧。’胡說：‘只能當個中央委員。’”[ 162]如果這個敘述是真實的，應當不是以耿直和真誠著稱的胡耀邦的“違心”行為。遺憾的是，在這個歷史的關節點，胡耀邦沒有想到，對加之於華國鋒的不實指控的緘默，將導致這一錯誤在他身上的重演。”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第一卷: 紅玫瑰：從盛開到凋落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1)》，作者：Xiaoy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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