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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史 #6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六卷 : 高層變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6)
本書是一部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1996年出版的《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的修訂本的分卷版。本書綜合了廿多年來新披露的文獻資料、本人的採訪、研究，除介紹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和“89/64事件”過程外，重點聚焦了一些公認的大案、疑案、懸案，探討事發生前後的朝野互動、高層博弈、民間競爭和精英分野等問題，並對其背後的隱秘進行了深入探討，在諸多方面提出了新解。全書約129萬字。
128 pages, Kindle Edition
Published July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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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9, 2022
“在交代了自己的良心以後，趙紫陽給政治局和常委寫了張假條：“我頭痛加劇，急需治療和臥床休息”，“在此期間，常委和政治局工作，建議李鵬同志主持”。[ 350]他請假三天，並拒絕出席常委會決定的當晚宣佈戒嚴令的動員大會。[ 351]與趙紫陽去廣場的同時，李鵬也去了廣場。與趙紫陽不同的是，李鵬對待學生的態度非常生硬。他態度冷漠地問：你們是哪個學校的？到這裡來幹嗎？趕快回去吧。他一邊問話，一邊不等學生答話，轉身就下車了。[ 352]但趙紫陽和李鵬共同的是，他們到廣場，都沒有去找絕食團指揮部。顯然，他們都不是為了勸學生離場而去的。但趙、李二人態度的區別，卻留下了耐人尋味的訊息。並成為當晚學生停止絕食的重要參考因素。[ 353]趙紫陽的廣場“告別演說”，令鄧小平怒火萬丈。當天早上，看完新聞的他立即給楊尚昆打電話。張良《真相》沒有這一天會議的記錄。卻留有一段鄧小平與楊尚昆的私下交心：“趙紫陽到天安門去講話了，你看了吧？你聽他講了些什麼？哭喪著臉，一副很委屈的樣子。實在太不講組織原則了，太沒有紀律了。”“楊尚昆：我看他講話的情緒就不對，有點不想幹的樣子。他講他‘老了，無所謂了’。這不是明擺著把黨內的分歧公開出來嗎？他剛剛向常委請了三天假，說是病了。看起來他的思想情緒越來越大了。”“鄧小平：你知道，這次事件爆發以來，我承受了多大的黨內壓力。趙紫陽的亞行講話後，先念就對我講，這是另一個司令部的聲音，要我表態。以後，陳雲、先念等都給我打電話交換過好多次意見，按照他們的意思，學生去天安門就是中央縱容的結果，要採取措施。他卻一點不配合，連一點配合的意思都沒有。我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真的越走越遠了。”“楊尚昆：我還是想動員他參加今天晚上的大會。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僵了。”“鄧小平：隨他去吧。”[”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六卷 : 高層變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6)》，作者：Xiaoya Chen
“根據趙紫陽的回憶，“戒嚴”一事似乎是由楊尚昆率先提出的。趙紫陽道：“尚昆不贊成修改社論，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說廖漢生[ 247]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的主張，實際上他改變了主意。”[ 248]但不知什麼原因，李鵬的日記和《真相》隻字未提此事。據《真相》記載，在大家都發表了看法之後，鄧小平說：“大家都看到了，現在，北京乃至全國的形勢都相當嚴峻。特別是北京，無政府狀態越來越嚴重，法制和紀律遭到破壞，許多高校陷於癱瘓，公共交通到處堵塞，黨政領導機關受到衝擊，社會治安惡化，遊行的人數越來越多，已經嚴重干擾和破壞了生產、工作、學習和生活的正常秩序。如果再不結束這種狀況，任其發展下去，我們已經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將變為泡影，中國將出現一次歷史性的倒退。退，就是承認他們那些；不退，就是堅定不移地貫徹我們 4月 26日的社論方針。陳雲、先念、彭真等老同志，當然包括我，看著北京的局勢都憂心如焚。北京已經不能維持了，必須首先解決北京的安定問題，不然全國其它省、區、市的問題解決不了。臥軌、打砸搶，不是動亂是什麼？再這樣下去，我們都要被管制了。考慮來考慮去，要請解放軍出來，要在北京戒嚴，具體一點就是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戒嚴的目的就是為了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這是黨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我今天鄭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出來，希望你們考慮。”[ 249]李鵬《“六四”日記》還記載了鄧小平講話的其他內容：“措施不堅決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辦法是戒嚴，只有這個辦法才能夠在較短時間內使動亂平定下來。在戒嚴期間要打擊壞蛋，不打擊這一部分人是不行的，但是人數不要多，少數幾個人。戒嚴就是要動用軍隊，軍隊也要教育好，只要不搞打砸搶，軍隊也不還手。如果衝突起來，碰傷一些人也是難免的。北京警力不夠，要恢復正常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學習秩序，只有宣佈戒嚴。動作要快，準備好了就立即實行戒嚴。目的是為了保護大多數，不要讓更多的人捲進去，陷進去。”[ 250]鄧小平繼續說：“戒嚴也是保護大多數，但有些人硬要鬧，而且讓它擴大，也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要安定全國，必須首先安定北京。戒嚴首先要保護黨中央、國務院、重要的政府部門的安全，要保護公用事業的安全，要保護通訊部門和電臺的安全。現在社會一片混亂，什麼壞人都出來了，搞打砸搶的也出來了。所以，我們的行動要越快越好。態度要比前更加鮮明，戒嚴的風不能過早放出去，否則效果就差了。”[ 251]鄧小平提出戒嚴後，會場的空氣變得十分嚴肅。各位常委都意識到，決定中國命運的時候到了。李鵬首先表示，對實行戒嚴“完全同意”，又說“這是不得已而為之”。之後，姚依林也表態同意戒嚴。據李鵬回憶，喬石點頭表示同意。胡啟立還是那一句話，對當前局勢感到憂慮。最後，輪到趙紫陽表態時，趙紫陽答道：“有決斷總比沒有決斷好。不過，小平同志，這個方針我很難執行，我有困難。”鄧小平冷冷地回答道：“少數服從多數嘛。”趙紫陽表示：“我服從黨的組織紀律，少數服從多數。”[ 252]各位常委表態後，鄧小平提出戒嚴的事由李鵬、喬石、楊尚昆主持，除衛戍區、公安、武警參加外，還要調一些部隊進北京。鄧小平還表示，他將為戒嚴一事承擔責任：“將來寫歷史，錯了寫在我賬上。”[ 253]末了，鄧小平還提到保密的問題。他告誡與會者：戒嚴一事，在公佈以前要絕對保密，以便軍隊順利進入北京。他還尖銳指出：“你們常委辦公室裡有奸細。我倒要看看，這次是誰走漏消息。凡走漏消息者，要以黨紀國法嚴加處置。”[ 254]趙紫陽回憶：當時，“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 255]據《真相》記載，會議決定：一、晚上繼續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具體部署如何實施戒嚴；二、中央政治局常委于 18日早晨去醫院看望絕食學生；三、李鵬於 18日與學生代表進行對話，要求絕食學生全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來；四、 18日上午，政治局常委向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報告部署戒嚴情況。會後，鄧小平親自打電話給陳雲、李先念、彭真，並由秘書通知鄧穎超、王震和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於第二天上午開會，通報實際由鄧小平決定，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名義作出的戒嚴部署。[ 256]下午 6 ∶ 00左右常委會結束。趙紫陽先行離開。事後，他說他不知道鄧小平是否還將其他人留下作了其他部署。顯然，一旦失去鄧小平的支持，他已經感到自己仿佛成了外人。李鵬則毫不隱晦，他感到“精神為之一振”。但是，這種心情並沒有維持多久。當他從米糧庫胡同出來時，立即感到落入了另一個天地：由於學生糾察隊的阻攔，來往於天安門和中南海附近的行人和車輛，都行走極慢。往日從鄧小平家回中南海，坐車只需要 10分鐘，今天為了避開學生的檢查，他的座駕不得不“繞大道穿小胡同”走了“半個多小時”，才回到中南海。他在這一天的日記中憤憤地寫道：“堂堂 12億人的中國合法政府，此時此刻似乎已成為‘地下政府’。”[ 257]據高層當日獲得的消息，這一天，全國已有 27個城市的 170多所高校發生遊行示威，武漢學生佔據了長江大橋，京廣鐵路被堵塞。趙紫陽回到中南海家中，於是發生了我們本章開頭看到的那一幕。他在家中的飯桌上發出了警告，但應該不是陳一諮的原話，否則難當“洩密”的指控。據杜導正記錄，趙紫陽是這樣對家人說的：“我的緩和事態的方案沒有被接受，形勢會很嚴峻。如果矛盾激化，在歷史上是說不過去的。我既然在這個位子上，就不能同意這樣做。但是，這樣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會牽連你們。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 258]而此時，鄧小平的戒嚴決定已經做出。所以，這個決策與他在晚飯桌上看到的那份《五一七宣言》並無關係。當晚 8 ∶ 00，也就是在鄧家召開常委會兩個小時以後，回到中南海的常委們，再次在勤政殿小會議室開會，落實戒嚴措施。據李鵬日記，在這次會上，“趙紫陽一開頭就說，我知道我的時間已經結束，[ 259]已經寫好信向常委請長假，因為我留在常委會妨礙你們的工作。尚昆同志勸他不要這樣做。會議確定， 5月 19日晚召開在京的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北京戒嚴時間初步定在從 21日開始。軍隊的調動則由尚昆同志具體安排。”[ 260]會後，李鵬分別找羅幹、溫家寶、閻明複到辦公室談話，就當天常委會關於戒嚴的決定向他們作了通報。[ 261]就在同一天，美國參議院外委會通過決議，要中國政府避免使用武力，否則，將嚴重損害同中國的關係。[”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六卷 : 高層變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6)》，作者：Xiaoya Chen
“1989年 5月 17日下午 4 ∶ 00，在中國首都決定戒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鄧小平家召開。出席會議的除鄧小平外，還有政治局常委五人：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以及按慣例列席常委會的楊尚昆、薄一波。萬里因出國未能列席。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擔任記錄。[ 224]會議一開始，趙紫陽先簡單地介紹了學潮情況，他說，“現在絕食的學生被推到台前去了，想下來也下不來，事情很棘手。當前最重要的是要說服學生把絕食和他們的要求分開來，讓絕食的學生先從廣場上撤下來，回到學校去。否則，廣場上瞬息萬變，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局勢很緊張。”趙紫陽還談到：“同學生對話主要卡在‘四二六’社論定性上。‘四二六’社論引起這麼多人誤解，一直對立，總有說不清楚或不正確之處。現在唯一能夠立即見效的，就是必須對社論定性松一下口。這是關鍵，可以贏得社會同情。我們給學生脫了帽子，就比較主動了。如果絕食拖下去，死了人，勢必火上加油。如果採取和群眾對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域失控的現實危險。”[ 225]根據張良《中國“六四”真相》（以下簡稱《真相》），緊接著趙紫陽講話的，是列席會議的楊尚昆。他說：“學潮發展到今天，已經一個多月了。這一個多月來，首都是不是發生了動亂？是。現在已經鬧得連國事都不能正常進行，連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和接待活動都不能正常進行，鬧得連走路、上下班都成了問題，首都還有什麼秩序？還能說沒有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還不是動亂？我們誰要承認這種行動不是動亂，那還怎麼進行改革、開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是，我們必須把煽動、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和動機純潔的學生及其他善良的人們嚴格區分開。”[ 226]在趙紫陽的記憶中，緊接著他發言的不是楊尚昆，而是李鵬和姚依林。趙紫陽敏感到，在他的講話過程中，鄧小平表現出“很不耐煩，不以為然”的情緒。[ 227]因此，他一講完，李鵬和姚依林立即站起來，對他進行了反駁。[ 228]李鵬的《“六四”日記》部分支援了趙紫陽的說法。他說：“我第二個發言，對趙的意見表示堅決反對。我說，‘四二六’社論是正確的。《社論》發表後，形勢本來已逐步好轉，但趙紫陽 5月 4日講話，跟中央調子不一樣，又重新點起火來，以致發展到今天這種混亂地步。當前惟一辦法是中央常委團結一致，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真相》記載，李鵬的批評還提到，趙紫陽出訪朝鮮期間，政治局常委徵求他的意見時，他就打回電報明確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 4月 30日回國之後，他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還再次表示，同意鄧小平的講話和 4月 26日社論對動亂的定性，認為前段對學潮的處理是好的。但是，沒過幾天，他卻在“亞行講話”中發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決定、鄧小平講話和社論精神完全對立的意見，“這篇講話未徵求過常委們的任何意見。”李鵬說：“第一，在已經出現明顯動亂的情況下，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第二，在大量事實已經證明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他還堅持說，他們絕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經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利用學潮策動動亂的情況下，他還只是說‘難免有人企圖利用’，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央關於極少數人已經在製造動亂的正確判斷。”在揮舞了一輪“主觀大棒”後，李鵬緊接著把矛頭指向了鮑彤：“趙紫陽同志的這番講話，是鮑彤事先為他起草好的。鮑彤還要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中央電視臺當天下午就立即播出。”接著，他指責趙的講話報導後，在幹部、群眾中“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給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撐了腰、壯了膽、打了氣”。讓“北京市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人們感覺“中央出了兩個聲音”，搞不清“誰對誰錯，以誰為主”？“同哪個中央保持一致？”“有的高校做學生思想工作的幹部感到被出賣了，傷心得流下了眼淚。所以，出現了高校政治思想工作幾乎完全癱瘓的局面，致使現在的局勢越來越嚴重。”[ 229]從《真相》提供的這套版本看，此時的李鵬一反往日給人留下的語言木訥、口齒不利的狀況，不僅行文流暢、邏輯清楚，而且氣勢不凡！在李鵬的記憶中，接下來是喬石發言，但趙紫陽的記憶支持了張良。《真相》記載，接下來姚依林說道：“紫陽同志接見亞行理事會的講話，不講金融問題，只講國內學潮，要是不看���題，誰都不相信這是一篇對外國人的講話。我認為紫陽同志的這篇講話是有明確意圖的。這篇講話講學生的行動是愛國的，這可以理解。然後就提出我們確實有很多腐敗現象，是和學生想到一塊了，我們將通過民主、法制解決這些問題。這篇講話根本沒有說‘四二六’社論是否正確，繞開這個問題。這是一篇相當重要的講話，這篇講話等於把小平同志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常委內部的不同看法統統暴露在學生和別有用心者面前，致使學潮越鬧越大，幾乎達到失控的局面。還有一條，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紫陽同志昨天在與戈巴契夫會談的時候，要把小平同志推出來，在現在這樣的局勢下，講這番話，無異是要把這次事件的全部責任推到小平同志頭上，把學潮的矛頭對準小平同志，這等於是給已經混亂的局勢火上加油。”[ 230]姚依林的這段講話，對趙紫陽兩次講話動機的懷疑和效果的描述，與一般公眾的感覺相去不遠。接下來，趙紫陽對姚依林的兩項指控進行了辯解。他說道：“關於我 5月 4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本意是想促進學潮的平息，同時也想使外資增強對中國穩定的信心，講話發表後，開始聽到的是一片好的反映。……尚昆、喬石、啟立等同志都認為反映不錯，李鵬同志當時還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李鵬同志說我的講話未經常委討論，這是事實。不過，中央各位領導同志接待外賓時的談話（除正式會談方案外），歷年都不提交常委討論，一般都是根據中央的方針自己去準備。關於昨天我同戈巴契夫的談話。十三大以來，我在接待國外党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的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上更明確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導。為什麼昨天講了這個事呢？我從朝鮮回來後，聽說小平同志 4月 25日關於學潮問題的講話傳達後，在社會上引起很多議論，說常委向小平同志彙報不符合組織原則。還有一些難聽的話。我覺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說明。在戈巴契夫來訪的前兩天，我與工人和工會幹部座談對話時，會上也有人提出這類問題。當時我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作了說明，效果良好。他們說，我們過去不瞭解，現在知道了就好了。在此之前，陳希同同志就針對人們有關‘垂簾聽政’的錯誤議論向大專院校負責人做過解釋，說明了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有關決定的情況，效果也是好的。陳希同同志在 4月 28日的常委會上還彙報過這個情況。因此，我就考慮，如果通過公開報導，把這一情況讓群眾知道，對減少議論可能有所幫助。我當時向戈巴契夫同志通報的內容是，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我有意識的沒有講，可以召集會議和由他拍板的話）。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由小平同志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會傷害小平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231]說這番話時，趙紫陽沒有考慮到，此前他已經公開表示與鄧小平不同的主張，他的講話之所以讓人“誤解”，其直接的背景和原因都在這裡。大概因為這個原因，鄧小平對他的解釋並不領情。據《真相》記載：“趙紫陽說這話後，鄧小平說了一句份量極重的話：紫陽同志，你 5月 4日在亞行的那篇講話是一個轉折，從那以後學生就鬧得更凶了。”接下來，鄧小平再次對自己的“四二五”講話按了“確認”鍵：“是沒有錯。[ 232]我們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絕對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內戰’不一定都要用槍炮，用拳頭、木棍也可以打得很凶。民主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但前提必須是國家保持穩定。這次事情不一樣。事情一爆發出來，就很明確。一些同志到現在還不明白問題的性質，認為這只是單純的對待學生的問題，實際上，對方不只是那些學生，更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他們的根本口號就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完全依附於西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不懂得這個根本問題，就是性質不清楚。……”[ 233]為什麼從一開始就斷言學運的目的是要“打倒共產黨“？而不需要證據？為什麼搞民主就一定會出現一個“依附於西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共和國”，也不需要邏輯的推導？一段時期以來，筆者一直認為，此刻的老人，是否在以對事務“性質”或“實質”的所謂“洞燭”為名，掩蓋其老年性腦缺血的症狀造成的思維疲乏？直到讀到戴晴所寫《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瞭解到中共建政前夕，美國確有以建立“聯合政府”，容納“民主個人主義者”參政為交換的承認條件，因此導致了毛澤東“一邊倒”的外交選擇。筆者方知，這個當年留下的病灶，歷經反右、文革兩次大爆發，在改革開放後，雖然已成“疤痕”，但一遇颳風下雨，依然會有所反應。”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六卷 : 高層變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6)》，作者：Xiaoya Chen
“對於十三屆一中全會通過上述決定的過程，鮑彤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給予了詳細的說明：“問：有人針對海外新聞媒體報導，您早先關於十三大一中全會（重大問題請鄧小平掌舵）決議形成經過的介紹，認為是趙紫陽參與了這一最後使他自己倒臺的‘垂簾聽政’政治機制的設計……，對這種觀點您持什麼樣的評論？”“答：十三屆一中全會確有‘重大問題請小平同志掌舵’的決議。那是中委和中顧委聯席會議，小平在座。一中全會開幕，紫陽在致辭時講了這段話，全場鼓掌。紫陽說，好，大家贊成，這就是全會的決議。大家又鼓掌。趙的這番話和大家兩次鼓掌，都出於對鄧的尊敬。“上一天，紫陽找我，說，小平同志退下來了，一中全會上應該有所表示。為了表達對小平的尊重和感謝，不宜即興措辭，需要有個底稿，屆時基本上採取宣讀形式，以示鄭重。所以我既是中央全會的參加者，也是趙致辭的底稿的起草人，前因後果我清楚。”[ 86]對於自己參與制造的這個錯誤，儘管不負主要責任，鮑彤依然作了深刻的反思：“決議是全會鼓掌通過的，是正式的，合法的，有效的。但是，就算後來沒有發生六四事件，決議的內容仍然是不正確的，因為，把一個黨，乃至一個國家，交給一個人‘掌舵’，顯然違反憲法第二條，違反科學的歷史觀，也違反十二大黨章所表述的組織原則。”[ 87]“這個原則性的錯誤，主要責任無疑在紫陽，我也有份。……許多人在造神的過程中都出過力，紫陽出過力，我雖人微言輕，也曾略盡綿力。”[ 88]“回顧這段歷史，是為了針砭自己，也有提醒別人的用意：把人神化或者鬼化，是咱們中國人（是的，中國人！——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人）很容易很容易犯的毛病。”[ 89]對此，原中國社科院馬列所所長蘇紹智也曾有一段嚴厲的評論：“通過這個決定，猶如 1943年 3月 20日中共中央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其精簡的決定》。那時，不但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而且在組織上推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時，同時規定‘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他說：“這實際上違背了黨章，成為日後毛澤東淩駕於黨之上，享受絕對權威，無法無天的章本。”“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不吸取毛澤東最後決定權的教訓，反而違背黨章，首倡賦予鄧小平最後決策權，而與會諸公卻只知逢迎，鼓掌通過。這實際上促成鄧小平的“太上皇”地位，是他日後能翻手把總書記打翻在地，並違反天下民心，獨裁決定‘六四’屠殺的章本。而且趙紫陽宣導的賦予鄧小平最後決定權之不合法程度還甚於 1943年之賦予毛澤東之最後決定權。因為 1943年毛澤東畢竟是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而 1987年的鄧小平，照他自己說，不過是個普通的共產黨員； 1943年中共中央還正式作了決定，而 1987年的十三屆一中全會不過鼓掌通過而已。”[”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六卷 : 高層變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6)》，作者：Xiaoya Chen
“顯然，對待鄧小平，趙紫陽此時只有三種選擇：一是“保鄧”、二是“拋鄧”，三是“挾鄧”。筆者無法想像，趙紫陽會在學生面前“保鄧”。鄧也沒有危機到需要他去保護的地步。他本人的境況，綜合來看，並不比鄧小平更好。聰明絕頂的他，不會不知道，在這個時候，在學生面前為鄧辯護，那還不如不去。筆者也無法相信，趙紫陽會到學生裡去“拋鄧”。如果趙有這個“主觀故意”，那就意味著他有自己當頭的心理準備，並必須有相應的組織動作。但趙紫陽都沒有。舉兩個例子：一個是與軍隊的關係。筆者曾就此詢問過鮑彤：“陳小雅：趙為什麼不要軍權？鮑彤思考。姚監複：趙剛上任，召集師以上幹部會見，結果楊尚昆辦公室來了個電話：‘尚昆同志可不可以去啊？’他就知道，已經插進來了。鮑彤：應該說，趙沒有這個野心。他忙不過來。他一心想搞好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 68]從這個對話看，趙紫陽對軍權是沒有興趣的。雖然，傳聞在 1988年，為防止“價改”出現的政局不穩，他曾提議建立一支由自己親自掌握的，有“ 30萬人的特種部隊”。[ 69]但在遇阻後，並未作出進一步擴展軍權的努力。這大概是他能與楊尚昆合作愉快的前提之一。[ 70]他也許並不想怠忽職守，而是覺得沒必要在這個自己既無本錢、也無實力、更無想像力的領域強出頭。他的人，對楊尚昆在這方面的動作的麻木，恰好與他對胡耀邦[ 71]和鄧力群[ 72]的警覺性形成鮮明對照。由此，我們可以推斷，一個對軍權無意的人，不可能有當獨裁者的主觀願望。另一個是與新聞界的關係。據《人民日報》內部消息： “《人民日報》與趙紫陽的關係：《人民日報》在黨內非正統派。實體主流不是從延安過來的，是鄧拓帶來的‘華北幫’。社領導一層中，老幹部是延安時期的；比較年輕的像保育均這樣的人，也是經過文革磨難，在思想上比較超越的。與胡耀邦的感情比較深。秦川是習仲勳的人。 1989年的主導思想是希望保趙，保改革成果，反治理整頓。陸超祺有一句話：‘我們討論來，討論去，無非是怕出第二個胡耀邦。’組織上與趙沒有什麼關係。胡耀邦下臺後，相當一段時間趙沒過問《人民日報》的事。後來請人與鮑彤通了話。鮑只說：‘聽招呼就行了’。 1989年鮑的唯一指示就是‘正面宣傳趙紫陽的亞行講話’。報社的主流思想也是希望理智、秩序軌道行事。少數人主張體制外的搞法。‘號外’[ 73]純屬體制外行為，但影響很大。 5月 18日，聽說‘鄧小平下臺’傳聞，保育均曾給鮑彤電話求證此事。鮑只說了一句話：‘絕無此事！’”[ 74]“戒嚴後，錢李仁一直沒離開報社，等趙通知最後幹一下，但趙沒有出現。此前，他一直堅持‘四二六社論’不鬆口，作為黨報，他要聽中央的。”相信讀者已經看懂。毛澤東曾有一句名言：“一個槍桿子，一個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鞏固政權更要靠這兩杆子。”趙紫陽對這兩杆子的態度，說明他無意用非常手段奪取最高領導權。他親手把鄧小平捧為“獨裁者”，並非他在審美意義上更喜歡“獨裁制度”，而僅僅是為了“便宜行事”而已。”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六卷 : 高層變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6)》，作者：Xiaoya Chen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六卷 : 高層變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6)》，作者：Xiaoya Chen
“根據趙紫陽的回憶，“戒嚴”一事似乎是由楊尚昆率先提出的。趙紫陽道：“尚昆不贊成修改社論，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說廖漢生[ 247]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的主張，實際上他改變了主意。”[ 248]但不知什麼原因，李鵬的日記和《真相》隻字未提此事。據《真相》記載，在大家都發表了看法之後，鄧小平說：“大家都看到了，現在，北京乃至全國的形勢都相當嚴峻。特別是北京，無政府狀態越來越嚴重，法制和紀律遭到破壞，許多高校陷於癱瘓，公共交通到處堵塞，黨政領導機關受到衝擊，社會治安惡化，遊行的人數越來越多，已經嚴重干擾和破壞了生產、工作、學習和生活的正常秩序。如果再不結束這種狀況，任其發展下去，我們已經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將變為泡影，中國將出現一次歷史性的倒退。退，就是承認他們那些；不退，就是堅定不移地貫徹我們 4月 26日的社論方針。陳雲、先念、彭真等老同志，當然包括我，看著北京的局勢都憂心如焚。北京已經不能維持了，必須首先解決北京的安定問題，不然全國其它省、區、市的問題解決不了。臥軌、打砸搶，不是動亂是什麼？再這樣下去，我們都要被管制了。考慮來考慮去，要請解放軍出來，要在北京戒嚴，具體一點就是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戒嚴的目的就是為了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這是黨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我今天鄭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出來，希望你們考慮。”[ 249]李鵬《“六四”日記》還記載了鄧小平講話的其他內容：“措施不堅決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辦法是戒嚴，只有這個辦法才能夠在較短時間內使動亂平定下來。在戒嚴期間要打擊壞蛋，不打擊這一部分人是不行的，但是人數不要多，少數幾個人。戒嚴就是要動用軍隊，軍隊也要教育好，只要不搞打砸搶，軍隊也不還手。如果衝突起來，碰傷一些人也是難免的。北京警力不夠，要恢復正常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學習秩序，只有宣佈戒嚴。動作要快，準備好了就立即實行戒嚴。目的是為了保護大多數，不要讓更多的人捲進去，陷進去。”[ 250]鄧小平繼續說：“戒嚴也是保護大多數，但有些人硬要鬧，而且讓它擴大，也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要安定全國，必須首先安定北京。戒嚴首先要保護黨中央、國務院、重要的政府部門的安全，要保護公用事業的安全，要保護通訊部門和電臺的安全。現在社會一片混亂，什麼壞人都出來了，搞打砸搶的也出來了。所以，我們的行動要越快越好。態度要比前更加鮮明，戒嚴的風不能過早放出去，否則效果就差了。”[ 251]鄧小平提出戒嚴後，會場的空氣變得十分嚴肅。各位常委都意識到，決定中國命運的時候到了。李鵬首先表示，對實行戒嚴“完全同意”，又說“這是不得已而為之”。之後，姚依林也表態同意戒嚴。據李鵬回憶，喬石點頭表示同意。胡啟立還是那一句話，對當前局勢感到憂慮。最後，輪到趙紫陽表態時，趙紫陽答道：“有決斷總比沒有決斷好。不過，小平同志，這個方針我很難執行，我有困難。”鄧小平冷冷地回答道：“少數服從多數嘛。”趙紫陽表示：“我服從黨的組織紀律，少數服從多數。”[ 252]各位常委表態後，鄧小平提出戒嚴的事由李鵬、喬石、楊尚昆主持，除衛戍區、公安、武警參加外，還要調一些部隊進北京。鄧小平還表示，他將為戒嚴一事承擔責任：“將來寫歷史，錯了寫在我賬上。”[ 253]末了，鄧小平還提到保密的問題。他告誡與會者：戒嚴一事，在公佈以前要絕對保密，以便軍隊順利進入北京。他還尖銳指出：“你們常委辦公室裡有奸細。我倒要看看，這次是誰走漏消息。凡走漏消息者，要以黨紀國法嚴加處置。”[ 254]趙紫陽回憶：當時，“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 255]據《真相》記載，會議決定：一、晚上繼續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具體部署如何實施戒嚴；二、中央政治局常委于 18日早晨去醫院看望絕食學生；三、李鵬於 18日與學生代表進行對話，要求絕食學生全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來；四、 18日上午，政治局常委向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報告部署戒嚴情況。會後，鄧小平親自打電話給陳雲、李先念、彭真，並由秘書通知鄧穎超、王震和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於第二天上午開會，通報實際由鄧小平決定，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名義作出的戒嚴部署。[ 256]下午 6 ∶ 00左右常委會結束。趙紫陽先行離開。事後，他說他不知道鄧小平是否還將其他人留下作了其他部署。顯然，一旦失去鄧小平的支持，他已經感到自己仿佛成了外人。李鵬則毫不隱晦，他感到“精神為之一振”。但是，這種心情並沒有維持多久。當他從米糧庫胡同出來時，立即感到落入了另一個天地：由於學生糾察隊的阻攔，來往於天安門和中南海附近的行人和車輛，都行走極慢。往日從鄧小平家回中南海，坐車只需要 10分鐘，今天為了避開學生的檢查，他的座駕不得不“繞大道穿小胡同”走了“半個多小時”，才回到中南海。他在這一天的日記中憤憤地寫道：“堂堂 12億人的中國合法政府，此時此刻似乎已成為‘地下政府’。”[ 257]據高層當日獲得的消息，這一天，全國已有 27個城市的 170多所高校發生遊行示威，武漢學生佔據了長江大橋，京廣鐵路被堵塞。趙紫陽回到中南海家中，於是發生了我們本章開頭看到的那一幕。他在家中的飯桌上發出了警告，但應該不是陳一諮的原話，否則難當“洩密”的指控。據杜導正記錄，趙紫陽是這樣對家人說的：“我的緩和事態的方案沒有被接受，形勢會很嚴峻。如果矛盾激化，在歷史上是說不過去的。我既然在這個位子上，就不能同意這樣做。但是，這樣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會牽連你們。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 258]而此時，鄧小平的戒嚴決定已經做出。所以，這個決策與他在晚飯桌上看到的那份《五一七宣言》並無關係。當晚 8 ∶ 00，也就是在鄧家召開常委會兩個小時以後，回到中南海的常委們，再次在勤政殿小會議室開會，落實戒嚴措施。據李鵬日記，在這次會上，“趙紫陽一開頭就說，我知道我的時間已經結束，[ 259]已經寫好信向常委請長假，因為我留在常委會妨礙你們的工作。尚昆同志勸他不要這樣做。會議確定， 5月 19日晚召開在京的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北京戒嚴時間初步定在從 21日開始。軍隊的調動則由尚昆同志具體安排。”[ 260]會後，李鵬分別找羅幹、溫家寶、閻明複到辦公室談話，就當天常委會關於戒嚴的決定向他們作了通報。[ 261]就在同一天，美國參議院外委會通過決議，要中國政府避免使用武力，否則，將嚴重損害同中國的關係。[”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六卷 : 高層變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6)》，作者：Xiaoya Chen
“1989年 5月 17日下午 4 ∶ 00，在中國首都決定戒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鄧小平家召開。出席會議的除鄧小平外，還有政治局常委五人：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以及按慣例列席常委會的楊尚昆、薄一波。萬里因出國未能列席。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擔任記錄。[ 224]會議一開始，趙紫陽先簡單地介紹了學潮情況，他說，“現在絕食的學生被推到台前去了，想下來也下不來，事情很棘手。當前最重要的是要說服學生把絕食和他們的要求分開來，讓絕食的學生先從廣場上撤下來，回到學校去。否則，廣場上瞬息萬變，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局勢很緊張。”趙紫陽還談到：“同學生對話主要卡在‘四二六’社論定性上。‘四二六’社論引起這麼多人誤解，一直對立，總有說不清楚或不正確之處。現在唯一能夠立即見效的，就是必須對社論定性松一下口。這是關鍵，可以贏得社會同情。我們給學生脫了帽子，就比較主動了。如果絕食拖下去，死了人，勢必火上加油。如果採取和群眾對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域失控的現實危險。”[ 225]根據張良《中國“六四”真相》（以下簡稱《真相》），緊接著趙紫陽講話的，是列席會議的楊尚昆。他說：“學潮發展到今天，已經一個多月了。這一個多月來，首都是不是發生了動亂？是。現在已經鬧得連國事都不能正常進行，連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和接待活動都不能正常進行，鬧得連走路、上下班都成了問題，首都還有什麼秩序？還能說沒有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還不是動亂？我們誰要承認這種行動不是動亂，那還怎麼進行改革、開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是，我們必須把煽動、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和動機純潔的學生及其他善良的人們嚴格區分開。”[ 226]在趙紫陽的記憶中，緊接著他發言的不是楊尚昆，而是李鵬和姚依林。趙紫陽敏感到，在他的講話過程中，鄧小平表現出“很不耐煩，不以為然”的情緒。[ 227]因此，他一講完，李鵬和姚依林立即站起來，對他進行了反駁。[ 228]李鵬的《“六四”日記》部分支援了趙紫陽的說法。他說：“我第二個發言，對趙的意見表示堅決反對。我說，‘四二六’社論是正確的。《社論》發表後，形勢本來已逐步好轉，但趙紫陽 5月 4日講話，跟中央調子不一樣，又重新點起火來，以致發展到今天這種混亂地步。當前惟一辦法是中央常委團結一致，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真相》記載，李鵬的批評還提到，趙紫陽出訪朝鮮期間，政治局常委徵求他的意見時，他就打回電報明確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 4月 30日回國之後，他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還再次表示，同意鄧小平的講話和 4月 26日社論對動亂的定性，認為前段對學潮的處理是好的。但是，沒過幾天，他卻在“亞行講話”中發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決定、鄧小平講話和社論精神完全對立的意見，“這篇講話未徵求過常委們的任何意見。”李鵬說：“第一，在已經出現明顯動亂的情況下，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第二，在大量事實已經證明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他還堅持說，他們絕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經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利用學潮策動動亂的情況下，他還只是說‘難免有人企圖利用’，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央關於極少數人已經在製造動亂的正確判斷。”在揮舞了一輪“主觀大棒”後，李鵬緊接著把矛頭指向了鮑彤：“趙紫陽同志的這番講話，是鮑彤事先為他起草好的。鮑彤還要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中央電視臺當天下午就立即播出。”接著，他指責趙的講話報導後，在幹部、群眾中“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給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撐了腰、壯了膽、打了氣”。讓“北京市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人們感覺“中央出了兩個聲音”，搞不清“誰對誰錯，以誰為主”？“同哪個中央保持一致？”“有的高校做學生思想工作的幹部感到被出賣了，傷心得流下了眼淚。所以，出現了高校政治思想工作幾乎完全癱瘓的局面，致使現在的局勢越來越嚴重。”[ 229]從《真相》提供的這套版本看，此時的李鵬一反往日給人留下的語言木訥、口齒不利的狀況，不僅行文流暢、邏輯清楚，而且氣勢不凡！在李鵬的記憶中，接下來是喬石發言，但趙紫陽的記憶支持了張良。《真相》記載，接下來姚依林說道：“紫陽同志接見亞行理事會的講話，不講金融問題，只講國內學潮，要是不看���題，誰都不相信這是一篇對外國人的講話。我認為紫陽同志的這篇講話是有明確意圖的。這篇講話講學生的行動是愛國的，這可以理解。然後就提出我們確實有很多腐敗現象，是和學生想到一塊了，我們將通過民主、法制解決這些問題。這篇講話根本沒有說‘四二六’社論是否正確，繞開這個問題。這是一篇相當重要的講話，這篇講話等於把小平同志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常委內部的不同看法統統暴露在學生和別有用心者面前，致使學潮越鬧越大，幾乎達到失控的局面。還有一條，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紫陽同志昨天在與戈巴契夫會談的時候，要把小平同志推出來，在現在這樣的局勢下，講這番話，無異是要把這次事件的全部責任推到小平同志頭上，把學潮的矛頭對準小平同志，這等於是給已經混亂的局勢火上加油。”[ 230]姚依林的這段講話，對趙紫陽兩次講話動機的懷疑和效果的描述，與一般公眾的感覺相去不遠。接下來，趙紫陽對姚依林的兩項指控進行了辯解。他說道：“關於我 5月 4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本意是想促進學潮的平息，同時也想使外資增強對中國穩定的信心，講話發表後，開始聽到的是一片好的反映。……尚昆、喬石、啟立等同志都認為反映不錯，李鵬同志當時還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李鵬同志說我的講話未經常委討論，這是事實。不過，中央各位領導同志接待外賓時的談話（除正式會談方案外），歷年都不提交常委討論，一般都是根據中央的方針自己去準備。關於昨天我同戈巴契夫的談話。十三大以來，我在接待國外党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的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上更明確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導。為什麼昨天講了這個事呢？我從朝鮮回來後，聽說小平同志 4月 25日關於學潮問題的講話傳達後，在社會上引起很多議論，說常委向小平同志彙報不符合組織原則。還有一些難聽的話。我覺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說明。在戈巴契夫來訪的前兩天，我與工人和工會幹部座談對話時，會上也有人提出這類問題。當時我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作了說明，效果良好。他們說，我們過去不瞭解，現在知道了就好了。在此之前，陳希同同志就針對人們有關‘垂簾聽政’的錯誤議論向大專院校負責人做過解釋，說明了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有關決定的情況，效果也是好的。陳希同同志在 4月 28日的常委會上還彙報過這個情況。因此，我就考慮，如果通過公開報導，把這一情況讓群眾知道，對減少議論可能有所幫助。我當時向戈巴契夫同志通報的內容是，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我有意識的沒有講，可以召集會議和由他拍板的話）。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由小平同志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會傷害小平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231]說這番話時，趙紫陽沒有考慮到，此前他已經公開表示與鄧小平不同的主張，他的講話之所以讓人“誤解”，其直接的背景和原因都在這裡。大概因為這個原因，鄧小平對他的解釋並不領情。據《真相》記載：“趙紫陽說這話後，鄧小平說了一句份量極重的話：紫陽同志，你 5月 4日在亞行的那篇講話是一個轉折，從那以後學生就鬧得更凶了。”接下來，鄧小平再次對自己的“四二五”講話按了“確認”鍵：“是沒有錯。[ 232]我們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絕對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內戰’不一定都要用槍炮，用拳頭、木棍也可以打得很凶。民主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但前提必須是國家保持穩定。這次事情不一樣。事情一爆發出來，就很明確。一些同志到現在還不明白問題的性質，認為這只是單純的對待學生的問題，實際上，對方不只是那些學生，更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他們的根本口號就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完全依附於西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不懂得這個根本問題，就是性質不清楚。……”[ 233]為什麼從一開始就斷言學運的目的是要“打倒共產黨“？而不需要證據？為什麼搞民主就一定會出現一個“依附於西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共和國”，也不需要邏輯的推導？一段時期以來，筆者一直認為，此刻的老人，是否在以對事務“性質”或“實質”的所謂“洞燭”為名，掩蓋其老年性腦缺血的症狀造成的思維疲乏？直到讀到戴晴所寫《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瞭解到中共建政前夕，美國確有以建立“聯合政府”，容納“民主個人主義者”參政為交換的承認條件，因此導致了毛澤東“一邊倒”的外交選擇。筆者方知，這個當年留下的病灶，歷經反右、文革兩次大爆發，在改革開放後，雖然已成“疤痕”，但一遇颳風下雨，依然會有所反應。”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六卷 : 高層變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6)》，作者：Xiaoya Chen
“對於十三屆一中全會通過上述決定的過程，鮑彤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給予了詳細的說明：“問：有人針對海外新聞媒體報導，您早先關於十三大一中全會（重大問題請鄧小平掌舵）決議形成經過的介紹，認為是趙紫陽參與了這一最後使他自己倒臺的‘垂簾聽政’政治機制的設計……，對這種觀點您持什麼樣的評論？”“答：十三屆一中全會確有‘重大問題請小平同志掌舵’的決議。那是中委和中顧委聯席會議，小平在座。一中全會開幕，紫陽在致辭時講了這段話，全場鼓掌。紫陽說，好，大家贊成，這就是全會的決議。大家又鼓掌。趙的這番話和大家兩次鼓掌，都出於對鄧的尊敬。“上一天，紫陽找我，說，小平同志退下來了，一中全會上應該有所表示。為了表達對小平的尊重和感謝，不宜即興措辭，需要有個底稿，屆時基本上採取宣讀形式，以示鄭重。所以我既是中央全會的參加者，也是趙致辭的底稿的起草人，前因後果我清楚。”[ 86]對於自己參與制造的這個錯誤，儘管不負主要責任，鮑彤依然作了深刻的反思：“決議是全會鼓掌通過的，是正式的，合法的，有效的。但是，就算後來沒有發生六四事件，決議的內容仍然是不正確的，因為，把一個黨，乃至一個國家，交給一個人‘掌舵’，顯然違反憲法第二條，違反科學的歷史觀，也違反十二大黨章所表述的組織原則。”[ 87]“這個原則性的錯誤，主要責任無疑在紫陽，我也有份。……許多人在造神的過程中都出過力，紫陽出過力，我雖人微言輕，也曾略盡綿力。”[ 88]“回顧這段歷史，是為了針砭自己，也有提醒別人的用意：把人神化或者鬼化，是咱們中國人（是的，中國人！——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人）很容易很容易犯的毛病。”[ 89]對此，原中國社科院馬列所所長蘇紹智也曾有一段嚴厲的評論：“通過這個決定，猶如 1943年 3月 20日中共中央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其精簡的決定》。那時，不但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而且在組織上推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時，同時規定‘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他說：“這實際上違背了黨章，成為日後毛澤東淩駕於黨之上，享受絕對權威，無法無天的章本。”“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不吸取毛澤東最後決定權的教訓，反而違背黨章，首倡賦予鄧小平最後決策權，而與會諸公卻只知逢迎，鼓掌通過。這實際上促成鄧小平的“太上皇”地位，是他日後能翻手把總書記打翻在地，並違反天下民心，獨裁決定‘六四’屠殺的章本。而且趙紫陽宣導的賦予鄧小平最後決定權之不合法程度還甚於 1943年之賦予毛澤東之最後決定權。因為 1943年毛澤東畢竟是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而 1987年的鄧小平，照他自己說，不過是個普通的共產黨員； 1943年中共中央還正式作了決定，而 1987年的十三屆一中全會不過鼓掌通過而已。”[”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六卷 : 高層變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6)》，作者：Xiaoya Chen
“顯然，對待鄧小平，趙紫陽此時只有三種選擇：一是“保鄧”、二是“拋鄧”，三是“挾鄧”。筆者無法想像，趙紫陽會在學生面前“保鄧”。鄧也沒有危機到需要他去保護的地步。他本人的境況，綜合來看，並不比鄧小平更好。聰明絕頂的他，不會不知道，在這個時候，在學生面前為鄧辯護，那還不如不去。筆者也無法相信，趙紫陽會到學生裡去“拋鄧”。如果趙有這個“主觀故意”，那就意味著他有自己當頭的心理準備，並必須有相應的組織動作。但趙紫陽都沒有。舉兩個例子：一個是與軍隊的關係。筆者曾就此詢問過鮑彤：“陳小雅：趙為什麼不要軍權？鮑彤思考。姚監複：趙剛上任，召集師以上幹部會見，結果楊尚昆辦公室來了個電話：‘尚昆同志可不可以去啊？’他就知道，已經插進來了。鮑彤：應該說，趙沒有這個野心。他忙不過來。他一心想搞好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 68]從這個對話看，趙紫陽對軍權是沒有興趣的。雖然，傳聞在 1988年，為防止“價改”出現的政局不穩，他曾提議建立一支由自己親自掌握的，有“ 30萬人的特種部隊”。[ 69]但在遇阻後，並未作出進一步擴展軍權的努力。這大概是他能與楊尚昆合作愉快的前提之一。[ 70]他也許並不想怠忽職守，而是覺得沒必要在這個自己既無本錢、也無實力、更無想像力的領域強出頭。他的人，對楊尚昆在這方面的動作的麻木，恰好與他對胡耀邦[ 71]和鄧力群[ 72]的警覺性形成鮮明對照。由此，我們可以推斷，一個對軍權無意的人，不可能有當獨裁者的主觀願望。另一個是與新聞界的關係。據《人民日報》內部消息： “《人民日報》與趙紫陽的關係：《人民日報》在黨內非正統派。實體主流不是從延安過來的，是鄧拓帶來的‘華北幫’。社領導一層中，老幹部是延安時期的；比較年輕的像保育均這樣的人，也是經過文革磨難，在思想上比較超越的。與胡耀邦的感情比較深。秦川是習仲勳的人。 1989年的主導思想是希望保趙，保改革成果，反治理整頓。陸超祺有一句話：‘我們討論來，討論去，無非是怕出第二個胡耀邦。’組織上與趙沒有什麼關係。胡耀邦下臺後，相當一段時間趙沒過問《人民日報》的事。後來請人與鮑彤通了話。鮑只說：‘聽招呼就行了’。 1989年鮑的唯一指示就是‘正面宣傳趙紫陽的亞行講話’。報社的主流思想也是希望理智、秩序軌道行事。少數人主張體制外的搞法。‘號外’[ 73]純屬體制外行為，但影響很大。 5月 18日，聽說‘鄧小平下臺’傳聞，保育均曾給鮑彤電話求證此事。鮑只說了一句話：‘絕無此事！’”[ 74]“戒嚴後，錢李仁一直沒離開報社，等趙通知最後幹一下，但趙沒有出現。此前，他一直堅持‘四二六社論’不鬆口，作為黨報，他要聽中央的。”相信讀者已經看懂。毛澤東曾有一句名言：“一個槍桿子，一個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鞏固政權更要靠這兩杆子。”趙紫陽對這兩杆子的態度，說明他無意用非常手段奪取最高領導權。他親手把鄧小平捧為“獨裁者”，並非他在審美意義上更喜歡“獨裁制度”，而僅僅是為了“便宜行事”而已。”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六卷 : 高層變局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6)》，作者：Xiaoy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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