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do you think?
Rate this book
八九民運史 #2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
本書是一部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1996年出版的《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的修訂本的分卷版。本書綜合了廿多年來新披露的文獻資料、本人的採訪、研究，除介紹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和“89/64事件”過程外，重點聚焦了一些公認的大案、疑案、懸案，探討事發生前後的朝野互動、高層博弈、民間競爭和精英分野等問題，並對其背後的隱秘進行了深入探討，在諸多方面提出了新解。全書約129萬字。
127 pages, Kindle Edition
Published July 22, 2019
5 people are currently reading
3 people want to read
Ratings & Reviews
Friends & Following
Create a free account to discover what your friends think of this book!
Community Reviews
Displaying 1 of 1 review
August 29, 2022
“當 20世紀初期，辛亥革命志士以“沉舟側畔千帆過”的風發意氣，宣佈“洋務”與改良”作為政治路線的最終破產時，他們不會想到，當革命高潮揚起的泡沫灰飛煙滅之後，在社會河床底部滾滾湧動而推進歷史的，正是那些點滴的改良和近代化勢力在起作用。當人們在爭論法國大革命是一場“暴民叛亂”或是人類進步的樞紐時，人們不會想到，這在很大程度上既不取決於路易家族的情感，也不取決於丹東、羅伯斯庇爾們的行為是否純正，它取決於歷史的走向！取決於人類作為總體的價值追求。而當人類的這種追求目標發生轉換，人們將對一切價值進行重估時，他們也不妨對自己昔日謨拜的偶像棄之如糞土。所以，對於八九民運的評價，是一件人類的事情，是一個關乎人類總體的價值追求的問題，是歷史的事情。它與那些蠅營狗苟者的鼠目寸光、可憐私利毫不相干。在何新的立論中，“權力”，似乎是一個類似試金石式的東西。他的邏輯仿佛是，為民主，反腐敗就不應該有權力訴求；以權力為目標的運動就沒有正義與非正義可言。為了引起李鵬們的注意，這個“著名文字學家”一再使用了“顛覆”這個詞彙。顛覆者，權力也。這種做法，正好不打自招地道明，“權力”恰恰是最能刺激李鵬們的一個實在的字眼。不管民運是否以奪取權力為目標，反正當權者把權力看作一切中心的中心，這一點恐怕要因為何新的這一強調，而更加昭然若揭了。那麼，人們自然會反問：既然權力如此骯髒，以維護權力為目標的政治行為又有什麼正義可言呢？也許是顧及到讀者並不愚鈍，他注意在現“政權”前面冠以了"合法”的定語。但這位“著名歷史學家”恰好忘記，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恰恰在於它的人民的擁護。人民的革命，是當今世界一切憲法之母。革命是造法的機器，並不需要“依法”行事，就尤如上帝永遠無需加入教會一樣。”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4月 1日北京改革理論界人士主辦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召開。參會的五百多位中青年學者，彙集了從中央到地方，從體制內到體制外的各路精英。不僅有諸如嚴家其、包遵信、戴晴、溫元凱等有爭議人物，也有諸如李克強、俞正聲、王岐山、李源潮、劉延東等日後成為黨國要人的政治精英。趙紫陽甚至派他的秘書李湘魯，兒子趙二軍也“潛伏”於會中。[ 363]會議對經濟改革停滯不前、政治改革不能推展、中央決策久拖不決、社會矛盾層出不窮等現實問題熱烈討論。中國科技大學教授溫元凱還提出有關“多黨制”等敏感問題。研討會在規模和氣勢上都超過了去年中宣部操控的“十年改革理論討論會”。[ 364]也是通過這次會議，陶斯亮物色到了一批中青年理論界人士，成為八九民運中統戰部介入學運，進行“斡旋”的依靠骨幹。[ 365]會後，中央統戰部六局副局長陶斯亮總結這次會議時，懇切道出了它的缺陷：“整個會議的熱點是政治體制改革，雖然討論議題有好幾個，但與會者都擁到政體改革這一組，致使經濟改革、文化建設，甚至連通貨膨脹等熱門話題都受到冷落。這是會議組織者未料到的情況，這反映了在經改步履維艱的情況下，知識份子希冀從政體改革中找到出路的心態。而會議的最大缺陷也恰恰在於此，兩三百人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理論上顯得單薄，更拿不出方案來，種種看法均難達到共識。”[ 366]”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2月 13日，有 33人簽名的《致人大常委會及中共中央的公開信》發出。三天后公開發表。其內容為：“我們得悉方勵之先生于 1989年 1月 6日致鄧小平主席的公開信後，深表關切。我們認為，在建國 40周年和五四運動 70周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將會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的和諧氣氛，同時也是符合當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權的普遍潮流的。 1989年 2月 13日 ”[ 342]在這封信上簽名的有 33人：北島、邵燕祥、牛漢、老木、吳祖光、李陀、冰心、張潔、宗璞、吳組緗、湯一介、樂黛雲、黃子平、張岱年、陳平原、嚴文井、劉東、馮亦代、蕭乾、蘇曉康、金觀濤、李澤厚、龐朴、朱偉、王焱、包遵信、田壯壯、劉青峰、芒克、高皋、蘇紹智、王若水。陳軍把自己的名字列在了最後。許良英組織的“公開信”遲至 13天以後才發出。但就內容的全面、人員的整齊，以及致送之廣大，卻是三封公開信中首屈一指的。這封信寫道：“趙紫陽總書記、萬里委員長、李先念主席、李鵬總理、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國務院：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思想解放為先導，以開放、改革為基本國策的我國現代化事業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儘管中間曾出現過一些曲折和失誤，但總的發展方向還是順應民心和世界歷史潮流的，這個十年確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然而今天，改革在前進中遭到嚴重障礙：腐敗成風，‘官倒’猖獗，物價飛漲，人心渙散，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面臨嚴重危機。繼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不能不為此憂心忡忡。為了使現代事業不致夭折，我們這些長期戰鬥在科研、教育、文化第一線上的老年和中年知識份子，本著為國為民的社會責任感，以赤誠的愛國心，懇切地向你們提出如下建議：（一）在堅持開放、改革的前提下，盡力使政治體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經濟改革同步進行。因為世界歷史經驗和中國現實告訴我們，政治民主化（包括法治）是經濟改革和整個現代化事業的必要保證。只有實現民主化，人民才能充分發揮主動性和積極性，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難以避免的困難，全國人民會樂意共同承擔，通過群策群力，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而且，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實現民主，在廣大人民的監督和有效的輿論監督下‘為政清廉’才有可能實現。反之，不受人民監督的政權，就無法杜絕腐敗現象。這一歷史必然規律，早已為人所共知。（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條件，是切實保證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特別是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權利。只要人民能夠暢所欲言，各種不同意見都可以公開發表，對任何領導人批評不會受到打擊報復，全國就會出現一個活躍、舒暢、和諧的局面，公民的民主意識就得以充分發揚，這是安定團結唯一可靠的保證，改革由此可以順利前進。（三）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不再因思想定罪，將為我國政治開創一個新紀元。（四）對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但卻決定國家未來命運的教育和科學事業，應予以必要支持，盡可能增加教育經費和科研（尤其是基礎研究）經費在國民經濟產值中的比重，提高知識份子（包括老、中、青和已離退休的）的生活待遇，使他們不致長期陷於困境。目前已有若干 50年代的一級教授申請困難補助，最近又有 78歲二級高級工程師因生活困難而跳樓自殺身亡。這顯然不利於現代化事業，也有損國家形象。以上建議如蒙採納，將是國家民族之大幸，七十年前五四運動先驅者所宣導的民主和科學得以在中華大地上真正發揚光大，也將為建國四十周年創造喜慶的氣氛。此致敬禮 1989年 2月 26日”[ 343]在這封信上簽名的有：錢臨照、王淦昌、施雅嵐、許良英、過興先、薛禹谷、葉篤正、黃宗甄、胡世華、朱兆祥、周明鎮、許國志、蔣麗金、孫克定、汪容、劉源張、茅于軾、胡濟民、嚴仁賡、張宣三、杜汝楫、于浩成、張顯揚、李洪林、包遵信、劉盛際、邵燕祥、吳祖光、王來棣、顧知微、戈革、劉遼、張昭慶、梁曉光、張崇華、厚美瑛、吳國禎、蔡詩東、曹俊喜、蕭淑熙、周禮全、梁志學。”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2月 25日，美國總統老布希訪問中國。 26日晚，他在長城飯店舉行德克薩斯式烤肉招待會，沒經中國政府同意，邀請了幾名中國政府不喜歡的人出席。他們是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經濟學家蘇紹智、文藝界著名人士吳祖光。老布希到別人家裡做客，邀請主人不喜歡的人，主人當然是不愉快的。在被邀請的人當中，除方勵之外，其它四個人都出席了。方勵之接到請帖後乘車去長城飯店。途中車子被員警以違反交通規則的名義扣下。方改乘計程車，途中又以違反交通規則的名義受阻。方又改乘公共汽車，汽車到站時，員警不讓停車。他又步行很長的路到美國大使館，使館門前的中國員警不讓進入。方又到加拿大使館一位外交官員的家裡，這位外交官用外交車把方勵之送到香格里拉飯店的新聞中心。在這裡他接受了外國記者的採訪。第二天在家裡又開了記者招待會。 28日，美國官方就方勵之未出席布希的晚宴事發表談話。 3月 1日，中國外交部就美國官方這個談話發表評論，對美方‘不負責任的談話’‘感到驚訝並深表遺憾’。”[ 329]在中國方面看來，這等同於把鄧小平此前會見布希的談話視作耳旁風。因為就在布希告別晚宴的當天——1989年 2月 26日，鄧小平對美國總統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中國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中國正處在特別需要集中力量發展經濟的進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結果是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只會出現國家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面。我們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 330]這顯然就是中國政府的立場。它是參考蘇東局勢，並對其前景作出估計的產物。但是，“晚宴事件”使持不同政見者和政府的矛盾更加公開化。據日後成為八九民運骨幹的北大作家班學員張伯笠回憶： “……北大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海子之死。……他留了一個遺書，這個遺書非常苦悶，就是說沒有出路。這個是北大學潮的一個起源，人們就要思考問題了。第二個問題是方勵之的一封信，方勵之給鄧小平簽名的一封信，簽名運動，就是釋放魏京生，這是第二個對北大震撼的。第三個對北大震撼的就是方勵之的赴宴。二月份布希請方勵之吃飯，方勵之去了，但是被員警攔住，說是司機違章。用這個非常卑鄙的手法，沒讓方勵之去準時赴宴。方勵之第二天在北大貼出了一個沒有赴宴的經過。這個經過在北大人的心中又產生了一種反感：共產黨現在什麼手段都使了。”[”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說來幸運，方勵之對祖國科學事業的激情恰好與此時國家的“四化”建設目標合上了拍！在上世紀 80年代，乘著幹部“知識化、年輕化、專業化、革命化”的東風，方勵之這位中國科學院最年輕的正教授，有 27年黨齡的“老黨員”，這個機會很快就來了。 1984年 9月，他被任命為中國科技大學的副校長。到 1987年 1月被撤銷這個職務，約不到兩年半的時間裡，方勵之在這個位置上幹的可謂有聲有色，但也從此被形勢推上了一條不歸路。其中有幾個事件，甚至於震動朝野：第一件，是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認為前十七年進行的是“愚民”教育，背離現代教育觀，[ 302]由此開罪於國家教委的某些人。第二，發表著名的“誰養活誰？”的演講。向學生灌輸“納稅人”觀念，用實際數字表明，不是執政黨給了學生受教育機會，而是納稅人享有受教育權利。[ 303]第三，在北大無線電系學生會作報告，揭露北京市副市長冒充物理學家，頂替名額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致使安徽省委、中紀委、中科院出面干預，提出“勸方退黨”和無限期取消出國研究講學機會。只因在胡啟立、胡耀邦的力挽下，方勵之躲過一劫。但此事在清算胡耀邦包庇“自由化分子”時，成為了他的罪狀之一。[ 304]第四，發表一系列講話，對“自由化”推波助瀾。在上一章裡，我們曾談到鄧小平為與戈巴契夫競爭“改革旗手”需要輿論造勢；在本章的上一節裡，我們談到陳子明們從“經改”轉向“政改”，搶佔戰略制高點的變身，以及二者與 1986年夏季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輿論的關係。後來的許多歷史論述者把這一輪“輿論熱”歸結于“自由化分子”一手推動和胡耀邦的縱容，這至少是片面的。看看方勵之這一系列講話出臺的過程，我們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當時的輿論背景：“在 1986年的夏天，至少我，完全沒有預感到幾個月後即有危機爆發。在我從美國回北京之前，我還到人跡稀少的北極圈裡逍遙。……對北極的第一個感受就是，這裡的一切都亂了套。一天可以不分白天和黑夜，一年也分不出春夏秋冬，奇努那[ 305]同時有春天的花，夏天的不落的太陽，秋天的層雲，以及冬天的寒風。”“這時，我想起朋友來信說，北京興起了文化熱，爭論的焦點是，中國的改革到底應以‘中文化’為體，還是必須‘西文化’化。……我對這種爭論的興趣不大，……第一，我不是文化問題專家，不敢冒說。第二，爭論中涉及的許多……物理學家所關心的常常只是正確與錯誤，先進和落後，很少管東方還是西方。在北極上，甚至連東西南北這些概念都一律不能用了，有什麼必要一定要堅守‘中（東）體’。當我在奇努那靜觀環行不落的太陽的時候，驀地想到，可以答覆朋友了：在我看，中國改革所需要的恰是拋棄‘東’‘西’這種狹隘的地域觀，應當‘全方位開放’，即凡好者皆可用之，根本不必管它是東是西。”[ 306]這就是後來被批為“自由化”的“濫觴”。”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1988年，“九三學社”對在京成員進行的一次內部調查中，對“你最關心的社會問題是什麼？”進行回答時，人們可以從七個答案中選擇三個。調查結果顯示，有 81. 2%的人選擇了“黨內腐敗”， 72%選擇了“知識份子收入太低”， 55. 6%選擇了“通貨膨脹太高”。[ 183]在 1989年的 3月和 5月這段時間，《半月談》雜誌在 28個省進行了一次調查，要求被採訪者列舉八項社會問題。結果也是， 78. 15%的人將腐敗看作是自己最關心的問題，這個百分比要高過另一個為人們共同關心的問題——通貨膨脹。[ 184] 1988年在上海進行的一次調查中，當人們被要求就下面的說法——“富人中，有大多數是靠腐敗或者犯罪手段發財的”——作一判斷的時候，有 53. 8%的人表示贊同，只有 27. 3%的人不同意這個說法，其餘的人則沒作評論。[ 185]當時，超過 83%中國城鎮人口相信，大部分官員都是腐敗的，超過 63%的接受調查的幹部承認，他們曾涉嫌一些腐敗行為。[ 186]據楊繼繩先生記載，當時流行的民謠，也反映了社會的不滿和人心的散亂：“提了一批吹牛拍馬的，富了一批投機倒把的，窮了一批奉公守法的，抓了一批真真假假的。”“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賣彩券，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 “十億人民九億商，大家一起騙中央。”“文化革命是十年動亂，經濟改革是十年亂動，文革是無政府主義，改革是無主義政府。”“市場供應緊繃繃，經濟秩序亂哄哄，官倒私倒忙匆匆，平民百姓氣衝衝。”社會調查的結果表明，群眾不滿的原因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不正之風；二、分配不公；三、物價上漲：四、改革方向不明。尤其是對腐敗現象，群眾深惡痛絕。在三月下旬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們的發言空前激烈，其中批評最集中的就是腐敗現象。偏偏這一年又交通事故特別多。於是又有“火車親嘴兒，飛機打滾兒，輪船沉底兒，物價沒準兒。”的新謠問世。當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李貴鮮在三月一個會上說：“ 1988年是難忘的一年。 1989年是難過的一年。”[ 187]留學北美回國探親的博士生趙鼎新，也記載了他當時的綜合感受： “1989年 4月 5日，我從加拿大蒙特利爾啟程回上海探家。……和很多留學海外的中國學生一樣，我也打算完成學業後歸國。但是，當我的飛機降落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海——的時候，我感到了一種強烈的震撼。震源來自中國政治圖景所發生的劇變，僅僅兩年多的時間裡，原先存在於大多數人內心的滿意之情已不復存在。在公車上、街頭巷尾……不管我走到哪裡，人們都在議論通貨膨脹、腐敗、收入不均或犯罪猖獗的話題。‘別回來’、‘留在加拿大吧’、‘中國沒希望了’……我在上海的導師是一位黨員知識份子，他在 50年代初響應‘建設新中國’的號召從美國歸來。 1986年，我赴加留學時，他對中國的未來還充滿信心。他建議我，完成學業，馬上回國。然而，我這次去看望他的時候，他卻建議我留在加拿大。他心情抑鬱地對我說：‘現在的形勢和 1948年一模一樣。當年，我親眼見到國民黨是怎麼垮臺的。當年的一切正重新發生在共產黨身上。’”[”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1988年秋，首都知識界幾家單位聯合舉辦“全國現代化理論討論會”，與會者三百多人。在會上，利用當右派下放農村的機會，熟讀愛因斯坦也精研馬列經典的中科院研究員許良英說：“馬克思的最大歷史錯誤，並不是有人說的，在有關市場經濟，貨幣問題上，這些是次要的。馬克思最大的歷史錯誤就是不要民主，而是主張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自己說，他一生最大貢獻就是提出了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階段。恩格斯認為國家就是暴力，有國家就沒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需要國家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理論就是重複了恩格斯的話。我說，十八世紀以來，民主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可是，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卻提出要專政，反對民主，這是逆人類歷史潮流而動的。我們批判毛澤東，說他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其實，這種思想來源於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幵頭就說人類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共產黨宣言》都是講階級鬥爭。俄國、中國搞不好根子都在馬克思，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基本論斷是錯誤的。”[ 179] 1988年 12月 7日，《北京大學未來學會》舉辦《未來中國與世界》大型討論會。在會上，《走向未來》叢書主編金觀濤說，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 20世紀兩大遺產之一。被譽為新中國“四大紅色女記者”的《新觀察》主編戈揚在其後的發言中對此表示贊同。她以一個“年齡最大”老黨員的身份作證道，“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而是客氣了一點。”[”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事後，體改所社會研究室與社會輿論調查室組織的依據調查資訊寫出的《學潮分析：原因、後果及對策》指出：“調查中， 76%的人認為，造成這次 6月學潮的社會原因是‘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在 11項原因中高居榜首；其次，是知識份子待遇問題。與前兩次學潮相比，此類原因在這次學潮中明顯地突出起來。 60. 4%的人認為，學潮的原因是‘知識份子經濟地位低’，居第二位； 37. 4%的人認為是‘知識份子政治地位低’，位居第四。這說明，在改革帶來的利益格局變化下，大學生和知識份子維護自身利益的要求日益強烈”。[ 169]而對於這個純粹的社會治安案件，認為原因在“法制和社會治安狀況太差”的人占只占 47. 8，居第三位。報告甚至預言：“大學生與某些利益群體結合起來，將自己較為空洞和不現實的口號及設想變為與某些階層的具體利益緊密結合的產物。這種可能如果轉化為現實，將會導致嚴重得多的社會危機。”[ 170]據載， 1988年，僅僅北京就發生了 210多次的學生抗議活動，並出現了 1100多張大字報。[ 171]大學生的憤世嫉俗與他們對時局的清醒估計錯雜相交。一項在北京 16所大學進行的調查顯示，在大學生被問及“資本主義將使中國發展更快”和“我對當前的改革不抱希望”兩個問題時，與 1986年相比，對前一個問題持肯定態度的人在大幅上升；對後一個問題持肯定態度的在大幅下降。[ 172]據後來成為八九學運領袖的北大研究生封從德回憶：“當時在北大（學生）有好幾類，我知道的有兩派，一個叫麻派，一個叫託派，打麻將和考託福，根本就不學習，學習的都是想出國的，我就是屬於這一派。”[ 173]原本，出國對於疏導畢業生的不滿情緒，減輕社會容納就業的壓力是有利的。而無情的現實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後，出國越來越困難。因為超過 95%的中國公費留學生都沒有表現出歸國的跡象，國家逐漸停止了公費贊助，並為“留學潮”立下了越來越多的限制性規定。而比來自國內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北美大學接受中國學生的難度也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不斷地遭受到大學或者目的國簽證處的拒絕，他們為此倍感挫折。[ 174]這就難免使留學預備隊中的不滿和憤怒成倍增長。這些打算出國的學生，因為學習英語的需要，大多養成了收聽英國廣播公司（ BBC）和“美國之音”（ VOA）節目的習慣。從東歐的改革進展，到國際上人權運動的動態；從波蘭“團結工會”的圓桌會議，到菲律賓“人民力量”運動把馬科斯總統趕下臺……這裡，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瞭解國際“大氣候”的最便捷的視窗。除了“託派”和“麻派”外，校園幾大派系中還有談“老莊”道家的“玄派”，整日沉浸在男女戀愛中的“鴛鴦蝴蝶派”。據趙鼎新統計， 1988年的在校大學生的學習時數比 1978年時的學生大幅下降：[ 175]圖 2-7：大學生學習興趣遞減圖（選自趙鼎新《天安門的力量》）這種情勢，被認為是“大規模社會動亂的時機已孕育成熟”的條件之一。[”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1988年夏天，一個狂風暴雨之夜，總書記趙紫陽老母的墳被挖，屍骨被盜。這股“倒趙”風潮，在“六四”後被倒打一耙地描繪成“倒鄧保趙”風。趙紫陽心中卻十分清楚，他的命運是和鄧的支持聯繫在一起的。他說：“倒鄧不能保趙，保趙就不能倒鄧。”[ 145]但是，這次“倒趙”風證明，鄧小平其實不太容易被離間。趙紫陽回憶說，正是在到處議論“趙的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不能直接過問經濟”，“已經被架空”等等這些流言時：“鄧多次反復向我交底，說不僅目前人事格局不能變動，甚至說要我再搞兩屆總書記。 1989年元旦後，鄧和李鵬談過一次，他要李鵬分頭轉告各位常委。因為 1989年初，在常委生活會上，李鵬、姚依林就經濟上的問題，對我有些批評，有些責難。後來李鵬在找鄧解釋這件事時，鄧就向他說了，意思是保我，要他們支持我。 1989年 1月底，鄧去上海過春節前，當面向我談過這個問題，話說得很懇切。他說，他最近一直在考慮他是不是辭去軍委主席的職務，由我來搞。他說，這樣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通過這樣做表明他的決心和對我的信任。他還說，他不退，其他人也不退，工作很困難，不好搞；通過他這樣做，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當時我也很誠懇地對他說，無論如何不要這樣做，你現在掛在這裡，對我有好處。現在我們經濟工作還有些問題，物價不穩定，有些波動，無論如何現在不要提這些問題。目前這樣的格局有利於我的工作。這是 1989年 1月底他到上海過春節前談的。一直到 1989年 4月份，我訪朝前到他家談訪朝問題時，他還向我說，等我訪朝回來後，專門開會談一下要我搞兩屆的問題，不僅現在格局不能動，而且下屆總書記還要我搞，此事他同陳雲、李先念談過，他們同意了。”[ 146]以上事實證明，來自保守派的離間，並沒有削弱鄧小平對趙紫陽的信任和倚重。同時也證明，趙紫陽本人，至少在當時，也不欲改變鄧小平一人說了算的“專制“地位”。對於政治體制改革，他並無真正的興趣。”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適逢“新權威主義”討論的走向高潮，這年的 9月 21日，恰好是戊戌變法“百日維新”失敗 90周年。在《求是》雜誌的一個座談會上，有人總結變法失敗的教訓，以“光緒”與“慈禧”暗喻趙紫陽與鄧小平關係，主張中國現代化需要“乾綱獨斷”的政治強人。還有人在接受美國媒體專訪時稱：“中國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把黨政軍全部權力集中到一個領袖——趙紫陽的手中”。[ 106] 1988年 10月 31日，香港《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上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一文。文章說“在目前的情況下，只有鄧小平完全退休，才能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阻礙”，“才會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繼續推行改革開放的路線”。 11月號《解放》雜誌刊登了陪同弗裡德曼同趙紫陽會見的香港大學教授張五常返港後發表的一些言論和文章。張在接受《九十年代》記者採訪時表示，“弗的學說與趙的觀念沒有什麼不同”。隨後，他又在香港《經濟日報》發表《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文中稱：要改變中國二百年來的悲劇歷史，只有進行“獨裁改革”，“鄧小平已年高八十四，將中國今後經濟改革的問題轉移到趙紫陽身上，是很自然的”，趙即便擁有過去八年的權力還不夠，要有蔣經國那樣的權力，中國才有希望。港刊評論，“這也暗示趙的權力要超越鄧。”[ 107]一時間，“光緒”要結束“慈禧干政”的流言廣為傳播。這些動作，後來均被“保守派”作為趙紫陽集團“倒鄧保趙”的罪證。“六四”事件後，北京市長陳希同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所作《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說：“趙紫陽去年 9月 19日會見美國一位‘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後，一些據稱與趙紫陽‘智囊團’有著密切聯繫的香港報刊，大肆進行宣傳，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傳媒倒鄧保趙’的政治資訊。”大概指的就是這類文字。但是，事實與陳希同所說恰恰相反，在與弗裡德曼會見時，趙紫陽不僅沒有貶鄧，還以澄清的口吻說到：“最近，香港報刊對中國的改革進行了很多報導，說什麼中國高層領導發生了分歧，哪個人和哪個人有分歧，事實並非如此。”[ 108]趙紫陽深知，沒有鄧小平的支持，他玩不轉這個黨。但如果鄧小平支持，可以預料，他也不會拒絕“新權威”的角色。”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1988年 9月 19日下午，趙紫陽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密爾頓·弗裡德曼的會見。弗裡德曼因創立消費函數理論、貨幣歷史和市場穩定政策而獲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貨幣理論影響了尼克森以來的三屆美國總統的經濟政策；他提出的政府不應過度干預經濟運行的自由市場理論，已被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普遍接受。據當時陪同弗氏訪華的香港經濟大學張五常教授的助手、著名時評人士林保華回憶： “1988年訪問中國……當時中國正在闖價格改革的難關，由鄧小平發動，但是引發搶購與通脹時，卻把責任推給趙紫陽，因此趙在黨內受到‘八老’與李鵬為首的保守派的圍攻，地位不穩。十三屆三中全會宣佈要治理整頓，更顯示改革可能倒退。弗老是貨幣學派的大師，這正是他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張教授就有意安排他與趙紫陽見面，提供意見。”[ 100]這次會見在中南海紫光閣進行，從 15 ∶ 00—17 ∶ 00，持續了兩個小時。據趙紫陽回憶：“我在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裡德曼談話時說，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全民所有制無處不在，但產權不清。是我的呢，是他的呢，誰也可以不關心。那時企業的改革就涉及到一個產權問題，提出股份制也是這個意思。”[ 101]弗裡德曼則就通貨膨脹、價格改革、和企業效應問題發表了他的看法。他主張大刀闊斧的繼續推行改革，解除對市場的管制。據稱，“雙方不但談得投機，而且相互欣賞。”[ 102]弗裡德曼認為，趙紫陽不僅懂經濟，而且對經濟的瞭解很深入。[ 103]趙紫陽去世後，已經 94歲的弗裡德曼對這次會晤仍然記憶猶新，他寫道， 1988年 9月 19日我與趙紫陽的難忘會談，他給我留下了高智慧與高品格的印象。我歷來相信，一個人對經濟的感受是天生的，不是從教育學得的。很多智慧了不起而受過高度訓練的職業經濟學者，只懂得經濟學的詞彙，但卻聽不到其中的音樂；有些人沒有受過經濟學教育，但卻對經濟有著很好的直覺。趙紫陽給我的印象是後一種人，他展示著對經濟情況的老練理解和對市場運作機制的熟悉，又知道中國還要有大的改進，對改革的各種建議和考慮敞開大門。……弗裡德曼最後寫道，趙紫陽作為總書記，不是為了毀滅共產黨。他深信擴大市場機制的運作會帶來經濟增長，從而鞏固黨的權力與穩定。他不認為黨因此而要控制經濟發展的細節，而是為了黨，他們要改進人民的生活與福利。我同意他相信的多種市場機制會改進民主，但不同意會同時鞏固黨的地位。然而，我對他的誠意卻並不懷疑。[ 104]弗稱，趙是他所見到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好的經濟學家”。[ 105]據林保華稱，這次會談結束後，張五常似乎產生了某種可稱為“趙紫陽情結”的感情。他回香港後便提筆寫了一些熱情讚揚趙紫陽的文章。”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繼 1983年播出《話說長江》收到良好社會反響後，中央電視臺開始策劃介紹運河、黃河等祖國風貌的巨片。但由於黃河在中華文明中的“圖騰”地位，以及上世紀 80年代強烈的“反傳統”、“反專制”思潮，此片的寫作多有曲折。當時物色的作者均極富憂患意識，他們不可能不在這樣一個絕好的題材中表達自己的政治歷史和藝術主張。在前有金觀濤、劉青峰關於中國歷史“超穩定系統”研究的傳播背景，後有陸一發起的關於“球籍”討論的危險警策，[ 92] 1988年問世的《河殤》帶有強烈的“中國傳統文化批判”的性格。這些時髦的思潮，在總撰稿蘇曉康的極富情感穿透力的文字和編導陳漢元、夏駿的現代蒙太奇表現手法烘托下，讓歷來只能看到“新八股”式的中國大陸電視宣傳片的觀眾耳目一新。據說，《河殤》的腳本一出，五百多萬本即被搶購一空。[ 93]“曉康體”由此成為一種嶄新的煽情文體，在報告文學界當紅一時；夏駿的“河殤體”則為後來的《世紀行》、《大國的復興》等大型政論片所繼承。《河殤》將黃河與中國漢族文化中的圖騰——龍——聯繫在一起，借批評黃河的暴虐抨擊東方專制主義；借批評黃河的渾濁、凝滯批評中國的“醬缸文化”和人種的“圓滑事故、聽天由命、逆來順受”；借黃河與長城的形象批評統治者的閉關自守；借對傳統文化及“國民性”的批評影射中共執政的歷史；借展現“大河文明”的衰敗，謳歌“海洋文明”的昌盛……，它用藝術的手法，把思想文化領域中研討的一時之成果展現於大眾。這樣一部作品，根據後來的資料看，其實在構思到組織實施階段都與趙紫陽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在播出後，趙紫陽的確罕見地干涉了對它的批評。據一篇署名“靳人”的文章說：“趙紫陽同志在擔任總書記期間在文藝上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的說法：‘我有個基本主張，根據多年的經驗教訓就是少管，少介入，既不要輕易表揚什麼，支持什麼，也不要輕易批評什麼’……他還特別聲明：‘凡是讓我審查的影片我都不看，我也不會發表什麼意見。’但是，對《河殤》這個作品，他不僅介入了，而且三番幾次地介入……去年夏，《河殤》在中央電視臺一播出……趙紫陽同志對《河殤》不僅表示讚賞，還讓有關單位複製五百套錄影帶，廣為發送。……不久，一位友好國家的總理來華訪問，趙紫陽同志特別送給他一套《河殤》的片子，並推薦說：值得一看。”[ 94]以後，他不僅抵制了王震的批評，還親自阻止了署名“易家言”的批評文章發表。[ 95]據說，趙紫陽送《河殤》的那位外國總理，實際上就是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96]按說，新加坡社會華人居多，在那裡保留了深厚的中華文化傳統。趙紫陽不會不瞭解，在 80年代的政治改革討論中，人們曾把新加坡作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並不矛盾和“政治專制與經濟發展並不矛盾”的範例。因此，把一部以批評中華傳統文化和專制政治為主調的電視片送給新加坡總理，著實有些耐人尋味的地方。後來的批判者認為，趙紫陽屬意的，其實是《河殤》的第四集《新紀元》。這個由體改所張鋼執筆的專集，對“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進行了圖像的闡釋，令人印象最深刻之處，莫過於在出現趙紫陽特寫鏡頭時，螢幕推出了“新紀元”三個大字。無需猜測，這一手法，對於已經不需要再“低調”行事的趙紫陽，當然是愉快的。正是因為有趙的干預，《河殤》經歷了停播、複播的曲折，此後風行全國。由於作者隨心所欲的歷史引證方式、對有爭議的西方理論的盲目引用，以及粗枝大葉的結論，這部電視系列片受到許多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學者的批評。[ 97]但美國也有一些中國問題專家高度讚揚了這部片子，說它“出色地運用影像技術，從歷史和哲學上對中國文化的處境做了非常有震撼力的論述，它在修辭的力量和概念的精確性上所達到的水準，即使在西方電視紀錄片中亦罕有其匹。”[ 98]《河殤》對大學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99]但這場風潮的後果，不久就顯現了。”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4月 1日北京改革理論界人士主辦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召開。參會的五百多位中青年學者，彙集了從中央到地方，從體制內到體制外的各路精英。不僅有諸如嚴家其、包遵信、戴晴、溫元凱等有爭議人物，也有諸如李克強、俞正聲、王岐山、李源潮、劉延東等日後成為黨國要人的政治精英。趙紫陽甚至派他的秘書李湘魯，兒子趙二軍也“潛伏”於會中。[ 363]會議對經濟改革停滯不前、政治改革不能推展、中央決策久拖不決、社會矛盾層出不窮等現實問題熱烈討論。中國科技大學教授溫元凱還提出有關“多黨制”等敏感問題。研討會在規模和氣勢上都超過了去年中宣部操控的“十年改革理論討論會”。[ 364]也是通過這次會議，陶斯亮物色到了一批中青年理論界人士，成為八九民運中統戰部介入學運，進行“斡旋”的依靠骨幹。[ 365]會後，中央統戰部六局副局長陶斯亮總結這次會議時，懇切道出了它的缺陷：“整個會議的熱點是政治體制改革，雖然討論議題有好幾個，但與會者都擁到政體改革這一組，致使經濟改革、文化建設，甚至連通貨膨脹等熱門話題都受到冷落。這是會議組織者未料到的情況，這反映了在經改步履維艱的情況下，知識份子希冀從政體改革中找到出路的心態。而會議的最大缺陷也恰恰在於此，兩三百人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理論上顯得單薄，更拿不出方案來，種種看法均難達到共識。”[ 366]”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2月 13日，有 33人簽名的《致人大常委會及中共中央的公開信》發出。三天后公開發表。其內容為：“我們得悉方勵之先生于 1989年 1月 6日致鄧小平主席的公開信後，深表關切。我們認為，在建國 40周年和五四運動 70周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將會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的和諧氣氛，同時也是符合當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權的普遍潮流的。 1989年 2月 13日 ”[ 342]在這封信上簽名的有 33人：北島、邵燕祥、牛漢、老木、吳祖光、李陀、冰心、張潔、宗璞、吳組緗、湯一介、樂黛雲、黃子平、張岱年、陳平原、嚴文井、劉東、馮亦代、蕭乾、蘇曉康、金觀濤、李澤厚、龐朴、朱偉、王焱、包遵信、田壯壯、劉青峰、芒克、高皋、蘇紹智、王若水。陳軍把自己的名字列在了最後。許良英組織的“公開信”遲至 13天以後才發出。但就內容的全面、人員的整齊，以及致送之廣大，卻是三封公開信中首屈一指的。這封信寫道：“趙紫陽總書記、萬里委員長、李先念主席、李鵬總理、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國務院：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思想解放為先導，以開放、改革為基本國策的我國現代化事業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儘管中間曾出現過一些曲折和失誤，但總的發展方向還是順應民心和世界歷史潮流的，這個十年確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然而今天，改革在前進中遭到嚴重障礙：腐敗成風，‘官倒’猖獗，物價飛漲，人心渙散，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面臨嚴重危機。繼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不能不為此憂心忡忡。為了使現代事業不致夭折，我們這些長期戰鬥在科研、教育、文化第一線上的老年和中年知識份子，本著為國為民的社會責任感，以赤誠的愛國心，懇切地向你們提出如下建議：（一）在堅持開放、改革的前提下，盡力使政治體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經濟改革同步進行。因為世界歷史經驗和中國現實告訴我們，政治民主化（包括法治）是經濟改革和整個現代化事業的必要保證。只有實現民主化，人民才能充分發揮主動性和積極性，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難以避免的困難，全國人民會樂意共同承擔，通過群策群力，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而且，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實現民主，在廣大人民的監督和有效的輿論監督下‘為政清廉’才有可能實現。反之，不受人民監督的政權，就無法杜絕腐敗現象。這一歷史必然規律，早已為人所共知。（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條件，是切實保證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特別是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權利。只要人民能夠暢所欲言，各種不同意見都可以公開發表，對任何領導人批評不會受到打擊報復，全國就會出現一個活躍、舒暢、和諧的局面，公民的民主意識就得以充分發揚，這是安定團結唯一可靠的保證，改革由此可以順利前進。（三）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不再因思想定罪，將為我國政治開創一個新紀元。（四）對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但卻決定國家未來命運的教育和科學事業，應予以必要支持，盡可能增加教育經費和科研（尤其是基礎研究）經費在國民經濟產值中的比重，提高知識份子（包括老、中、青和已離退休的）的生活待遇，使他們不致長期陷於困境。目前已有若干 50年代的一級教授申請困難補助，最近又有 78歲二級高級工程師因生活困難而跳樓自殺身亡。這顯然不利於現代化事業，也有損國家形象。以上建議如蒙採納，將是國家民族之大幸，七十年前五四運動先驅者所宣導的民主和科學得以在中華大地上真正發揚光大，也將為建國四十周年創造喜慶的氣氛。此致敬禮 1989年 2月 26日”[ 343]在這封信上簽名的有：錢臨照、王淦昌、施雅嵐、許良英、過興先、薛禹谷、葉篤正、黃宗甄、胡世華、朱兆祥、周明鎮、許國志、蔣麗金、孫克定、汪容、劉源張、茅于軾、胡濟民、嚴仁賡、張宣三、杜汝楫、于浩成、張顯揚、李洪林、包遵信、劉盛際、邵燕祥、吳祖光、王來棣、顧知微、戈革、劉遼、張昭慶、梁曉光、張崇華、厚美瑛、吳國禎、蔡詩東、曹俊喜、蕭淑熙、周禮全、梁志學。”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2月 25日，美國總統老布希訪問中國。 26日晚，他在長城飯店舉行德克薩斯式烤肉招待會，沒經中國政府同意，邀請了幾名中國政府不喜歡的人出席。他們是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經濟學家蘇紹智、文藝界著名人士吳祖光。老布希到別人家裡做客，邀請主人不喜歡的人，主人當然是不愉快的。在被邀請的人當中，除方勵之外，其它四個人都出席了。方勵之接到請帖後乘車去長城飯店。途中車子被員警以違反交通規則的名義扣下。方改乘計程車，途中又以違反交通規則的名義受阻。方又改乘公共汽車，汽車到站時，員警不讓停車。他又步行很長的路到美國大使館，使館門前的中國員警不讓進入。方又到加拿大使館一位外交官員的家裡，這位外交官用外交車把方勵之送到香格里拉飯店的新聞中心。在這裡他接受了外國記者的採訪。第二天在家裡又開了記者招待會。 28日，美國官方就方勵之未出席布希的晚宴事發表談話。 3月 1日，中國外交部就美國官方這個談話發表評論，對美方‘不負責任的談話’‘感到驚訝並深表遺憾’。”[ 329]在中國方面看來，這等同於把鄧小平此前會見布希的談話視作耳旁風。因為就在布希告別晚宴的當天——1989年 2月 26日，鄧小平對美國總統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中國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中國正處在特別需要集中力量發展經濟的進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結果是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只會出現國家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面。我們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 330]這顯然就是中國政府的立場。它是參考蘇東局勢，並對其前景作出估計的產物。但是，“晚宴事件”使持不同政見者和政府的矛盾更加公開化。據日後成為八九民運骨幹的北大作家班學員張伯笠回憶： “……北大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海子之死。……他留了一個遺書，這個遺書非常苦悶，就是說沒有出路。這個是北大學潮的一個起源，人們就要思考問題了。第二個問題是方勵之的一封信，方勵之給鄧小平簽名的一封信，簽名運動，就是釋放魏京生，這是第二個對北大震撼的。第三個對北大震撼的就是方勵之的赴宴。二月份布希請方勵之吃飯，方勵之去了，但是被員警攔住，說是司機違章。用這個非常卑鄙的手法，沒讓方勵之去準時赴宴。方勵之第二天在北大貼出了一個沒有赴宴的經過。這個經過在北大人的心中又產生了一種反感：共產黨現在什麼手段都使了。”[”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說來幸運，方勵之對祖國科學事業的激情恰好與此時國家的“四化”建設目標合上了拍！在上世紀 80年代，乘著幹部“知識化、年輕化、專業化、革命化”的東風，方勵之這位中國科學院最年輕的正教授，有 27年黨齡的“老黨員”，這個機會很快就來了。 1984年 9月，他被任命為中國科技大學的副校長。到 1987年 1月被撤銷這個職務，約不到兩年半的時間裡，方勵之在這個位置上幹的可謂有聲有色，但也從此被形勢推上了一條不歸路。其中有幾個事件，甚至於震動朝野：第一件，是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認為前十七年進行的是“愚民”教育，背離現代教育觀，[ 302]由此開罪於國家教委的某些人。第二，發表著名的“誰養活誰？”的演講。向學生灌輸“納稅人”觀念，用實際數字表明，不是執政黨給了學生受教育機會，而是納稅人享有受教育權利。[ 303]第三，在北大無線電系學生會作報告，揭露北京市副市長冒充物理學家，頂替名額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致使安徽省委、中紀委、中科院出面干預，提出“勸方退黨”和無限期取消出國研究講學機會。只因在胡啟立、胡耀邦的力挽下，方勵之躲過一劫。但此事在清算胡耀邦包庇“自由化分子”時，成為了他的罪狀之一。[ 304]第四，發表一系列講話，對“自由化”推波助瀾。在上一章裡，我們曾談到鄧小平為與戈巴契夫競爭“改革旗手”需要輿論造勢；在本章的上一節裡，我們談到陳子明們從“經改”轉向“政改”，搶佔戰略制高點的變身，以及二者與 1986年夏季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輿論的關係。後來的許多歷史論述者把這一輪“輿論熱”歸結于“自由化分子”一手推動和胡耀邦的縱容，這至少是片面的。看看方勵之這一系列講話出臺的過程，我們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當時的輿論背景：“在 1986年的夏天，至少我，完全沒有預感到幾個月後即有危機爆發。在我從美國回北京之前，我還到人跡稀少的北極圈裡逍遙。……對北極的第一個感受就是，這裡的一切都亂了套。一天可以不分白天和黑夜，一年也分不出春夏秋冬，奇努那[ 305]同時有春天的花，夏天的不落的太陽，秋天的層雲，以及冬天的寒風。”“這時，我想起朋友來信說，北京興起了文化熱，爭論的焦點是，中國的改革到底應以‘中文化’為體，還是必須‘西文化’化。……我對這種爭論的興趣不大，……第一，我不是文化問題專家，不敢冒說。第二，爭論中涉及的許多……物理學家所關心的常常只是正確與錯誤，先進和落後，很少管東方還是西方。在北極上，甚至連東西南北這些概念都一律不能用了，有什麼必要一定要堅守‘中（東）體’。當我在奇努那靜觀環行不落的太陽的時候，驀地想到，可以答覆朋友了：在我看，中國改革所需要的恰是拋棄‘東’‘西’這種狹隘的地域觀，應當‘全方位開放’，即凡好者皆可用之，根本不必管它是東是西。”[ 306]這就是後來被批為“自由化”的“濫觴”。”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1988年，“九三學社”對在京成員進行的一次內部調查中，對“你最關心的社會問題是什麼？”進行回答時，人們可以從七個答案中選擇三個。調查結果顯示，有 81. 2%的人選擇了“黨內腐敗”， 72%選擇了“知識份子收入太低”， 55. 6%選擇了“通貨膨脹太高”。[ 183]在 1989年的 3月和 5月這段時間，《半月談》雜誌在 28個省進行了一次調查，要求被採訪者列舉八項社會問題。結果也是， 78. 15%的人將腐敗看作是自己最關心的問題，這個百分比要高過另一個為人們共同關心的問題——通貨膨脹。[ 184] 1988年在上海進行的一次調查中，當人們被要求就下面的說法——“富人中，有大多數是靠腐敗或者犯罪手段發財的”——作一判斷的時候，有 53. 8%的人表示贊同，只有 27. 3%的人不同意這個說法，其餘的人則沒作評論。[ 185]當時，超過 83%中國城鎮人口相信，大部分官員都是腐敗的，超過 63%的接受調查的幹部承認，他們曾涉嫌一些腐敗行為。[ 186]據楊繼繩先生記載，當時流行的民謠，也反映了社會的不滿和人心的散亂：“提了一批吹牛拍馬的，富了一批投機倒把的，窮了一批奉公守法的，抓了一批真真假假的。”“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賣彩券，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 “十億人民九億商，大家一起騙中央。”“文化革命是十年動亂，經濟改革是十年亂動，文革是無政府主義，改革是無主義政府。”“市場供應緊繃繃，經濟秩序亂哄哄，官倒私倒忙匆匆，平民百姓氣衝衝。”社會調查的結果表明，群眾不滿的原因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不正之風；二、分配不公；三、物價上漲：四、改革方向不明。尤其是對腐敗現象，群眾深惡痛絕。在三月下旬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們的發言空前激烈，其中批評最集中的就是腐敗現象。偏偏這一年又交通事故特別多。於是又有“火車親嘴兒，飛機打滾兒，輪船沉底兒，物價沒準兒。”的新謠問世。當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李貴鮮在三月一個會上說：“ 1988年是難忘的一年。 1989年是難過的一年。”[ 187]留學北美回國探親的博士生趙鼎新，也記載了他當時的綜合感受： “1989年 4月 5日，我從加拿大蒙特利爾啟程回上海探家。……和很多留學海外的中國學生一樣，我也打算完成學業後歸國。但是，當我的飛機降落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海——的時候，我感到了一種強烈的震撼。震源來自中國政治圖景所發生的劇變，僅僅兩年多的時間裡，原先存在於大多數人內心的滿意之情已不復存在。在公車上、街頭巷尾……不管我走到哪裡，人們都在議論通貨膨脹、腐敗、收入不均或犯罪猖獗的話題。‘別回來’、‘留在加拿大吧’、‘中國沒希望了’……我在上海的導師是一位黨員知識份子，他在 50年代初響應‘建設新中國’的號召從美國歸來。 1986年，我赴加留學時，他對中國的未來還充滿信心。他建議我，完成學業，馬上回國。然而，我這次去看望他的時候，他卻建議我留在加拿大。他心情抑鬱地對我說：‘現在的形勢和 1948年一模一樣。當年，我親眼見到國民黨是怎麼垮臺的。當年的一切正重新發生在共產黨身上。’”[”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1988年秋，首都知識界幾家單位聯合舉辦“全國現代化理論討論會”，與會者三百多人。在會上，利用當右派下放農村的機會，熟讀愛因斯坦也精研馬列經典的中科院研究員許良英說：“馬克思的最大歷史錯誤，並不是有人說的，在有關市場經濟，貨幣問題上，這些是次要的。馬克思最大的歷史錯誤就是不要民主，而是主張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自己說，他一生最大貢獻就是提出了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階段。恩格斯認為國家就是暴力，有國家就沒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需要國家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理論就是重複了恩格斯的話。我說，十八世紀以來，民主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可是，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卻提出要專政，反對民主，這是逆人類歷史潮流而動的。我們批判毛澤東，說他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其實，這種思想來源於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幵頭就說人類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共產黨宣言》都是講階級鬥爭。俄國、中國搞不好根子都在馬克思，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基本論斷是錯誤的。”[ 179] 1988年 12月 7日，《北京大學未來學會》舉辦《未來中國與世界》大型討論會。在會上，《走向未來》叢書主編金觀濤說，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 20世紀兩大遺產之一。被譽為新中國“四大紅色女記者”的《新觀察》主編戈揚在其後的發言中對此表示贊同。她以一個“年齡最大”老黨員的身份作證道，“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而是客氣了一點。”[”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事後，體改所社會研究室與社會輿論調查室組織的依據調查資訊寫出的《學潮分析：原因、後果及對策》指出：“調查中， 76%的人認為，造成這次 6月學潮的社會原因是‘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在 11項原因中高居榜首；其次，是知識份子待遇問題。與前兩次學潮相比，此類原因在這次學潮中明顯地突出起來。 60. 4%的人認為，學潮的原因是‘知識份子經濟地位低’，居第二位； 37. 4%的人認為是‘知識份子政治地位低’，位居第四。這說明，在改革帶來的利益格局變化下，大學生和知識份子維護自身利益的要求日益強烈”。[ 169]而對於這個純粹的社會治安案件，認為原因在“法制和社會治安狀況太差”的人占只占 47. 8，居第三位。報告甚至預言：“大學生與某些利益群體結合起來，將自己較為空洞和不現實的口號及設想變為與某些階層的具體利益緊密結合的產物。這種可能如果轉化為現實，將會導致嚴重得多的社會危機。”[ 170]據載， 1988年，僅僅北京就發生了 210多次的學生抗議活動，並出現了 1100多張大字報。[ 171]大學生的憤世嫉俗與他們對時局的清醒估計錯雜相交。一項在北京 16所大學進行的調查顯示，在大學生被問及“資本主義將使中國發展更快”和“我對當前的改革不抱希望”兩個問題時，與 1986年相比，對前一個問題持肯定態度的人在大幅上升；對後一個問題持肯定態度的在大幅下降。[ 172]據後來成為八九學運領袖的北大研究生封從德回憶：“當時在北大（學生）有好幾類，我知道的有兩派，一個叫麻派，一個叫託派，打麻將和考託福，根本就不學習，學習的都是想出國的，我就是屬於這一派。”[ 173]原本，出國對於疏導畢業生的不滿情緒，減輕社會容納就業的壓力是有利的。而無情的現實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後，出國越來越困難。因為超過 95%的中國公費留學生都沒有表現出歸國的跡象，國家逐漸停止了公費贊助，並為“留學潮”立下了越來越多的限制性規定。而比來自國內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北美大學接受中國學生的難度也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不斷地遭受到大學或者目的國簽證處的拒絕，他們為此倍感挫折。[ 174]這就難免使留學預備隊中的不滿和憤怒成倍增長。這些打算出國的學生，因為學習英語的需要，大多養成了收聽英國廣播公司（ BBC）和“美國之音”（ VOA）節目的習慣。從東歐的改革進展，到國際上人權運動的動態；從波蘭“團結工會”的圓桌會議，到菲律賓“人民力量”運動把馬科斯總統趕下臺……這裡，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瞭解國際“大氣候”的最便捷的視窗。除了“託派”和“麻派”外，校園幾大派系中還有談“老莊”道家的“玄派”，整日沉浸在男女戀愛中的“鴛鴦蝴蝶派”。據趙鼎新統計， 1988年的在校大學生的學習時數比 1978年時的學生大幅下降：[ 175]圖 2-7：大學生學習興趣遞減圖（選自趙鼎新《天安門的力量》）這種情勢，被認為是“大規模社會動亂的時機已孕育成熟”的條件之一。[”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1988年夏天，一個狂風暴雨之夜，總書記趙紫陽老母的墳被挖，屍骨被盜。這股“倒趙”風潮，在“六四”後被倒打一耙地描繪成“倒鄧保趙”風。趙紫陽心中卻十分清楚，他的命運是和鄧的支持聯繫在一起的。他說：“倒鄧不能保趙，保趙就不能倒鄧。”[ 145]但是，這次“倒趙”風證明，鄧小平其實不太容易被離間。趙紫陽回憶說，正是在到處議論“趙的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不能直接過問經濟”，“已經被架空”等等這些流言時：“鄧多次反復向我交底，說不僅目前人事格局不能變動，甚至說要我再搞兩屆總書記。 1989年元旦後，鄧和李鵬談過一次，他要李鵬分頭轉告各位常委。因為 1989年初，在常委生活會上，李鵬、姚依林就經濟上的問題，對我有些批評，有些責難。後來李鵬在找鄧解釋這件事時，鄧就向他說了，意思是保我，要他們支持我。 1989年 1月底，鄧去上海過春節前，當面向我談過這個問題，話說得很懇切。他說，他最近一直在考慮他是不是辭去軍委主席的職務，由我來搞。他說，這樣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通過這樣做表明他的決心和對我的信任。他還說，他不退，其他人也不退，工作很困難，不好搞；通過他這樣做，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當時我也很誠懇地對他說，無論如何不要這樣做，你現在掛在這裡，對我有好處。現在我們經濟工作還有些問題，物價不穩定，有些波動，無論如何現在不要提這些問題。目前這樣的格局有利於我的工作。這是 1989年 1月底他到上海過春節前談的。一直到 1989年 4月份，我訪朝前到他家談訪朝問題時，他還向我說，等我訪朝回來後，專門開會談一下要我搞兩屆的問題，不僅現在格局不能動，而且下屆總書記還要我搞，此事他同陳雲、李先念談過，他們同意了。”[ 146]以上事實證明，來自保守派的離間，並沒有削弱鄧小平對趙紫陽的信任和倚重。同時也證明，趙紫陽本人，至少在當時，也不欲改變鄧小平一人說了算的“專制“地位”。對於政治體制改革，他並無真正的興趣。”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適逢“新權威主義”討論的走向高潮，這年的 9月 21日，恰好是戊戌變法“百日維新”失敗 90周年。在《求是》雜誌的一個座談會上，有人總結變法失敗的教訓，以“光緒”與“慈禧”暗喻趙紫陽與鄧小平關係，主張中國現代化需要“乾綱獨斷”的政治強人。還有人在接受美國媒體專訪時稱：“中國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把黨政軍全部權力集中到一個領袖——趙紫陽的手中”。[ 106] 1988年 10月 31日，香港《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上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一文。文章說“在目前的情況下，只有鄧小平完全退休，才能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阻礙”，“才會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繼續推行改革開放的路線”。 11月號《解放》雜誌刊登了陪同弗裡德曼同趙紫陽會見的香港大學教授張五常返港後發表的一些言論和文章。張在接受《九十年代》記者採訪時表示，“弗的學說與趙的觀念沒有什麼不同”。隨後，他又在香港《經濟日報》發表《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文中稱：要改變中國二百年來的悲劇歷史，只有進行“獨裁改革”，“鄧小平已年高八十四，將中國今後經濟改革的問題轉移到趙紫陽身上，是很自然的”，趙即便擁有過去八年的權力還不夠，要有蔣經國那樣的權力，中國才有希望。港刊評論，“這也暗示趙的權力要超越鄧。”[ 107]一時間，“光緒”要結束“慈禧干政”的流言廣為傳播。這些動作，後來均被“保守派”作為趙紫陽集團“倒鄧保趙”的罪證。“六四”事件後，北京市長陳希同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所作《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說：“趙紫陽去年 9月 19日會見美國一位‘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後，一些據稱與趙紫陽‘智囊團’有著密切聯繫的香港報刊，大肆進行宣傳，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傳媒倒鄧保趙’的政治資訊。”大概指的就是這類文字。但是，事實與陳希同所說恰恰相反，在與弗裡德曼會見時，趙紫陽不僅沒有貶鄧，還以澄清的口吻說到：“最近，香港報刊對中國的改革進行了很多報導，說什麼中國高層領導發生了分歧，哪個人和哪個人有分歧，事實並非如此。”[ 108]趙紫陽深知，沒有鄧小平的支持，他玩不轉這個黨。但如果鄧小平支持，可以預料，他也不會拒絕“新權威”的角色。”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1988年 9月 19日下午，趙紫陽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密爾頓·弗裡德曼的會見。弗裡德曼因創立消費函數理論、貨幣歷史和市場穩定政策而獲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貨幣理論影響了尼克森以來的三屆美國總統的經濟政策；他提出的政府不應過度干預經濟運行的自由市場理論，已被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普遍接受。據當時陪同弗氏訪華的香港經濟大學張五常教授的助手、著名時評人士林保華回憶： “1988年訪問中國……當時中國正在闖價格改革的難關，由鄧小平發動，但是引發搶購與通脹時，卻把責任推給趙紫陽，因此趙在黨內受到‘八老’與李鵬為首的保守派的圍攻，地位不穩。十三屆三中全會宣佈要治理整頓，更顯示改革可能倒退。弗老是貨幣學派的大師，這正是他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張教授就有意安排他與趙紫陽見面，提供意見。”[ 100]這次會見在中南海紫光閣進行，從 15 ∶ 00—17 ∶ 00，持續了兩個小時。據趙紫陽回憶：“我在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裡德曼談話時說，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全民所有制無處不在，但產權不清。是我的呢，是他的呢，誰也可以不關心。那時企業的改革就涉及到一個產權問題，提出股份制也是這個意思。”[ 101]弗裡德曼則就通貨膨脹、價格改革、和企業效應問題發表了他的看法。他主張大刀闊斧的繼續推行改革，解除對市場的管制。據稱，“雙方不但談得投機，而且相互欣賞。”[ 102]弗裡德曼認為，趙紫陽不僅懂經濟，而且對經濟的瞭解很深入。[ 103]趙紫陽去世後，已經 94歲的弗裡德曼對這次會晤仍然記憶猶新，他寫道， 1988年 9月 19日我與趙紫陽的難忘會談，他給我留下了高智慧與高品格的印象。我歷來相信，一個人對經濟的感受是天生的，不是從教育學得的。很多智慧了不起而受過高度訓練的職業經濟學者，只懂得經濟學的詞彙，但卻聽不到其中的音樂；有些人沒有受過經濟學教育，但卻對經濟有著很好的直覺。趙紫陽給我的印象是後一種人，他展示著對經濟情況的老練理解和對市場運作機制的熟悉，又知道中國還要有大的改進，對改革的各種建議和考慮敞開大門。……弗裡德曼最後寫道，趙紫陽作為總書記，不是為了毀滅共產黨。他深信擴大市場機制的運作會帶來經濟增長，從而鞏固黨的權力與穩定。他不認為黨因此而要控制經濟發展的細節，而是為了黨，他們要改進人民的生活與福利。我同意他相信的多種市場機制會改進民主，但不同意會同時鞏固黨的地位。然而，我對他的誠意卻並不懷疑。[ 104]弗稱，趙是他所見到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好的經濟學家”。[ 105]據林保華稱，這次會談結束後，張五常似乎產生了某種可稱為“趙紫陽情結”的感情。他回香港後便提筆寫了一些熱情讚揚趙紫陽的文章。”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繼 1983年播出《話說長江》收到良好社會反響後，中央電視臺開始策劃介紹運河、黃河等祖國風貌的巨片。但由於黃河在中華文明中的“圖騰”地位，以及上世紀 80年代強烈的“反傳統”、“反專制”思潮，此片的寫作多有曲折。當時物色的作者均極富憂患意識，他們不可能不在這樣一個絕好的題材中表達自己的政治歷史和藝術主張。在前有金觀濤、劉青峰關於中國歷史“超穩定系統”研究的傳播背景，後有陸一發起的關於“球籍”討論的危險警策，[ 92] 1988年問世的《河殤》帶有強烈的“中國傳統文化批判”的性格。這些時髦的思潮，在總撰稿蘇曉康的極富情感穿透力的文字和編導陳漢元、夏駿的現代蒙太奇表現手法烘托下，讓歷來只能看到“新八股”式的中國大陸電視宣傳片的觀眾耳目一新。據說，《河殤》的腳本一出，五百多萬本即被搶購一空。[ 93]“曉康體”由此成為一種嶄新的煽情文體，在報告文學界當紅一時；夏駿的“河殤體”則為後來的《世紀行》、《大國的復興》等大型政論片所繼承。《河殤》將黃河與中國漢族文化中的圖騰——龍——聯繫在一起，借批評黃河的暴虐抨擊東方專制主義；借批評黃河的渾濁、凝滯批評中國的“醬缸文化”和人種的“圓滑事故、聽天由命、逆來順受”；借黃河與長城的形象批評統治者的閉關自守；借對傳統文化及“國民性”的批評影射中共執政的歷史；借展現“大河文明”的衰敗，謳歌“海洋文明”的昌盛……，它用藝術的手法，把思想文化領域中研討的一時之成果展現於大眾。這樣一部作品，根據後來的資料看，其實在構思到組織實施階段都與趙紫陽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在播出後，趙紫陽的確罕見地干涉了對它的批評。據一篇署名“靳人”的文章說：“趙紫陽同志在擔任總書記期間在文藝上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的說法：‘我有個基本主張，根據多年的經驗教訓就是少管，少介入，既不要輕易表揚什麼，支持什麼，也不要輕易批評什麼’……他還特別聲明：‘凡是讓我審查的影片我都不看，我也不會發表什麼意見。’但是，對《河殤》這個作品，他不僅介入了，而且三番幾次地介入……去年夏，《河殤》在中央電視臺一播出……趙紫陽同志對《河殤》不僅表示讚賞，還讓有關單位複製五百套錄影帶，廣為發送。……不久，一位友好國家的總理來華訪問，趙紫陽同志特別送給他一套《河殤》的片子，並推薦說：值得一看。”[ 94]以後，他不僅抵制了王震的批評，還親自阻止了署名“易家言”的批評文章發表。[ 95]據說，趙紫陽送《河殤》的那位外國總理，實際上就是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96]按說，新加坡社會華人居多，在那裡保留了深厚的中華文化傳統。趙紫陽不會不瞭解，在 80年代的政治改革討論中，人們曾把新加坡作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並不矛盾和“政治專制與經濟發展並不矛盾”的範例。因此，把一部以批評中華傳統文化和專制政治為主調的電視片送給新加坡總理，著實有些耐人尋味的地方。後來的批判者認為，趙紫陽屬意的，其實是《河殤》的第四集《新紀元》。這個由體改所張鋼執筆的專集，對“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進行了圖像的闡釋，令人印象最深刻之處，莫過於在出現趙紫陽特寫鏡頭時，螢幕推出了“新紀元”三個大字。無需猜測，這一手法，對於已經不需要再“低調”行事的趙紫陽，當然是愉快的。正是因為有趙的干預，《河殤》經歷了停播、複播的曲折，此後風行全國。由於作者隨心所欲的歷史引證方式、對有爭議的西方理論的盲目引用，以及粗枝大葉的結論，這部電視系列片受到許多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學者的批評。[ 97]但美國也有一些中國問題專家高度讚揚了這部片子，說它“出色地運用影像技術，從歷史和哲學上對中國文化的處境做了非常有震撼力的論述，它在修辭的力量和概念的精確性上所達到的水準，即使在西方電視紀錄片中亦罕有其匹。”[ 98]《河殤》對大學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99]但這場風潮的後果，不久就顯現了。”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二卷 : 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2)》，作者：Xiaoya Chen
This entire review has been hidden because of spoilers.
Displaying 1 of 1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