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

by 王军

在完成《城记》写作的10年间，作者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城记》分为十章，从北京的现实入手，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其中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重点，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穿插其间，试图廓清“梁陈方案”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北京出现所谓“大屋顶”建筑、拆除城墙等古建筑的情况，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大跃进”、“整风鸣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与文字同样重要的是书中选配的三百余幅插图，不乏私人珍藏的照片及画作，如梁思成先生工作笔记中的画作和首次发表的梁思成水彩写生画。作者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还有为人熟知的建筑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启承。历史见证者的陈述使逝去的记忆复活，尘封已久的文献、三百余帧图片让岁月不再是传说。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建筑师多舛的人生，演绎着一出不落幕的戏剧；这一切的缘起，只是因为北京，这个“在地球一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拥有一段抹不去的传奇。刚刚逝去的上个世纪，是北京急剧变化的百年。对于文明积淀深厚的这个历史名城来说，这仅仅是其沧桑变幻的一个瞬间。而这个瞬间所爆发的力量，至今仍使这个城市保持着一种历史的惯性，塑造着它在今天以及将来的形态，有体有形地影响或决定着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城记》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还有为人熟知的建筑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承启；历史见证者的陈述使逝去的记忆复活，尘封已久的文献、三百余帧图片让岁月不再是传说；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建筑师多劫的人生，演绎着一出永不落幕的戏剧；这一切的缘起，只是因为北京，这个“在地球表面上人类伟大的个体工程”，拥有一段抹不去的传奇。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2002年8月7日，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一行23人来到北京考察2008年奥运会筹备情况。这一天，经过几日的大雨，北京晴空万里。“我们很高兴看见北京灿烂的蓝天，这将是一个祝福，希望这个势头能够保持到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协调委员会委员卡拉德，一下飞机即向新闻媒体发表评论。他的赞美之辞含义颇多，暗示着环境问题对于中国首次举办的奥林匹克盛会是至关重要的。两天后，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就北京的交通发表了评论。他对这个城市每年增长25万辆汽车感到惊讶，认为这将给奥运会期间的城市交通带来巨大挑战。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已成为北京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北京长期以来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被建筑学界形象地称为“摊大饼”。面对这块“大饼”越摊越大、越摊越沉，并可能在未来城市大发展时期急剧膨胀的状况，专家学者提出了警告。北京目前的城市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容量、超负荷。北京的机动车200万辆，比国外许多大城市少，但交通已十分拥挤；二环以内的古城区，登景山俯瞰，五六十年代还是一片绿海，可现在是绿少楼多。北京市区以分散集团式布局，即由一个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央大团，与北苑、南苑、石景山、定福庄等10个

Paperback

Published May 1, 2004

Reviews

[Kevin_Raccoon · Rating 4 out of 5]

以梁思成和陈占祥等人的个人际遇和建国初“陈梁方案”为主轴的北京城市史。总算明白了北京分割街区的大院，宽马路稀疏路网的反人类的大马路主义的历史起源。建筑师规划师群体天然向往社会主义，以为一切国有化的计划经济是他们大展拳脚科学规划的沃土，结果发现政治形势与领导好恶才是首要逻辑，外行领导内行才是常态，几百页科学设计抵不上毛的随口一句评论（“大屋顶有什么好看，像道士帽”）。从城墙去留到中式“大屋顶”推广、被批判、又复兴，可以说整个50年代梁思成一直跟不上反复变化的形势。古都拆拆建建的历史，也是一代建筑师的理想幻灭史。总体比较通俗好读，但结构有点乱，作者感觉是想到哪写到哪，章节之间多有重复。

部分摘录：

就像陈占祥的老师贺尔福把苏联描绘成“计划工作者的天堂”一样，梁思成自从解放前读到苏联建筑学者窝罗宁所著《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后，也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向往。
1949年新中国建立，梁思成无比振奋，认为城市规划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梁从诫回忆道:【1949年，我父亲兴奋得不得了，我母亲病成那样,也是同样的兴奋: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计划的制度，只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大家都会遵守，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各干各的。我父亲当时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规划很难实现，土地是私有的，你要规划，对不起，这块地是我的，我要盖成什么样是我的权利，国家不能干预。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土地是公有的，一切活动都是计划性的，这样才有可能来通盘规划一个城市，使这个城市能够按最科学、最合理的方式来加以总体规划、总体建设。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一条街他要盖成十样八样你都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有法律保护，那是他的私有财产。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大屋顶”的批判，是由毛泽东发起的。
“毛主席讲了'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龟壳子’。把批判梁思成的任务交给了彭真。”汪季琦回忆说。
于光远回忆道,“1955年在我参加的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室会议上陆定一部长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决定要对梁思成建筑思想进行神批判。陆定一说，因为梁思成的许多事情发生在北京市，他建议这件事由彭真同志负责。”
由于“大屋顶”确与苏联专家的提倡及斯大林的建筑理论有关，所以这场批判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1954年11月在苏联第次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上，作子《论在建筑中广泛采用工业化方法改善质量和降低造价》的报告，在苏联建筑界掀起批判复古主义浪潮之后，才真正开始。
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刚一结束,北京市委就召集中央设计院、北京市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等单位从事建筑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共产党员，给予了“系统的指示”，“对建筑方面的反人民的、反动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即资产阶级思想,作了严厉的批评。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他介绍了自己敢于争辩的事例，鼓励大家勇于发表已见:“我这顶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帽子，已经戴了数年，现在看起来，我的意见也不完全错。”整风期间，梁思成还在一些会议上发表了这样的讲话:“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假使在建筑方面也有正确’的理解，就一切完满无缺了。”“在建筑的艺术形象方面，觉得还不够好，应该做得更好些，应使我们的城市面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艺术形象上，党还'不懂’。只要在这一点上搞好了，就十全十美了。”

“从我个人在工作中同党的接触来说，我对党不满的地方是很多很多的。由于党的某种工作方法或作风而令我吃的苦头也真不小，使我彷徨、苦闷、沉默。例如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对于批判复古主义的不彻底，因而导致了片面强调节约，大量建造了既不适用，虽然廉价但不经济，又不美观的建筑，同时导致了由一个形式主义转入另一个形式主义，由复中国之古转入复欧洲之古，复俄罗斯之古;在北京市的都市规划过程中，把“旧”技术人员一脚踢开，党自己揽过来包办一切的关门主义…… 在节约声中，北京市委盖了那座不可一世的，大而无当的，铺张浪费的，里面是复欧洲之古的，外面像把里子翻出来的洗澡间的市委大楼,我很有意见。我尤其不满意党在许多措施中专断独行，对许多学术性的分歧意见用狂风暴雨来刮得人、淋得人连气都喘不出来，更不用说话了。是的，我对党是有很多不满的。”

[伞 擎杨 · Rating 5 out of 5]

购于正阳书局。虽然是按新书卖我的，内实有少许勾画。可能是限于篇幅，对于“梁陈方案”探讨得不多。
有很多插图，编辑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好。然而也有如巴黎地图不清晰的瑕疵。名词翻译方面编辑工作有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