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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king of Big Country: Memorandum to China/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
中共建國六十年，最純正的中國知識分子，寫給中國最誠摯的備忘錄。 這是一位可敬的公共知識人的稀世之音，值得每一位讀者細心傾聽！ 全球三百多位著名作家，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因卡、柯慈、戈迪默、葛拉斯等人，以及著名作家魯西迪、艾可、愛特伍德、保羅．奧斯特、哈金、張戎等人，發表連署聲明，要求中共當局立即釋放因要求言論自由和民主的劉曉波。 你不是試圖搜集四川大地震中死難學生的名單嗎，這就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了；你不是試圖為死於有毒奶粉的孩子的家長提供法律援助嗎，這就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了；你不是試圖幫助因賣血而染上愛滋病的農民兄弟討一個“說法”嗎，這就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了；你不是試圖揭露無數的母親被計生人員強迫墮胎的慘劇嗎，這就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了。這個國家，這個政權，怎麼像一個紙糊的房子那樣無比脆弱呢？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大國，這是一個外表崛起、精神沉淪的大國，劉曉波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真相。 二十年來劉曉波不斷發出獅子吼，都是為了挽救一個一天天沉淪下去的大國，希望他有一天會回到文明的正流。本書所收五十篇文章是他在再度入獄前寫成的，包括兩個方面：正面是伸張自由、民主、人權、和平等普世價值，反面則是揭示「以沉淪當崛起」的種種醜惡面相。這是一位可敬的公共知識人的稀世之音，值得每一位讀者細心傾聽！
- GenresPolitics
400 pages, Paperback
First published October 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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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uthor
Xiaobo Liu
24 books66 followersLiu was born in Changchun, Jilin, in 1955 to an intellectual family. In 1977, Liu was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Jilin University, where he created a poetry group known as "The Babies' Hearts" (Chi Zi Xin) with six schoolmates. He graduated with a B.A. in 1982, went on to study for an M.A. and a PhD degree fro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e became a teacher, literary critic, writer, professor,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 who called for political reforms which led to his impriso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2010 he received Nobel Peace Prize.
(Note: It is correct to give his name as "Liu Xiaobo", as this is the proper Chinese name sequence. However, Liu is the family name and Xiaobo the given name. As Goodreads always assumes the family name to be the one after the last space character, the sequence should be turned to "Xiaobo Liu" to make sure the name is parsed and sorted correctly by Goodreads.)
He became a teacher, literary critic, writer, professor,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 who called for political reforms which led to his impriso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2010 he received Nobel Peace Prize.
(Note: It is correct to give his name as "Liu Xiaobo", as this is the proper Chinese name sequence. However, Liu is the family name and Xiaobo the given name. As Goodreads always assumes the family name to be the one after the last space character, the sequence should be turned to "Xiaobo Liu" to make sure the name is parsed and sorted correctly by Good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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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Reviews
Displaying 1 - 4 of 4 reviews
April 15, 2021
醍醐灌頂，沒有一絲廢話。曉波用最凝鍊，最有力的文字揭開社會的深層問題，抒發內心對民主的渴望。可惜他對未來中國太過樂觀，已經10多年過去，社會非但沒有進步，反而在加速倒退。網絡的出現並沒有使得言論自由更開放，反而在數字長城的包圍下，聲音變得越來越單一。自上而下的蔣經國式改革已明顯不可能，那麼自下而上的革命更是毫無希望。不知他如果有機會醒來看一眼21世紀20年代的中國，說句玩笑話，可能氣得睡回去了。讀罷，我對自由民主中國那一天的到來感到絕望，怕是沒有那一天了。精緻利已主義的厚黑文化大肆流行，宣揚經濟學至上的社會，讓我看不到曙光。正如曉波所說，暴力革命之後，無法保證革命者不會以獨裁的方式治國。逃離或許是唯一正確的辦法。
July 11, 2019
320.951 LIU CHINESE
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 2009
eAudio from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
Authoritarian 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uthoritarianism is the opposite of individualism in democracy, marked by submission to authority. In this system, the political power is condensed into one authority figure, who has unchecked power. Totalitarianism is when the person in power seeks to control every aspect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中国《立法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1.1 找不到方向的胡温政权 ──比较《大国崛起》与《居安思危》
《大国崛起》是2006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首播的一部12集电视纪录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九个世界級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并总结大国崛起的规律。该电视片在2006年11月13日—24日（CCTV-2）黄金时间21：30首播，每集大约50分钟。
1.1 海洋时代：开篇与 葡萄牙及 西班牙
1.2 小国大业： 荷蘭
1.3 走向现代： 英國
1.4 工业先声： 英國
1.5 激情岁月： 法国
1.6 帝国春秋： 德國
1.7 百年维新： 日本
1.8 尋道圖強：俄羅斯
1.9 風雲新途： 蘇聯
1.10 新国新梦： 美國
1.11 危局新政： 美國
1.12 大道行思：结篇
该片主要策划群体大都来自体制内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开明学者，主要倾向与赵紫阳时代的《河殇》相似，代表着自由派知识精英的观点：中国崛起的正路，只能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所以，该片才能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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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党内参考片 胡锦涛爱将，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笔名肖黎）主导的八集影片/每集40分钟《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
作 者：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中国社科院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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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由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和电视人操作，走的是八十年代赵紫阳智囊的路子，尽量淡化正统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借鉴、学习的开放态度看世界。最后也没有得出定于一尊的结论，而是采取多角度的开放式结尾。
《居安思危》由一批坚守中共正统教条的人操作，走的是胡锦涛“保先”路子，很符合在政治上学习朝鲜、古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得出定于一尊的霸道结论：绝不能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决不让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和戈尔巴乔夫式的叛徒！
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正统，《大国崛起》很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正如激烈攻击该片的新左派所言：“《河觞》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而《居安思危》完全是共产党正统一脉单传，每个字都符合“政治正确”。 然而，更有意味的对比在于，“政治很不正确”的《大国崛起》却在中共头号电视喉舌央视公开播映，意在诉诸大众，足够光明正大；而“政治很正确”的《居安思危》却只能制作成光盘，在党内播放，好像见不得阳光。正如胡锦涛敢于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谐社会”，却不敢在媒体上公开提倡学朝鲜古巴一样。 两部截然相反的大片的同时出现，既反映了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化的现状，也反映了中共高层执政思路的混乱──一种根本找不到未来方向的迷惑。这种迷惑，源于现政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现实、世界大势的冲突。
胡温政权在价值观上更认同毛式的中共正统，也曾想通过“保先”、“八荣八耻”、“学朝鲜古巴”来贯彻其正统理念，以确保中共政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当下中国的现实却不断地对胡锦涛说“不”。
当国门已经打开将近三十年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绝不允许回到毛泽东时代，先富起来的权贵们不允许，老百姓不允许，大多数党员不允许，前不久拿到官方大订单的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也不会情愿。即便是那些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老左派们，也就是靠喊口号来争取道义资源，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已经有了私车私房的著名新左派也决不会放弃现在的富裕生活。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普世潮流，更面对国内经济的难以逆转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面对主流民意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认同 ，不甘心顺应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胡锦涛政权，也就只能在找不到方向的歧路口长期徘徊。
保先运动: 2005年1月，在总书记胡锦涛的指示下，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为期一年半的整党运动,目前第一批保先运动初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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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 第二章：胡锦涛漫画事件的背后
9月11日，广州《新快报》A15新漫画版出现一张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漫画且配有文章，标题为《总书记的热泪为谁而流？》。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图文作者“孤寒斋主”却因此被停职。“孤寒斋主”本名邝飙，中年漫画家，现供职《新快报》要闻部。他长期从事漫画、连环画创作，代表作有《鸡讲人话系列》、《办公室系列》（四格）、《天使在人间系列》（单幅）和肖像漫画系列等。
言论自由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英语：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是指任何人或任何組織試圖煽動顛覆一個國家的統治政權的罪名。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国际标准，约翰奈斯堡原则第1.1原則要求这一指控应当有明确、清楚的法律定义，使个人可以明确某一具体行为属于非法行为.
已被定罪的人员:
刘晓波，2009年6月23日被逮捕[46]，2009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47]2010年2月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辽宁省抚顺市监狱服刑，同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7月13日在沈阳因为肝癌去世。
美国总统布什曾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第四权力”是西方社会的一种关于新闻传播媒体在社会中地位的比喻。它所表达的一种社会力量：新闻传播媒体总体上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对这三种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这实际是一种认识理念，以这种简单比喻的形式，19世纪以来普及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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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 第三章：看温家宝 想赵紫阳
温家宝在论及文化时还着重谈到普世价值与中国政治改革的关系。他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初级阶段论”是1987年赵紫阳所作的十三大报告的核心内容，而十三大是赵在中共党内政治生涯的顶峰.赵在评价“初级阶段论”时表示：真正把“初级阶段论”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十三大的贡献。他描述自己当年的心情说：“我当时非常兴奋，找到这个论断，„„可以避免争论。”“我在十三大重点论述的是‘初级阶段’，前提是不争论。„„‘初级阶段’作为十三大的立论基础，据此确定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P364-365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不当头”的外交方针，也是近20年前的旧事。邓小平“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赵紫阳的“初级阶段论”和邓小平的“决不当头论”
然而，自江泽民主导政权以来，内政上，逐渐抛弃“初级阶段论”，而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建设小康社会”，一些御用文人甚至不断鼓噪“盛世论”；外交上，逐步放弃“决不当头”的低调之策，而提出“大国外交”的高调之策。现在的胡锦涛政权，内政上，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外交上，奉行“和平崛起”。一时间，民族主义情绪飞速膨胀，“大国崛起”成为中国政坛的主旋律，而“中国威胁论”则变成西方世界的流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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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 第四章：就“黑窑童奴”向胡温问责
欲根治“黑窑童奴”，必先根治官员的冷酷；欲治官场，必先改革从来没有尊重生命和人权的独裁制度。 胡温中央更不能以“地方隐瞒”或“不知情”来卸责。
2003年的SARS危机，2005年的松花江水危机，2006年多起有毒食品和假药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之所以演变为海外震惊的重大公共危机，大都源于独裁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隐瞒或不作为。如果没有良知者通过难以完全封杀的互联网对危机真相的揭露，逼迫胡温中央不得不作出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此意义上，互联网真是上帝送给中国民众进行自我维权的最好礼物。
。然而，亲民是脸上的和电视镜头前的，而冷酷是骨子里的、黑箱决策中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现行寡头独裁集团的首脑，他们一定要把维护独裁权力和特权结成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能把主流民意、生民疾苦和社会公益放在首位；他们也一定要把突出政绩、展示伟光正形象作为媒体的首要任务，而不可能让媒体变成专门挑刺的无冕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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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 第五章：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焦虑
2006年除夕, ，许多大陆手机都收到一则戏虐中共政治局九常委短信：“元旦之际祝你：运气像曾庆一样红，做人像吴官一样正，家庭像贾春一样旺，生活像温家一样饱，事业像小罗一样干，房室像李长第二春，打牌像锦涛一样胡！烦恼像邦国一样吴，情人像小菊一样黄。”
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被用来指代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潮和流派。
执政方式的机会主义: (Opportunism )，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可以不择手段
九一三事件亦称林彪事件
Tiananmen Incident: 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是以1976年4月5日清明节期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大规模群众非暴力抗议事件为代表的全国性的非暴力抗议 .
1989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commonly known in mainland China as the June Fourth Incident.
但在实质上，今日中共政权已经失去毛泽东时代的强势，既没有毛时代党权包办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没有了毛时代的统一意识形态。经济改革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让党控一切的时代一去不返；随着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中共也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党的整体利益裂变为大大小小的以权贵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对外开放带来价值观念的多元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破产，而现在的中共政权又无法找到替代品，只能乞灵于民族主义和不断变化的口号，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和执政方式的机会主义，已经变成寡头独裁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在经济多元和价值多元的合围中，僵化的专制体制已经漏洞百出，中共现政权陷于找不到价值方向的意识形态焦虑之中。
其实，中共意识形态的裂痕并非始于改革开放，而是始于毛泽东晚年，正是他本人的胡作非为毁灭了他的绝对权威。只要是独裁党，必定讲究大一统意识形态，毛泽东是制造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高手。在野时期，通过延安整风清除了党内异见，把权力和思想都统一到毛泽东个人身上；执政时期，毛泽东通过一系列全民动员的政治运动清楚党内外的异见，牢牢掌控着君师合一的绝对权威。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毛的过于翻云覆雨，先后废掉自己钦定的两位接班人，致使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出现裂痕，特别是1971年“9·13事件”之后，民间自发出现了质疑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思潮，最后借助悼念周恩来而形成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毛泽东的权威和文革的正确性已经从根本上动摇。
从现实的执政层面，放开经济改革而堵死政治改革的悖论，导致弊端丛生、危机日深的跛足改革，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和“不争论”，使中共变得越来越右，大搞资本主义式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新老权贵家族纷纷下海大发其财，越来越多的党政官员变成了资本家，中共不得不改变正统意识形态，江泽民政权的“三个代表”应运而生，中共意识形态定义的敌人资本家可以入党。与此同时，为了适应越来越普遍的事实私有化，中共也逐渐改变了对私有财产的仇视，并于2007年通过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在制度上为“万恶之源”的私有财产正名。可以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适应着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现实，既是“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加冕，也是中共意识形态的自我瓦解。
���中共党内看，其意识形态焦虑来自三方面的危机感：首先，强人政治的结束，一言九鼎的时代一去不返，党内必然产生最高权威认同危机感；其次，六四带来的道义合法性急遽流失 legitimacy，而中共又无力重建合法性，遂使中共内部产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政权危机感；最后，由于跛足改革积累的深层危机愈演愈烈，而中共政权又拿不出化解危机的有效办法，致使中国的未来前景高度不确定，中共必然产生看不清自身未来的危机。归根结蒂，这些危机感说明中共重新定位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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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 第六章：十七大于党魁权威的衰落 —— 评中共十七大胡锦涛报告
众所周知，中共是当今世界罕见的喜欢修改党章和宪法的独裁党，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魁都要先把自己的所谓「思想」写入党章，然后在接下来的五年一届的全国人大上，党魁「思想」又要写入宪法。这一服从新党魁的个人意志的恶习至今没有丝毫改变。此次十七大，一如既往地修改党章，权力得到初步巩固的胡锦涛也要进入党章了，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使中共党章再一次臃肿.讽刺的是，由于党章中的指导思想太多，已经有了马主义、毛思想、邓理论、江学说，胡锦涛已经找不到合适名词来命名自己的「思想」，大概只能命名为「胡口号」了。
这么多的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进入党章和宪法，恰好说明了改革以来的中共政权已经无思想和无道义，拿不出足以凝聚社会共识的意识形态，其道义合法性危机无法缓解。当六四的枪声射穿年轻学子的身体，中国人的人权意识也被唤醒，中共的道义合法性被同时击倒；当苏东共产极权帝国发生雪崩、共产制度的大溃败变成现实之后，自由与独裁之间的制度优劣昭然天下。国内外的聚变使中国人越来越明白，只有建立在普世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政体才具有道义合法性和竞争力，而一党独裁体制无论在道义还是法理上都不具有竞争优势，甚至连基本的法理性都不具有，道义上站不住，法律上也站不住。
尽管，中国宪法力图在法理上和历史合理性上确立中共的垄断权力，一方面，中共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序言，使「坚持共产党领导」和「领导核心」的地位有了宪法依据。另一方面，宪法确认了「打江山坐江山」的陈腐意识。中共政权的建立来自暴力革命，其领导地位乃历史形成，使一党垄断权力具有了历史合法性。但是，无论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法理合法性，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合理性，不过是党主制宪的产物，是独裁意志和一党私利的法律化 。而按照普世的现代法治原则来衡量，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根本不具有合法性。正如着名自由主义法学家贺卫方先生指出的那样，现代政党存在的合法性首先来自按照现代法治原则进行「註册登记」，而中共作为政党组织居然从未按照法律要求「註册登记」过，所以，从法律角度将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法组织」。
「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江泽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胡景涛)，三代党魁的不同提法实质上并无新意，仅仅是为一党独裁和跛足改革背书的不同说法，是对政绩合法性的权宜解释，是为了保持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其内在的精髓是「无道义无思想」的实用主义。但是，无论意识形态口号多么五花八门、「与时俱进」，只要不用「主权在民」代替「一党自我授权」，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便无法缓解。 在当下中国，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越来越远离中共意识.
当现实经济的运行越来越市场化私有化，谁还会相信宪法上的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当现实政治充满恐怖和人权侵犯，谁还会相信宪法上的「权力源于人民」和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
对于中共现政权而言，当那些恢复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努力一次次被现实挫败，中共官方的自我辩护也就越来越力不从心、左右失据。所以，最讲究统一意识形态的中共已经变得不那么在乎意识形态了，而最在乎维持住政绩合法性。无论用怎样的方法，必须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保证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保证把任何可能导致政权不稳的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所谓的「民生主义」，不过是想用再分配的强制调整来赎买民众的顺从；所谓的「和谐社会」，不过是 镇压异见和严控言论的「强制和谐」；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不过是为「跛足改革」镀上一层金箔而已。
政治强人的权力终身制带来钦定接班人的传统，但被钦定的接班人很少善终.毛泽东钦定的刘少奇、林彪先后死无葬身之地，邓小平钦定的胡耀邦、赵紫阳先后被废. 「寡头独裁」要比「个人极权」今日中国，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利益分化已经难以改变。党国利益权贵化，权贵阶层集团化，每一中共寡头都代表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
以胡温执政五年的经验看，胡锦涛的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必须是政治可靠的实用主义者，仍然把保持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作为第一要务。新党魁要善于左右逢源和左右开弓，意识形态口号可以左转，但现实的经济政策决不能左，不能让反改革的新老毛派中断跛足改革进程；经济政策及其立法可以继续右行，但政治上决不能右倾，不能让政治自由主义和民间维权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所以，胡锦涛报告在政治改革的部分中，虽然不得不提出「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但重点是强调要在「党的领导下」，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
截至十七大闭幕，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的物质生活改善是中共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政治体制的僵化使社会的深层矛盾持续积累，潜在的社会危机越来越接近爆发的临界点，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起伏和全球化经济增长风险的难以控制，中共寡头集团不得不面临这个既现实又棘手的挑战：经济高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一旦经济出现停滞甚至衰退，跛足改革积累的危机就将全面爆发.中共的政绩合法性将灰飞烟灭，寡头政治的权威将丧失殆尽.中国将不得不吞下机会主义政治的苦果，弄不好就将再次陷于大劫难之中。
所以，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失灵，以及社会失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共必须开闢新的合法性来源和基础，将「政绩合法性」转变为「道义合法性」，即转变为以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合法性。这种转变能否在未来的十年中启动，不仅取决中共党内的开明力量能否推动体制内转型，更取决于国内外自由力量施加压力是否足够让统治者让步，以启动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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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 第七章：胡温政权的画饼民主
然而，六四后的中共决策层仍然固守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的邓小平模式，企图用行政改革代替政治改革
一、政治改革可以从改善人权保障制度入手
首先，废除一项废除臭名昭著的恶法──劳教制度。劳教制度的邪恶乃千夫所指，也与中国宪法、立法法相抵触.
其次，批准一项联合国人权公约。众所周知，江泽民政权在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中共人大的批准。
二、政治改革从回归十三大起点入手 如果胡温政权真要进行政治改革，只要回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起点即可。当年，赵紫阳报告已经提出七项政治改革措施，其中的基层民主、政企分离、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与法制秩序尤为重要。十三大后，赵紫阳从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入手，把党政分开放在政治改革的第一位，意在改变权力集中在党委、党委权力集中在书记的一言堂体制，进而改变“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制度。 赵紫阳推动的党政分开的具体措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转变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划清党权和政权的各自职能，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2、实行党政分开就要明确中央、地方和基层所应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之后扩展到基层；3、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和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迭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委的党组，党的纪检机构只管党纪而不管法纪和政纪。
三、从改革人大代表比例结构入手
首先，通过降低党政官员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逐步改变现行的“议政合一”的体制。众所周知，在党权至上的体制下，在宪法上被定义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质上是党权操控的“官员代表大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官员占据了人大代表的大头。近年来，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和官员比例又有大幅度上升，而非党员和工农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至第十一届人大，仅占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的7000多万党员，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却高达70%以上，这些党员代表的身份构成又大多是各级官员；而占总人口80%以上的工农，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已经降到19%。 所以，如要改革党权至上的现行体制，就必须在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上动真格的，大幅度消减中共官员及党员所占比例，最多不得超过30%。如果一次会议做不到，哪怕是逐渐降低这个比例，也能显示出胡温政改的诚意。否则的话，人民代表大会将继续是变相的党代会和官代会。
其次，通过改革不平等的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制度，逐步改变严重歧视弱势群体的现状。今年人大代表中，出现了三位农民工代表，被媒体热炒为代表全国1.5亿农民工的“政治新星”。但三位农民工代表的出现，不过是装饰性的点缀，并不能改变城乡代表比例、中心边缘代表比例严重不平等的现状。迄今为止的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民和30%的城镇市民，所占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比例却形成了本末倒置的25%和75%，即每96万农民中才产生一位代表，而每26万城镇人口中就有一位代表。地区间名额分配的歧视也很明显，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代表比例最高，而河南、河北、甘肃等12个省的代表比例则偏低。
这样的代表名额分配制度，严重违反了中国宪法的平等对待原则，所以早就应该进行改革，通过大幅度提高弱势群体和边缘地区的代表比例，来纠正人大制度的歧视性。否则的话，人民代表大会将继续沦为“强势阶层俱乐部”。
近些年的两会期间，要求降低人大代表中党政官员比例的呼声，改变歧视性的代表名额分配制度的建言，不但来自体制外民间，而且来自一些敢言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胡温中央非但不予理会，反而加强党权对人大的控制。在胡温上台前，党权对地方人大的控制逐步放松，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比例逐渐降低。但胡温上台后，“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旧体制逐渐恢复。在十一届地方人大的换届中，除了四个直辖市和少数省份（大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党委书记的省市）之外，其他二十四个省份的人大主任皆由省委书记兼任。更过分的是，党权对地方政协的控制也在同步加强，许多省份的政协主席由省委专职副书记兼任。
四、言行背离是中共统治的常态
中共统治的常态是言行背离，现政权也不例外。胡温执政五年来，一面频繁地作亲民秀和政治开明秀，一面从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不放松对民间的民主诉求的打压。民主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特别是当民主化已经成为普世政治常识的今天，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已经不需要多少理论解释，只需要切切实实的行动。在这点上，改革以来的大陆，官民的表现完全不同。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早已在民间启动，民间为此前赴后继，作出了诸多努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官方说了太多的民主，却看不到切实的行动。所以，官方如要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与其高调赞民主，不如低调做民主，哪怕是一点一滴地做，也比入云霄的高调令人信服。
民主要说，更要做，而光说不做，就是“画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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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 第八章：坏制度与“好总理” 温家宝的道德狂妄
“制度比人强”的道理，即可以用于好制度对坏人的制约，也可用于坏制度对好人的钳制和腐蚀。甚至，坏制度中的明君清官，正是坏制度得以长寿的秘诀之一。胡温式亲民，非但不是要改革官权与民权的极端不平等的独裁制度，反而是以救世主的恩赐来强化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既可以缓解独裁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又可以为独裁寡头们赢得民意支持。
胡锦涛要求官员们“乐民之乐者”和“忧民之忧者”的根本原因，绝非是为了还政于民，而仅仅为了巩固政权及自身权力。何况，居高临下的恩赐性亲民，依靠的正是使人民陷于无权境何况，居高临下的恩赐性亲民，依靠的正是使人民陷于无权境地的人治化的独裁权力，挥霍的正是受不到监督的纳税人血汗，购买却是有利于独裁者声誉的民意。这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善事，何乐而不为！ 救世主式的清官只能出在独裁制度中，牧羊人的政绩也只能靠羊群的仰望、奉献和驯顺来支撑。
1.10 温家宝的道德狂妄 (人权讨论)
面对中共官场的普遍腐败和社会公德的普遍沦落，中共执政集团不思从制度改革上入手，不从根治权贵集团普遍腐败上着眼，反而一次次地祭起了钦定道德标准的陈腐旗帜，以为靠最高当权者的道德召唤就能澄清玉宇。但这种由当权者发布道德训诫的陋习，与其说是为了从思想意识上道德上遏制腐败，不如说只是为了突出权势者多么有道德；与其说是为大陆社会的道德建设指出了方向，不如说是又一次倒行逆施，只能使目前“缺德”的现状愈演愈烈。现在，温家宝的大无畏和大公无私的高调，也无法遏制全社会道德的急遽败坏。
在如此森严的等级制之下，中国人已经彻底丧失了被剥夺自由的耻辱感，每个人从未把自己当作人，统治者没有，被统治者也没有。所谓“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仅仅是区别于兽禽的称呼，而一进入社会就没有了人，而只有主子、臣子、奴才、妻、妾、妃。所谓历代之改制，也从未触及专制等级制和钦定道德的传统，而仅仅是为了使之更完善而已。奇怪的是，���统治者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视人甚至完全无视人的制度下，居然无人对此制度提出过根本的质疑，无人把人本身的权利作为其道德的基础。
真正把皇权法统和儒家道统完全合一的独裁时代，则开始于中共执政的1949年，中共的每一代核心都既代表法统的最高权力又代表道统的最高权威，从毛思想到邓理论至江学说，莫不如此。所以，古代的钦定道德的手法之荒谬程度，远不如当代独裁统治的舆论造势之手法，毛泽东时代乃是这类荒谬的极致，其余韵至今犹在。
在人类历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设、改进、创新和完善，皆是自发演进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思想权威或道德教主创造并颁布的。文明越进步，政治权力对思想和道德的强制干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任何统治者无权把某种思想或某种道德钦定为唯一权威，无权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向社会进行强制性灌输，无权为维持其统治权力而强制建立一元化的思想或道德的秩序。相反，政治权力必须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采取中立态度，让思想和道德在自由的多元化格局中，通过自发的竞争进行交流、对话、包容、渗透、融合，才会使一个社会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断的思想创新，才会使人类在优胜劣汰的公平自由竞争中保持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
这一切，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起码的人文常识，而只有少数顽固坚持专制统治的独裁者及特权集团，才会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才会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狂妄到为社会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蒙昧程度。这种陈腐而野蛮的权力狂妄，既是对人的自由及尊严的践踏，也是对人的智慧的蔑视。这样的统治者除了绝对相信自己的能力之外，把其他人皆当作无独立能力的依附者──无思考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弱智者或残疾人，把当权者代替众生思考和选择视为赐福于民，把剥夺人的自由的思想权利和选择权利视为理所当然。
所谓中国为几千年礼仪之邦，不过是长期的意识形态强制灌输形成的虚假套话。
，他们不仅用暴力恐怖吃人的肉体，更是用欺骗吃掉人性、人格、尊严和灵魂。 中国，从古至今，以独裁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和礼仪道德，覆盖之广泛、统治之严酷、虚伪之透顶，实为举世罕见，甚至连以宗教立国的民族亦难比拟。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之独裁等级制得以几千年不衰，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政体。
当今的大陆仍然沿袭着传统帝制统治逻辑，执政集团既是权威的布道者，又是最大的道德腐败者和伪善者，政治腐败所导致的全社会的缺德现状，绝非统治者依靠最不道德的绝对权力发布什么道德训诫所能改变的。非但不能改变，反而只能加速全社会的道德荒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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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中共已经脑死亡 第二章：制度性的“为富不仁" （经济讨论）
正因为私人老板的不干净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本身，而在于恶劣的制度环境，所以指望不改变独裁制度和跛足改革模式而有干净的资本家，无异于痴人说梦。恰恰相反，中共权贵主导的“强盗式和裙带式相混合的资本主义”，他们积累的巨额财富不是靠商业智能、吃苦节俭、发明创造和公平竞争，而是靠特权掠夺全民资源；他们轻易到手巨额财富也不会用于造福民间和回馈社会，而是转移国外和尽情挥霍。正是他们牟利方式使寻租式的腐败变成一种准合法的制度安排，畸形的权力化市场无法与国际市场接轨，对全民资产的疯狂掠夺造成日益悬殊的贫富两级分化，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辩护理由，老百姓的不满乃至仇恨的积累，使社会成为遍布干柴的危机之地。这一切负面作用，不仅正在摧毁现政权的合法性，而且瓦解了新制度赖以建立的人性基础。
第二卷 中共已经脑死亡 第三章：跛足改革的“竞次主义"
同时，中国的人均GDP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中国经济却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中国的能源使用率浪费是日本的九倍、欧洲的五倍、美国的二十九倍。
公务员职业早已成为大学生毕业生择业的最大热门。
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金融、电力、电信、燃气、石油、供水、铁路、公路、民航、医疗、烟草等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二卷 中共已经脑死亡 第五章：中共寡头独裁的衰败
基于此，我对未来中国抱有的乐观期待是：在当下中国推进政治转型，与其向上仰望中南海的主人，不如向下关注并推进民间自发力量的成长。只要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民间生长不可逆转，就将生长出足以逼迫统治者启动政改的民间力量。
而当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变成中国民众的主流共识之后，保障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政治自由主义也将逐步变成多数共识。
第二卷 中共已经脑死亡 第八章：崩溃论与稳定论的互补
对外，“稳定论” 成了中共应对国际批评的护身符。美国批评中国人权恶化，中共祭出“为维护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的稳定，应该以对话代替对抗”；台湾政府推动“去中国化运动”，中共指责阿扁破坏“台海局势的稳定”；香港民意反对23条立法、要求政制改革，北京指责“香港民主派反中乱港，破坏了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稳定论”的背后是典型的敌视民意和罔顾人权的独裁逻辑，它从来不问民间诉求是否合法合理合情，而只问党国及权贵利益是否得到保护，是否有利于一党独裁的稳定。所以，自由民主就是动乱，因为自由使个人自主和社会多元化，民主使权力垄断变成权力分享；自发生长的民意表达和人权诉求也是动乱，即便 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和平内容，也会被独裁者视为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须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不进行六四大屠杀，中国早就天下大乱了；六四后，不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不压制失业者和农民的权益诉求、不堵截上访者、不严控异见人士、不封锁信息和网络、不制造文字狱、不抓捕维权律师„„也将引发社会动乱。换言之，在独裁者眼中，只要是民意的自发表达，无论这表达采取何种方式，统统都会被中共政权及其御用精英们视为“添乱”。自由民主是动乱，因为自由使个人自主和社会多元化，民主使权力垄断变成权力分享；自发生长的民意表达和人权诉求也是动乱，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和平内容，也会被独裁者视为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须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
“崩溃论”将强化人们对社会动乱的恐惧，也就等于强化人们对社会稳定的珍惜。
于是，境外流行的“崩溃论”和国内固守“稳定论”结合起来，使御用精英们为现政权的辩护变得更具迷惑性。以至于，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大资本，率先暴富的权贵们和进入白领阶层的各界精英们，仅仅是因为害怕“崩溃”这一最坏的结局，也会自发地与现政权达成“稳定共识”，哪怕这种稳定是一种绝对不公正的秩序，是以两极分化、腐败横行、环境破坏、道德空白、人权不彰为代价，也要比天下大乱好。
独裁统治的受益者有理由无视历史事实而提出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他们的所有决策和言说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保住绝对权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民众却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这假设所维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当人来对待的秩序。国人一旦忘记历史和无视现实，而相信了这样的假设，就会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馅饼，就会虽九死而犹未悔地寻找明君贤主，就会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反对运动、争取自身权益运动，视为帮倒忙的“添乱”，就会在执政者干了九十九件大坏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时，用1%的善政来为99%的恶政辩护。即便被屠杀、被饿死、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被歧视，独裁者仍然“伟光正”，小民们仍然千恩万谢。
第二卷 第九章：瓮安民变所凸现的政权合法性危机
瓮安事件
万州事件
池州626事件
对于越积越深的民怨和越来越严重的官民对立之现状，只靠自上而下的恩赐性“亲民”，既无法遏制官权的普遍腐败和劣质化，更无法缓解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和信誉危机。中共政权必须明白：只有启动政治改革，落实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一方面，为民间政治参与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民间释放出的维权能量和政治参与热情导入一种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另一方面,从制度上保障基本民权和遏制官权滥用，逐渐建立起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这才是中共现行政权化解民间怨恨和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正道。
第三卷：勿将沉沦当崛起 第一章：精于利益计算的末日独裁
中共当局为了维持政权和权贵利益，一味地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全不顾及人权的、道德的、环境的巨大综合代价。政府行为在普世道义和法治约束之外运行，它固守一党独裁，可以用“离开了中共将天下大乱”的虚构前景来恐吓；它堵死政治改革，可以用民众素质低下和经济滑坡来辩护；它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可以用“镇压是为了稳定和发展”的国家利益加以辩护；高层决策的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可以用“摸石头过河”或“与时俱进”加以掩饰；普遍的权贵腐败、悬殊的贫富分化和极端的社会不公，可以用“改革代价论”加以合理化；它对国际主流社会的道义压力，可以用“国情特殊论”来加以应付。总之，中共当局权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权，只要能保住政权及其权贵利益，怎么干都行！
犬儒主义: Cynicism
厚黑学 原子化公众 单面人
第三卷：勿将沉沦当崛起 第三章：在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背后
八十年代来自党内开明派、自由知识界、热血青年、有道义追求的民营经济界、民间持不同政见者等共同构成的推动政治改革的现实的和道义的合力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单纯的经济利益所驱动的单项经济改革。
第三卷：勿将沉沦当崛起 第四章：扼死新闻喉咙的恶法——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保障新闻自由──媒体的报导权、记者的采访权和民众的知情权
公权力
伟光正一词即为「伟大」「光荣」「正确」三语汇之合称
第三卷：勿将沉沦当崛起 第五章：在大国崛起的背后
官权的大国外交 2006年11月4日-6日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仿佛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外交
精英、媒体和愤青的舆论煽情 在舆论的导向上，中国的御用精英和新左派不断煽动民族自傲情绪
中国人陶醉于“大国崛起”，对自身是一种极度自卑后的反弹，而对西方世界显得过于轻浮。然而，不争的事实是，被独裁政权误导的民族主义，被狂热民族主义绑架的民心，正在走向丧失理智和泯灭普世价值的盲目，已经为在独裁称霸背书，那种愚昧而可怕的天下心态正在迅速复活，已经再次把中国引向危险的边缘，部分中国人已经狂热得失去起码的理智，开始把独裁政权臆造的幻觉当真。以至于，国人越发陶醉于虚构神话，只愿看繁荣崛起的一面而不愿看凋敝衰落的另一面；只愿听来自西方国家的赞美而不愿听来自西方国家的批评；既不愿意正视制约中国发展的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瓶，也不愿意承认在软硬实力上与主流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的现实。
跛足改革支撑的经济增长，让中国付出的综合代价之大，是其他国家崛起过程中难以比拟的；中国廉价商品来自劳工权利的匮乏及其“血汗工厂”，也来自粗放型增长模式背后的能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在中共大订单特别是从花大钱从俄罗斯购买尖端武器的背后，是独裁政权对全民资源的高度垄断和任意挥霍民脂民膏；在中国游客满世界撒钱的背后，是权贵私有化和制度腐败造成两极分化；在看似稳若磐石的社会秩序背后，是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和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
更为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民族主义骄狂的背后是缺少文明价值支撑的民族意识，一种原始丛林伦理──主奴人格。遇强者是奴隶，遇弱者是主子；落魄时极端自卑，以坐稳了奴隶地位而得意，发达了目中无人，随时拿着君临天下的主子派头。这样的民族意识，很难崛起为自立自尊的文明人。他们只能接受统治者的灌输、欺骗和恐吓，如同大人连哄带骗地管制着孩子们。他们没有自己的头脑、尊严和人格，无法独立行走和独立思考。统治者用小恩小惠贿赂着、用皮鞭恐吓着、用歌舞升平娱乐着、用谎言毒化着国人的灵魂。
在当下中国，由于官民之间对如何崛起的路径选择存在着巨大分歧，是自由崛起还是独裁崛起？其未来前景充满了充满不确定性。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私有产权意识的普遍觉醒，使民间蕴涵着自发地走向自由的巨大力量；而官权对独裁制度及其特权利益的维护，对跛足改革的坚持，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最大障碍。无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能延续多久，无论中心城市多么像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无论中国的权贵阶层享受着多么奢侈而现代的生活，只要中国仍然是个一党独裁的国家，中国就无法崛起为成熟的文明国度。
所以，国际主流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事实是：今日的独裁中共与自由世界的博弈，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极权苏共，中共不再固守意识形态及其军事的抗对，转而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抛弃意识形态的广交朋友，既在经济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力求融入全球化，又在政治上固守独裁体制，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君不见，钱包鼓起来的中共政权正在全世界展开金钱外交，它已经变成其他独裁国家的输血机，它用来经贸利益来分化西方同盟，它用大市场来利诱和要挟西方大资本。而面对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独裁大国，如果它的独裁崛起得到不到来自外在的强力制约，继续对中国的独裁式崛起采取绥靖主义，就将重蹈历史覆辙，其结果，不仅是中国人的灾难，也将殃及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进程。所以，要遏制独裁崛起对世界文明的负面效应，自由世界就必须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 2009
eAudio from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
Authoritarian 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uthoritarianism is the opposite of individualism in democracy, marked by submission to authority. In this system, the political power is condensed into one authority figure, who has unchecked power. Totalitarianism is when the person in power seeks to control every aspect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中国《立法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1.1 找不到方向的胡温政权 ──比较《大国崛起》与《居安思危》
《大国崛起》是2006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首播的一部12集电视纪录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九个世界級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并总结大国崛起的规律。该电视片在2006年11月13日—24日（CCTV-2）黄金时间21：30首播，每集大约50分钟。
1.1 海洋时代：开篇与 葡萄牙及 西班牙
1.2 小国大业： 荷蘭
1.3 走向现代： 英國
1.4 工业先声： 英國
1.5 激情岁月： 法国
1.6 帝国春秋： 德國
1.7 百年维新： 日本
1.8 尋道圖強：俄羅斯
1.9 風雲新途： 蘇聯
1.10 新国新梦： 美國
1.11 危局新政： 美國
1.12 大道行思：结篇
该片主要策划群体大都来自体制内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开明学者，主要倾向与赵紫阳时代的《河殇》相似，代表着自由派知识精英的观点：中国崛起的正路，只能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所以，该片才能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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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党内参考片 胡锦涛爱将，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笔名肖黎）主导的八集影片/每集40分钟《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
作 者：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中国社科院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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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由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和电视人操作，走的是八十年代赵紫阳智囊的路子，尽量淡化正统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借鉴、学习的开放态度看世界。最后也没有得出定于一尊的结论，而是采取多角度的开放式结尾。
《居安思危》由一批坚守中共正统教条的人操作，走的是胡锦涛“保先”路子，很符合在政治上学习朝鲜、古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得出定于一尊的霸道结论：绝不能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决不让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和戈尔巴乔夫式的叛徒！
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正统，《大国崛起》很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正如激烈攻击该片的新左派所言：“《河觞》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而《居安思危》完全是共产党正统一脉单传，每个字都符合“政治正确”。 然而，更有意味的对比在于，“政治很不正确”的《大国崛起》却在中共头号电视喉舌央视公开播映，意在诉诸大众，足够光明正大；而“政治很正确”的《居安思危》却只能制作成光盘，在党内播放，好像见不得阳光。正如胡锦涛敢于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谐社会”，却不敢在媒体上公开提倡学朝鲜古巴一样。 两部截然相反的大片的同时出现，既反映了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化的现状，也反映了中共高层执政思路的混乱──一种根本找不到未来方向的迷惑。这种迷惑，源于现政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现实、世界大势的冲突。
胡温政权在价值观上更认同毛式的中共正统，也曾想通过“保先”、“八荣八耻”、“学朝鲜古巴”来贯彻其正统理念，以确保中共政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当下中国的现实却不断地对胡锦涛说“不”。
当国门已经打开将近三十年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绝不允许回到毛泽东时代，先富起来的权贵们不允许，老百姓不允许，大多数党员不允许，前不久拿到官方大订单的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也不会情愿。即便是那些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老左派们，也就是靠喊口号来争取道义资源，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已经有了私车私房的著名新左派也决不会放弃现在的富裕生活。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普世潮流，更面对国内经济的难以逆转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面对主流民意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认同 ，不甘心顺应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胡锦涛政权，也就只能在找不到方向的歧路口长期徘徊。
保先运动: 2005年1月，在总书记胡锦涛的指示下，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为期一年半的整党运动,目前第一批保先运动初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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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 第二章：胡锦涛漫画事件的背后
9月11日，广州《新快报》A15新漫画版出现一张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漫画且配有文章，标题为《总书记的热泪为谁而流？》。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图文作者“孤寒斋主”却因此被停职。“孤寒斋主”本名邝飙，中年漫画家，现供职《新快报》要闻部。他长期从事漫画、连环画创作，代表作有《鸡讲人话系列》、《办公室系列》（四格）、《天使在人间系列》（单幅）和肖像漫画系列等。
言论自由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英语：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是指任何人或任何組織試圖煽動顛覆一個國家的統治政權的罪名。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国际标准，约翰奈斯堡原则第1.1原則要求这一指控应当有明确、清楚的法律定义，使个人可以明确某一具体行为属于非法行为.
已被定罪的人员:
刘晓波，2009年6月23日被逮捕[46]，2009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47]2010年2月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辽宁省抚顺市监狱服刑，同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7月13日在沈阳因为肝癌去世。
美国总统布什曾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第四权力”是西方社会的一种关于新闻传播媒体在社会中地位的比喻。它所表达的一种社会力量：新闻传播媒体总体上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对这三种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这实际是一种认识理念，以这种简单比喻的形式，19世纪以来普及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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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 第三章：看温家宝 想赵紫阳
温家宝在论及文化时还着重谈到普世价值与中国政治改革的关系。他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初级阶段论”是1987年赵紫阳所作的十三大报告的核心内容，而十三大是赵在中共党内政治生涯的顶峰.赵在评价“初级阶段论”时表示：真正把“初级阶段论”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十三大的贡献。他描述自己当年的心情说：“我当时非常兴奋，找到这个论断，„„可以避免争论。”“我在十三大重点论述的是‘初级阶段’，前提是不争论。„„‘初级阶段’作为十三大的立论基础，据此确定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P364-365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不当头”的外交方针，也是近20年前的旧事。邓小平“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赵紫阳的“初级阶段论”和邓小平的“决不当头论”
然而，自江泽民主导政权以来，内政上，逐渐抛弃“初级阶段论”，而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建设小康社会”，一些御用文人甚至不断鼓噪“盛世论”；外交上，逐步放弃“决不当头”的低调之策，而提出“大国外交”的高调之策。现在的胡锦涛政权，内政上，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外交上，奉行“和平崛起”。一时间，民族主义情绪飞速膨胀，“大国崛起”成为中国政坛的主旋律，而“中国威胁论”则变成西方世界的流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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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 第四章：就“黑窑童奴”向胡温问责
欲根治“黑窑童奴”，必先根治官员的冷酷；欲治官场，必先改革从来没有尊重生命和人权的独裁制度。 胡温中央更不能以“地方隐瞒”或“不知情”来卸责。
2003年的SARS危机，2005年的松花江水危机，2006年多起有毒食品和假药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之所以演变为海外震惊的重大公共危机，大都源于独裁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隐瞒或不作为。如果没有良知者通过难以完全封杀的互联网对危机真相的揭露，逼迫胡温中央不得不作出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此意义上，互联网真是上帝送给中国民众进行自我维权的最好礼物。
。然而，亲民是脸上的和电视镜头前的，而冷酷是骨子里的、黑箱决策中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现行寡头独裁集团的首脑，他们一定要把维护独裁权力和特权结成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能把主流民意、生民疾苦和社会公益放在首位；他们也一定要把突出政绩、展示伟光正形象作为媒体的首要任务，而不可能让媒体变成专门挑刺的无冕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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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 第五章：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焦虑
2006年除夕, ，许多大陆手机都收到一则戏虐中共政治局九常委短信：“元旦之际祝你：运气像曾庆一样红，做人像吴官一样正，家庭像贾春一样旺，生活像温家一样饱，事业像小罗一样干，房室像李长第二春，打牌像锦涛一样胡！烦恼像邦国一样吴，情人像小菊一样黄。”
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被用来指代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潮和流派。
执政方式的机会主义: (Opportunism )，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可以不择手段
九一三事件亦称林彪事件
Tiananmen Incident: 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是以1976年4月5日清明节期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大规模群众非暴力抗议事件为代表的全国性的非暴力抗议 .
1989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commonly known in mainland China as the June Fourth Incident.
但在实质上，今日中共政权已经失去毛泽东时代的强势，既没有毛时代党权包办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没有了毛时代的统一意识形态。经济改革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让党控一切的时代一去不返；随着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中共也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党的整体利益裂变为大大小小的以权贵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对外开放带来价值观念的多元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破产，而现在的中共政权又无法找到替代品，只能乞灵于民族主义和不断变化的口号，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和执政方式的机会主义，已经变成寡头独裁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在经济多元和价值多元的合围中，僵化的专制体制已经漏洞百出，中共现政权陷于找不到价值方向的意识形态焦虑之中。
其实，中共意识形态的裂痕并非始于改革开放，而是始于毛泽东晚年，正是他本人的胡作非为毁灭了他的绝对权威。只要是独裁党，必定讲究大一统意识形态，毛泽东是制造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高手。在野时期，通过延安整风清除了党内异见，把权力和思想都统一到毛泽东个人身上；执政时期，毛泽东通过一系列全民动员的政治运动清楚党内外的异见，牢牢掌控着君师合一的绝对权威。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毛的过于翻云覆雨，先后废掉自己钦定的两位接班人，致使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出现裂痕，特别是1971年“9·13事件”之后，民间自发出现了质疑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思潮，最后借助悼念周恩来而形成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毛泽东的权威和文革的正确性已经从根本上动摇。
从现实的执政层面，放开经济改革而堵死政治改革的悖论，导致弊端丛生、危机日深的跛足改革，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和“不争论”，使中共变得越来越右，大搞资本主义式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新老权贵家族纷纷下海大发其财，越来越多的党政官员变成了资本家，中共不得不改变正统意识形态，江泽民政权的“三个代表”应运而生，中共意识形态定义的敌人资本家可以入党。与此同时，为了适应越来越普遍的事实私有化，中共也逐渐改变了对私有财产的仇视，并于2007年通过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在制度上为“万恶之源”的私有财产正名。可以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适应着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现实，既是“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加冕，也是中共意识形态的自我瓦解。
���中共党内看，其意识形态焦虑来自三方面的危机感：首先，强人政治的结束，一言九鼎的时代一去不返，党内必然产生最高权威认同危机感；其次，六四带来的道义合法性急遽流失 legitimacy，而中共又无力重建合法性，遂使中共内部产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政权危机感；最后，由于跛足改革积累的深层危机愈演愈烈，而中共政权又拿不出化解危机的有效办法，致使中国的未来前景高度不确定，中共必然产生看不清自身未来的危机。归根结蒂，这些危机感说明中共重新定位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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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 第六章：十七大于党魁权威的衰落 —— 评中共十七大胡锦涛报告
众所周知，中共是当今世界罕见的喜欢修改党章和宪法的独裁党，每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魁都要先把自己的所谓「思想」写入党章，然后在接下来的五年一届的全国人大上，党魁「思想」又要写入宪法。这一服从新党魁的个人意志的恶习至今没有丝毫改变。此次十七大，一如既往地修改党章，权力得到初步巩固的胡锦涛也要进入党章了，他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使中共党章再一次臃肿.讽刺的是，由于党章中的指导思想太多，已经有了马主义、毛思想、邓理论、江学说，胡锦涛已经找不到合适名词来命名自己的「思想」，大概只能命名为「胡口号」了。
这么多的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进入党章和宪法，恰好说明了改革以来的中共政权已经无思想和无道义，拿不出足以凝聚社会共识的意识形态，其道义合法性危机无法缓解。当六四的枪声射穿年轻学子的身体，中国人的人权意识也被唤醒，中共的道义合法性被同时击倒；当苏东共产极权帝国发生雪崩、共产制度的大溃败变成现实之后，自由与独裁之间的制度优劣昭然天下。国内外的聚变使中国人越来越明白，只有建立在普世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政体才具有道义合法性和竞争力，而一党独裁体制无论在道义还是法理上都不具有竞争优势，甚至连基本的法理性都不具有，道义上站不住，法律上也站不住。
尽管，中国宪法力图在法理上和历史合理性上确立中共的垄断权力，一方面，中共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序言，使「坚持共产党领导」和「领导核心」的地位有了宪法依据。另一方面，宪法确认了「打江山坐江山」的陈腐意识。中共政权的建立来自暴力革命，其领导地位乃历史形成，使一党垄断权力具有了历史合法性。但是，无论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法理合法性，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合理性，不过是党主制宪的产物，是独裁意志和一党私利的法律化 。而按照普世的现代法治原则来衡量，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根本不具有合法性。正如着名自由主义法学家贺卫方先生指出的那样，现代政党存在的合法性首先来自按照现代法治原则进行「註册登记」，而中共作为政党组织居然从未按照法律要求「註册登记」过，所以，从法律角度将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法组织」。
「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江泽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胡景涛)，三代党魁的不同提法实质上并无新意，仅仅是为一党独裁和跛足改革背书的不同说法，是对政绩合法性的权宜解释，是为了保持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其内在的精髓是「无道义无思想」的实用主义。但是，无论意识形态口号多么五花八门、「与时俱进」，只要不用「主权在民」代替「一党自我授权」，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便无法缓解。 在当下中国，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越来越远离中共意识.
当现实经济的运行越来越市场化私有化，谁还会相信宪法上的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当现实政治充满恐怖和人权侵犯，谁还会相信宪法上的「权力源于人民」和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
对于中共现政权而言，当那些恢复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努力一次次被现实挫败，中共官方的自我辩护也就越来越力不从心、左右失据。所以，最讲究统一意识形态的中共已经变得不那么在乎意识形态了，而最在乎维持住政绩合法性。无论用怎样的方法，必须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保证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保证把任何可能导致政权不稳的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所谓的「民生主义」，不过是想用再分配的强制调整来赎买民众的顺从；所谓的「和谐社会」，不过是 镇压异见和严控言论的「强制和谐」；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不过是为「跛足改革」镀上一层金箔而已。
政治强人的权力终身制带来钦定接班人的传统，但被钦定的接班人很少善终.毛泽东钦定的刘少奇、林彪先后死无葬身之地，邓小平钦定的胡耀邦、赵紫阳先后被废. 「寡头独裁」要比「个人极权」今日中国，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利益分化已经难以改变。党国利益权贵化，权贵阶层集团化，每一中共寡头都代表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
以胡温执政五年的经验看，胡锦涛的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必须是政治可靠的实用主义者，仍然把保持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作为第一要务。新党魁要善于左右逢源和左右开弓，意识形态口号可以左转，但现实的经济政策决不能左，不能让反改革的新老毛派中断跛足改革进程；经济政策及其立法可以继续右行，但政治上决不能右倾，不能让政治自由主义和民间维权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所以，胡锦涛报告在政治改革的部分中，虽然不得不提出「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但重点是强调要在「党的领导下」，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
截至十七大闭幕，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的物质生活改善是中共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政治体制的僵化使社会的深层矛盾持续积累，潜在的社会危机越来越接近爆发的临界点，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起伏和全球化经济增长风险的难以控制，中共寡头集团不得不面临这个既现实又棘手的挑战：经济高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一旦经济出现停滞甚至衰退，跛足改革积累的危机就将全面爆发.中共的政绩合法性将灰飞烟灭，寡头政治的权威将丧失殆尽.中国将不得不吞下机会主义政治的苦果，弄不好就将再次陷于大劫难之中。
所以，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失灵，以及社会失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共必须开闢新的合法性来源和基础，将「政绩合法性」转变为「道义合法性」，即转变为以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合法性。这种转变能否在未来的十年中启动，不仅取决中共党内的开明力量能否推动体制内转型，更取决于国内外自由力量施加压力是否足够让统治者让步，以启动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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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 第七章：胡温政权的画饼民主
然而，六四后的中共决策层仍然固守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的邓小平模式，企图用行政改革代替政治改革
一、政治改革可以从改善人权保障制度入手
首先，废除一项废除臭名昭著的恶法──劳教制度。劳教制度的邪恶乃千夫所指，也与中国宪法、立法法相抵触.
其次，批准一项联合国人权公约。众所周知，江泽民政权在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中共人大的批准。
二、政治改革从回归十三大起点入手 如果胡温政权真要进行政治改革，只要回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起点即可。当年，赵紫阳报告已经提出七项政治改革措施，其中的基层民主、政企分离、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与法制秩序尤为重要。十三大后，赵紫阳从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入手，把党政分开放在政治改革的第一位，意在改变权力集中在党委、党委权力集中在书记的一言堂体制，进而改变“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制度。 赵紫阳推动的党政分开的具体措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转变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划清党权和政权的各自职能，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2、实行党政分开就要明确中央、地方和基层所应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之后扩展到基层；3、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和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迭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委的党组，党的纪检机构只管党纪而不管法纪和政纪。
三、从改革人大代表比例结构入手
首先，通过降低党政官员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逐步改变现行的“议政合一”的体制。众所周知，在党权至上的体制下，在宪法上被定义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质上是党权操控的“官员代表大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官员占据了人大代表的大头。近年来，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和官员比例又有大幅度上升，而非党员和工农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至第十一届人大，仅占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的7000多万党员，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却高达70%以上，这些党员代表的身份构成又大多是各级官员；而占总人口80%以上的工农，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已经降到19%。 所以，如要改革党权至上的现行体制，就必须在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上动真格的，大幅度消减中共官员及党员所占比例，最多不得超过30%。如果一次会议做不到，哪怕是逐渐降低这个比例，也能显示出胡温政改的诚意。否则的话，人民代表大会将继续是变相的党代会和官代会。
其次，通过改革不平等的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制度，逐步改变严重歧视弱势群体的现状。今年人大代表中，出现了三位农民工代表，被媒体热炒为代表全国1.5亿农民工的“政治新星”。但三位农民工代表的出现，不过是装饰性的点缀，并不能改变城乡代表比例、中心边缘代表比例严重不平等的现状。迄今为止的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民和30%的城镇市民，所占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比例却形成了本末倒置的25%和75%，即每96万农民中才产生一位代表，而每26万城镇人口中就有一位代表。地区间名额分配的歧视也很明显，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代表比例最高，而河南、河北、甘肃等12个省的代表比例则偏低。
这样的代表名额分配制度，严重违反了中国宪法的平等对待原则，所以早就应该进行改革，通过大幅度提高弱势群体和边缘地区的代表比例，来纠正人大制度的歧视性。否则的话，人民代表大会将继续沦为“强势阶层俱乐部”。
近些年的两会期间，要求降低人大代表中党政官员比例的呼声，改变歧视性的代表名额分配制度的建言，不但来自体制外民间，而且来自一些敢言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胡温中央非但不予理会，反而加强党权对人大的控制。在胡温上台前，党权对地方人大的控制逐步放松，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比例逐渐降低。但胡温上台后，“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旧体制逐渐恢复。在十一届地方人大的换届中，除了四个直辖市和少数省份（大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党委书记的省市）之外，其他二十四个省份的人大主任皆由省委书记兼任。更过分的是，党权对地方政协的控制也在同步加强，许多省份的政协主席由省委专职副书记兼任。
四、言行背离是中共统治的常态
中共统治的常态是言行背离，现政权也不例外。胡温执政五年来，一面频繁地作亲民秀和政治开明秀，一面从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不放松对民间的民主诉求的打压。民主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特别是当民主化已经成为普世政治常识的今天，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已经不需要多少理论解释，只需要切切实实的行动。在这点上，改革以来的大陆，官民的表现完全不同。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早已在民间启动，民间为此前赴后继，作出了诸多努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官方说了太多的民主，却看不到切实的行动。所以，官方如要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与其高调赞民主，不如低调做民主，哪怕是一点一滴地做，也比入云霄的高调令人信服。
民主要说，更要做，而光说不做，就是“画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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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剥开胡温的画皮 第八章：坏制度与“好总理” 温家宝的道德狂妄
“制度比人强”的道理，即可以用于好制度对坏人的制约，也可用于坏制度对好人的钳制和腐蚀。甚至，坏制度中的明君清官，正是坏制度得以长寿的秘诀之一。胡温式亲民，非但不是要改革官权与民权的极端不平等的独裁制度，反而是以救世主的恩赐来强化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既可以缓解独裁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又可以为独裁寡头们赢得民意支持。
胡锦涛要求官员们“乐民之乐者”和“忧民之忧者”的根本原因，绝非是为了还政于民，而仅仅为了巩固政权及自身权力。何况，居高临下的恩赐性亲民，依靠的正是使人民陷于无权境何况，居高临下的恩赐性亲民，依靠的正是使人民陷于无权境地的人治化的独裁权力，挥霍的正是受不到监督的纳税人血汗，购买却是有利于独裁者声誉的民意。这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善事，何乐而不为！ 救世主式的清官只能出在独裁制度中，牧羊人的政绩也只能靠羊群的仰望、奉献和驯顺来支撑。
1.10 温家宝的道德狂妄 (人权讨论)
面对中共官场的普遍腐败和社会公德的普遍沦落，中共执政集团不思从制度改革上入手，不从根治权贵集团普遍腐败上着眼，反而一次次地祭起了钦定道德标准的陈腐旗帜，以为靠最高当权者的道德召唤就能澄清玉宇。但这种由当权者发布道德训诫的陋习，与其说是为了从思想意识上道德上遏制腐败，不如说只是为了突出权势者多么有道德；与其说是为大陆社会的道德建设指出了方向，不如说是又一次倒行逆施，只能使目前“缺德”的现状愈演愈烈。现在，温家宝的大无畏和大公无私的高调，也无法遏制全社会道德的急遽败坏。
在如此森严的等级制之下，中国人已经彻底丧失了被剥夺自由的耻辱感，每个人从未把自己当作人，统治者没有，被统治者也没有。所谓“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仅仅是区别于兽禽的称呼，而一进入社会就没有了人，而只有主子、臣子、奴才、妻、妾、妃。所谓历代之改制，也从未触及专制等级制和钦定道德的传统，而仅仅是为了使之更完善而已。奇怪的是，���统治者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视人甚至完全无视人的制度下，居然无人对此制度提出过根本的质疑，无人把人本身的权利作为其道德的基础。
真正把皇权法统和儒家道统完全合一的独裁时代，则开始于中共执政的1949年，中共的每一代核心都既代表法统的最高权力又代表道统的最高权威，从毛思想到邓理论至江学说，莫不如此。所以，古代的钦定道德的手法之荒谬程度，远不如当代独裁统治的舆论造势之手法，毛泽东时代乃是这类荒谬的极致，其余韵至今犹在。
在人类历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设、改进、创新和完善，皆是自发演进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思想权威或道德教主创造并颁布的。文明越进步，政治权力对思想和道德的强制干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任何统治者无权把某种思想或某种道德钦定为唯一权威，无权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向社会进行强制性灌输，无权为维持其统治权力而强制建立一元化的思想或道德的秩序。相反，政治权力必须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采取中立态度，让思想和道德在自由的多元化格局中，通过自发的竞争进行交流、对话、包容、渗透、融合，才会使一个社会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断的思想创新，才会使人类在优胜劣汰的公平自由竞争中保持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
这一切，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起码的人文常识，而只有少数顽固坚持专制统治的独裁者及特权集团，才会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才会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狂妄到为社会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蒙昧程度。这种陈腐而野蛮的权力狂妄，既是对人的自由及尊严的践踏，也是对人的智慧的蔑视。这样的统治者除了绝对相信自己的能力之外，把其他人皆当作无独立能力的依附者──无思考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弱智者或残疾人，把当权者代替众生思考和选择视为赐福于民，把剥夺人的自由的思想权利和选择权利视为理所当然。
所谓中国为几千年礼仪之邦，不过是长期的意识形态强制灌输形成的虚假套话。
，他们不仅用暴力恐怖吃人的肉体，更是用欺骗吃掉人性、人格、尊严和灵魂。 中国，从古至今，以独裁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和礼仪道德，覆盖之广泛、统治之严酷、虚伪之透顶，实为举世罕见，甚至连以宗教立国的民族亦难比拟。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之独裁等级制得以几千年不衰，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政体。
当今的大陆仍然沿袭着传统帝制统治逻辑，执政集团既是权威的布道者，又是最大的道德腐败者和伪善者，政治腐败所导致的全社会的缺德现状，绝非统治者依靠最不道德的绝对权力发布什么道德训诫所能改变的。非但不能改变，反而只能加速全社会的道德荒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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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中共已经脑死亡 第二章：制度性的“为富不仁" （经济讨论）
正因为私人老板的不干净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本身，而在于恶劣的制度环境，所以指望不改变独裁制度和跛足改革模式而有干净的资本家，无异于痴人说梦。恰恰相反，中共权贵主导的“强盗式和裙带式相混合的资本主义”，他们积累的巨额财富不是靠商业智能、吃苦节俭、发明创造和公平竞争，而是靠特权掠夺全民资源；他们轻易到手巨额财富也不会用于造福民间和回馈社会，而是转移国外和尽情挥霍。正是他们牟利方式使寻租式的腐败变成一种准合法的制度安排，畸形的权力化市场无法与国际市场接轨，对全民资产的疯狂掠夺造成日益悬殊的贫富两级分化，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辩护理由，老百姓的不满乃至仇恨的积累，使社会成为遍布干柴的危机之地。这一切负面作用，不仅正在摧毁现政权的合法性，而且瓦解了新制度赖以建立的人性基础。
第二卷 中共已经脑死亡 第三章：跛足改革的“竞次主义"
同时，中国的人均GDP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中国经济却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中国的能源使用率浪费是日本的九倍、欧洲的五倍、美国的二十九倍。
公务员职业早已成为大学生毕业生择业的最大热门。
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金融、电力、电信、燃气、石油、供水、铁路、公路、民航、医疗、烟草等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二卷 中共已经脑死亡 第五章：中共寡头独裁的衰败
基于此，我对未来中国抱有的乐观期待是：在当下中国推进政治转型，与其向上仰望中南海的主人，不如向下关注并推进民间自发力量的成长。只要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民间生长不可逆转，就将生长出足以逼迫统治者启动政改的民间力量。
而当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变成中国民众的主流共识之后，保障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政治自由主义也将逐步变成多数共识。
第二卷 中共已经脑死亡 第八章：崩溃论与稳定论的互补
对外，“稳定论” 成了中共应对国际批评的护身符。美国批评中国人权恶化，中共祭出“为维护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的稳定，应该以对话代替对抗”；台湾政府推动“去中国化运动”，中共指责阿扁破坏“台海局势的稳定”；香港民意反对23条立法、要求政制改革，北京指责“香港民主派反中乱港，破坏了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稳定论”的背后是典型的敌视民意和罔顾人权的独裁逻辑，它从来不问民间诉求是否合法合理合情，而只问党国及权贵利益是否得到保护，是否有利于一党独裁的稳定。所以，自由民主就是动乱，因为自由使个人自主和社会多元化，民主使权力垄断变成权力分享；自发生长的民意表达和人权诉求也是动乱，即便 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和平内容，也会被独裁者视为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须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不进行六四大屠杀，中国早就天下大乱了；六四后，不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不压制失业者和农民的权益诉求、不堵截上访者、不严控异见人士、不封锁信息和网络、不制造文字狱、不抓捕维权律师„„也将引发社会动乱。换言之，在独裁者眼中，只要是民意的自发表达，无论这表达采取何种方式，统统都会被中共政权及其御用精英们视为“添乱”。自由民主是动乱，因为自由使个人自主和社会多元化，民主使权力垄断变成权力分享；自发生长的民意表达和人权诉求也是动乱，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和平内容，也会被独裁者视为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须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
“崩溃论”将强化人们对社会动乱的恐惧，也就等于强化人们对社会稳定的珍惜。
于是，境外流行的“崩溃论”和国内固守“稳定论”结合起来，使御用精英们为现政权的辩护变得更具迷惑性。以至于，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大资本，率先暴富的权贵们和进入白领阶层的各界精英们，仅仅是因为害怕“崩溃”这一最坏的结局，也会自发地与现政权达成“稳定共识”，哪怕这种稳定是一种绝对不公正的秩序，是以两极分化、腐败横行、环境破坏、道德空白、人权不彰为代价，也要比天下大乱好。
独裁统治的受益者有理由无视历史事实而提出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他们的所有决策和言说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保住绝对权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民众却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这假设所维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当人来对待的秩序。国人一旦忘记历史和无视现实，而相信了这样的假设，就会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馅饼，就会虽九死而犹未悔地寻找明君贤主，就会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反对运动、争取自身权益运动，视为帮倒忙的“添乱”，就会在执政者干了九十九件大坏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时，用1%的善政来为99%的恶政辩护。即便被屠杀、被饿死、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被歧视，独裁者仍然“伟光正”，小民们仍然千恩万谢。
第二卷 第九章：瓮安民变所凸现的政权合法性危机
瓮安事件
万州事件
池州626事件
对于越积越深的民怨和越来越严重的官民对立之现状，只靠自上而下的恩赐性“亲民”，既无法遏制官权的普遍腐败和劣质化，更无法缓解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和信誉危机。中共政权必须明白：只有启动政治改革，落实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一方面，为民间政治参与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民间释放出的维权能量和政治参与热情导入一种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另一方面,从制度上保障基本民权和遏制官权滥用，逐渐建立起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这才是中共现行政权化解民间怨恨和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正道。
第三卷：勿将沉沦当崛起 第一章：精于利益计算的末日独裁
中共当局为了维持政权和权贵利益，一味地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全不顾及人权的、道德的、环境的巨大综合代价。政府行为在普世道义和法治约束之外运行，它固守一党独裁，可以用“离开了中共将天下大乱”的虚构前景来恐吓；它堵死政治改革，可以用民众素质低下和经济滑坡来辩护；它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可以用“镇压是为了稳定和发展”的国家利益加以辩护；高层决策的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可以用“摸石头过河”或“与时俱进”加以掩饰；普遍的权贵腐败、悬殊的贫富分化和极端的社会不公，可以用“改革代价论”加以合理化；它对国际主流社会的道义压力，可以用“国情特殊论”来加以应付。总之，中共当局权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权，只要能保住政权及其权贵利益，怎么干都行！
犬儒主义: Cynicism
厚黑学 原子化公众 单面人
第三卷：勿将沉沦当崛起 第三章：在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背后
八十年代来自党内开明派、自由知识界、热血青年、有道义追求的民营经济界、民间持不同政见者等共同构成的推动政治改革的现实的和道义的合力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单纯的经济利益所驱动的单项经济改革。
第三卷：勿将沉沦当崛起 第四章：扼死新闻喉咙的恶法——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保障新闻自由──媒体的报导权、记者的采访权和民众的知情权
公权力
伟光正一词即为「伟大」「光荣」「正确」三语汇之合称
第三卷：勿将沉沦当崛起 第五章：在大国崛起的背后
官权的大国外交 2006年11月4日-6日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仿佛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外交
精英、媒体和愤青的舆论煽情 在舆论的导向上，中国的御用精英和新左派不断煽动民族自傲情绪
中国人陶醉于“大国崛起”，对自身是一种极度自卑后的反弹，而对西方世界显得过于轻浮。然而，不争的事实是，被独裁政权误导的民族主义，被狂热民族主义绑架的民心，正在走向丧失理智和泯灭普世价值的盲目，已经为在独裁称霸背书，那种愚昧而可怕的天下心态正在迅速复活，已经再次把中国引向危险的边缘，部分中国人已经狂热得失去起码的理智，开始把独裁政权臆造的幻觉当真。以至于，国人越发陶醉于虚构神话，只愿看繁荣崛起的一面而不愿看凋敝衰落的另一面；只愿听来自西方国家的赞美而不愿听来自西方国家的批评；既不愿意正视制约中国发展的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瓶，也不愿意承认在软硬实力上与主流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的现实。
跛足改革支撑的经济增长，让中国付出的综合代价之大，是其他国家崛起过程中难以比拟的；中国廉价商品来自劳工权利的匮乏及其“血汗工厂”，也来自粗放型增长模式背后的能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在中共大订单特别是从花大钱从俄罗斯购买尖端武器的背后，是独裁政权对全民资源的高度垄断和任意挥霍民脂民膏；在中国游客满世界撒钱的背后，是权贵私有化和制度腐败造成两极分化；在看似稳若磐石的社会秩序背后，是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和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
更为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民族主义骄狂的背后是缺少文明价值支撑的民族意识，一种原始丛林伦理──主奴人格。遇强者是奴隶，遇弱者是主子；落魄时极端自卑，以坐稳了奴隶地位而得意，发达了目中无人，随时拿着君临天下的主子派头。这样的民族意识，很难崛起为自立自尊的文明人。他们只能接受统治者的灌输、欺骗和恐吓，如同大人连哄带骗地管制着孩子们。他们没有自己的头脑、尊严和人格，无法独立行走和独立思考。统治者用小恩小惠贿赂着、用皮鞭恐吓着、用歌舞升平娱乐着、用谎言毒化着国人的灵魂。
在当下中国，由于官民之间对如何崛起的路径选择存在着巨大分歧，是自由崛起还是独裁崛起？其未来前景充满了充满不确定性。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私有产权意识的普遍觉醒，使民间蕴涵着自发地走向自由的巨大力量；而官权对独裁制度及其特权利益的维护，对跛足改革的坚持，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最大障碍。无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能延续多久，无论中心城市多么像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无论中国的权贵阶层享受着多么奢侈而现代的生活，只要中国仍然是个一党独裁的国家，中国就无法崛起为成熟的文明国度。
所以，国际主流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事实是：今日的独裁中共与自由世界的博弈，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极权苏共，中共不再固守意识形态及其军事的抗对，转而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抛弃意识形态的广交朋友，既在经济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力求融入全球化，又在政治上固守独裁体制，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君不见，钱包鼓起来的中共政权正在全世界展开金钱外交，它已经变成其他独裁国家的输血机，它用来经贸利益来分化西方同盟，它用大市场来利诱和要挟西方大资本。而面对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独裁大国，如果它的独裁崛起得到不到来自外在的强力制约，继续对中国的独裁式崛起采取绥靖主义，就将重蹈历史覆辙，其结果，不仅是中国人的灾难，也将殃及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进程。所以，要遏制独裁崛起对世界文明的负面效应，自由世界就必须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November 6, 2024
相比於另外基本曉波這本給我的震撼相對較小，雖然真知灼見也不少，語言依然凝練（但比《知識分子》還是廢話了
January 8, 2021
Sinking of Big Country: Memorandum to China/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 is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by Xiaobo Liu, one of the greatest thinkers, who has sacrificed his life for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China. All the pieces were written during 2006-2008 with analyses of the ins and outs of China’s current affairs and comparisons of the political periods af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takeover in1949: Mao’s era, the post-Mao, the governments in the 1990s and 2000s. Liu’s keen eye has seen through how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affects the people’s life and the ruling system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rise’s interac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Hopefully, this book is being or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some other languages, so it can reach more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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