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造反 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

by 徐友漁

Reviews

[Lisa Lee · Rating 5 out of 5]

正在看 前边写的挺好 写派系时有点无聊 不过能读到这种不能说的敏感事件的比较专业的研究类书籍还是很高兴的，红卫兵的余毒是在是太大了 典型的二极管思维 这种人在现在国内网站上一抓一大把 实在闹心 而且现在特别流行举报 一句话说不好可能就封号了 还有流行的是不对事实进行讨论 直接通过你的个人信息进行人身攻击 屁股决定脑袋

算是小粉红的起源？问题不在于他们盲目的相信什么，极端的去崇拜什么，打倒什么，要看到真正的根源在于长期意识形态驯化所造成的思维模式的禁锢。

引用以下书中原文作为总结：
文革中以革命的名義做出的各種有悖常理的行為，説明 這種政治教育既是違反人性的，又是十分成功的。許多前紅衞兵在反省文革時很容易看到和承認這方面的影響，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用革命理想和封毛的崇拜来解釋自己在文革中狂熟和盲信的表现，相當多的人没有看到或不承認其他因素的作用。但是，單用革命教育並不能説明紅衞兵在文革中的行為。文革前的意識形熊灌輸是要導向對於革命事業，對黨對組織的忠誠，為甚麼運動一來紅衞兵只忠於毛澤東而反對劉少奇和其他領導人，以及各級堂組織呢?既然各派組織都宣稱自己是革命的，它們之間為甚麼要進行流血斗爭呢?顯然，不考虑其他因素，如毛澤東爭取人心的手段和中國社會的矛盾，是不能作出合理解釋的。文革中紅衡兵在精神上依靠的，行動上捍的，不是一般的革命理想和目標，而是所謂「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他們的理解中，它有別於所謂劉少奇的以壓制群眾為特徵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人們還認為，由於本派本組織不惜抛頭、灑熱血捍衞了這種至高無上、神聖無比的路線，因此應當受封為「堅定的革命左派」，在權力分配中佔最大份额。 另一方面，西方學者在解釋紅衞兵行動的原因時，往往低估了意識形熊因素，單純強調實際利益的作用。可能他們很難理解一種虚妄的信念何以左右人到了不一切的地步。然而，文革中的許許多多紅衞兵確實是因為偏轨於自己的信念，而不是為了一已之私利而斗爭的。其實，在宗教或準宗教思想煽動下，人們狂熱追求和捍 衞的東西完全可以是非個人宝利性的，他們可能為了理想而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這種情况在古代和中世紀是司空見惯的，在现代也不乏其例，除了文革的紅兵，清朝末年的義和團、德國第三帝威時期的納粹份子、伊朗忠於霍梅尼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以及两伊戰爭中的革命衞隊志願兵，都是可以為信仰甚麼事都做得出来， 包括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紅衞兵行為中最複雜微妙之處，就在於狂熱的信念和個人或派別利益之間既奇怪、又巧妙的結合。 我所謂的毛澤東爭取群眾的策略，是指毛及其追随者把广大青年學生的革命信念和對共產黨的熱爱轉變成對他個人的盲目支持和對其政敵板度仇恨的一系列手法。這主要包括雨個方面，一是通遇宣傳，煽起對毛的個人崇拜狂熱，製造「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四爭|的神話，總之,在自己身上貼金;往政敵臉上抹黑。二是製造 天下大亂的局面，讓劉少奇等人按照中共一貫的做法派工作組去控制局面(不可避免地要一些學生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然後突然翻臉，指控對方鎮壓群眾通過解放被鎮壓的群眾而獲得他們的真心擁戴。在文革的初期和中期，毛及其追随者一直玩民主牌，以群幂的支持者、保護者的面目出現。他們這麼做的時候確實短暫地背離了中共一贯的作法，把群眾的不滿和仇恨轉移和引導到政敵身上。 毛之所以能施展這種策略手段，當然和歷來的意識形態灌翰有關(比如中共來以「群眾路線」相標榜),同時也以當時存在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矛盾為前提，但策略手段和這兩者是有區別的。因為作為整體的中共歷來都宣稱它的方針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文革前，以群眾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並非毛澤東一人的專利，但文革一開始造成的事熊卻使毛顯得有充分的理由指控對手鎮壓了群 眾，使得两個司令部、「雨條路線旗幟鮮明地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如果不是中國社會已經精累了許多矛盾，群眾的不滿已經達到相常程度，手的手法就是無的放矢，他就只能以另外的辨法諉過於人、籠絡民心。 必须強調，毛的做法只是一種策略手段。不少人並不這麼看，不論是當時誓死捍衞毛的紅衞兵，是西方研究文革的學者，都把人佣擁護毛看成是自然的，即看成毛和劉對待群眾的熊度確實不同的結果。比如，不只一位西方學者認為，毛是群眾運動的領袖，他在群眾中如魚得水，他的政治稟赋和政治资源均來自群眾;而劉是官僚主养者,姜於诵過組織機構准行操縱，而不樂於直接面對群眾。在他们眼中，毛善於办樂於接折群眾，對群眾和蔼可親，而刘則對群眾板着面孔。但是，事情的實質並非如此，不論是從文革後期還是文革之前歷次政治運動中毛的所作所為來看，和劉對群眾的压制比較起來，毛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一定要説有甚麼差異:那也只是風格和手法的不同。 説明紅衞兵的行動應該分析與他們的實際利益有開的中國社會中存在的矛盾。本書要分析的矛盾有雨類，我把一類稱為社會性的，把另一類稱為政治性的。中共接管大陸政權之後，按照人們以前的階級地位和政治面目，把人在政治上分為三六九等，其後在麻次政治運動中，又人為地製造了一大批「階級敵人」,這樣就把人品分為自己人、朋友、敵人，他們的子女由於父母的政治身分在學校受到不同對待，其前途(尤其重要的是升學問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家庭出身。這樣造成的人舆人之間的不平等就形成社會矛盾。與此同時，共產黨按照一套既定模式频繁發起政治運動，在間歇期也製造緊張的政治空氣,領導在群眾中劃類,決定依靠誰、團結誰、 打擊誰，一些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另一些人自願地或被迫地出賣周围的人，還有人以犧牲别人捧到向上爬的目的，這就形成中共政治制度下固有的整人舆被整之間的矛盾。一般而言，本人歷史、成分或家庭成分「有問题的人容易成為政治网爭的靶子，但被整者往往也包括對领導不是十分馴顺，遇事不看上面臉色而有自己的主見，爱提意見、愛説怿話的人。整人者除了銆導，就是所謂的骨斡或積極份子，即是善於觀察政治氣候、揣摩领導意圖，期望在政治運動中興風作浪獲取好處的人。定期的政治運動，不断製造的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一成不變地把對抗领導者説成是「反棠|，這些作法在文革前十七年已經制度化了。我把這種幹部和群眾的矛盾，及其派生的群眾之間的矛盾稱為政治性的。這雨種矛盾產生的不公正，平時在強大的專政威力和意識形熊宣傅雙重抑制下，没有引起人們的強烈反應，文革使這兩種矛盾以極其尖锐的形式爆發，整人者和被整者，既得利益者和二等公民之間的分野比文革前更为分明，相互間的矛盾逢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各種人都被抛入運动，他們只有争取本派别的政治腾利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謀求自己的利益。 事宵上，中國社会内部存在的矛盾要比以上雨種更深刻、更宽泛、更复雜。由於本書的主题是紅衞兵，他們的學生身分使他們相對而言要單純一些，因此本書不打算全面分析一切矛盾。其他矛盾，比如人們在經濟方面、身分方面的矛盾，在產業工人和臨時工、合同工之間，在城市居民、下鄉知識青年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也是客觀地長期存在着。 应当指出，当年的紅衡兵，以及中國大陆為数不多的文革研究者長期以来未曾正視這些社會性矛盾對紅衞兵行為的作用，他們的解釋都集中於政治教育和革命理想。對這些矛盾予以充分重视和詳盡研究的是一些西方學者，但他們的結論也有若干偏差，他們重視由家庭出身割分而產生的矛盾，把青年學生参加保守派或造反派歸 結為這種矛盾，這固然是有價值的發現，但他們卻忽視了第二種矛盾，因而未能解釋，為甚麼運動初期只有出身好的人才能参加運動時，他們就形成了保守和造反的對立。西方學者還有過份強調社鲁矛盾的傾向，把紅衞兵的派別劃分和派別鬥爭完全歸結於這種矛盾。實際上，雖然這些矛盾是中國社會的真實問题，但大多數紅衞兵確實是在為假問題而爭鬥，他們的利益意識遠未成熟。即使某些人有清醒的利益意識，並在個人行動中表現出來(有人很早就退出運動，甚至有人逃往香港)，但紅衞兵組織的政策和行動在很大程度上並未受社會矛盾的使。也許這麼表述更為恰當，不分析社會矛盾就不能充分和恰當地説明紅衞兵的行為，但反過来，決不能把 紅衞兵的行為僅僅歸於這種矛盾。 在以上三種影響紅衞兵行的因素中，毛的策略手段這種因素最不具有持久的效力，消逝得最迅速，人們或早或遲地看清了文革發動者的欺騙，退出運動並對文革持否定態度。意識形態因素是經過很長時期才逐渐消失的，並且是在人們作出了艱苦的探索之後才被克服的。當然，這種努力使有些人走得更遠，他們不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文革前加之於他們的革命理想，不僅批判文革中的残忍行徑和毛的手法，而且批判產生文革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而第三種因素，即社會矛盾，至今還未消失，雖然其形式有所改變。社會不公繼續存在，而且大大加劇了，這使得前紅衞兵中有少数人懷念文革，神往於當初對官僚特權的擊，而更多的仍然追求社會理想的人没有停止探索和努力，他們想用舆文革迥然不同的方式造就一個公正的社會。

[Rust Lee · Rating 3 out of 5]

其實一般

[Hachiman Hikigaya · Rating 4 out of 5]

不要让历史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