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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史 #8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八卷: 天安門之變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8)
本書是一部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全方位著述。是1996年出版的《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的修訂本的分卷版。本書綜合了廿多年來新披露的文獻資料、本人的採訪、研究，除介紹八九民運的歷史因由和“89/64事件”過程外，重點聚焦了一些公認的大案、疑案、懸案，探討事發生前後的朝野互動、高層博弈、民間競爭和精英分野等問題，並對其背後的隱秘進行了深入探討，在諸多方面提出了新解。全書約129萬字。
182 pages, Kindle Edition
Published July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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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9, 2022
“據李鵬 6月 3日日記：“下午 4 ∶ 00在勤政殿，由喬石召集戒嚴的緊急會議，研究天安門廣場清理問題，我和尚昆、遲浩田、李錫銘、周依冰、羅乾等同志都參加了會議。中央的同志和戒嚴部隊一致認為，當前形勢十分緊急，今天軍隊已和暴徒發生了正面衝突，不能再給他們以喘息的機會。今天如不及時採取行動，明天是星期日，將有更多的人進入天安門廣場，清場將更加困難，會議決定今晚從北京各方向集結待命的戒嚴部隊，星夜兼程向天安門進發，與已隱蔽在天安門四周的戒嚴部隊會合。在工人糾察隊的引導下，對天安門廣場實行清場。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但也議定如果遇到暴徒以武力阻攔，造成軍隊傷亡，軍隊有權實行自衛。”[ 613]與李鵬的日記不同，據《真相》記載，這次會議的召集人不是喬石一人，而是“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四人。“會議由楊尚昆主持”。楊尚昆做完開場白請李鵬講話。李鵬講話的要點是點明：“從昨天深夜起，首都事實上已經發生了反革命暴亂。” 在此之後，陳希同系統介紹了所謂“反革命暴亂”的事實：其一、武警部隊吉普車在木樨地發生重大車禍的消息，被“暴亂的組織者”所利用大造謠言，說是戒嚴部隊進城開道車故意撞死市民，煽動不明真相的學生和市民到各路口，阻攔解放軍進入市區執行戒嚴任務。其二、從今天淩晨起，在建國門、木樨地、新街口、虎坊橋、南河沿、西單等幾十個主要路口都設置了路障、攔截軍車、圍困並毆打解放軍，一些軍車的輪胎被紮破，還有暴徒搶奪槍枝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中央機關和一些重要部門受到衝擊。接著，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作了進一步補充，但沒有使用“反革命暴亂”和“暴徒”的提法：“今天淩晨，部分戒嚴部隊奉命進赴市區執勤點。開進途中，幾乎所有的部隊都遇到了市民、學生的阻攔，遇到了路障。一些人砸軍車，朝戰士們吐口水，我們在建國門立交橋上被圍困的一些士兵，他們的上衣被扒得精光，當眾受辱；朝陽門被堵住的四百多名解放軍被市民用石塊亂砸；虎坊橋著便裝進來的一支部隊，被人發現後四處追打，現在還有一些士兵不能在大會堂西側集中，隊伍整個被沖散了；被堵在南禮士路的一些士兵被強行搜身。總之，現在戒嚴部隊一些士兵忍氣吞聲，肚子裡都憋著一股氣。有一些被羞辱的士兵恨得牙根都癢。各部隊正在做政治思想解釋工作，以穩定情緒。”之後，李鵬的講話利用了連陳希同、周衣冰都沒有來得及引用的“暴亂”的最新事例，並提出了可以“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的底線。李鵬說：“大家都知道了。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在六部口，那些暴亂分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搶我們部隊的武器裝備車，並在車頂上架起機關槍炫耀。還公然衝擊中南海西門、新華門。剛才中南海高度緊張，被迫向這些暴亂徒施放了催淚彈。所有這些行為，是可忍，孰不可忍？決不能讓這些暴亂分子以為政府軟弱可欺。所以，我們決定平息首都的反革命暴亂，必須採取強硬措施，對極少數暴亂分子決不能手軟。凡妨礙戒嚴部隊、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執行勤務的，戒嚴部隊、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如果有人不聽勸告，一意孤行，以身試法，一切後果由其自己負責。”楊尚昆最後告訴與會者，他剛才“向小平同志作了彙報”：“小平同志要我轉達給大家兩句話，一句是明天天亮前解決問題，也就是要我們戒嚴部隊在明天天明前全部完成對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一句是曉之以理，深明大義，萬不得已部隊可以採取一切手段。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清場任務之前，要利用電視、電臺各種宣傳媒體向北京的市民、學生講清楚。奉勸市民、學生千萬不要上街，留在廣場的一定要自願撤離。總之，一定要把宣傳工作做到家，要讓所有的人知道我們是對人民負責的，要千方百計盡力避免流血事件的發生。”楊尚昆特別強調：“戒嚴部隊指揮部一定要向各部隊交代清楚，要盡可能避免使用武器，不到萬不得已決不能開槍。我在這裡特別重申，決不能在天安門廣場發生流血事件，即使有成千上萬的學生不走，我們戒嚴部隊架也要把他們架走。決不能在廣場上殺一個人。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意見，也代表小平同志的意見，如果大家同意，也就是我們大家一致意見。”會議決定：一、 3日晚 9 ∶ 00起，戒嚴部隊、武警部隊開始平息首都發生的反革命暴亂，首都公安幹警配合；二、關於天安門廣場清場。戒嚴部隊於 4日淩晨 1 ∶ 00抵達天安門廣場， 6 ∶ 00完成全部清場任務；三、戒嚴部隊一定要堅決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決不能耽誤或拖延時間；四、部隊開進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攔。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五、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特別是北京電視臺、北京人民廣播電臺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間斷廣播，發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同時，在天安門廣場進行重點廣播。[ 614]在張良的記載中，沒有提到李鵬日記中幾次提到的“工人糾察隊”的角色。[ 615]據李鵬《“六四”日記》，會議結束後，他把清場決定向江澤民、姚依林、宋平、萬裡作了通報。他們都一致表示同意今晚在天安門廣場實行清場的決定。楊尚昆則直接向鄧小平進行了彙報。有消息說，原計劃“清場”的日期，是下一個星期六——6月 10日[ 616]。現在還不清楚，將計畫提前到 6月 3日晚至 4日淩晨的決定者是誰。如果本節所述西單、六部口遺車和大會堂西北軍人“待命”也是這個“預謀”的一部分的話，那麼，它們最後的責任人，也應當是那個催促提前“清場”的人。當晚，楊尚昆、李鵬、喬石、劉華清等在中南海游泳池楊尚昆駐地坐鎮指揮；解放軍三總部首長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在西山指揮部負責整個戒嚴部隊的調度；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國務院秘書長羅幹、北京市委、市政府李錫銘、陳希同在人民大會堂戒嚴指揮部指揮“清場”。[ 617]見習總書記江澤民，則通過他的臨時住地——中南海靠近南長街的警衛大樓四層的視窗，直接觀看了天安門的“清場”。[”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八卷: 天安門之變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8)》，作者：Xiaoya Chen
“大概也是遵照上級的指示，下午 2 ∶ 00許，派出所選擇一處餐廳，開始和北師大、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談判。派出所為得到學生的配合，強留下學生代表，並同時向分局彙報。分局領導開始坐鎮研究營救方案。當時，有軍人提出“用防暴隊驅散人群，把武器搶出來”的方案，但分局的王副局長說：“白天試過，不行，傷了不少人，也搞不出來。”他還告訴建議者：“那輛車的情況和整個六部口的局勢他們都清楚，陳希同市長和區領導都不時打電話詢問情況。”[ 577]大約在 6月 3日晚 6 ∶ 00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收到一份電傳。王局長看完後說：“好了，今晚什麼都解決了！”不久，另兩位學生代表——“北高聯”的任建新和北京郵電學院 87級陸瑋——帶來了學生將撤回廣場的消息，並請公安人員到現場接管。分局王副局長和西單派出所趙主任“簽寫了字據”。陸瑋也留了下來，負責協調移交事宜。[ 578]晚 10 ∶ 30，在戒嚴部隊已經於木樨地開槍的情況下，營救方案出臺：由西城區衛生局派出兩輛救護車， 70名幹警換上便服（有的換上了白大褂），[ 579]以救護學生為名開進現場，一輛救護在場軍人，另一輛以“將武器送天安門廣場展覽”為名，運出武器。由便衣維護現場秩序。 11 ∶ 40，裝載武器彈藥的救護車在北京郵電學院電腦系通訊專業 87級學生陸瑋、豐台區鐵匠營職業中學烹飪班學生王永剛的護送下向西開出。由於復興門已發生激戰，車輛轉道西二環路，最終未丟一槍一彈，被護送到阜成門外大街的海軍總醫院。[”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八卷: 天安門之變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8)》，作者：Xiaoya Chen
“6月 1日，此次絕食的發起人——“千人接力”第一輪（三天， 72小時）出場者劉曉波，按“個人化”方式在北師大發表了絕食演講。他說：“現在政府一再強調極少數極少數人，所謂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來就是類似我這樣不是學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說，我是一個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當黑手，我反而以當黑手為自豪，為驕傲，為光榮！”“我明天下午要去絕食，是由我發起的，有著名歌星侯德建”、“我們抗議以李鵬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專制的軍事管制去鎮壓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我想借這次絕食，告訴國內外輿論，所謂的一小撮就是這樣一類人，他們不是學生，但他們是公民，他們有權利、有義務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這個講演分別在北大、人大、清華等校的學生廣播站廣播。 “6月 2號下午，我們四個人先在侯德健家裡集合，我看見李雙江也在，李還表示要參加絕食。我說你不想活啦？你是軍人啊，要上軍事法庭的！”下午， 4 ∶ 00，劉曉波、周舵、侯德建、高新四人，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二層紮營，宣佈“ 72—48小時有限絕食開始”。[ 487]參加絕食的 4個人中，除劉曉波外，另有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畫部部長、原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講師周舵，屬改革十年形成的中青年理論界人物；因一曲《龍的傳人》紅遍大江南北的臺灣著名歌詞曲作家、歌星侯德建；兼有中共黨員身份的北師大校刊前主編高新。圖 8-25：四君子。從左至右：高新、劉曉波、侯德健、周舵絕食開始，四人在紀念碑平臺上舉行了新聞發佈會。劉曉波首先說明瞭絕食的目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由於中國專制機器的強大，也由於幾千年中國人的怯懦和盲目順從，整個世界看待中國的前途、中國問題的思路，一直是從執政黨著眼，從執政黨內部的鬥爭著眼。但是， 1989年 4月到 5月的全民民主運動，在向全世界宣佈，這種理解中國傳統政治的思路……[ 488]人民已經覺醒了，人民再也不會跪倒在地，以襯托幾個獨裁者的高大形象。（熱烈歡呼鼓掌）我們需要對話，我們需要平等。我們主張和平地推進中國的民主，反對任何暴力。但我們不畏強暴，任何暴力也嚇不倒我們。我們將用這種和平的方式粉碎李鵬政府的戒嚴和軍管，消除李鵬政府的這種狹隘的封建式的農民的仇恨心理（熱烈歡呼，長時間的鼓掌）。不要叫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進程。另外，這一次絕食，我們的另一個宗旨，就是想公開地告訴國內外輿論界，所謂的‘一小撮’，所謂的‘極少數極少數’，所謂的‘黑手’，就是這樣一類人，他們雖然不是大學生，但是他們是中國的公民，他們所幹的一切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大學生運動沒有錯，我們這些被稱之為‘一小撮’的人也沒有錯（鼓掌）。我可以代表我們四個人公開宣佈：我們不但不恐怖，反而，我們為能夠充當這所謂的‘一小撮’，所謂的‘黑手’而驕傲，而自豪，而榮耀！”（好！長時間歡呼鼓掌）。圖 8-26：對“一小撮”的呼應（陳小雅攝）“中國的知識份子，在幾千年來……基本上處於順從地位。中國的知識份子只會動口而不會動手，只會空談理論而很少行動。今天，我們四個站出來，就是要代表我們自己，在中國歷史上開始一個公開的，知識份子聯名出現的，真正的行動！以行動，抗議李鵬政府的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我們幾千年的沉默，軟弱，盲目，順從所犯下的種種過失……”[ 489]接著，周舵宣讀了《六二絕食宣言》：“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在李鵬政府非理性的軍事暴力高壓之下，中國知識界必須結束幾千年遺傳下來的只動口而不動手的軟骨症，以行動抗議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由於我們長期的軟弱犯下的過失。對於中華民族的落伍，我們人人都負有一份責任。（一）絕食目的： 1、此次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民主運動，一直採取合法的、理性的、非暴力的和平方式，來爭取自由、民主和人權。但是，李鵬政府，居然以幾十萬軍隊來壓制手無寸鐵的大學生和各界民眾。為此，我們絕食，不再是為了請願，而是為了抗議戒嚴和軍管。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們不畏強暴，我們要以和平的方式來顯示民間的、民主力量的堅韌，以粉碎靠刺刀和謊言來維繫的不民主的秩序！政府這種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各界民眾實行戒嚴和軍管的極端荒謬悖理的蠢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開了一個極為惡劣的先例，使共產黨、政府和軍隊蒙受了巨大的恥辱，將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毀於一旦。 2、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互相仇恨。及至近代，敵人意識成了中國人的遺傳。 1949年以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更把傳統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極端。此次軍管，也是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的體現。為此，我們絕食，呼籲中國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李鵬作為總理，犯有重大失誤，應該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辭職。但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即使他下臺，仍然具有一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甚至可以擁有堅持錯誤主張的權利。我們呼籲，從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棄舊的政治文化，開始新的政治文化。我們要求政府立即結束軍管，並呼籲學生和政府雙方重新以和平談判、協商對話的方式來解決雙方的對立。我們抗議李鵬政府的新聞封鎖，要求立即解除新聞戒嚴。 3、此次學生運動，獲得了空前的全社會各階層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軍管的實施，已把這次學生的民主運動轉變為全民的民主運動。但無法否認的是，有很多人對學生的支持，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心和對政府的不滿，而缺乏一種具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意識。對此，我們呼籲，全社會應該逐步地放棄旁觀者和單純的同情態度，建立公民意識。公民意識，首先是政治權利平等的意識，每個公民都應該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權利與總理是平等的。其次，公民意識不只是正義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參與意識，也就是政治責任感。每個人不只是同情與支持，而且要直接參與民主建設。最後，公民意識是承擔責任和義務的自覺性。社會政治合理合法，有每個人的功勞；而社會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個人的責任。自覺地參與社會政治和自覺地承擔責任，是每個公民的天職。中國人必須明確，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個人首先應是公民，其次才是學生、教授、工人、幹部、軍人等。（二）惡性循環因素 4、幾千年來，中國社會是在打倒一個舊皇帝，而樹立一個新皇帝的惡性循環中度過的。歷史證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領導人的下臺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領導人的上臺，並不能解決中國政治的實質性問題。我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為此，我們呼籲：第一，全社會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間自治組織，逐漸形成民間的政治力量對政府決策的制衡。因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們寧要十個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天使。第二，通過罷免犯有嚴重過失的領導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罷免制度。誰上臺和誰下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上臺和怎樣下臺。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導致獨裁。 5、在此次運動中，政府和學生都有失誤。政府的失誤，主要是在舊的‘階級鬥爭’式政治思維的支配下，站在廣大學生和市民的對立面，致使衝突不斷加劇；學生的失誤主要是自身組織的建設太不完善，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們呼籲，政府和學生雙方，都要進行冷靜的自我反省。我們認為，就整體而言，此次運動中的錯誤主要在政府方面。遊行、絕食等行動是人民表達自己意願的民主方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根本就不是動亂。而政府方面無視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以一種專制的政治思維，把此次運動定名為動亂，從而又引發出了一連串的錯誤決策，致使運動一次次升級，對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製造動亂的，是政府的錯誤決策，其嚴重程度不下於‘文革’。只是由於學生和市民的克制，社會各界包括黨、政、軍有識之士的強烈呼籲，才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流血事件。鑒於此，政府必須承認和反省這些錯誤，我們認為現在改正，還不算太晚。政府應當從這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中吸取沉痛教訓，學會習慣於傾聽人民的聲音，習慣於人民用憲法賦予的權利來表達自己的意願，學會民主地治理國家。全民的民主運動正在教會政府怎樣地以民主和法制來治理社會。（三）擺脫意識形態化學生方面的失誤主要表現在內部組織的混亂、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諸如，目標是民主的，而手段、過程是非民主的；理論是民主的，而處理具體問題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權力互相抵消，造成決策的零狀態；財務上的混亂；物質上的浪費；情感有餘而理性不足；特權意識有餘而平等意識不足等等。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鬥爭，大都停留在意識形態化和口號化的水準上。只講思想啟蒙，不講實際操作；只講理論，不講程式；只講目標，不講手段過程。我們認為，民主政治的真正實現，是操作的過程、手段和程式的民主化。為此，我們呼籲，中國人應該放棄傳統的單純意識形態化、口號化、目標化的空洞民主，而開始操作的過程、手段和程式的民主建設，把以思想啟蒙為中心的民主運動，轉化為實際操作的民主運動。從每一件具體的事情做起。我們呼籲，學生方面要以整頓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為中心進行自我反省。 6、政府在決策方面的重大失誤還表現在所謂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過絕食，我們要告訴國內外輿論界，所謂的‘一小撮’是這樣一類人：他們不是學生，但是他們作為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主動地參與了這次以學生為主體的全民民主運動。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他們想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動讓政府從政治文化、人格修養、道義力量等方面知所愧悔，公開承認並改正錯誤，並使學生的自治組織按照民主和法制程式日益完善。必須承認，民主地治理國家，對每個中國公民來說都是陌生的，全體中國公民都必須從頭學起，包括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和民眾兩方面的失誤都是不可避免的，關鍵在於知錯必認、知錯必改，從錯誤中學習，把錯誤轉化為成功的財富，在不斷地改正錯誤中逐步地學會民主地治理我們的國家。（四）我們的基本口號 1、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2、我們都需要反省！中國的落伍人人有責！ 3、我們首先是公民！ 4、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五）絕食地點時間規則 1、地點：天安門廣場人民紀念碑下； 2、時間 72小時， 6月 2日 16 ∶ 00至 6月 5日 16 ∶ 00.（特殊說明：由於侯德健在 6天后將赴香港製作唱片，所以他的絕食時間為 48小時，從 6月 2日 16 ∶ 00至 6月 4日 16 ∶ 00.） 3、規則：只喝白開水，不得進食、不得飲用含營養物質（糖、澱粉、脂肪、蛋白質）的飲料。”[ 490]輪到侯德建講話時，他說他參加本次絕食，除了代表他個人外，還代表 5月 27日在香港舉行的連續 12個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所有歌星和參加的所有香港觀眾。他介紹說，三十萬香港同胞為這次義演慷慨損獻了一千三百萬港幣，他還把 T恤衫上有鄧麗君、奚秀蘭、張明敏、成龍等 100多位香港影視明星的簽名指給大家看。侯德健說，“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全世界的中國人都支持我們。”圖 8-27：侯德健的名人效應（陳小雅攝）他還說，香港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義演結束後，三十萬香港市民從跑馬場退場如何井然有序，如何沒有在地上留下一片廢紙垃圾。作為一個詞曲作家，他給大家最好的禮物就是為大家唱他創作的歌曲。他今天獻給觀眾的，恰好是他為八九民運而創作的新歌——《漂亮的中國人》：愛自由的人們\張開我們的翅膀\有良心的人們\敞開我們的胸膛為民主的人們\團結我們的力量\醜陋的中國人\今天我們是多麼的漂亮把耳朵豎起來\誰也不許再撒謊\把眼睛睜開來\誰也不許歪曲真相我們手挽著手\把腳步邁開\慢慢來\誰也不用慌慌張張。絕食者的發言完畢後，學生代表吾爾開希進行了演講。從其內容來看，很可能是劉曉波捉筆代勞。據始終不贊同這次“絕食”的包遵信回憶， 6月 2日下午 5 ∶ 00左右，主持完新聞發佈會的王軍濤和甘陽又來他家：“說劉曉波絕食引起很大震動……他們還對我說，打算組織第二批、第三批……這樣接力式地把絕食進行下去，直到政府退讓，取消戒嚴令。他們動員我參加第二批，甘陽還說他也參加第二批。””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八卷: 天安門之變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8)》，作者：Xiaoya Chen
“動員大會從下午 5 ∶ 00開到晚上 9 ∶ 30，歷時四個半小時，但沒有收到應有的反響。萬潤南其時也不瞭解，廣場的運作機制——與所有欲插手運動的精英一樣，他們都不知道廣場的行動決定於廣場“議會”。萬潤南只是憑感覺：學生的“民主”不可信任以後，他轉而尋求學生中的名人：“我問到會的一位學生，誰在同學中比較有威望？有人告訴我：王丹。”“我說，派人去把王丹找來。當晚 10 ∶ 00左右，我從國際飯店彩虹廳趕到北京飯店的咖啡廳，單獨會見了王丹。他處在一種極度疲勞的半昏睡狀態，仿佛是被人架到我跟前的。對我的講話，他反應很慢。我告訴他迫在眉睫的流血鎮壓，他說：‘不會的。’我問他：‘你認為會是怎樣的？’他說：‘最多是用棍棒把我們揍一頓，幾個人合力把我們一個個抬出去。’”[ 411]王丹當時的想法，實際上是 6月 3日夜仍留在廣場的絕大部分學生的想法。事後，萬潤南說，那大概是出自“ 1976年天安門運動”的“坑爹坑孩子”的經驗。但當時，他大概與所有聽到過這種想法都無言以對的人差不多，他的回憶錄到此沒了下文。事實上，在整個運動中，能準確估計到最後結局的人並不多。筆者知道的只有許良英先生。他曾告訴筆者， 70年代鄧小平複出期間，曾主持鎮壓雲南沙甸的所謂“回民叛亂”，下令用大炮轟平了兩個拒不投降的回民村寨。[ 412]據此，許先生在“四二六”社論發表後，已經預見了“六四”的結局。這也是他堅決拒絕了劉剛、王丹的期望，在整個運動中絕不插手學運的唯一理由。但即便是筆者本人，當時也並不相信許先生的告誡。”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八卷: 天安門之變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8)》，作者：Xiaoya Chen
“在 5月 27日“聯席會”會議上，與會者討論了甘陽 5月 26日起草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 A版）。聲明全文如下：“偉大的‘四月學潮’迄今為止已持續了 40餘天，並已經發展成為聲勢浩大的全民‘五月民主運動’。由於政府方面一系列不明智以至非理性的行為，致使目前中國政治局勢已出現極其嚴重而又複雜的狀態。為重申這次學運和民運的基本出發點和原則立場，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特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如下：一、這次學運和民運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是一場純粹自發的群眾性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它之超出‘四. 五’運動以來歷次學運和民運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一場獨立不倚，根本不依執政黨內部鬥爭形勢為轉移的人民民主運動，執政黨和政府的任何領導人或政治集團都不可能也沒有力量來左右這場運動。恰恰相反，這場民主運動的目標正是迫使任何人或利益集團都必須順應這場民主運動所體現出來的人民意志。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二、這次學運和民運的出發點是：推進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加快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清除執政黨和政府中嚴重存在的腐敗現象，才能真正杜絕萬民痛恨的‘官倒’現象。顯而易見，這些充分體現了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正因為如此，這次運動才得到全國各地、港澳地區以至全世界人民群眾如此廣泛而熱烈的響應和支持，也才能從最初的首都高校的學生運動發展成為如此浩大的全民愛國民主運動。 三、由此，對這場偉大的學運和民運究竟抱什麼態度，已經成為衡量每個中國人，特別是政治領導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態度的分水嶺。肯定和順應這場運動，就是肯定和順應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否定和反對這場民主運動，就是否定和反對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一切政治黨派和領導人都將在這場運動面前經受嚴峻的考驗，並將由此得到人民群眾的公正評判。四、李鵬總理以及何東昌、李錫銘、陳希同等領導人之所以在這場運動中如此不得人心，根本原因恰恰在於：他們從一開始就無視人民群眾的心願，對這場運動採取了否定、反對甚至鎮壓的完全錯誤的態度，從‘四二六社論’到頑固拒絕平等對話，使人民群眾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樣的領導人是不可能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不可能領導中國走現代化之路的。而 5月 20日李鵬簽發的極端非理性的戒嚴令，更是破壞民主與法制的法西斯恐嚇手段，它使全體人民深切感受到只要李鵬等人在臺上，所有參加過聲援這場民主運動的學生、工人、市民、黨員、幹部、知識份子的人身安全就有嚴重的危險。正因為如此，在發佈戒嚴令以後，各界人民群眾才一致提出罷免李鵬、何東昌等人的完全正當而合法的要求。五、作為執政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對於執政黨和政府的腐敗以及官倒等現象，無疑負有重要責任，但在訪朝歸國後，他發表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講話，表明了一個政治領導人對這場運動應有的正確態度，同時也確實一度創造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和條件。因此，這一講話精神得到了社會各界普遍的良好反映，也使人民群眾對趙紫陽採取了比較肯定的態度，並希望事態能在趙紫陽講話精神的基礎上得到解決。六、由此可見，人民群眾對任何政治領導人的態度，完全取決於他對這場運動的態度。如果認為這場偉大學運和民運在一開始就以擁護誰，打倒誰為目的，那就大大低估了這次學運的水準及人民群眾的民主和法制覺悟，同時也完全不符合事實。根本的問題，誰站在這場民主運動的對立面，誰就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必將受到人民群眾的唾棄；誰站在這場民主運動的順應面，誰就和人民站在一起，就會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七、遺憾的是，目前中國的一些政治領導人，恰恰仍然在用傳統的思維方式看問題，根本缺乏開創‘新思維’的政治素質。他們總是習慣於把人民群眾的民主運動看成僅僅是黨內鬥爭的反映和工具，總是想當然地認定這場民運幕後一定有黨內高層人士做後臺，因此極端錯誤地認為，只要解決了黨內鬥爭，也就解決了問題；只要找出了所謂‘後臺’，這場運動也就自然而然地煙消雲散了。這種看法未免太落後於時代，也太低估了廣大學生和人民的政治素質。我們在此嚴正指出：試圖用解決黨內鬥爭的方式來解決這次運動的任何企圖，都是幼稚可笑的，枉費心機的。黨內鬥爭的結束，並不意味著這場偉大民運的結束。說到底，不是黨內鬥爭決定這場運動，而是民主運動必將最終決定黨內鬥爭的最後結果。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這次學運和民運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廣大共產黨員的堅決支持，因此，不管黨內誰上臺，只有首先站在這場運動的一邊，才能得到廣大黨員的信任。如果站在這場運動的對立面，那必將在黨內失去合法性基礎。其最後以不光彩下臺只是時間問題了。八、不管黨內鬥爭如何，這次學運和民運都將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的目標，我們重申近期的具體目標如下：第一，解除戒嚴令，撤回部隊；第二，否定‘四二六社論’，否定李鵬五.二 O講話，公開肯定這次運動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承認學生自治組織以及其它具有真正代表性的民間自治組織的合法性；第三，立即召開人大緊急會議，討論全體人民一致發出的罷��李鵬的呼籲，從而創造在民主和法制的程式上解決問題的良好環境。毫無疑問，這將是一場長期的艱苦的鬥爭。為使政府方面對廣大學生和人民堅定的決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特在此向全國和全世界鄭重宣告：如果近期內不召開人大緊急會議，那麼，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和平請願活動將至少堅持到 6月 20日人大會議召開。九、這次學運和民主運動的偉大之處還在於，它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是一場高度理性、冷靜、克制、秩序的和平請願運動。我們正告某些政治領導人，一味採取高壓和恐嚇的非民主的非法手段來解決問題是不會奏效的；企圖以武裝力量軍事解決問題更只能玩火自焚，誰膽敢下令軍隊鎮壓學生運動和全民愛國民主運動，誰就是在把執政黨政府和軍隊推向絕路。因為一旦發生這種情況，那就意味著執政黨、政府和軍隊的性質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十、偉大的‘四. 二七’和平請願大遊行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值此‘四二七’遊行一周月之際，我們特發表以上聲明，以紀念這一偉大的日子，並向全國人民倡議：將 4月 27日定為‘中國自由民主節’！偉大的四月學潮和五月民主萬歲！人民必勝！”[ 337]這篇文告，在“四二七”大遊行勝利一周月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對“八九民運”的性質、理念、基本出發點和原則立場，乃至歷史意義進行了最早、最準確、最詳盡的闡釋，堪稱一篇具有歷史文獻價值的傑作。但因其中第八條的最後一句——堅持到 6月 20日人大會議召開——引出了一段多年未解的糾葛。”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八卷: 天安門之變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8)》，作者：Xiaoya Chen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八卷: 天安門之變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8)》，作者：Xiaoya Chen
“大概也是遵照上級的指示，下午 2 ∶ 00許，派出所選擇一處餐廳，開始和北師大、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談判。派出所為得到學生的配合，強留下學生代表，並同時向分局彙報。分局領導開始坐鎮研究營救方案。當時，有軍人提出“用防暴隊驅散人群，把武器搶出來”的方案，但分局的王副局長說：“白天試過，不行，傷了不少人，也搞不出來。”他還告訴建議者：“那輛車的情況和整個六部口的局勢他們都清楚，陳希同市長和區領導都不時打電話詢問情況。”[ 577]大約在 6月 3日晚 6 ∶ 00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收到一份電傳。王局長看完後說：“好了，今晚什麼都解決了！”不久，另兩位學生代表——“北高聯”的任建新和北京郵電學院 87級陸瑋——帶來了學生將撤回廣場的消息，並請公安人員到現場接管。分局王副局長和西單派出所趙主任“簽寫了字據”。陸瑋也留了下來，負責協調移交事宜。[ 578]晚 10 ∶ 30，在戒嚴部隊已經於木樨地開槍的情況下，營救方案出臺：由西城區衛生局派出兩輛救護車， 70名幹警換上便服（有的換上了白大褂），[ 579]以救護學生為名開進現場，一輛救護在場軍人，另一輛以“將武器送天安門廣場展覽”為名，運出武器。由便衣維護現場秩序。 11 ∶ 40，裝載武器彈藥的救護車在北京郵電學院電腦系通訊專業 87級學生陸瑋、豐台區鐵匠營職業中學烹飪班學生王永剛的護送下向西開出。由於復興門已發生激戰，車輛轉道西二環路，最終未丟一槍一彈，被護送到阜成門外大街的海軍總醫院。[”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八卷: 天安門之變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8)》，作者：Xiaoya Chen
“6月 1日，此次絕食的發起人——“千人接力”第一輪（三天， 72小時）出場者劉曉波，按“個人化”方式在北師大發表了絕食演講。他說：“現在政府一再強調極少數極少數人，所謂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來就是類似我這樣不是學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說，我是一個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當黑手，我反而以當黑手為自豪，為驕傲，為光榮！”“我明天下午要去絕食，是由我發起的，有著名歌星侯德建”、“我們抗議以李鵬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專制的軍事管制去鎮壓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我想借這次絕食，告訴國內外輿論，所謂的一小撮就是這樣一類人，他們不是學生，但他們是公民，他們有權利、有義務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這個講演分別在北大、人大、清華等校的學生廣播站廣播。 “6月 2號下午，我們四個人先在侯德健家裡集合，我看見李雙江也在，李還表示要參加絕食。我說你不想活啦？你是軍人啊，要上軍事法庭的！”下午， 4 ∶ 00，劉曉波、周舵、侯德建、高新四人，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二層紮營，宣佈“ 72—48小時有限絕食開始”。[ 487]參加絕食的 4個人中，除劉曉波外，另有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畫部部長、原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講師周舵，屬改革十年形成的中青年理論界人物；因一曲《龍的傳人》紅遍大江南北的臺灣著名歌詞曲作家、歌星侯德建；兼有中共黨員身份的北師大校刊前主編高新。圖 8-25：四君子。從左至右：高新、劉曉波、侯德健、周舵絕食開始，四人在紀念碑平臺上舉行了新聞發佈會。劉曉波首先說明瞭絕食的目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由於中國專制機器的強大，也由於幾千年中國人的怯懦和盲目順從，整個世界看待中國的前途、中國問題的思路，一直是從執政黨著眼，從執政黨內部的鬥爭著眼。但是， 1989年 4月到 5月的全民民主運動，在向全世界宣佈，這種理解中國傳統政治的思路……[ 488]人民已經覺醒了，人民再也不會跪倒在地，以襯托幾個獨裁者的高大形象。（熱烈歡呼鼓掌）我們需要對話，我們需要平等。我們主張和平地推進中國的民主，反對任何暴力。但我們不畏強暴，任何暴力也嚇不倒我們。我們將用這種和平的方式粉碎李鵬政府的戒嚴和軍管，消除李鵬政府的這種狹隘的封建式的農民的仇恨心理（熱烈歡呼，長時間的鼓掌）。不要叫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進程。另外，這一次絕食，我們的另一個宗旨，就是想公開地告訴國內外輿論界，所謂的‘一小撮’，所謂的‘極少數極少數’，所謂的‘黑手’，就是這樣一類人，他們雖然不是大學生，但是他們是中國的公民，他們所幹的一切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大學生運動沒有錯，我們這些被稱之為‘一小撮’的人也沒有錯（鼓掌）。我可以代表我們四個人公開宣佈：我們不但不恐怖，反而，我們為能夠充當這所謂的‘一小撮’，所謂的‘黑手’而驕傲，而自豪，而榮耀！”（好！長時間歡呼鼓掌）。圖 8-26：對“一小撮”的呼應（陳小雅攝）“中國的知識份子，在幾千年來……基本上處於順從地位。中國的知識份子只會動口而不會動手，只會空談理論而很少行動。今天，我們四個站出來，就是要代表我們自己，在中國歷史上開始一個公開的，知識份子聯名出現的，真正的行動！以行動，抗議李鵬政府的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我們幾千年的沉默，軟弱，盲目，順從所犯下的種種過失……”[ 489]接著，周舵宣讀了《六二絕食宣言》：“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在李鵬政府非理性的軍事暴力高壓之下，中國知識界必須結束幾千年遺傳下來的只動口而不動手的軟骨症，以行動抗議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由於我們長期的軟弱犯下的過失。對於中華民族的落伍，我們人人都負有一份責任。（一）絕食目的： 1、此次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民主運動，一直採取合法的、理性的、非暴力的和平方式，來爭取自由、民主和人權。但是，李鵬政府，居然以幾十萬軍隊來壓制手無寸鐵的大學生和各界民眾。為此，我們絕食，不再是為了請願，而是為了抗議戒嚴和軍管。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們不畏強暴，我們要以和平的方式來顯示民間的、民主力量的堅韌，以粉碎靠刺刀和謊言來維繫的不民主的秩序！政府這種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各界民眾實行戒嚴和軍管的極端荒謬悖理的蠢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開了一個極為惡劣的先例，使共產黨、政府和軍隊蒙受了巨大的恥辱，將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毀於一旦。 2、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互相仇恨。及至近代，敵人意識成了中國人的遺傳。 1949年以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更把傳統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極端。此次軍管，也是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的體現。為此，我們絕食，呼籲中國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李鵬作為總理，犯有重大失誤，應該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辭職。但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即使他下臺，仍然具有一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甚至可以擁有堅持錯誤主張的權利。我們呼籲，從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棄舊的政治文化，開始新的政治文化。我們要求政府立即結束軍管，並呼籲學生和政府雙方重新以和平談判、協商對話的方式來解決雙方的對立。我們抗議李鵬政府的新聞封鎖，要求立即解除新聞戒嚴。 3、此次學生運動，獲得了空前的全社會各階層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軍管的實施，已把這次學生的民主運動轉變為全民的民主運動。但無法否認的是，有很多人對學生的支持，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心和對政府的不滿，而缺乏一種具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意識。對此，我們呼籲，全社會應該逐步地放棄旁觀者和單純的同情態度，建立公民意識。公民意識，首先是政治權利平等的意識，每個公民都應該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權利與總理是平等的。其次，公民意識不只是正義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參與意識，也就是政治責任感。每個人不只是同情與支持，而且要直接參與民主建設。最後，公民意識是承擔責任和義務的自覺性。社會政治合理合法，有每個人的功勞；而社會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個人的責任。自覺地參與社會政治和自覺地承擔責任，是每個公民的天職。中國人必須明確，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個人首先應是公民，其次才是學生、教授、工人、幹部、軍人等。（二）惡性循環因素 4、幾千年來，中國社會是在打倒一個舊皇帝，而樹立一個新皇帝的惡性循環中度過的。歷史證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領導人的下臺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領導人的上臺，並不能解決中國政治的實質性問題。我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為此，我們呼籲：第一，全社會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間自治組織，逐漸形成民間的政治力量對政府決策的制衡。因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們寧要十個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天使。第二，通過罷免犯有嚴重過失的領導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罷免制度。誰上臺和誰下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上臺和怎樣下臺。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導致獨裁。 5、在此次運動中，政府和學生都有失誤。政府的失誤，主要是在舊的‘階級鬥爭’式政治思維的支配下，站在廣大學生和市民的對立面，致使衝突不斷加劇；學生的失誤主要是自身組織的建設太不完善，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們呼籲，政府和學生雙方，都要進行冷靜的自我反省。我們認為，就整體而言，此次運動中的錯誤主要在政府方面。遊行、絕食等行動是人民表達自己意願的民主方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根本就不是動亂。而政府方面無視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以一種專制的政治思維，把此次運動定名為動亂，從而又引發出了一連串的錯誤決策，致使運動一次次升級，對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製造動亂的，是政府的錯誤決策，其嚴重程度不下於‘文革’。只是由於學生和市民的克制，社會各界包括黨、政、軍有識之士的強烈呼籲，才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流血事件。鑒於此，政府必須承認和反省這些錯誤，我們認為現在改正，還不算太晚。政府應當從這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中吸取沉痛教訓，學會習慣於傾聽人民的聲音，習慣於人民用憲法賦予的權利來表達自己的意願，學會民主地治理國家。全民的民主運動正在教會政府怎樣地以民主和法制來治理社會。（三）擺脫意識形態化學生方面的失誤主要表現在內部組織的混亂、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諸如，目標是民主的，而手段、過程是非民主的；理論是民主的，而處理具體問題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權力互相抵消，造成決策的零狀態；財務上的混亂；物質上的浪費；情感有餘而理性不足；特權意識有餘而平等意識不足等等。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鬥爭，大都停留在意識形態化和口號化的水準上。只講思想啟蒙，不講實際操作；只講理論，不講程式；只講目標，不講手段過程。我們認為，民主政治的真正實現，是操作的過程、手段和程式的民主化。為此，我們呼籲，中國人應該放棄傳統的單純意識形態化、口號化、目標化的空洞民主，而開始操作的過程、手段和程式的民主建設，把以思想啟蒙為中心的民主運動，轉化為實際操作的民主運動。從每一件具體的事情做起。我們呼籲，學生方面要以整頓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為中心進行自我反省。 6、政府在決策方面的重大失誤還表現在所謂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過絕食，我們要告訴國內外輿論界，所謂的‘一小撮’是這樣一類人：他們不是學生，但是他們作為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主動地參與了這次以學生為主體的全民民主運動。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他們想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動讓政府從政治文化、人格修養、道義力量等方面知所愧悔，公開承認並改正錯誤，並使學生的自治組織按照民主和法制程式日益完善。必須承認，民主地治理國家，對每個中國公民來說都是陌生的，全體中國公民都必須從頭學起，包括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和民眾兩方面的失誤都是不可避免的，關鍵在於知錯必認、知錯必改，從錯誤中學習，把錯誤轉化為成功的財富，在不斷地改正錯誤中逐步地學會民主地治理我們的國家。（四）我們的基本口號 1、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2、我們都需要反省！中國的落伍人人有責！ 3、我們首先是公民！ 4、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五）絕食地點時間規則 1、地點：天安門廣場人民紀念碑下； 2、時間 72小時， 6月 2日 16 ∶ 00至 6月 5日 16 ∶ 00.（特殊說明：由於侯德健在 6天后將赴香港製作唱片，所以他的絕食時間為 48小時，從 6月 2日 16 ∶ 00至 6月 4日 16 ∶ 00.） 3、規則：只喝白開水，不得進食、不得飲用含營養物質（糖、澱粉、脂肪、蛋白質）的飲料。”[ 490]輪到侯德建講話時，他說他參加本次絕食，除了代表他個人外，還代表 5月 27日在香港舉行的連續 12個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所有歌星和參加的所有香港觀眾。他介紹說，三十萬香港同胞為這次義演慷慨損獻了一千三百萬港幣，他還把 T恤衫上有鄧麗君、奚秀蘭、張明敏、成龍等 100多位香港影視明星的簽名指給大家看。侯德健說，“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全世界的中國人都支持我們。”圖 8-27：侯德健的名人效應（陳小雅攝）他還說，香港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義演結束後，三十萬香港市民從跑馬場退場如何井然有序，如何沒有在地上留下一片廢紙垃圾。作為一個詞曲作家，他給大家最好的禮物就是為大家唱他創作的歌曲。他今天獻給觀眾的，恰好是他為八九民運而創作的新歌——《漂亮的中國人》：愛自由的人們\張開我們的翅膀\有良心的人們\敞開我們的胸膛為民主的人們\團結我們的力量\醜陋的中國人\今天我們是多麼的漂亮把耳朵豎起來\誰也不許再撒謊\把眼睛睜開來\誰也不許歪曲真相我們手挽著手\把腳步邁開\慢慢來\誰也不用慌慌張張。絕食者的發言完畢後，學生代表吾爾開希進行了演講。從其內容來看，很可能是劉曉波捉筆代勞。據始終不贊同這次“絕食”的包遵信回憶， 6月 2日下午 5 ∶ 00左右，主持完新聞發佈會的王軍濤和甘陽又來他家：“說劉曉波絕食引起很大震動……他們還對我說，打算組織第二批、第三批……這樣接力式地把絕食進行下去，直到政府退讓，取消戒嚴令。他們動員我參加第二批，甘陽還說他也參加第二批。””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八卷: 天安門之變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8)》，作者：Xiaoya Chen
“動員大會從下午 5 ∶ 00開到晚上 9 ∶ 30，歷時四個半小時，但沒有收到應有的反響。萬潤南其時也不瞭解，廣場的運作機制——與所有欲插手運動的精英一樣，他們都不知道廣場的行動決定於廣場“議會”。萬潤南只是憑感覺：學生的“民主”不可信任以後，他轉而尋求學生中的名人：“我問到會的一位學生，誰在同學中比較有威望？有人告訴我：王丹。”“我說，派人去把王丹找來。當晚 10 ∶ 00左右，我從國際飯店彩虹廳趕到北京飯店的咖啡廳，單獨會見了王丹。他處在一種極度疲勞的半昏睡狀態，仿佛是被人架到我跟前的。對我的講話，他反應很慢。我告訴他迫在眉睫的流血鎮壓，他說：‘不會的。’我問他：‘你認為會是怎樣的？’他說：‘最多是用棍棒把我們揍一頓，幾個人合力把我們一個個抬出去。’”[ 411]王丹當時的想法，實際上是 6月 3日夜仍留在廣場的絕大部分學生的想法。事後，萬潤南說，那大概是出自“ 1976年天安門運動”的“坑爹坑孩子”的經驗。但當時，他大概與所有聽到過這種想法都無言以對的人差不多，他的回憶錄到此沒了下文。事實上，在整個運動中，能準確估計到最後結局的人並不多。筆者知道的只有許良英先生。他曾告訴筆者， 70年代鄧小平複出期間，曾主持鎮壓雲南沙甸的所謂“回民叛亂”，下令用大炮轟平了兩個拒不投降的回民村寨。[ 412]據此，許先生在“四二六”社論發表後，已經預見了“六四”的結局。這也是他堅決拒絕了劉剛、王丹的期望，在整個運動中絕不插手學運的唯一理由。但即便是筆者本人，當時也並不相信許先生的告誡。”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八卷: 天安門之變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8)》，作者：Xiaoya Chen
“在 5月 27日“聯席會”會議上，與會者討論了甘陽 5月 26日起草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 A版）。聲明全文如下：“偉大的‘四月學潮’迄今為止已持續了 40餘天，並已經發展成為聲勢浩大的全民‘五月民主運動’。由於政府方面一系列不明智以至非理性的行為，致使目前中國政治局勢已出現極其嚴重而又複雜的狀態。為重申這次學運和民運的基本出發點和原則立場，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特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如下：一、這次學運和民運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是一場純粹自發的群眾性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它之超出‘四. 五’運動以來歷次學運和民運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一場獨立不倚，根本不依執政黨內部鬥爭形勢為轉移的人民民主運動，執政黨和政府的任何領導人或政治集團都不可能也沒有力量來左右這場運動。恰恰相反，這場民主運動的目標正是迫使任何人或利益集團都必須順應這場民主運動所體現出來的人民意志。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二、這次學運和民運的出發點是：推進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加快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清除執政黨和政府中嚴重存在的腐敗現象，才能真正杜絕萬民痛恨的‘官倒’現象。顯而易見，這些充分體現了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正因為如此，這次運動才得到全國各地、港澳地區以至全世界人民群眾如此廣泛而熱烈的響應和支持，也才能從最初的首都高校的學生運動發展成為如此浩大的全民愛國民主運動。 三、由此，對這場偉大的學運和民運究竟抱什麼態度，已經成為衡量每個中國人，特別是政治領導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態度的分水嶺。肯定和順應這場運動，就是肯定和順應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否定和反對這場民主運動，就是否定和反對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一切政治黨派和領導人都將在這場運動面前經受嚴峻的考驗，並將由此得到人民群眾的公正評判。四、李鵬總理以及何東昌、李錫銘、陳希同等領導人之所以在這場運動中如此不得人心，根本原因恰恰在於：他們從一開始就無視人民群眾的心願，對這場運動採取了否定、反對甚至鎮壓的完全錯誤的態度，從‘四二六社論’到頑固拒絕平等對話，使人民群眾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樣的領導人是不可能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不可能領導中國走現代化之路的。而 5月 20日李鵬簽發的極端非理性的戒嚴令，更是破壞民主與法制的法西斯恐嚇手段，它使全體人民深切感受到只要李鵬等人在臺上，所有參加過聲援這場民主運動的學生、工人、市民、黨員、幹部、知識份子的人身安全就有嚴重的危險。正因為如此，在發佈戒嚴令以後，各界人民群眾才一致提出罷免李鵬、何東昌等人的完全正當而合法的要求。五、作為執政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對於執政黨和政府的腐敗以及官倒等現象，無疑負有重要責任，但在訪朝歸國後，他發表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講話，表明了一個政治領導人對這場運動應有的正確態度，同時也確實一度創造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和條件。因此，這一講話精神得到了社會各界普遍的良好反映，也使人民群眾對趙紫陽採取了比較肯定的態度，並希望事態能在趙紫陽講話精神的基礎上得到解決。六、由此可見，人民群眾對任何政治領導人的態度，完全取決於他對這場運動的態度。如果認為這場偉大學運和民運在一開始就以擁護誰，打倒誰為目的，那就大大低估了這次學運的水準及人民群眾的民主和法制覺悟，同時也完全不符合事實。根本的問題，誰站在這場民主運動的對立面，誰就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必將受到人民群眾的唾棄；誰站在這場民主運動的順應面，誰就和人民站在一起，就會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七、遺憾的是，目前中國的一些政治領導人，恰恰仍然在用傳統的思維方式看問題，根本缺乏開創‘新思維’的政治素質。他們總是習慣於把人民群眾的民主運動看成僅僅是黨內鬥爭的反映和工具，總是想當然地認定這場民運幕後一定有黨內高層人士做後臺，因此極端錯誤地認為，只要解決了黨內鬥爭，也就解決了問題；只要找出了所謂‘後臺’，這場運動也就自然而然地煙消雲散了。這種看法未免太落後於時代，也太低估了廣大學生和人民的政治素質。我們在此嚴正指出：試圖用解決黨內鬥爭的方式來解決這次運動的任何企圖，都是幼稚可笑的，枉費心機的。黨內鬥爭的結束，並不意味著這場偉大民運的結束。說到底，不是黨內鬥爭決定這場運動，而是民主運動必將最終決定黨內鬥爭的最後結果。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這次學運和民運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廣大共產黨員的堅決支持，因此，不管黨內誰上臺，只有首先站在這場運動的一邊，才能得到廣大黨員的信任。如果站在這場運動的對立面，那必將在黨內失去合法性基礎。其最後以不光彩下臺只是時間問題了。八、不管黨內鬥爭如何，這次學運和民運都將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的目標，我們重申近期的具體目標如下：第一，解除戒嚴令，撤回部隊；第二，否定‘四二六社論’，否定李鵬五.二 O講話，公開肯定這次運動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承認學生自治組織以及其它具有真正代表性的民間自治組織的合法性；第三，立即召開人大緊急會議，討論全體人民一致發出的罷��李鵬的呼籲，從而創造在民主和法制的程式上解決問題的良好環境。毫無疑問，這將是一場長期的艱苦的鬥爭。為使政府方面對廣大學生和人民堅定的決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特在此向全國和全世界鄭重宣告：如果近期內不召開人大緊急會議，那麼，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和平請願活動將至少堅持到 6月 20日人大會議召開。九、這次學運和民主運動的偉大之處還在於，它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是一場高度理性、冷靜、克制、秩序的和平請願運動。我們正告某些政治領導人，一味採取高壓和恐嚇的非民主的非法手段來解決問題是不會奏效的；企圖以武裝力量軍事解決問題更只能玩火自焚，誰膽敢下令軍隊鎮壓學生運動和全民愛國民主運動，誰就是在把執政黨政府和軍隊推向絕路。因為一旦發生這種情況，那就意味著執政黨、政府和軍隊的性質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十、偉大的‘四. 二七’和平請願大遊行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值此‘四二七’遊行一周月之際，我們特發表以上聲明，以紀念這一偉大的日子，並向全國人民倡議：將 4月 27日定為‘中國自由民主節’！偉大的四月學潮和五月民主萬歲！人民必勝！”[ 337]這篇文告，在“四二七”大遊行勝利一周月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對“八九民運”的性質、理念、基本出發點和原則立場，乃至歷史意義進行了最早、最準確、最詳盡的闡釋，堪稱一篇具有歷史文獻價值的傑作。但因其中第八條的最後一句——堅持到 6月 20日人大會議召開——引出了一段多年未解的糾葛。”
—《《八九民運史》《八九民运史》 第八卷: 天安門之變 (THE HISTORY OF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Book 8)》，作者：Xiaoy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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