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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 #1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
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被公認為東亞區域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
19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當代中國重要知識分子
以獨特觀點，從個人歷史記憶出發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的歷史做出最完整的回顧、批判、反思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共八十萬字，醞釀了二十五年，反映了錢理群近期研究與思想的重要結晶，
試圖通過本書建構一個底層（我─錢理群，民間思想者）、高層（毛澤東）、中間層（知識分子）互動的三維敘述空間、結構
此三層之間的互動、反抗、合作、背離
形成一個複雜交錯的歷史過程，
並構成中國今日思想狀況的藍圖。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完整呈現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心路歷程
堪稱近年來華人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回顧與自傳。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提供了讀者看待當代中國問題時不可多得的思想資源，對於當前「中國崛起論」、「中國模式論」的知識熱潮，以及「毛澤東的幽靈」浮現於「後毛澤東時代」的徵象，提出即時有力的回應與批判。
錢理群以獨立知識分子的立場，通過本書，對於自己如何走過毛澤東影響下之共和國六十年，做出回顧與反思。共和國六十年的政權迭替，整個國家民族經歷了分裂動盪，在錢理群平靜而從容的敘述調子底下，內蘊著歷史的激情與蒼涼。
「一方面，我是毛澤東時代所塑造的，毛澤東文化已滲透到我的血肉及靈魂中，這種毛澤東時代的印記永遠改變不了，無論如何掙扎、自省、批判，我都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另方面，我更是個毛澤東時代自覺的反叛者。我的歷史使命就是反戈一擊，對毛澤東做出同時代人所能達到的最徹底的清理和批判。既受他的影響，同時又是他的反叛者，並力圖使自己成為徹底的反叛者。」──錢理群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作為親歷共和國六十年的獨立知識分子，錢理群以其豐厚的歷史經驗與直面現實的批判力度，為讀者打開一扇深入了解1949年至今的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民間思想知識狀況與毛澤東思想實踐的窗口。錢理群以「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作為本書的敘述框架，指出毛澤東時代的1957年所底定之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體制與後毛澤東時代有著內在的貫串性聯繫，這是批判性理解當下政體的核心關鍵。同時，錢理群致力挖掘中國當代民間思想，力圖在被鎮壓、被抹殺的「民間異端」歷史中，重拾那頑強存在的民間思想，並繪製其知識系譜，以提出一條中國民間版的社會主義思想道路。錢理群以其豐富的史料文本與作為一個歷史見證者、參與者的親歷經建，精采地勾勒出中國戰後思想狀況的景貌，並站在民間的立場、從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角度，為讀者漸次打開、進入中國大陸戰後歷史與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達到心的交流。
錢理群在《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裡順著歷史行走順序，將中共建國之後至今六十年的歷史分為建國初期（1949-1955）、反右運動前後（1956-1958年初）、大躍進年代（1958）、大饑荒年代（1959-1961）、通向文革之路（1962-1965）、文化大革命年代（1966-1976）、後毛澤東時代（1977-）。在同時考量各歷史時期的國內情況∕國際情勢的視角下，他將整段歷史以「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作為分野，強調毛澤東與中共在前段時期所奠定的中國共產黨之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如何後遺到「後毛澤東時代」、成為後段時期實行改革開放的基礎，同時提出反右運動前後所奠定的「1957年體制」是「1989年體制」的基石，兩者間有著內在的歷史連續性，如此方能歷史化的理解當下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政體核心。
更重要的是，錢理群考察了自1950年代即出現的校園「右派」（校園民主運動），文革間的民間思考、1980年的民運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並認為它們之間有一脈「社會民主主義」的知識思想連續，亦與1990年代「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的知識分子論爭以及當下中國的民間社會運動，有著複雜的內連性質，而這些知識運動與黨內思想的分派彼此扯動，形成上下相互吸收、影響的關係。
錢理群先生將當前中國的思想、知識光譜做了歷史化的考察，並以此回應、分析所謂「毛澤東的幽靈」在「後毛澤東時代」浮現的現象，對於當前「中國崛起熱潮」以及與之相應的知識徵候，提出即時、有力的批判與警醒。
本書《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冊）以前言為始，從起自建國初期（1949-1955年），迄至第九講 通向文革之路（1962-1965年）（下）。
被公認為東亞區域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
19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當代中國重要知識分子
以獨特觀點，從個人歷史記憶出發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的歷史做出最完整的回顧、批判、反思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共八十萬字，醞釀了二十五年，反映了錢理群近期研究與思想的重要結晶，
試圖通過本書建構一個底層（我─錢理群，民間思想者）、高層（毛澤東）、中間層（知識分子）互動的三維敘述空間、結構
此三層之間的互動、反抗、合作、背離
形成一個複雜交錯的歷史過程，
並構成中國今日思想狀況的藍圖。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完整呈現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心路歷程
堪稱近年來華人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回顧與自傳。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提供了讀者看待當代中國問題時不可多得的思想資源，對於當前「中國崛起論」、「中國模式論」的知識熱潮，以及「毛澤東的幽靈」浮現於「後毛澤東時代」的徵象，提出即時有力的回應與批判。
錢理群以獨立知識分子的立場，通過本書，對於自己如何走過毛澤東影響下之共和國六十年，做出回顧與反思。共和國六十年的政權迭替，整個國家民族經歷了分裂動盪，在錢理群平靜而從容的敘述調子底下，內蘊著歷史的激情與蒼涼。
「一方面，我是毛澤東時代所塑造的，毛澤東文化已滲透到我的血肉及靈魂中，這種毛澤東時代的印記永遠改變不了，無論如何掙扎、自省、批判，我都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另方面，我更是個毛澤東時代自覺的反叛者。我的歷史使命就是反戈一擊，對毛澤東做出同時代人所能達到的最徹底的清理和批判。既受他的影響，同時又是他的反叛者，並力圖使自己成為徹底的反叛者。」──錢理群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作為親歷共和國六十年的獨立知識分子，錢理群以其豐厚的歷史經驗與直面現實的批判力度，為讀者打開一扇深入了解1949年至今的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民間思想知識狀況與毛澤東思想實踐的窗口。錢理群以「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作為本書的敘述框架，指出毛澤東時代的1957年所底定之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體制與後毛澤東時代有著內在的貫串性聯繫，這是批判性理解當下政體的核心關鍵。同時，錢理群致力挖掘中國當代民間思想，力圖在被鎮壓、被抹殺的「民間異端」歷史中，重拾那頑強存在的民間思想，並繪製其知識系譜，以提出一條中國民間版的社會主義思想道路。錢理群以其豐富的史料文本與作為一個歷史見證者、參與者的親歷經建，精采地勾勒出中國戰後思想狀況的景貌，並站在民間的立場、從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角度，為讀者漸次打開、進入中國大陸戰後歷史與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達到心的交流。
錢理群在《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裡順著歷史行走順序，將中共建國之後至今六十年的歷史分為建國初期（1949-1955）、反右運動前後（1956-1958年初）、大躍進年代（1958）、大饑荒年代（1959-1961）、通向文革之路（1962-1965）、文化大革命年代（1966-1976）、後毛澤東時代（1977-）。在同時考量各歷史時期的國內情況∕國際情勢的視角下，他將整段歷史以「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作為分野，強調毛澤東與中共在前段時期所奠定的中國共產黨之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如何後遺到「後毛澤東時代」、成為後段時期實行改革開放的基礎，同時提出反右運動前後所奠定的「1957年體制」是「1989年體制」的基石，兩者間有著內在的歷史連續性，如此方能歷史化的理解當下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政體核心。
更重要的是，錢理群考察了自1950年代即出現的校園「右派」（校園民主運動），文革間的民間思考、1980年的民運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並認為它們之間有一脈「社會民主主義」的知識思想連續，亦與1990年代「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的知識分子論爭以及當下中國的民間社會運動，有著複雜的內連性質，而這些知識運動與黨內思想的分派彼此扯動，形成上下相互吸收、影響的關係。
錢理群先生將當前中國的思想、知識光譜做了歷史化的考察，並以此回應、分析所謂「毛澤東的幽靈」在「後毛澤東時代」浮現的現象，對於當前「中國崛起熱潮」以及與之相應的知識徵候，提出即時、有力的批判與警醒。
本書《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冊）以前言為始，從起自建國初期（1949-1955年），迄至第九講 通向文革之路（1962-1965年）（下）。
- GenresHistory
432 pages, Paperback
Published January 1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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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6, 2022
‧毛與中共在蘇共二十大後，決心不犯走史達林的老路子，要走“中國自己的道路”，否定資本主義，但也不接受蘇聯僵化的官僚主義計畫經濟，而是依靠高度的權力集中，以最廣泛的社會動員與群眾組織化來“幹大事”。另外一方面，又希望走“中國式的民主”，即與知識份子、其他黨派合作，達成互相監督，共存的政治體制。但毛的底線也是很明顯的。一黨專政不容威脅，自己的絕對領導不可挑戰。
‧周恩來、陳雲等人是傾向蘇式計畫經濟的路線，反對躁進。毛則是覺得“人多好辦事”，革命戰爭的成功讓他認為只要群眾動員下，沒什麼辦不了的。他這種寡頭決策，集中動員的作風雖然效率高，成果快，但不容出錯，一旦有問題，難以阻止跟容易發生大悲劇，歷史上見到的大躍進就是如此。
‧『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這個標準事實上並不根據法律，而是“黨”說了算。
‧毛的“雙百”到底是不是陷阱陰謀，歷史學家爭論不休。但它確實在一定時間內在社會主義圈中產生了影響，而當時，恰好中歐也爆發了反對運動，這在中國國內也引起了騷動，許多黨員都躁動不安。錢理群認為，共產黨內部長期對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不信任並非一夕之間可改，而且它們早就習慣絕對權力的寡頭領導，並不希望有“外人”來攪和，碰觸到根本利益就更加不能原諒。
‧1957年的北大學生運動主要訴求有三：1.社會主義民主化，黨並非絕對，壟斷，要能夠批評，國家主權在民不在黨。2.社會主義公有化，不允許特權階級，寡頭存在，回歸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具批判性，而不是教條化。3.社會主義人道化，解放人心的自由，強調真善美與公共精神、奉獻精神。學生們的思想是很正向的，他們反對資本主義，依然堅持在“左”的路線。但他們卻相信了毛是站在自己這邊，完全沒發現這三大訴求全部踩到毛的紅線。
‧毛的「五七體制」：1.黨對國家領域，社會跟所有一切的方方面面無所不包完全控制，就是“黨專政”。2.大權由組織第一人包攬，整個組織都是如此，一層接一層，那個人就叫“核心”。(錢說這段時候是2009年，他說第四代不叫核心而是領導，現在第五代又恢復了。) 並鼓吹個人崇拜。而權力的落實則依賴“單位體制”。在社會上的每個人，都被分配到自己的位置(單位)上，好處是包山包海，未必多但至少能有固定的照顧。但這樣一來，人對單位產生了依附，而單位領導層又壟斷權力，可以利用這種方式對人產生奴役的效果。整個社會都在這種體制的控制之下，誰也無法逃脫。(現在的科技，監視系統，天網，可以進行更大的力量控制) 3.要“興無滅資”。也就是消滅所有資本主義的“缺陷”：去除民主、自由、平等等所謂“階級鬥爭觀念”；排除所有私慾，建立集體化；放棄所有好奇、批判、創造，要求“一切服從黨”。簡單化成一句話來說，就是『一切服從黨，把人的所有慾望、所有個人利益、所有人對美好東西的嚮往，全部拋棄掉，建立“黨的意志高於一切”的信念，並且絕對服從黨。4.不斷革命。毛澤東不斷的製造對立，從中取利，以方便獨掌大權，這是他的權術。(參見李志綏的回憶錄)
‧毛的“窮社會主義”。毛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人越窮越要革命”，“要以窮為榮，以富為恥”、“經濟越落後，過渡到共產主義越容易”。結果，陷入一個奇怪的邏輯怪圈：中國窮，所以要革命，而目的是要讓人民富，可這目的達到了，又不想革命了。所以對毛來說，他想要“富國強兵”，卻要“貧民”，在他的觀念中，一點犧牲代價都是必然性的(但不包括他自己跟他的黨權貴及其既得利益者)。錢說毛還在茲念茲自己是農民出身，但就我看來都只是鱷魚的眼淚。
‧中國在文革期間也不斷的“對外輸出革命”，世界各地許多不滿份子來中國取經之後，回國發動革命，產生了許多影響。但歷史無情的地方在於，蘇聯為了自己國際地位放棄了這樣的“輸出”，然後中共接手，當他們取得了聯合國席次後，也走上了同樣的道路。當年指責蘇修的人今天也遭到了相同的批判。
‧此外，中共把《毛語錄》像全世界發送，引起了全世界左翼知識份子的共鳴。然而，這些人也都是“取其所需”，他們對文革造成的種種迫害，毛澤東本人的獨裁專政都視而不見，充份印證了凱撒所說的“人只會看見他想看見的”，這句名言。
‧魯迅對“中華民族”性的批判：1.食人。在這個民族的觀念裡，人命不值錢。動輒舉禮義道德大旗要求犧牲奉獻，視個體利益於無物，但卻又雙標的“死道友不死貧道”。2.做夢。這個民族的信仰不是宗教，但又類似宗教。他們迷信權力、迷信群眾力量，盲從於“領袖”與一種道德至上的偽真理。3.演戲。這個民族喜歡虛偽，講究潛規則，喜歡玩弄文字遊戲。4.主與奴。他們對權力崇拜，包括希望自己也能夠掌握。在奴役與被奴役之間來去自如。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後，進行了一些調整，稱之為“六四體制”。在這之下，中國的社會結構再次產生了變動。我們按照《獨裁者手冊》的說法來分析。1.權貴資本階層。這些人是中共統治的根本，它們是中共黨員，政府官僚跟軍隊，基本上就是擁有權力的階級，在改革開放後利用自己的特權搶先佔有獲取財富機會，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可以無限制掠奪社會，壓榨人民。在全球化之後，甚至可以跟海外資本合作發揮更大的“力量”(難怪那些外國人打從心裡瞧不起，儘管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是幫兇)。2.私營企業主階層。他們是少部分有機會獲取資本，在改革開放時發家致富，主要還是依賴那些權貴願意把殘羹剩飯分出來，他們的財產都是依賴體制才能成就。是屬於“頗有重要性但又可取代”的第二結構。3.知識菁英份子。這些人在過去的幾次衝突中已經被政府馴養的“沒脾氣”。在高考等“新科舉”的教育體制下，更是如唐太宗所說的“盡入我殼中”。儘管一部分人仍企圖保有獨立思想，但他們多半都是無足輕重，對統治沒威脅的。比較握有力量的早就已經被吸收成為頗有重要性但又可取代”的第二結構內。有人說要從體制內改良中共，那只是癡人說夢。4.工人、農民與農民工。他們就是那群“無關緊要”的被統治與壓榨的階級。曾經，共產黨以代言他們自詡，如今，革命完後他們成為新的壓榨階級，在“三個代表”理論下，已經轉成新的權貴資本階級的代言人。
最早脫離國民黨建構的史觀，重新看待毛澤東是從唐德剛的書而來，那時，我很喜歡他的《晚清七十年》，然後接著遠流又繼續出袁世凱，之後一路至此。現在回頭看唐老的書，其實不太適合新手，他嘻笑怒罵，東拉西扯，比較適合有點底子的人，不然會被帶的團團轉。之後又看了李志綏、張戎、天兒慧等人的作品，觀點各有千秋，充分表現出此人的爭議性，而這幾年台灣出的毛傳也夠多的，足以讓讀者眼花撩亂。錢理群這套《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是幾年前在國際書展一時興起買的，我知道作者其實非史家，而更似文學家，不過他的身世特別，寫起這段故事或許有其特殊之處。大概就像之前的齊邦媛、龍應台等人吧。
錢理群父親是國民黨官員，49年那場變故，年幼的他跟母親還有幾位偷偷加入共產黨的兄姊留在了大陸，父親遷台，又有兄長赴美，一家可以說各分東西。這種身分背景根據錢的自述也是曾讓他吃了不少苦頭，不過幸好其母向來低調懂得做人，倒也躲過了一些災難，平安將其養大，自己也能善終。因此，作者對共產黨，對毛，他自述“感情複雜”。
本書是他依照在台灣交大開課講毛澤東的稿子重新潤色，增添章節後而成的作品，因此風格比較多口語，論述性多，敘事性寡。閱讀過程中可以看出，錢理群除了自身的經驗外，很多地方都是引用他人的觀點，感覺欠缺原創性；不過當然，他的選擇即表達其價值觀這毋庸置疑，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作者自身的思想。整體來說，雖然錢肯定“共產黨完成了中國百年來的宿願：一個獨立、自強，不用再看人臉色的國家”，但他話鋒一轉，開始批判“這背後多少代價，卻往往被人刻意掩蓋跟忽略”，“國強了，但民有富嗎？”作者問了這句話。
‧怎麼看毛澤東？
錢理群說，毛常常自稱自己身上“帶有猴性跟虎性”，簡單的來說，就是“我造你反天經地義，你革我命罪該萬死”。這其實倒也沒什麼，哪個搞政治的不是如此，曹操說“寧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被罵成了豬頭，他也只是坦率了些。毛在《沁園春•雪》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跟成吉思汗數了一遍，覺得自己更勝一籌，個人覺得毛確實是不亞於這批帝王，但不幸的是，這個國家需要的是華盛頓。而事實上，他更像是同樣出身農民，以此“階級”自傲的明太祖朱元璋，只是說，他學了一些“洋玩意”，才可以來“還看今朝”。
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最重大的政治實驗，整個人類社會都受到了波及。以研究俄國革命史著名的學者理查．皮佩斯(Richard Pipes)在他的《共產主義簡史》指出，共產主義本身就建設在對人性錯誤的假設，它過分放大善的一面，且錯誤的以為惡的一面可以在後天加以改變。更可怕的是，它原本是針對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所開出的藥方，在現實中卻被拿去普遍落後的農業社會治療。今天，一部分的馬克斯原教旨主義者會跟你說是列寧、史達林等亂搞，但皮佩斯顯然不這麼認同。
在這種情況下，毛從俄國那邊學來的半調子“經驗”，就混合著“中國傳統”拿來施政，就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了。史達林死後，蘇聯的一些弊端或多或少的揭露在世人面前，當時中共的菁英都決心不走這個路線。毛因為在國共內戰中的取勝經驗，所以相信“人多好辦事”，決定走“高集權+廣動員”的策略。說起來，今天中共還是迷信這套方法，錢理群指出，這套做事是很有效率，但一旦出了錯，要修正就很難了，而且後果也會很可怕，大躍進就是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悲劇。
錢說毛是有他的理想性的，大躍進的悲劇並非其刻意的結果，只是種種的因素跟他對烏托邦理想的錯誤認知導致。特別是，毛向來以農民的代表自居，是“最愛農民，最能夠捍衛他們利益”的人。但作者又同時指出，當遇上狀況必須犧牲農民時，毛又毫不猶豫。這其實答案很簡單，對於毛來說，農民只是他利用來做為自己的權力基礎“之一”，所以，這種出於利益的“愛”，隨時拋棄也只是意料中事，畢竟毛更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能夠成就一番事業的國政活動家通常都是兩種特性兼具，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都去象牙塔了，太過現實的則變成技術官僚。
毛的評價並不是那麼難。當然，把他徹底妖魔化並不需要，像張戎那本傳記就太過。但也正如錢所說，這個人為他的民族帶來的災難，甚至過於鄰居島國在戰爭期間的“成績”。我常在想，要是毛死在五零年代初，估計就是不可動搖的完人了。
但歷史就是這麼不幸跟無情。
‧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統治體系：五七體制、八九體制。
錢對毛跟鄧這兩位強人的統治有兩個詞概括之，我不太確定這是他自創還是從哪引用來，第一個是毛的“五七體制”。
中共建政之後，對於怎麼統治這個國家還是有些不同的意見，就連毛本人也只是其中的意見之一。不過在經歷一番鬥爭，雙百跟反右運動後，在1957年左右，就以毛的路線為絕對基調，再也無人能夠挑戰，任何企圖動搖的都會被他毫不手軟的打趴。錢對此稱之為“五七體制”。
這個體制的具體內容如下：
1.黨對國家領域，社會跟所有一切的方方面面無所不包完全控制，就是“黨專政”。
2.大權由組織第一人包攬，整個組織都是如此，一層接一層，那個人就叫“核心”，並鼓吹個人崇拜。而權力的落實則依賴“單位體制”。在社會上的每個人，都被分配到自己的位置(單位)上，好處是包山包海，未必多但至少能有固定的照顧。但這樣一來，人對單位產生了依附，而單位領導層又壟斷權力，可以利用這種方式對人產生奴役的效果。整個社會都在這種體制的控制之下，誰也無法逃脫。(現在的科技，監視系統，天網，可以進行更大的力量控制)
3.要“興無滅資”。也就是消滅所有資本主義的“缺陷”：去除民主、自由、平等等所謂“階級鬥爭觀念”；排除所有私慾，建立集體化；放棄所有好奇、批判、創造，要求“一切服從黨”。簡單化成一句話來說，就是『一切服從黨，把人的所有慾望、所有個人利益、所有人對美好東西的嚮往，全部拋棄掉，建立“黨的意志高於一切”的信念，並且絕對服從黨。
4.不斷革命。毛澤東不斷的製造對立，從中取利，以方便獨掌大權，這是他的權術。(參見李志綏的回憶錄) 而且毛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人越窮越要革命”，“要以窮為榮，以富為恥”、“經濟越落後，過渡到共產主義越容易”。結果，陷入一個奇怪的邏輯怪圈：中國窮，所以要革命，而目的是要讓人民富，可這目的達到了，又不想革命了。所以對毛來說，他想要“富國強兵”，卻要“貧民”，在他的觀念中，一點犧牲代價都是必然性的(但不包括他自己跟他的黨權貴及其既得利益者)。
毛的這套體系對中共本身來說是沒有太大的問題，在“黨天下”的情況之中也可為其他既得利益者接受，缺點在於權力過度集中引發的後果連其他大老自己都受不了，所以鄧小平在這套體系基本精神不變的情況下，開始修正，並在1989年的民運之後，徹底確定，錢稱之為“六四體制”，其中跟毛的最大差別僅在於經濟政策上。作者認為，鄧不再堅持“窮共產主義”，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他“做出了連毛都不敢做的鎮壓學生”(這點存疑)之決定，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已經蕩然，只能從經濟上訴諸。鄧引入西方資本主義的那套方法，並在政治上不變的情況��合而為一，形成“權貴市場經濟”。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跟中國社會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其代表性已經天翻地覆。
這邊我要借用一下之前遠流出的一本經典政治學著作《獨裁者手冊》中的理論。首先，作者強調，所謂的獨裁者當然不可能真的是“一個人統治”，他必然是需要一群支持者的協助，稱之為“不可或缺者”，這些人是其最親近，最堅定，且利益一致的，獨裁者無論如何都要優先關照他們，才能穩定統治。接下來是一群可以替代，但又有影響力的人，獨裁者可能需要他們，但也可以替換掉。最後是一群無關緊要，隨時可以替換者，獨裁者完全不管他們死活也沒關係。按照這個分類法，錢的討論中，中國社會結構變動成四類“階層”。
1.權貴資本階層。這些人是中共統治的根本，它們是中共黨員，政府官僚跟軍隊，基本上就是擁有權力的那群人，在改革開放後利用自己的特權搶先佔有獲取財富機會，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可以無限制掠奪社會，壓榨人民。在全球化之後，甚至可以跟海外資本合作發揮更大的“力量”(之前與一位中國網友討論時，他對我說那些來跟他們做生意的外國人其實是打從心裡瞧不起，儘管某種程度上自己也是幫兇)。
2.私營企業主階層。他們是少部分有機會獲取資本，在改革開放時發家致富，主要還是依賴那些權貴願意把殘羹剩飯分出來，他們的財產都是依賴體制才能成就。是屬於“頗有重要性但又可取代”的第二結構。
3.知識菁英份子。這些人在過去的幾次衝突中已經被政府馴養的“沒脾氣”。在高考等“新科舉”的教育體制下，更是如唐太宗所說的“盡入我殼中”。儘管一部分人仍企圖保有獨立思想，但他們多半都是無足輕重，對統治沒威脅的。比較握有力量的早就已經被吸收成為頗有重要性但又可取代”的第二結構內。有人說要從體制內改良中共，那只是癡人說夢，有良知的要嘛早早退出醬缸，不然就是會“近墨者黑”，根本不可能達到什麼變化。
4.工人、農民與農民工。他們就是那群“無關緊要”的被統治與壓榨的階級。曾經，共產黨以代言他們自詡，如今，革命完後他們成為新的壓榨階級，在“三個代表”理論下，已經轉成新的權貴資本階級的代言人。
簡單來說，不管是“五七體制”也好，“六四體制”也罷，對中共而言，“中國”就是黨天下，是黨的“中國”，PRC是CCP的國家，絕非“人民”的國家。中國網路有一個流行用語，維基上有詞條，叫“趙家人”，我引用一下原解釋：
「趙家人源自中國網路流行語，泛指中國共產黨有密切關係的高級官僚、機構高層、企業主、大富豪、藝人、體制內幹部以及他們的家屬子女等紅色權貴階層，語出魯迅的《阿Q正傳》。其原型是魯迅先生筆下的趙莊趙太爺，象徵上層階級，現實中泛指高級官僚、富豪、體制內幹部以及家屬子女等，即既得利益者、實際掌權者。而「精趙」一詞，即「精神趙家人」，指自認為能在執政集團的強勢下能沾光的人。“
許多中國網友常以“趙國”稱PRC，有時也會以“你國”稱呼，意思是“你的國家，不是我的”，這種現象都在反映出許多人民也都意識到這個現實。今天動輒把中共跟一般老百姓混為一談，個人認為是不現實的事情。儘管這是個複雜的問題。
錢理群做為高級知識分子，他或許還有一些理想性，他常引用那些曾在中共統治下企圖改革的學生們的訴求，例如1957年北大學生運動主要有三個要點：
1.社會主義民主化，黨並非絕對，壟斷，要能夠批評，國家主權在民不在黨。
2.社會主義公有化，不允許特權階級，寡頭存在，回歸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具批判性，而不是教條化。
3.社會主義人道化，解放人心的自由，強調真善美與公共精神、奉獻精神。
學生們的思想是很正向的，他們反對資本主義，依然堅持在“左”的路線。但他們看不清楚中共跟其領導人的本質：“天下是他們共產黨流血流汗打下來的，怎麼可以拱手讓人，能夠享受政權的只有紅色革命子弟，任何改變都不被允許”。在這種情況下討論些訴求無疑與虎謀皮，被鎮壓也只是剛好！錢這本書寫在2011年，現在時勢又是一變，唯一不變的是，從內部和平演變中共絕對是異想天開。錢自己也說了，“沒有人想當戈巴契夫”。
錢的文筆極佳，本書又是口語文稿改寫而成，可讀性高，儘管可能原創性較少，但個人認為依然是值得推薦，對中共歷史的優秀作品，不過建議先看過其他通史會更好。
最後，我想引用一則《伊索寓言》看來的故事，內容是這樣的。有一隻花了整天都沒找到食物，餓了很久的狼，在傍晚時，遇見了條白淨滋潤的狗。於是狼對狗說：「兄弟，可否發發慈悲給點吃的？」
狗一口答應，然後要狼跟自己回去。路上，狼看到狗的脖子上有條頗深的勒痕，好奇一問，狗卻支支吾吾，狼停下腳步說道：「兄弟，你還是跟我說實話吧。」
狗只好坦白：「其實我是給人類豢養，白天替他們看門，傍晚時有段時間可以自由放風，但好吃好住也挺滋潤的不是嗎？兄弟你就別想太多了。」
狼搖搖頭說：「兄弟，我還是寧願餓肚子，至少還有自由跟尊嚴。」於是牠轉頭就走了。
每個人都該有權利選擇生活的方式，想當狼或想當狗是價值觀的問題，但最可悲的是連這種選擇權都沒有的時候，或許這種日子已經在某地發生，或其實並不遙遠。
‧周恩來、陳雲等人是傾向蘇式計畫經濟的路線，反對躁進。毛則是覺得“人多好辦事”，革命戰爭的成功讓他認為只要群眾動員下，沒什麼辦不了的。他這種寡頭決策，集中動員的作風雖然效率高，成果快，但不容出錯，一旦有問題，難以阻止跟容易發生大悲劇，歷史上見到的大躍進就是如此。
‧『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這個標準事實上並不根據法律，而是“黨”說了算。
‧毛的“雙百”到底是不是陷阱陰謀，歷史學家爭論不休。但它確實在一定時間內在社會主義圈中產生了影響，而當時，恰好中歐也爆發了反對運動，這在中國國內也引起了騷動，許多黨員都躁動不安。錢理群認為，共產黨內部長期對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不信任並非一夕之間可改，而且它們早就習慣絕對權力的寡頭領導，並不希望有“外人”來攪和，碰觸到根本利益就更加不能原諒。
‧1957年的北大學生運動主要訴求有三：1.社會主義民主化，黨並非絕對，壟斷，要能夠批評，國家主權在民不在黨。2.社會主義公有化，不允許特權階級，寡頭存在，回歸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具批判性，而不是教條化。3.社會主義人道化，解放人心的自由，強調真善美與公共精神、奉獻精神。學生們的思想是很正向的，他們反對資本主義，依然堅持在“左”的路線。但他們卻相信了毛是站在自己這邊，完全沒發現這三大訴求全部踩到毛的紅線。
‧毛的「五七體制」：1.黨對國家領域，社會跟所有一切的方方面面無所不包完全控制，就是“黨專政”。2.大權由組織第一人包攬，整個組織都是如此，一層接一層，那個人就叫“核心”。(錢說這段時候是2009年，他說第四代不叫核心而是領導，現在第五代又恢復了。) 並鼓吹個人崇拜。而權力的落實則依賴“單位體制”。在社會上的每個人，都被分配到自己的位置(單位)上，好處是包山包海，未必多但至少能有固定的照顧。但這樣一來，人對單位產生了依附，而單位領導層又壟斷權力，可以利用這種方式對人產生奴役的效果。整個社會都在這種體制的控制之下，誰也無法逃脫。(現在的科技，監視系統，天網，可以進行更大的力量控制) 3.要“興無滅資”。也就是消滅所有資本主義的“缺陷”：去除民主、自由、平等等所謂“階級鬥爭觀念”；排除所有私慾，建立集體化；放棄所有好奇、批判、創造，要求“一切服從黨”。簡單化成一句話來說，就是『一切服從黨，把人的所有慾望、所有個人利益、所有人對美好東西的嚮往，全部拋棄掉，建立“黨的意志高於一切”的信念，並且絕對服從黨。4.不斷革命。毛澤東不斷的製造對立，從中取利，以方便獨掌大權，這是他的權術。(參見李志綏的回憶錄)
‧毛的“窮社會主義”。毛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人越窮越要革命”，“要以窮為榮，以富為恥”、“經濟越落後，過渡到共產主義越容易”。結果，陷入一個奇怪的邏輯怪圈：中國窮，所以要革命，而目的是要讓人民富，可這目的達到了，又不想革命了。所以對毛來說，他想要“富國強兵”，卻要“貧民”，在他的觀念中，一點犧牲代價都是必然性的(但不包括他自己跟他的黨權貴及其既得利益者)。錢說毛還在茲念茲自己是農民出身，但就我看來都只是鱷魚的眼淚。
‧中國在文革期間也不斷的“對外輸出革命”，世界各地許多不滿份子來中國取經之後，回國發動革命，產生了許多影響。但歷史無情的地方在於，蘇聯為了自己國際地位放棄了這樣的“輸出”，然後中共接手，當他們取得了聯合國席次後，也走上了同樣的道路。當年指責蘇修的人今天也遭到了相同的批判。
‧此外，中共把《毛語錄》像全世界發送，引起了全世界左翼知識份子的共鳴。然而，這些人也都是“取其所需”，他們對文革造成的種種迫害，毛澤東本人的獨裁專政都視而不見，充份印證了凱撒所說的“人只會看見他想看見的”，這句名言。
‧魯迅對“中華民族”性的批判：1.食人。在這個民族的觀念裡，人命不值錢。動輒舉禮義道德大旗要求犧牲奉獻，視個體利益於無物，但卻又雙標的“死道友不死貧道”。2.做夢。這個民族的信仰不是宗教，但又類似宗教。他們迷信權力、迷信群眾力量，盲從於“領袖”與一種道德至上的偽真理。3.演戲。這個民族喜歡虛偽，講究潛規則，喜歡玩弄文字遊戲。4.主與奴。他們對權力崇拜，包括希望自己也能夠掌握。在奴役與被奴役之間來去自如。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後，進行了一些調整，稱之為“六四體制”。在這之下，中國的社會結構再次產生了變動。我們按照《獨裁者手冊》的說法來分析。1.權貴資本階層。這些人是中共統治的根本，它們是中共黨員，政府官僚跟軍隊，基本上就是擁有權力的階級，在改革開放後利用自己的特權搶先佔有獲取財富機會，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可以無限制掠奪社會，壓榨人民。在全球化之後，甚至可以跟海外資本合作發揮更大的“力量”(難怪那些外國人打從心裡瞧不起，儘管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是幫兇)。2.私營企業主階層。他們是少部分有機會獲取資本，在改革開放時發家致富，主要還是依賴那些權貴願意把殘羹剩飯分出來，他們的財產都是依賴體制才能成就。是屬於“頗有重要性但又可取代”的第二結構。3.知識菁英份子。這些人在過去的幾次衝突中已經被政府馴養的“沒脾氣”。在高考等“新科舉”的教育體制下，更是如唐太宗所說的“盡入我殼中”。儘管一部分人仍企圖保有獨立思想，但他們多半都是無足輕重，對統治沒威脅的。比較握有力量的早就已經被吸收成為頗有重要性但又可取代”的第二結構內。有人說要從體制內改良中共，那只是癡人說夢。4.工人、農民與農民工。他們就是那群“無關緊要”的被統治與壓榨的階級。曾經，共產黨以代言他們自詡，如今，革命完後他們成為新的壓榨階級，在“三個代表”理論下，已經轉成新的權貴資本階級的代言人。
最早脫離國民黨建構的史觀，重新看待毛澤東是從唐德剛的書而來，那時，我很喜歡他的《晚清七十年》，然後接著遠流又繼續出袁世凱，之後一路至此。現在回頭看唐老的書，其實不太適合新手，他嘻笑怒罵，東拉西扯，比較適合有點底子的人，不然會被帶的團團轉。之後又看了李志綏、張戎、天兒慧等人的作品，觀點各有千秋，充分表現出此人的爭議性，而這幾年台灣出的毛傳也夠多的，足以讓讀者眼花撩亂。錢理群這套《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是幾年前在國際書展一時興起買的，我知道作者其實非史家，而更似文學家，不過他的身世特別，寫起這段故事或許有其特殊之處。大概就像之前的齊邦媛、龍應台等人吧。
錢理群父親是國民黨官員，49年那場變故，年幼的他跟母親還有幾位偷偷加入共產黨的兄姊留在了大陸，父親遷台，又有兄長赴美，一家可以說各分東西。這種身分背景根據錢的自述也是曾讓他吃了不少苦頭，不過幸好其母向來低調懂得做人，倒也躲過了一些災難，平安將其養大，自己也能善終。因此，作者對共產黨，對毛，他自述“感情複雜”。
本書是他依照在台灣交大開課講毛澤東的稿子重新潤色，增添章節後而成的作品，因此風格比較多口語，論述性多，敘事性寡。閱讀過程中可以看出，錢理群除了自身的經驗外，很多地方都是引用他人的觀點，感覺欠缺原創性；不過當然，他的選擇即表達其價值觀這毋庸置疑，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作者自身的思想。整體來說，雖然錢肯定“共產黨完成了中國百年來的宿願：一個獨立、自強，不用再看人臉色的國家”，但他話鋒一轉，開始批判“這背後多少代價，卻往往被人刻意掩蓋跟忽略”，“國強了，但民有富嗎？”作者問了這句話。
‧怎麼看毛澤東？
錢理群說，毛常常自稱自己身上“帶有猴性跟虎性”，簡單的來說，就是“我造你反天經地義，你革我命罪該萬死”。這其實倒也沒什麼，哪個搞政治的不是如此，曹操說“寧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被罵成了豬頭，他也只是坦率了些。毛在《沁園春•雪》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跟成吉思汗數了一遍，覺得自己更勝一籌，個人覺得毛確實是不亞於這批帝王，但不幸的是，這個國家需要的是華盛頓。而事實上，他更像是同樣出身農民，以此“階級”自傲的明太祖朱元璋，只是說，他學了一些“洋玩意”，才可以來“還看今朝”。
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最重大的政治實驗，整個人類社會都受到了波及。以研究俄國革命史著名的學者理查．皮佩斯(Richard Pipes)在他的《共產主義簡史》指出，共產主義本身就建設在對人性錯誤的假設，它過分放大善的一面，且錯誤的以為惡的一面可以在後天加以改變。更可怕的是，它原本是針對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所開出的藥方，在現實中卻被拿去普遍落後的農業社會治療。今天，一部分的馬克斯原教旨主義者會跟你說是列寧、史達林等亂搞，但皮佩斯顯然不這麼認同。
在這種情況下，毛從俄國那邊學來的半調子“經驗”，就混合著“中國傳統”拿來施政，就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了。史達林死後，蘇聯的一些弊端或多或少的揭露在世人面前，當時中共的菁英都決心不走這個路線。毛因為在國共內戰中的取勝經驗，所以相信“人多好辦事”，決定走“高集權+廣動員”的策略。說起來，今天中共還是迷信這套方法，錢理群指出，這套做事是很有效率，但一旦出了錯，要修正就很難了，而且後果也會很可怕，大躍進就是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悲劇。
錢說毛是有他的理想性的，大躍進的悲劇並非其刻意的結果，只是種種的因素跟他對烏托邦理想的錯誤認知導致。特別是，毛向來以農民的代表自居，是“最愛農民，最能夠捍衛他們利益”的人。但作者又同時指出，當遇上狀況必須犧牲農民時，毛又毫不猶豫。這其實答案很簡單，對於毛來說，農民只是他利用來做為自己的權力基礎“之一”，所以，這種出於利益的“愛”，隨時拋棄也只是意料中事，畢竟毛更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能夠成就一番事業的國政活動家通常都是兩種特性兼具，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都去象牙塔了，太過現實的則變成技術官僚。
毛的評價並不是那麼難。當然，把他徹底妖魔化並不需要，像張戎那本傳記就太過。但也正如錢所說，這個人為他的民族帶來的災難，甚至過於鄰居島國在戰爭期間的“成績”。我常在想，要是毛死在五零年代初，估計就是不可動搖的完人了。
但歷史就是這麼不幸跟無情。
‧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統治體系：五七體制、八九體制。
錢對毛跟鄧這兩位強人的統治有兩個詞概括之，我不太確定這是他自創還是從哪引用來，第一個是毛的“五七體制”。
中共建政之後，對於怎麼統治這個國家還是有些不同的意見，就連毛本人也只是其中的意見之一。不過在經歷一番鬥爭，雙百跟反右運動後，在1957年左右，就以毛的路線為絕對基調，再也無人能夠挑戰，任何企圖動搖的都會被他毫不手軟的打趴。錢對此稱之為“五七體制”。
這個體制的具體內容如下：
1.黨對國家領域，社會跟所有一切的方方面面無所不包完全控制，就是“黨專政”。
2.大權由組織第一人包攬，整個組織都是如此，一層接一層，那個人就叫“核心”，並鼓吹個人崇拜。而權力的落實則依賴“單位體制”。在社會上的每個人，都被分配到自己的位置(單位)上，好處是包山包海，未必多但至少能有固定的照顧。但這樣一來，人對單位產生了依附，而單位領導層又壟斷權力，可以利用這種方式對人產生奴役的效果。整個社會都在這種體制的控制之下，誰也無法逃脫。(現在的科技，監視系統，天網，可以進行更大的力量控制)
3.要“興無滅資”。也就是消滅所有資本主義的“缺陷”：去除民主、自由、平等等所謂“階級鬥爭觀念”；排除所有私慾，建立集體化；放棄所有好奇、批判、創造，要求“一切服從黨”。簡單化成一句話來說，就是『一切服從黨，把人的所有慾望、所有個人利益、所有人對美好東西的嚮往，全部拋棄掉，建立“黨的意志高於一切”的信念，並且絕對服從黨。
4.不斷革命。毛澤東不斷的製造對立，從中取利，以方便獨掌大權，這是他的權術。(參見李志綏的回憶錄) 而且毛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人越窮越要革命”，“要以窮為榮，以富為恥”、“經濟越落後，過渡到共產主義越容易”。結果，陷入一個奇怪的邏輯怪圈：中國窮，所以要革命，而目的是要讓人民富，可這目的達到了，又不想革命了。所以對毛來說，他想要“富國強兵”，卻要“貧民”，在他的觀念中，一點犧牲代價都是必然性的(但不包括他自己跟他的黨權貴及其既得利益者)。
毛的這套體系對中共本身來說是沒有太大的問題，在“黨天下”的情況之中也可為其他既得利益者接受，缺點在於權力過度集中引發的後果連其他大老自己都受不了，所以鄧小平在這套體系基本精神不變的情況下，開始修正，並在1989年的民運之後，徹底確定，錢稱之為“六四體制”，其中跟毛的最大差別僅在於經濟政策上。作者認為，鄧不再堅持“窮共產主義”，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他“做出了連毛都不敢做的鎮壓學生”(這點存疑)之決定，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已經蕩然，只能從經濟上訴諸。鄧引入西方資本主義的那套方法，並在政治上不變的情況��合而為一，形成“權貴市場經濟”。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跟中國社會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其代表性已經天翻地覆。
這邊我要借用一下之前遠流出的一本經典政治學著作《獨裁者手冊》中的理論。首先，作者強調，所謂的獨裁者當然不可能真的是“一個人統治”，他必然是需要一群支持者的協助，稱之為“不可或缺者”，這些人是其最親近，最堅定，且利益一致的，獨裁者無論如何都要優先關照他們，才能穩定統治。接下來是一群可以替代，但又有影響力的人，獨裁者可能需要他們，但也可以替換掉。最後是一群無關緊要，隨時可以替換者，獨裁者完全不管他們死活也沒關係。按照這個分類法，錢的討論中，中國社會結構變動成四類“階層”。
1.權貴資本階層。這些人是中共統治的根本，它們是中共黨員，政府官僚跟軍隊，基本上就是擁有權力的那群人，在改革開放後利用自己的特權搶先佔有獲取財富機會，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可以無限制掠奪社會，壓榨人民。在全球化之後，甚至可以跟海外資本合作發揮更大的“力量”(之前與一位中國網友討論時，他對我說那些來跟他們做生意的外國人其實是打從心裡瞧不起，儘管某種程度上自己也是幫兇)。
2.私營企業主階層。他們是少部分有機會獲取資本，在改革開放時發家致富，主要還是依賴那些權貴願意把殘羹剩飯分出來，他們的財產都是依賴體制才能成就。是屬於“頗有重要性但又可取代”的第二結構。
3.知識菁英份子。這些人在過去的幾次衝突中已經被政府馴養的“沒脾氣”。在高考等“新科舉”的教育體制下，更是如唐太宗所說的“盡入我殼中”。儘管一部分人仍企圖保有獨立思想，但他們多半都是無足輕重，對統治沒威脅的。比較握有力量的早就已經被吸收成為頗有重要性但又可取代”的第二結構內。有人說要從體制內改良中共，那只是癡人說夢，有良知的要嘛早早退出醬缸，不然就是會“近墨者黑”，根本不可能達到什麼變化。
4.工人、農民與農民工。他們就是那群“無關緊要”的被統治與壓榨的階級。曾經，共產黨以代言他們自詡，如今，革命完後他們成為新的壓榨階級，在“三個代表”理論下，已經轉成新的權貴資本階級的代言人。
簡單來說，不管是“五七體制”也好，“六四體制”也罷，對中共而言，“中國”就是黨天下，是黨的“中國”，PRC是CCP的國家，絕非“人民”的國家。中國網路有一個流行用語，維基上有詞條，叫“趙家人”，我引用一下原解釋：
「趙家人源自中國網路流行語，泛指中國共產黨有密切關係的高級官僚、機構高層、企業主、大富豪、藝人、體制內幹部以及他們的家屬子女等紅色權貴階層，語出魯迅的《阿Q正傳》。其原型是魯迅先生筆下的趙莊趙太爺，象徵上層階級，現實中泛指高級官僚、富豪、體制內幹部以及家屬子女等，即既得利益者、實際掌權者。而「精趙」一詞，即「精神趙家人」，指自認為能在執政集團的強勢下能沾光的人。“
許多中國網友常以“趙國”稱PRC，有時也會以“你國”稱呼，意思是“你的國家，不是我的”，這種現象都在反映出許多人民也都意識到這個現實。今天動輒把中共跟一般老百姓混為一談，個人認為是不現實的事情。儘管這是個複雜的問題。
錢理群做為高級知識分子，他或許還有一些理想性，他常引用那些曾在中共統治下企圖改革的學生們的訴求，例如1957年北大學生運動主要有三個要點：
1.社會主義民主化，黨並非絕對，壟斷，要能夠批評，國家主權在民不在黨。
2.社會主義公有化，不允許特權階級，寡頭存在，回歸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具批判性，而不是教條化。
3.社會主義人道化，解放人心的自由，強調真善美與公共精神、奉獻精神。
學生們的思想是很正向的，他們反對資本主義，依然堅持在“左”的路線。但他們看不清楚中共跟其領導人的本質：“天下是他們共產黨流血流汗打下來的，怎麼可以拱手讓人，能夠享受政權的只有紅色革命子弟，任何改變都不被允許”。在這種情況下討論些訴求無疑與虎謀皮，被鎮壓也只是剛好！錢這本書寫在2011年，現在時勢又是一變，唯一不變的是，從內部和平演變中共絕對是異想天開。錢自己也說了，“沒有人想當戈巴契夫”。
錢的文筆極佳，本書又是口語文稿改寫而成，可讀性高，儘管可能原創性較少，但個人認為依然是值得推薦，對中共歷史的優秀作品，不過建議先看過其他通史會更好。
最後，我想引用一則《伊索寓言》看來的故事，內容是這樣的。有一隻花了整天都沒找到食物，餓了很久的狼，在傍晚時，遇見了條白淨滋潤的狗。於是狼對狗說：「兄弟，可否發發慈悲給點吃的？」
狗一口答應，然後要狼跟自己回去。路上，狼看到狗的脖子上有條頗深的勒痕，好奇一問，狗卻支支吾吾，狼停下腳步說道：「兄弟，你還是跟我說實話吧。」
狗只好坦白：「其實我是給人類豢養，白天替他們看門，傍晚時有段時間可以自由放風，但好吃好住也挺滋潤的不是嗎？兄弟你就別想太多了。」
狼搖搖頭說：「兄弟，我還是寧願餓肚子，至少還有自由跟尊嚴。」於是牠轉頭就走了。
每個人都該有權利選擇生活的方式，想當狼或想當狗是價值觀的問題，但最可悲的是連這種選擇權都沒有的時候，或許這種日子已經在某地發生，或其實並不遙遠。
December 28, 2021
看了錢老的書後，才知道被洗腦的知識分子與長跪不起的讀書人是如何禍害子孫的，錢老幫毛洗白不是為了幫毛，而是為了替自己找台階下，不然何苦花時間去研究一個張嘴就來的無能領導與一個犯錯不敢認的無恥領袖呢？說穿了都只是白廢功夫而已，除了外行裝懂、自以為是、不敢認錯、雙標跳針、貪權貪名、殺人無數外，毛還能有什麼建樹？苦了神州大地上的子民至今還要穢史吃盡、還要文化拋盡、還要緊密的圍繞在黨的下面、一輩子抬不起頭直不起腰，人說清朝是中央集權的集大成，現在看來清朝離老共的統治還遠的很，畢竟大清可沒新聞聯播，可沒內宣外宣，可沒土地充公，可沒死抱老大哥大腿，要真說老共替中國人做了什麼？除了外在黃皮膚黑頭髮還和老祖宗一樣，內在的風骨氣節精神早就被整的喪失殆盡，不為別的，只為黨屁股下的那把椅子，而知識分子呢？卻只能為自己青春的無知與一輩子不敢講話的無恥而自圓其說罷了…
August 21, 2018
Very succinct. I come to understand the phenomenas in modern China.
January 3, 2022
钱理群敢于剖析自己，反思毛泽东对自己的余毒，令人敬佩。此书是钱理群的个人史与毛泽东执政史的结合。前面写异端思想最好，后面写改开的部分一般。
June 28, 2025
主观性太强了，宏观分析很一般，一些个人经历倒是可以作为补充资料看一下
September 21, 2023
我在回顧1957年這段歷史時，心裡有許多感慨。一方面我很自豪，因為這些同學都是我的同代人，是我北大、人大的學長。但是一方面我又非常慚愧，不僅是因為我當時年齡還小，只關心自己個人的發展，缺乏這些學長憂國憂民的情懷和開闊的眼界，因此未能做出自己的貢獻；我更是為中國知識分子感到慚愧：這些思考應該是要由知識分子來承擔的，但當時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選擇沉默，沒有完成知識分子應負的使命，而把提供新思想、新理論的歷史使命交給了年輕的大學生。這樣的歷史不斷地重複，以後我們在談到文革時期，甚至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都是這種狀況。這是中國大陸現代思想史上的重大問題：重要的問題不是由知識分子提出，而是由一此厂半大孩子」首先思考、首先提出；知識分子的失語、缺席、失職，嚴重影響了中國現代思想的深度。
後來我做了一個反省。我說，這絕不是個人之罪，是體制使然。我曾經說過，人性本有善、惡兩面；健康與健全的社會與體制使人揚善抑惡，不健康、不健全的社會與體制則使人揚惡抑善。反右運動，以及建國後一倜接著
一個的運動，都是對人性內在邪惡的大誘發，把內在最惡的因素全部誘發出來，造成彼此的大廝殺，逼迫著每個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迫害，又參與對他人的迫害。可以說，體制異化了人性，異化了的人性又反過來支持著體制。
所謂「無法無天」，就是要突破「天」與「法」，即白然與社會的束縛，恣意任性發揮自己，一切皆「由我推之」。這正是他理想的人生：「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白我者，即充分發達吾人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謂」。不難看出，1958年正是毛澤東「身體及精神之能力」均發揮到「最高」的生命階段，然而，也正是道一年，他的任性發揮，在許多方面都走到了主觀願坚的反面，這大概也是毛澤東末曾料及的。
這樣「無法無天，的追求，也在毛澤東的治國路線、方針上，打下深刻的印記：強調「人治」而拒絕「法治」，甚至拒絕任何制度性的建設、不斷地破除所謂「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問題是，中國的知識精英很容易依附權力，並以貴族態度藐視民眾；而中國民眾則很容易為民粹主義思想所赛挾，在他們無力、也不敢反抗權力者的壓迫的時候，就極容易把怨憤轉向知識精英。這樣的彼此不信任，以至仇恨，是極容易被政治家和權力者所利用的：毛澤東時代如此，今天也依然存在著這樣的危險，是
认須引起警舋的。
诗人郭沫若寫了首詩，題目就叫<向地球開戰〉：他總是能即時寫出「時代最強音」。這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命弱點：他們總是喜歡得天下風氣之先，總是喜歡趨時、趕潮流。特别是大躍進這樣「發瘋的年代」，知識分子非但不能起到時代冷卻劑、清醒劑的作用（這本是他們的職責所在），反而要推波助瀾、火上澆油。時代瘋狂，知識分 子更瘋狂，這是很可悲的。
但毛澤東卻要對此提出挑戰。我第一次講課的時候曾說過，毛澤東是用詩人的想像力來治國，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是一次典型的、用詩人的想像力來治國的實驗。這意味著他要實現三大突破：一是要把空想社會主義的彼岸理想此岸化；二是不滿意於小規模的試驗，而是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在中威這麼—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經濟十分落後的土地上，立刻建立起「共產主義(實際上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天堂」;三是要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用專政的手段來進行空想社會主義的實驗。這三個條件加在一起，就必然帶來巨大的災難。
大躍進及以後一段時間，毛澤東還特別強調「解決人與人在生產中的相互關係間題，建立起一種平等的關係」。33他一再提醒薇的幹部，包括高級斡部、中央委員，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在人們之前」，36企圖用幹部參加勞動的方式防止黨脫離群眾，37但都收效甚小，不能阻擋黨日趨腐敗的發展趨勢。而其中原因，就在於他不懂得、不願正視這個問題其實是一種制度性的腐敗，只要毛澤東及其繼承者堅持一黨專制，黨的腐敗問題永遠解決不了。
我們看得很清楚，在反右運動中劃分左中右，有獨立思想、敢說真話、敢承擔、有理想的人最容易成為右派，而那些沒有理想、隨風轉舵、鑽營拍馬的人反而容易成為左派(當然，不能反過來說，反右運動的左派都是投機的，他們中也不乏天真的理想主義者）。這是很令人痛心的：體制自已把最優秀的人才淘汰掉，而選擇了 最終把自己腐触掉的投機分子，這就是我在前面講過的「白噬現象」。這些因充當打手而被提拔的投機鑽管分子，有兩個特點：儘管他們把茧命口號喊得震天響，實質上都是虛無主義者，没有任何理想和信念，同時他們都是此利己主義者，所有「慷慨激昂，的「鬥爭，狀，都是謀取私和的表演，不過體制也需要他們這樣的表演來造聲勢，兩者相互利用，形成利益綑綁。
絕對的孤立化和絕對的空洞化，就必然導致人的虛無化。當人處在虛無狀態，切願望都沒有的時候，如果出現一個強勢力量，人就不由自主地要屈從於它。其實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這種經驗，當你迷路的時候，在茫茫黑夜裡找不到路，突然有一個人高舉火把說「跟我來！」這時候任何人都會毫不猶豫地跟著走。共產黨就在右派處於孤立化、虛無化、空洞化，處於絕對的絕望狀態時，突然出現，找你談話，以一種強勢的力量給你指出出路。什麼出路呢？一個是「勞動改造」：你只要��好地改造自己，就有希望。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右派積極參加大躍進，原因很簡單，大躍進就是改造自己的好機會。這樣的誘導對知識分子右派特别有效，因為知識分子很容易把苦難補聖化，認為自己是在苦難中純淨靈魂。這其中還有民粹主義思想的影響：知識分子要在苦難中贖罪，這也是許多右派知識分子勞動比很多人還要加倍努力的一個原因。右派的另外一條出路就是檢舉別人、立功贖罪，在此背後還灌輸人一種理性觀念：為了自己活著，為了有一天能被摘掉帽子，成為自由的公民，就必須不管他人死活。這就是理性地保護自己存在的一種要求，於是「告密」慢慢成為一種理性的行為。
後來我做了一個反省。我說，這絕不是個人之罪，是體制使然。我曾經說過，人性本有善、惡兩面；健康與健全的社會與體制使人揚善抑惡，不健康、不健全的社會與體制則使人揚惡抑善。反右運動，以及建國後一倜接著
一個的運動，都是對人性內在邪惡的大誘發，把內在最惡的因素全部誘發出來，造成彼此的大廝殺，逼迫著每個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迫害，又參與對他人的迫害。可以說，體制異化了人性，異化了的人性又反過來支持著體制。
所謂「無法無天」，就是要突破「天」與「法」，即白然與社會的束縛，恣意任性發揮自己，一切皆「由我推之」。這正是他理想的人生：「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白我者，即充分發達吾人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謂」。不難看出，1958年正是毛澤東「身體及精神之能力」均發揮到「最高」的生命階段，然而，也正是道一年，他的任性發揮，在許多方面都走到了主觀願坚的反面，這大概也是毛澤東末曾料及的。
這樣「無法無天，的追求，也在毛澤東的治國路線、方針上，打下深刻的印記：強調「人治」而拒絕「法治」，甚至拒絕任何制度性的建設、不斷地破除所謂「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問題是，中國的知識精英很容易依附權力，並以貴族態度藐視民眾；而中國民眾則很容易為民粹主義思想所赛挾，在他們無力、也不敢反抗權力者的壓迫的時候，就極容易把怨憤轉向知識精英。這樣的彼此不信任，以至仇恨，是極容易被政治家和權力者所利用的：毛澤東時代如此，今天也依然存在著這樣的危險，是
认須引起警舋的。
诗人郭沫若寫了首詩，題目就叫<向地球開戰〉：他總是能即時寫出「時代最強音」。這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命弱點：他們總是喜歡得天下風氣之先，總是喜歡趨時、趕潮流。特别是大躍進這樣「發瘋的年代」，知識分子非但不能起到時代冷卻劑、清醒劑的作用（這本是他們的職責所在），反而要推波助瀾、火上澆油。時代瘋狂，知識分 子更瘋狂，這是很可悲的。
但毛澤東卻要對此提出挑戰。我第一次講課的時候曾說過，毛澤東是用詩人的想像力來治國，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是一次典型的、用詩人的想像力來治國的實驗。這意味著他要實現三大突破：一是要把空想社會主義的彼岸理想此岸化；二是不滿意於小規模的試驗，而是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在中威這麼—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經濟十分落後的土地上，立刻建立起「共產主義(實際上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天堂」;三是要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用專政的手段來進行空想社會主義的實驗。這三個條件加在一起，就必然帶來巨大的災難。
大躍進及以後一段時間，毛澤東還特別強調「解決人與人在生產中的相互關係間題，建立起一種平等的關係」。33他一再提醒薇的幹部，包括高級斡部、中央委員，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在人們之前」，36企圖用幹部參加勞動的方式防止黨脫離群眾，37但都收效甚小，不能阻擋黨日趨腐敗的發展趨勢。而其中原因，就在於他不懂得、不願正視這個問題其實是一種制度性的腐敗，只要毛澤東及其繼承者堅持一黨專制，黨的腐敗問題永遠解決不了。
我們看得很清楚，在反右運動中劃分左中右，有獨立思想、敢說真話、敢承擔、有理想的人最容易成為右派，而那些沒有理想、隨風轉舵、鑽營拍馬的人反而容易成為左派(當然，不能反過來說，反右運動的左派都是投機的，他們中也不乏天真的理想主義者）。這是很令人痛心的：體制自已把最優秀的人才淘汰掉，而選擇了 最終把自己腐触掉的投機分子，這就是我在前面講過的「白噬現象」。這些因充當打手而被提拔的投機鑽管分子，有兩個特點：儘管他們把茧命口號喊得震天響，實質上都是虛無主義者，没有任何理想和信念，同時他們都是此利己主義者，所有「慷慨激昂，的「鬥爭，狀，都是謀取私和的表演，不過體制也需要他們這樣的表演來造聲勢，兩者相互利用，形成利益綑綁。
絕對的孤立化和絕對的空洞化，就必然導致人的虛無化。當人處在虛無狀態，切願望都沒有的時候，如果出現一個強勢力量，人就不由自主地要屈從於它。其實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這種經驗，當你迷路的時候，在茫茫黑夜裡找不到路，突然有一個人高舉火把說「跟我來！」這時候任何人都會毫不猶豫地跟著走。共產黨就在右派處於孤立化、虛無化、空洞化，處於絕對的絕望狀態時，突然出現，找你談話，以一種強勢的力量給你指出出路。什麼出路呢？一個是「勞動改造」：你只要��好地改造自己，就有希望。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右派積極參加大躍進，原因很簡單，大躍進就是改造自己的好機會。這樣的誘導對知識分子右派特别有效，因為知識分子很容易把苦難補聖化，認為自己是在苦難中純淨靈魂。這其中還有民粹主義思想的影響：知識分子要在苦難中贖罪，這也是許多右派知識分子勞動比很多人還要加倍努力的一個原因。右派的另外一條出路就是檢舉別人、立功贖罪，在此背後還灌輸人一種理性觀念：為了自己活著，為了有一天能被摘掉帽子，成為自由的公民，就必須不管他人死活。這就是理性地保護自己存在的一種要求，於是「告密」慢慢成為一種理性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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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12, 2023
钱老师这本书的确写出了“自己与毛泽东的纠缠”，虽然对毛的专制批判到位，但能夸毛的地方一点也不落下，什么“毛泽东思考的问题比较超前”，“对现代有参考意义啦”，什么“毛主席的富国强民思想啦”。就像是秦晖说的，“总有些人说独裁者为什么那么坏，那是因为独裁者希望你们好，独裁者希望建成乌托邦，所以才造成了灾难，但其实这种说法站不住，就像是独裁者本身就是那么坏，并不是为了建成什么乌托邦。”再说了，哪个皇帝不希望自己的家天下是个科技发达的专制强国呐，这和现代性可是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钱老师与其说是写毛时代，倒不如说写的是他自己，但是由于他是亲历过毛时代的人，还曾经是个毛主义分子，所以对毛时代的暧昧感很多，虽然对毛时代的批判很多，但总是在潜意识中试图为毛辩护，说“毛的运动多少都有点群众基础”。而为毛时代开脱，就是为曾经的自己开脱，这个到可以理解。
本书掠过了49年初很重要的土改与镇反运动等部分，但是注意到了毛时代的“地下反叛者”，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意识。但是在其他“非思想”而需要社会科学知识去分析的部分，钱老师的研究不太够用了。此书的材料可值四星，而对毛辩护的史观只值0-1星，综合来说给三星。
钱老师与其说是写毛时代，倒不如说写的是他自己，但是由于他是亲历过毛时代的人，还曾经是个毛主义分子，所以对毛时代的暧昧感很多，虽然对毛时代的批判很多，但总是在潜意识中试图为毛辩护，说“毛的运动多少都有点群众基础”。而为毛时代开脱，就是为曾经的自己开脱，这个到可以理解。
本书掠过了49年初很重要的土改与镇反运动等部分，但是注意到了毛时代的“地下反叛者”，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意识。但是在其他“非思想”而需要社会科学知识去分析的部分，钱老师的研究不太够用了。此书的材料可值四星，而对毛辩护的史观只值0-1星，综合来说给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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